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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资本简论

曾飞

如果说中国的经济改革当初的目的是要快速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丰富社会物质基础，造就绝大多数人较高水平的生活质量的话，那么多年来实践的结果却不能很好地印证当初的目的。最让人忧心的无过于造成了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7，超越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红线，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两极分化和令人痛心的某些社会乱象。一个利用改革中某些指导理论的错误和政策的偏颇而从中渔利的官僚奸商豪富集团迅速形成并日益膨胀，成了中国经济机体中的一颗吸血毒瘤。由此，社会主义中国向官僚资本主义社会蜕变的危险空前严重；中国沦为美国的经济附庸的危险空前严重。一个声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的执政党对此不能不深刻反思。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成败相参是不可避免的。但正气与淫邪的根本差别就在于敢不敢正视现实，敢不敢反思失误，并据以矫正。反思尤其需要注重理论反思，并且要切中要害，否则病根不除，贻害无穷。

邓小平同志还是敢于正视现实的，晚年的反思是真诚的；他由心地惊呼：“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 收入差距问题“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他反思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2009年《学习时报》宋福范《邓小平晚年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反思》）还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据《邓小平年谱》）

然而，这种反思还远远不够，只涉及了一半，而且只是辅助性的那一半：怎样分配的问题。而“忘记”了更加根本的问题：生产资料或资本的控制权。劳动者只靠自己的劳动只够维持他的消费和简单的再生产。而组织现代分工下的大量劳动者的集体劳动则需要资本。私人控制了资本就能支配别人的劳动并占有集体劳动所产生的剩余价值，也就控制着分配的主要趋向。他们可以把所控制的剩余价值大量用于奢侈浪费，甚至极其无聊地进行炫富，无端浪费集体劳动的成果，制造社会分配的极大不公。过度的资本私人占有自然会造成严重的分配不合理。这种不合理的占有结构如果不逐步加以改善，分配不公也就难以根本改变。单纯从分配上做文章只能起缓解作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劳动者集体控制了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或资本——全民资本，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才会是扩大社会再生产和丰富和提高劳动者的生活的一种合理的手段。而不只是为富豪造福，给劳动者添灾的一种工具。

一. 关于资本。

资本是现代大生产的必备要素。而现代大生产以分工为基础。西方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就认为：资本累积是大量进行分工必备的另一要素。分工的扩张与生产效率的提高跟资本的总额成正比。资本的累积必须在分工之前进行，因为分工需要使用许多特殊的设备与机械料，在在都需要以资本来购取。分工愈细，工具的需要愈多，资本愈显得重要。透过分工过程，可增加劳动生产量，提高国民所得，增强国民储蓄意愿与能力。（来源于《富国论》）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十二章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说：“我们以前考察了剩余价值怎样从资本产生，现在我们考察资本怎样从剩余价值产生。把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叫做资本积累。”“在新形成的资本旁边，原有资本仍在继续再生产自己，并生产剩余价值，而且每一个积累起来的资本就它同自己所创造的追加资本的关系来说，也是这样。”

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第六章说：“资本一经在个别人手中积聚起来，当然就有一些人，为了以劳动生产物的售卖或劳动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上得到一种利润，便把资本没在劳动人民身上，以原材料与生活资料供给他们，叫他们劳作。在这种状态下，劳动的全部生产物，未必都属于劳动者，大都须与雇用他的资本所有者共分。一般用于取得或生产任何一种商品的劳动量，也不能单独决定这种商品一般所应交换、支配或购买的劳动量。很明显，还须在一定程度上由另一个因素决定，那就是对那劳动垫付工资并提供材料的资本的利润。（注：有论者指出，利润和剩余价值本来是一个东西，所不同的只是剩余价值是对可变资本而言，利润是对全部预付资本而言。剩余价值是利润的本质，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二者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资本家把从雇佣劳动那里剥削来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用于个人消费，另一部分转化为资本，用于购买扩大生产规模所需追加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源泉，资本积累则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

付荣伟《亚当斯密国富论》一文认为：“剩余价值论似乎是马克思提出的，而这也是亚当·斯密最先提出的，不过他们所处的角度不同，亚当·斯密站在资本家的角度，提出了利润从何而来，就是从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中来，只有这样才能不断的积累资本，扩大生产规模，进行再生产，这样资本家们就会越来越富有，而资本主义国家也会因此而积累大量的财富而称霸世界。马克思是站在工人的角度，提出资本家取得利润的实质就是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工人们站起来，用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

既然资本的积累来源于众人劳动的剩余价值，那么资本天生就具有社会属性，社会积累的绝大部分的资本显然也就应当属于众人，而不可能正当地只属于私人所有。至少私人只能是控制资本的使用，而不能正当地把资本据为私人财富，甚至用于个人的奢侈消费，以至于用于坑害众人。

受这种理论的影响，美国社会在发展的初期还有“取之于社会，还之于社会”的理念，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进入暮年后把一辈子积攒起来的财富捐赠给社会，并将“死而富有是一种耻辱”这种类似禅语的句子，写在了自己的遗嘱里。然而到了美国社会的没落期，这种伦理观念早就被唯利是图的所谓的价值观所扭曲了。虽然比尔·盖茨曾说过：“我要把我所赚到的每一笔钱都花得很有价值，决不浪费一分。”最后也把巨额财富捐献出来，然而他却是把这捐赠的财富用来搞高科技消灭“垃圾人口”，以维护1%对99%的绝对统治，尽显其财富观的残忍与疯狂——不再认为资本的积累来源于众人劳动的剩余价值，属于大众，而自认为只属于富豪群体，必须为富豪群体——精英阶层发挥其价值。此时只讲价值，只讲这样做值不值钱；不讲伦理道德，不讲这样做是否具有正当性。随着资本的私人占有走向垄断地位，其积极有益的一面逐渐淡化，消极有害的一面逐渐浓重。

二. 关于私人资本。

那么私人控制原本属于社会的资本为什么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被社会有限度地容忍呢？斯密给出了他的理由。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关于人的论述说明，在斯密那里，人具有私己和利他两个方面，人具有在利己实现中利他或在利他中实现利己和有意识的不图回报的利他两种倾向。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写道，“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与孔子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为浮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的思想有点相似。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说“各人的利害关系必然会促使他寻求有利的用途，避开不利的用途。”“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使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用不着法律干涉，个人的利害关系和情欲，自然会引导人们把社会的资本，尽可能按照最适合于全社会利害关系的比例，分配到国内一切不同用途。”“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生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因此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就过度乐观地认为：“一种事业若对社会有益，就应当任其自由，广其竞争。竞争愈自由、愈普遍，那事业就愈有利于社会。……自由放任，听之任之，不要干涉，利己的润滑油使经济齿轮几乎以奇迹般的方式来运转。不需要计划，不需要国家元首的统治。市场会解决一切问题。”但垄断、伦理的崩溃和市场的失效却证实了亚当·斯密理论的不切实际。私人占有资本有益于社会的一面是有限的，有害的一面不可能一笔勾销。随着垄断、伦理崩溃和市场失效的日益严重化，私人占有资本有害于社会的一面日益展现，美日等帝国也就反复地陷入了经济危机而难以解脱。

斯密一方面强调了道德生活在整个社会中发挥的道德自律作用，另一方认为“看不见的手”这一市场机制重塑了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关系，使利己与利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内在的一致性。

在美国新教徒的信仰和价值观和基督教徒有所不同，在他们看来：“人只是财富的受托者，这些财富是经由上帝的荣耀才被给予人。如果他出于自身的享乐而不是服务于上帝的荣耀花掉了任何一点钱，那将至少是危险的。……人对于自己占有的财富，有着向上帝承担的责任，这种责任感在他的生活中是一种很大的负担，在这方面，他服务于上帝就像一个温顺的服务员甚至是上帝的赚钱机器。他占有财富越多，他的责任就越大。这种责任一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不能使财富减少，二是要用不懈的努力来增加财富。”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1904年到美国考察，随后写出《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他在这本书中提出：美国之所以产生了充满活力、发展迅速的资本主义社会，和从欧洲逃到美国来的新教徒带来的伦理道德、职业精神有直接的关系。马克斯·韦伯认为，美国现代商业的高度发达，得益于一种商人的气质，也就是一种独特的商业精神：商人以增加自己的资本为职业责任，而且注重依靠勤俭和诚信的职业伦理。也就是说商业被看成是“把获利仅仅作为一种职业，而每个个人都感到自己对这种职业有一伦理义务的这一类活动”。理性经商成为一种公认的商业精神促使了美国现代商业的高度发达。但是，这种注重伦理道德的精神逐渐被利益熏心所毁灭，取代它的是唯利是图的所谓价值观，把一切都用金钱利益的价值来衡量。于是失去了道德约束的美国也就逐渐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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