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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工调查

序言

第一章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
第一章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
第一章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
第二章 异乡不再有虫鸣(1)
第二章 异乡不再有虫鸣(2)
第二章 异乡不再有虫鸣(3)
第三章流动中的中国农民(1)
第三章流动中的中国农民(2)
第三章流动中的中国农民(3)
第四章 故乡可望不可归(1)
第四章 故乡可望不可归(2)
第四章 故乡可望不可归(3)
第四章 故乡可望不可归(4)
第五章“特”不起来的特区(1)
第五章“特”不起来的特区(2)
第五章“特”不起来的特区(3)
第六章 现代化之祸？(1)
第六章 现代化之祸？(2)
第六章 现代化之祸？(3)
第七章 户籍与土地(1)
第七章 户籍与土地(2)
第七章 户籍与土地(3)
第八章 堵不住的洪流(1)
第八章 堵不住的洪流(2)
第八章 堵不住的洪流(3)
第九章 农民“的哥”(1)
第九章 农民“的哥”(2)
第九章 农民“的哥”(3)
第九章 农民“的哥”(4)
第十章 农民工出身的老板(1)
第十章 农民工出身的老板(2)
第十章 农民工出身的老板(3)
第十章 农民工出身的老板(4)
第十一章 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城里人(
第十一章 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城里人(
第十二章 我们都来自农村(1)
第十二章 我们都来自农村(2)
第十二章 我们都来自农村(3)
第十二章 我们都来自农村(4)
后记

序言(1)

　　我虽然从小在城市里长大，但我的一生都与中国农村有着某种牵连，与中国农民有着某种瓜葛。

　　我父亲来自中国山东胶东农村。他虽然小学没有毕业就去县城一家杂货铺打工，他虽然19岁就弃工从戎，他虽然一辈子是个军人，但他骨子里还是个农民。从我记事时起，我就知道，父亲唯一的业余爱好就是种地，工作之余，他在自家后院开拓了一块儿地，种瓜种菜，其乐无穷。后来离休，他索性成了“专业农民”：全天候种地，一直种到前些年干不动活为止。

　　父亲与土地的关系还不仅如此。他经常回农村老家探亲，并且带着我们兄弟几个人回去：用当时流行的话说，那是“忆苦思甜”，用现在流行的话说，那是“寻根”。我们老家确实很贫苦，爷爷、奶奶去世早，老家只剩姑姑、姑父一家人，姑姑生了14个孩子，但死了7个，只有一半活了下来。我童年和少年的回忆，自然少不了与姑姑姑父盘腿坐在农村土炕上吃海蛎子、与表兄表弟在海边钓鱼这类快活之事，但更多的则是听姑姑哭诉丧子丧女之痛、听姑父叹气没钱给结婚的儿子盖房、听表姐埋怨婆家待其不公这类伤心之事。

　　后来，我知道，老家清末民初闹灾荒，有很多人“闯关东”，后来定居在东北。他们的后代中，有不少人成了哈尔滨、沈阳、大连等东北城市的“城里人”。我回老家时，常常会看到这些东北“城里人”跟着父母或祖父母，提着大包小裹，坐着长途汽车，回胶东老家寻根探亲，一旦来到乡下，他们特别受到那些仍在老家务农的乡里乡亲们的尊崇和款待。

　　我没有赶上当时的“上山下乡”，但小学时，我们经常被学校组织集体去农村，帮助农民捡麦穗；中学时，我们除了每年夏收帮助农民割麦子之外，还曾全班一起去农村生活、劳动了一个多月，我们被分别安排在农民家里吃住，白天则跟农民一起干农活，美其名曰“学农”。那时，人民公社制度还没有废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农村生活的艰苦、农民对集体经济的漠不关心、以及年轻一代渴望离开农村的梦想。

　　中学毕业后，我当了三年兵。我的战友绝大多数都是农村兵。我与他们同吃同住同训练同被领导抓公差，我熟悉他们的所思所想所欲所求，就像熟悉他们的呼吸哈欠呼噜饱嗝。在那个年代，虽然中国已经恢复了高考，但农家子弟能够考上大学的仍属凤毛麟角，当兵大概是他们跳出农门的唯一可行之路。这些农家子弟兵最大的梦想，就是在部队提干，顺着军官的阶梯上往上爬；即使无法提干，也要争取入党，这样他们也许能够在复员后被安排进入城镇工矿企业内就业，转为非农户口；如果既无法提干，又未能入党，他们就只能重返农村务农，那他们在部队的这一圈就算白转了。我清楚地记得，有一位刚入伍的农村兵，为了争取早晨第一个抢到扫地的扫帚，为了给班长留下好印象，在起床号吹响前十分钟就提前起床，悄悄地穿好军装，再躺进被窝里，起床号一响，便马上箭一般地窜起，直奔放置扫帚的墙角……

　　李明（化名）是我当兵时最要好的战友，来自河南农村。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时，李明父亲赶上了少有的城市企业去农村招工的机会，成了洛阳一家工厂的工人，但父亲无力使老婆孩子都转为城市户口，所以他们家兄弟姐妹几个只能在农村老家务农。李明在家中是老小，当兵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入党、提干，永远离开农村。他聪明能干，在报务员教导队集训时每次考核都是第一名，集训结束前，他又被评为唯一的“优秀学员”，那时他对自己在部队里入党、提干的前景非常自信。

　　集训结束后，我们被分到不同的部队，但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李明表现非常突出，不论是发报还是收报，他一直都是技术标兵。谁知，就在我们集训结束一年之后，中国军队发生了一项重大变化：不再从普通战士中提拔军官，而从军校中培养军官，军校则与地方普通院校一样，面向社会招生，通过文化考试录取学员。这样，那些本来就升学无望的农家子弟，试图通过当兵跳出农门的路也被堵住了。失望之极，李明决定复员。我至今仍然记得当时李明给我的来信中所流露的那种灰色的情绪。

　　那时中国的企业还时兴“顶替制度”。李明复员后，他父亲不想让家中最后一个孩子也困守土地，所以决定提前退休，让儿子进厂“顶替”。这样，李明父亲以自己提前回乡作为代价，让小儿子实现了进城当工人、户口农转非的梦想。

　　1980年，我也复员，并在同年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大学。我最要好的大学同学中，也包括几个来自农村的学生，他们学习最刻苦，待人最诚恳，成绩也最优异。但也有一个人例外。他叫赵启祥（化名），来自安徽农村。小赵性格孤僻，很少和人打交道，大学期间，我对他最深的印象就是，每次上课，他都躲在一个角落睡觉，虽然考试科科都及格，但成绩平平。最有趣的是，考试前的复习课，老师特意强调不记考勤，学生可来可不来，但每次小赵都来，但依然躲在角落睡觉。同学们戏谑地说，小赵需要老师那种催眠式的讲课声，才能睡得着觉。

　　他上课睡觉时，偶尔会发出浅浅的呼噜声，坐在他附近的同学可能会相互会心一笑，但不会报告老师。但有一次，他的鼾声可能过响，终于被老师听到，老师走到他面前，喊了他几声，他才醒了过来，在同学的一片笑声中，他揉了揉眼，仿佛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此后，他上课时依然故我，继续躲在教室角落睡觉，但大概因为明显改善了睡觉时的呼吸方式吧，从此我们再也没有听到过他的鼾声。

　　后来，我们发现，小赵绝对不是那种混日子的人。他白天上课时睡觉，但他晚上一宿不睡，自修更高深的课程，自读许多课外书，更重要的是，苦修英文。毕业时，别人都忙着活动管分配的辅导员，力争分到一份好工作，但他却凭着夜晚自修的专业课知识和英语能力，考上了北京一所名校的硕士研究生，拿到硕士学位后不久，他又以很好的专业成绩和很高的托福分数，被加拿大一所著名法学院的研究生院录取，并赋予全额奖学金。

　　小赵是我们同学中第一个考取研究生、第一个出国留学、并第一个在海外定居的人。后来我们同学聚会时谈起他，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小赵是我们班里最有野心、最有远见、但也最会伪装的人，他的野心和远见都伪装在白天上课时偶尔发出的呼噜声中了……

　　八十年代中期，当我在北京《中国青年报》工作时，正好赶上中国农村改革不断出新、城市改革却举步维艰的时刻，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乡下人比城里人富、农民比市民“牛”的时期。

　　就在那个奇特的“城乡倒挂”期，有一次，一个地地道道的山东农民，因经营鱼虾养殖业赚了钱，受到当地政府无理刁难，一气之下，开着自家的面包车，从山东胶东的牟平县，一直开到北京告状，他的举动打动了诸多中央级传媒的记者，于是，一批京城记者，其中也包括我，坐着这位山东农民的面包车，又浩浩荡荡地开回了山东牟平。

　　我还记得，我们在山东牟平采访时，为当地农民的富裕、自信、牛气深深震撼，我根本不敢相信，这就是我儿时见过的贫穷衰败的胶东老家！这位与地方政府打官司的农民，仅仅靠养殖业和副业，就盖了在我们这些京城记者看来属于“富丽堂皇级”的小楼，买了当时城里人根本不敢想象的数辆汽车，更令人吃惊的是，他的富裕程度，在当时胶东那一带的农村中，根本排不上号，因为真正富裕的，还要数那些经营乡镇企业的农民企业家。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这一罕见的“城乡倒挂”期，比当时媒体上吵得纷纷扬扬的“脑体倒挂”期还要短暂。至于中国农民为何由相对富裕转为相对贫穷、乡镇企业为何由相对繁荣转为相对衰落，海内外已经有大量的分析，不需要我再赘述。

　　大概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兴起了当时被官方称为“盲流”的民工潮。本书便是描述和解读中国民工潮及其带动的城市化进程的一种尝试。

　　这场被后来的学者称为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是追求更好生活的中国农民自下而上推动起来的，它使中国的城市人口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净增四亿。但究其实，它不过是中国北方农民“走西口”、“闯关东”、中国南方农民“下南洋”、“漂美洲”的延续，是我的战友李明、我的同学赵启祥以及千千万万像他们那样的农民子弟梦想和拼搏的延续。

　　20年前，我从事新闻工作一年后，曾有一次机会去洛阳采访，我专门去拜访了老战友李明。那时，李明仍然在他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工厂工作，在保卫科做一个普通的科员；那时，他刚在洛阳结了婚，成了家，厂里给这对儿新婚夫妇在工厂宿舍楼中分了一间房，房间面积虽然不大，但他很满足：他告诉我说，我们当时在教导队一块儿集训的战友，因为赶上中国军队干部培养制度改革而无法直接提干，绝大部分人都复员回乡务农了，像他这样能够进工厂的农村复员兵寥寥无几。

　　李明还像当兵时那样，工作之余爱好打打篮球；与穿军装时唯一不同的是，他在工厂宿舍楼背后的乱草中开辟出了一块儿菜地，种上了萝卜和大白菜，用他的说法，“省点儿买菜钱。”

　　“你这么喜欢种地，为什么复员后不回农村？”我开玩笑地问。

　　他的回答没头没脑：“真要让我回农村，我倒没有那个闲心种地了。”

　　我一直在琢磨李明这句话的确切含义，琢磨了20年。

　　一直到我这次去中国采访了众多的农民工和农民工出身的企业家，一直到我就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种种疑问走访了众多中国一流的学者、专家，一直到我与平素鲜言寡语的父亲有了那番交谈，从而第一次知道了我父亲的身世和我祖父的经历，我才觉得，我大概搞懂了20年前李明说的那句话。

　　我写这篇文字之时，除了上述的20年，也是新中国建国58周年，中国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启动近30年。此刻，英国伦敦秋风袭屋，阴雨击窗，我在地球的另一端伏案疾书，再次把我的真诚感谢，赠给这次中国之行中曾经接受过我采访或为我提供过帮助的所有人，把我内心的深切祝福，献给那些闯进城市追求更好生活的中国农民。

第一章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1)

　　2007年的5月23日似乎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不知为什么，我很早就醒了。

　　我的日记这么写着：

　　“早晨六点多，睡不着，起床，步出位于北京朝阳区的酒店，漫无目标地闲逛。

　　“玻璃幕墙式写字楼之间，一条待拆迁的小胡同。如同郁郁葱葱的森林中，一棵被雷击中的枯树。胡同入口处贴着‘呼家楼街道办事处’和‘呼家楼派出所’的联合‘告知’：‘该地区已被列为治安混乱区……’，胡同出口处高悬一面条幅：‘坚决打击一切违法经营犯罪活动’。但叫卖蔬菜水果的小商贩，却像雨后的蘑菇一样，密密麻麻地生长在朽木上。他们都操外地口音。他们的肤色、穿着、举止，与上班前买菜的北京市民之间的反差，就像蘑菇的白色与森林的绿色之间的反差。

　　“一位‘老北京’告诉我：这片待拆迁的大杂院已经没有多少本地居民了，他们把自己的平房租给了来自安徽、河南农村的菜贩……”

　　2007年5月，将近一个月，我在中国南北各地采访，为一套名为“中国城市化”的系列报道搜集素材，以下是我的采访日记中的一些片断纪录──

　　海南三亚市。

　　各大酒店之外。一有客人走出酒店，散落在酒店外街头各处的三轮车便迅速汇拢，涌向客人：“去海滨转转吧，才一块钱！”“一块钱，拉你去吃海鲜！”南腔北调，但肯定没有标准的普通话，肯定没有地道的海南话。

　　“三亚基本上被外地人包下来了：外地游客和外地打工者。”一位辽宁籍的出租车司机对我说。

　　“那三亚本地人都哪里去了呢？”我问。

　　这位司机笑着说：“他们都在广州、深圳打工呢……”

　　广州新白云机场。

　　出租车司机把我的行李放到汽车后备箱。“里面放了什么？这么重！”他甩了甩胳膊。

　　我曾经在河南住过几年，熟悉他的口音。“你是河南人吧？”我问。

　　“不错，我是从周口农村出来的，”他爽快地承认。

　　我们聊了一路。他如此向我介绍广州“的士行业”的“路线路”：“广州本地人开出租的不多了，来自湖南攸县的司机最多，其次是我们河南周口的，剩下的，是广东省其它地区的农民，像湛江、汕头……”

　　东莞东城区—凤岗镇的长途汽车上。

　　满车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男女，南腔北调，但好像没有东莞本地口音。

　　与邻座女孩聊起来，她在凤岗镇打工。五一黄金周，她回了一趟四川农村老家，看望父母，现在坐车赶回凤岗，明天一早就要上班。

　　沿途经过许多镇，都是东莞辖镇，工厂遍布，酒店林立，商业街喧嚣缤纷，比中国北方某些中小城市还热闹。不断有人下车。邻座女孩说，下车的人中，也有她的同乡，都是从老家赶回工厂上班的。

　　难道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世界加工基地”？

　　深圳福田区。

　　真没想到，在这个年龄不到30岁的摩登城市中，还有这么一块“都市中的村庄”，而且就在离我酒店几步之遥的地方。街道狭窄，似乎只能容下两个人并排通过，但街道两旁的店铺生意极旺，店铺之上，此楼住户与彼楼住户的主妇们，完全可以打开窗户聊天，再顺便送给对方一瓶辣酱、一把葱……

　　于是，白天采访之余，这座城中村便成了我晚上吃夜宵、散步、聊天的好去处。有趣的是，这里的住户都是外地来深圳打工的农民工，因为租金便宜；房东则是本地的前农民，但早已变成完全靠房租为生的食利市民，他们都在“村”头的游艺室里喝茶、搓麻将呢。

　　据说，这里原来确实是农村，真正的农村，当深圳城区扩展的隆隆脚步迈到这里时，却被索价极高的农民挡住了，讨价还价谈不拢，农民便各自在自家私宅的宅基地上盖起了十层左右的小楼，当起了“甩手”房东……

第一章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2)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

　　在学校采访完一位来自安徽农村的大四学生，我走出校门，来到对面小吃摊，买碗馄饨。老板和伙计都来自四川农村。

　　吃完馄饨，看看手表：距下一个采访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便走到附近一家发廊剪发。与理发的师傅聊起来，发现他的安徽乡音很重。

　　结束采访，回酒店的路上，出租车司机对我说，在上海打工的四川农民特别多，导致超市的四川辣酱脱销……

　　2007年的5月23日，其实并非一个普通的日子。对我而言，也对我们这个星球而言。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和佐治亚大学的专家们统计发现，今年5月23日，世界城市人口为33亿399万2253人，农村为33亿386万6404人。他们将这一天作为“分水岭”：世界城市人口有史以来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我知道，如今全球每天都有大约18万乡下人涌入城市，但我不知道，促使全球城乡人口平衡的天平决定性地偏向了城市这一边的那十几万人，是不是也包括了5月23日我在北京街头所见到的那些肩挑背扛、神色惶惑的中国农民？

　　人类进化史上，标志着人类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拐点日”并不多。美国作家布罗诺斯基曾在《科学进化史》一书中说过：“人类攀升进程中最大的一步，是从游牧生活转向村落农业的变化。”不过，由于年代久远，那一巨变的“拐点日”已经无从查考。但无人否认，2007年的5月23日肯定是有据可查的另一个历史巨变“拐点日”。如果说游牧文明向农业文明的转变过程是迁居变定居，那乡村文明向都市文明的转变过程大概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定居变迁居。

　　然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并非都在同一天走过城市化进程的“拐点”。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城市化的国家，它在1851年走过了这一“拐点”；美国则在1910年代末期跨过了城市化进程的“分水岭”；尽管带领全球走过这一“拐点”的那十几万进城农民很可能包括了许多中国“农民工”，但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仍然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只有大约43%。

　　不过，在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看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进程增速，却明显高于世界平均增速。

　　我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我把采访胡鞍钢的日子约在了2007年5月23日。我是在后来翻阅自己的采访日记时，才发现了这一难以解释的巧合。

　　在坐落于北京海淀区那条尘土飞扬、摊贩喧嚣的双清路旁的中科院生态楼中，胡鞍钢在宽大的办公室里坐立不安，显出一种难以理喻的兴奋：“近30年来，中国是世界上城镇人口增长率最快的国家之一。根据联合国的数据，1975年到2003年，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6%，世界平均增长率为2.5%，中国则为4.1%；2010年前后，中国城市化率将超过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到2030年将达到60.5%，高出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4个百分点。”

　　我对胡鞍钢讲了我这次中国之行的所见所闻。胡鞍钢笑了：“你所看到、听到和感受到的，不过是迄今为止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的几朵浪花，这一人口迁徙潮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胡鞍钢的思维和语言跳跃速度极快：“我认为，中国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就要解放农民，投资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减少农民。”

　　如今，我还在纳闷儿：胡鞍钢当时是否已经知道了5月23日这一天的划时代意义？但可能性极小：因为这一消息是几天以后才宣布的啊！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所谓的“奏折派学者”胡鞍钢。无论从长相、举止、气质或神态来看，胡鞍钢都不像一个年过半百的人，也与我通过阅读他的书籍、文章所形成的想象大相径庭。他看上去更像一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他不停地做手势，不停地在办公室内来回走动，一会儿抛给我一份他主持写作的国情报告，一会儿带我到他的电脑旁，向我展示中国城市化的数据或曲线图，一会儿又走到窗前，“哗”的一下把窗帘拉开──

第一章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3)

　　我以为他要向我展示一幅巨大的中国城市化走势图，没想到窗帘拉开，却是一扇巨大的落地窗，窗下便是那条尘土飞扬、摊贩喧嚣的双清路。

　　“你看，这条路就是农民工生活的写照，街上熙熙攘攘、来来往往的人流，大多数都是进城打工、做生意的外地农民。”胡鞍钢兴奋地说，“瞧，他们叫卖的货物，或是靠自己肩挑背扛，或是靠不会造成废气污染的三轮车运到此地，他们没有北京市户口，甚至没有办理暂住证，但他们却在为自己和家人更好的前途、为北京市民的生活方便、甚至为中国的GDP做贡献，尽管他们的贡献没有被计入官方的GDP数字之中……”

　　不知是因为居高临下的俯视，还是因为胡鞍钢如此一番提纲挈领的解读，如今在我的眼中，这条我来访时艰难穿越的嘈杂喧嚣的双清路，以及中国大大小小的城镇中无数类似的街道，突然都被赋予了一种全新的意义：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就在我们的眼下、就在这些尘土飞扬的街道上发生迅速的演变；中国持续了数千年的农耕文明、村落文明，就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加速转向工业文明、城市文明；而这些灰头土脸、肩挑背扛的乡下人，就是这一巨大社会变革使命的负载者……

　　我当时忽发奇想：眼前这扇落地窗所呈现的画面，其实就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最为形象的“走势图”……

第二章 异乡不再有虫鸣(1)

　　“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坐在我身旁的一位农村人模样的小伙子不信任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继续用湖南话与同伴聊天。

　　2007年5月上旬，一个潮热的下午，我坐在中国广东东莞市凤岗镇沙岭长途汽车站的候车椅上。不是等车，而是刚下车，因为我被下车后看到的纷乱景象淹没了，所以先坐下来歇歇，试图在视觉洪水的浪峰之间浮出头来，喘喘气。

　　一辆接一辆的大巴、中巴、小巴，不断地吞吐着操各种方言的青年男女，这些长途汽车不仅来自东莞市的数十个镇，也来自中国内地的许多省份；车站对面的“凤岗劳务大市场”建筑物上，挂满了五颜六色的广告牌子，似乎为这些长途车的运行路线作着某种注脚：“凤岗＝南阳：每天一班，上午10点发车”、“贵州省毕节专线”、“沙岭车站──湖南邵东、邵阳市、龙溪铺、冷水江、新化”……

　　来凤岗镇之前，一位东莞东城区的朋友告诉我，刚来东莞打工的，多为涉世不深的乡村青年男女，他们离家前最常听到的亲友叮嘱就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何况对方又是一位像我这样的来历和动机均很可疑的陌生中年男人。

　　我换了一条椅子，试图与另一位独处的青年女子搭讪：“你从哪里来？”

　　“我就是东莞人。”同样怀疑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但她的安徽口音“露了馅儿”：她不是本地人。

　　不过，她说的也不全错。行前，我的那位朋友说，东莞目前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加起来，肯定超过一千万，但外来打工的农民工是东莞本地人的七、八倍，现在东莞市政府对双方有一个新的称呼：东莞本地人是“老莞人”，外来打工者是“新莞人”。那位朋友告诉我，如果你碰到有人操外地口音、但自称“东莞人”，你就基本上可以断定：此人已经在东莞打工多年。

　　如果说珠三角是中国城市化的缩影，那广东东莞诸镇就是中国人口大流动、大融合的缩影，凤岗镇也不例外。

　　我走出车站，迎面扑来的，除了一大堆“摩的”司机（开摩托车的出租车司机）之外，还有缤纷杂乱的店铺招牌：“广西士多饭店”、“河南老乡餐厅”、“凤阳钢丝”、“湖南特色，宝轮物流”……就像美国纽约可以自称为地球的“国际城”一样，凤岗似乎也可以自称为中国的“省际镇”，因为凤岗街面上的这些店铺在亮出自己的省籍时不仅毫不忌讳，甚至还有点儿自傲、招摇。

　　那位朋友知道我要去凤岗镇，有些不以为然：“凤岗在东莞还不算最热闹的镇，外资企业也不是最集中，如果你想看看电子厂最集中的镇，就要去石碣、清溪；如果你想跑跑车衣厂最集中的镇，就应该去厚街、虎门。”

　　但我要去凤岗镇见一个人：《南方都市报》记者袁小兵推荐的“打工仔”。我比预约时间提前两个小时赶到了凤岗镇，就是为了看看这个“在东莞还不算最热闹的镇”。

　　离开汽车站，左转，是一条无精打采、颜色污浊、蜿蜒穿越工业垃圾的小河，跨过尘土飞扬的桥梁，再左拐，便是密集的工厂区了。右手第一家，是一个院落不大、但围着铁丝网的工厂，大门上漆着字号很大的繁体中文和英文的厂名，旁边还有两行竖写的小字：“上班时间，谢绝探访”；大门套小门，大门关着，小门开着，小门上贴着一张招工告示，其中诸如“出粮准时”这类典型的港式语言显示：这可能是一家港资企业。

　　不久，一位踩着自行车的年轻男子悄悄地站在了我的身旁，像我一样，仔细琢磨起这份招工告示来。

　　“你也在找工作？”我递给他一支香烟。

　　“是啊！”他露出了烟黄的牙齿，有些局促地接过我的香烟，但他眼中的怀疑和困惑告诉我：他不相信我是他的同类。

第二章 异乡不再有虫鸣(2)

　　“刚来东莞？”遗憾的是，我只会说没有口音、毫无特色的普通话。

　　“我以前在这里做过。农忙，回了一趟四川农村老家，刚回来，重新找工。”他凑近我的打火机，点着烟，深吸了一口。此时，他眼中的怀疑淡了，他的话也多了起来，但他眼中的困惑，却始终没有随着他不断吐出的烟圈而飘走。

　　我理解他为什么感到困惑：不管是在各类工厂门口招工告示之前徘徊的人，还是在“凤岗劳务大市场”出入的人，都是20岁上下的农村人模样的年轻人。后来，我索性放弃了装扮成找工者的努力，直接表白了自己的记者身份，反而因此消除了攀谈对象眼中的怀疑和困惑。在随后一个多小时的等人时间内，我就是以这种开诚布公的新方式，又与几位来自湖南、湖北、江西、云南的找工者聊了起来。

　　凤岗镇大概可以自称为中国的“省际镇”

　　不过，尽管他们眼中的困惑消失了，但我心中的困惑却随着攀谈者人数的增多而浓重起来：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些年轻的农村孩子从中国的四面八方涌入这个热闹但肮脏的南方小镇，自愿地投身于这些围着有形或无形铁丝网的工厂？

　　遗憾的是，大多数找工者行色匆匆，我只能与他们泛泛而谈，难以深聊。就在我试图向一位谈得还算投机的云南乡村青年提及这个问题时，我的手机响了……

　　“你在哪里？”我环顾四周，对着手机喊道。

　　“我看到你了。”远处一辆“摩的”向我驶来，后座一位穿着工作服的男子，一手拿着手机，一手高高地向我挥舞着。

　　他就是吴胜发，《南方都市报》记者袁小兵推荐我采访的一位“打工仔”。行前，袁小兵向我介绍说，吴胜发来自江西余干县的一个贫穷山村，因家贫读不起书，所以只读到初中毕业就出外打工了，但他来到东莞后，从出卖体力的底层工人干起，踏踏实实，勤奋好学，如今已经混到了工程师和中层管理者的地位。“应该说，吴胜发是农民工中的成功者。”袁小兵最后补充了一句。

　　袁小兵与吴胜发是江西老乡，袁小兵曾写过一篇题为《异乡的机器，模糊了家乡的虫鸣》的报道，就是专门写吴胜发夫妇的。来凤岗镇之前，我也在网上详细读了这篇报道。

　　吴胜发从摩托车上跳下来，与我握手、问好。他中等个头，瘦瘦的，虽然袁小兵说他年龄已经三十岁出头，但他笑起来，很朴实，甚至还有些拘谨，仍像刚从农村走出来的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与我刚刚攀谈的几位找工者似乎没有太大不同，倒是与我想象中的“成功者”大相径庭。

　　“没吃晚饭吧？我请你吃饭。”寒暄之后，他对我说。

　　“哪能让你请，还是我请你吧。”

　　争抢一番，他让了步。我们坐在另外一辆“摩的”的后座上，穿越傍晚时分凤岗镇那潮热、喧嚣的大街小巷，来到了一家东北菜馆。

　　等待饭菜上桌时，我才发现，他的笑容很有“欺骗性”──他其实很爱说话。他不断问我英国的情况，仿佛我是被采访者：他问了英国的住房、问了英国的医疗、问了英国人的收入、甚至问了当时中国电视报道的英国首相易人的新闻……他的问题那么多，以至于我无法“翻身”，找不到反问的机会。我心不在焉地回答着他的问题，脑子里却始终缠绕着一个问题：难道当时把吴胜发从熟悉的山乡吸引到陌生的工厂的牵引力，就是促使他不停向我提问的那种对外界的好奇心？

　　离开那家东北菜馆，吴胜发邀请我到他家坐坐。在漫长的夜车路途中，我终于找到了“翻身”反问的机会。

　　不过，我发现，谈到自己时，吴胜发不像询问英国风土人情时那么兴奋，一路上，他的神色和言语似乎一直没有“飞扬”过。

第二章 异乡不再有虫鸣(3)

　　吴胜发自己的小家在东莞市寮步镇，离他的工作地点凤岗镇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因为距离遥远，也因为经常加班，他每周仅仅与妻子和七岁的儿子共同渡过一个短暂的周末，其余时间只好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里。

　　“为什么不在东莞城区找一份工作？或者让你妻子来凤岗镇工作？”我反问。

　　“不容易啊，我们俩都很难找到收入、职位类似的工作。”车上光线很暗，看不清他的表情，但我能从他的语调中感觉出他此刻眉头紧锁。

　　“普工容易找，但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收入不过一千来块钱。”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

　　“普工”是“普通工人”的简称，没技术，也没“钱”途。而吴胜发现在是凤岗镇一家五金厂的工程师，月薪3500元，妻子则是东城区一家电话机厂的高级技术员，在东莞打工的数百万“农民工”中，能混到这一步的夫妇，实属凤毛麟角，但代价就是“一家两地”。

　　当然，12年离乡打工的代价远远不限于两地分居。吴胜发夫妇是1995年前后分别来到东莞打工的，那时恰好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年代。

　　尽管吴胜发在东莞生活了十多年，但他对这个由农村演变而成的城市和举世闻名的“世界加工基地”仍然没有归属感。

　　“你问的是什么？什么‘感’？‘归属感’？”此时，我们乘坐的公交车正在穿越另一个灯火妖媚的城镇，借着迷离闪烁的霓虹灯光，我看清了吴胜发眼中的困惑，“没有，没有。我有的只是‘不安全感’。”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我们终于来到了吴胜发全家在东莞市寮步镇租的公寓。吴胜发的妻子吴玉梅正在辅导儿子功课，见我们进门，起身给我们切了一个香瓜。七岁的儿子景辉一边吃着瓜，一边床上床下地跳着：这套一室一厅的公寓，也只有屋里屋外几张床可供景辉跳跃。

　　吴胜发告诉我，这套月租300元的公寓，其实住了五个人：他们一家三口住里屋，外屋则是吴胜发两个侄女的睡处，她们也在东莞打工。窄小的阳台隔了三格，兼作厨房、卫生间和冲凉房。吴胜发说，这是珠三角外来农民工普遍的租住形式，当地原居民在自家宅基地上把房子盖到七、八层高，再分割成鸽子笼般的单元，廉价租给像他这样的农民工。

　　吴胜发对亲友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再干个两、三年就回去”，尽管他在东莞已经干了十二、三年，也未实现他常常编织的梦想：回老家，自己当老板。

　　然而，吴胜发夫妇也没有在东莞买房子。尽管按照他们夫妻俩的收入，他们完全可以向银行贷款购买自己的房产，但他们至今仍然住在这套狭小、简陋的公寓中。

　　“为什么不买房呢？”我问。

　　“在哪里买呢？”吴胜发反问我，“万一我丢掉了那份工作怎么办？谁能保证我还会找到另外一份收入、地位差不多的工作？”

　　确实，没人能够保证。即使他在此地再住十二、三年，即使他在工作岗位上再“成功”，即使他在此地的社会阶梯上爬得再高，他仍然还是一个没有东莞户口、因而没有相应社会保障的“外来工”。

　　见我沉默良久，他又说了一句大概是为了活跃气氛的话：

　　“趁还能干的年纪，多攒些钱，以后回农村老家盖房子养老吧。”他笑了一下，但笑得很勉强。

　　不知为何，我脑海中突然浮现出袁小兵那篇描写吴胜发夫妇报道中的画面──

　　“机器的轰鸣取代了虫鸟的鸣叫，街上都是需要警惕的汽车、摩托和陌生面孔。他们在异乡互相慰藉，谨慎卑微地生活着，有时怀有对田园牧歌式爱情不可复返的惆怅。同样，家乡也只活在记忆里。现在的家乡，就像打工所在的城市一样让人迷惘。”

第三章流动中的中国农民(1)

　　从90年代中期开始的十年，是中国城乡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开始历史性巨变的十年。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也许是结构变动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

　　十年来，农民工继续在各地大规模流动，但是流动的背景发生了变化。中国经济走出了短缺经济和温饱阶段，这件事对全国经济是好事，但对农业和农民就不一定是好事。在短缺经济时期农产品的需求是没有问题的，只愁种不出来，现在农产品需求成为农民必须关心的问题。在这十年里，出现了城市国有企业用工制度的改革、大规模的下岗和失业，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几十年历史上没有过的。许多城市政府采取了诸如“腾笼换鸟”的旨在限制农民工就业的措施。在这十年里，农民工成为工业化的主力军，成为支撑城市日常运转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使这些城市新居民融入城市社会生活方面严重滞后。

　　在这十年里，农民工本身的情况也有很大的变化，农民工的成分也在不断变动之中：有的人已经退出农民工行列回乡，而新人在不断加入；当年的未婚姑娘小伙已经成家生子；当初做小工的，已经成了有手艺的大工，有的还成了包工头；当初的小保姆进入商业餐饮服务业；……。

　　1995年初，从农历腊月下旬到春节期间，我们曾经在安徽、四川的12个村作过300个农户的访谈。2005年春节我们回到这12个村，重访这300农户。

　　一、农民工的代际更替

　　首先，在城市或输入地稳定地留下来的是少数。其次，从调查来看，十年前的年轻人有一部分还在继续外出，有一部分不再外出了，不再外出主要因为家庭原因。十年前的中年人，少数仍然在外出，多数顺利地完成了代际更替——自己不再外出，外出的是他们的孩子。

　　二、新生代农民工

　　经济发展一方面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福利，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人们的欲望。在很多情况下，在发展中国家，成功的经济发展带来的可能不是人们更加满意，而是满意度的下降。

　　我们可以看到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同：他们多数都是高中或初中毕业，他们所感受到的生活压力显然低于他们的父母辈，也许正因为这样，他们对打工条件的要求比父母辈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打工期望：首先在工资上他们的要求往往要比父母辈高，他们更在意工作环境、工作条件，更在意劳动时间，他们比父母辈更加关注自己的前景。

　　“民工荒”问题，如果仅仅从数量上来讲，我不觉得它是个真问题。如果真达到数量紧缺，岂不说明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已经解决了吗？但是我想，在民工荒的讨论中应该不仅关注数量视角，而是引进质量视角，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现在的情况。

　　东莞就业局的黄慧屏局长对投资者说：你们不要把今天拉着拉杆箱来的农民工，看作和当初扛着编织袋来的农民工是同一种人。

　　三、身份认同

　　首先是流动中的沉淀。究竟什么算沉淀？有较稳定收入算沉淀？有较稳定单位算沉淀？长年在外算沉淀？举家外迁算沉淀？办理户口迁移算沉淀？在城市购买商品房算沉淀？显然，沉淀的定义不同，数量也不同。但是总的来讲，在调查中我们看到，不管按照哪种定义，在城市里沉淀下来的人还是比较少的。

　　其次是身份认同。我们问外出农民工一个问题：“你认为自己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你的家人、朋友怎么认为？”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被访者普遍认同自己是农民，几乎无一例外。不管是低级打工还是高级打工，包括公司白领、小老板，甚至包括已经在城里购买住房的人，异口同声都说自己是“农民”。他们提出的理由是：我们没有基本的保证，不管我干了多久，只要不再和我签合同，我就什么都不是了；城里人失业、下岗就有人来管，我们失业也不算下岗，我们失业是没有人管的。调查员追问：城里人也会失业啊……，他们回答：城里人有房子住，可以慢慢找工作，我们在外面吃住都要花钱，压力大，十天半个月找不到工作，就慌了，只好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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