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一位偶成的经济学家-经管之家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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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宁

英国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哈利•科斯于2013年9月2日逝世。科斯是20世纪最具独立性和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他在企业和产权方面的开拓性工作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于经济运行方式的看法。科斯关于交易成本和生产结构的洞见是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里最成功的两个新兴领域――法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起源。同时，科斯又是一个坚定的改革者和现代经济学的坦率批评者。他长期以来一直批判主流经济学过于形式主义、僵化和与现实世界脱离。

同时代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选择这一职业是为了拯救世界或消除贫困与饥饿，与之不同，科斯并没有选择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他在中学时最喜欢的科目是历史；如果他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本可成为一名历史学家。由于上中学比一般学生晚了一年，科斯没有学拉丁文。因为没有上过中学拉丁文课程，他不能也没被允许选择历史作为主修专业。化学是科斯感兴趣的另一个科目，但是专修化学需要学微积分，他发现自己并不喜欢微积分。所以，科斯最终选择到伦敦经济学院修读商科学位（1929年－1931年）。

第一位让科斯接触到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老师是阿诺德•普兰特（Arnold Plant）。普兰特是伦敦经济学院埃德温•坎南（Edwin Cannan）的学生。作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同时代人，坎南以编辑1904年版《国富论》而闻名当代，该版本是斯密巨著最好的版本。坎南秉承了亚当•斯密在经济分析和经济政策上的常理方法，他将这一传统传给了普兰特，普兰特又传给了科斯。在普兰特的讲座上，科斯第一次了解到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并很快被其吸引。作为商科学生，科斯没有选修任何经济学课程。在普兰特为他指引正确方向的同时，科斯主要通过自学和与伦敦经济学院的同学讨论来学习经济学。

在毕业之前，科斯获得了游学奖学金前往美国一年（1931－1932），考察美国产业整合情况。当时他正考虑从事法学，但正是这一奖学金和实地考察促使科斯投身于经济学。在美国期间，科斯大部分时间都在参观工商企业和与其代表讨论。他也阅读了大量他能找到的关于产业整合的学术著作和商业杂志来增加阅历。其时美国正遭受“大萧条”，科斯发现美国商人很容易接近而且健谈。全美旅行期间，科斯也访问了几所大学，包括位于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在纽约，他拜会了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在芝加哥，他与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讨论并旁听了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的早课。

这次旅行考察的主要成果是论文《企业的性质》（Coase, 1937a），该文从1932年夏天他返回伦敦之后开始构思，1934年夏天完成初稿，但到1937年才发表。在这篇极富创意的论文中，科斯提出了一个长期困扰经济学家的简单问题。和传统思维方式相比，他对该问题的回答如此独特而具有颠覆性，以至于直到1970年代经济学家才开始认识到该文的重要性。科斯问到，如果真如教科书所言，市场经济中的一切都可以由价格机制来协调的话，为什么企业还随处可见？

科斯发现，答案不是因为企业具有市场所不具备的魔力，而是市场本身或者价格机制本身并不是没有成本的。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也就是后来广为所知的交易成本，正是企业得以产生的原因。该文发表当时，包括科斯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同事在内，很少有经济学家对它感兴趣。当经济学家们专注于建立经济模型时，他们假定市场能够顺畅运行，因此倾向于完全忽略交易成本而不考虑其后果。交易成本在任何现实经济中无法避免而又无所不在，忽视交易成本使得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能力非常有限。经济学家们将自己置于零交易成本的想象世界当中，他们所做的事情后来被科斯称作“黑板经济学”——建立容易写在纸上或者黑板上的经济学模型和理论以打动学生和资助者，但是无法揭示现实经济是如何运行的。

受普兰特推荐，科斯在新成立的邓迪经济与商业学院找到了教职。在邓迪执教两年后（1932－1934），科斯前往利物浦大学执教一年（1934－1935）。在邓迪期间，科斯与邓肯•布莱克（Duncan Black）建立了密切联系并保持终身。在邓迪和利物浦执教期间，科斯返回伦敦度过大部分假期。他与罗纳德•佛勒（Ronald Fowler）合作研究英国的养猪产业周期以及一些其他项目，这些项目涉及到统计数据的使用。在1935年，科斯回到伦敦经济学院担任助理讲师，负责讲授公用事业经济学的课程，这些公用事业包括邮政、电报、供水、电力和广播。由于当时这个领域的经济学文献极少，科斯决定探究清楚公用事业在英国到底是如何运营的，包括公用事业的起源、时间上的发展变化和区域的差异。他孜孜不倦地工作，从ZF和企业的档案中挖掘历史，更像是一个历史学家而非经济学家。虽然教这门课并非出于自己的选择，但从备课到课堂讲授，科斯十分喜欢教这门课的各个方面。他的一些讲稿最终也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发表（1937b，1939）。

二战期间，科斯在英国ZF从事统计工作，先是在林业委员会，后来转到中央统计办公室。科斯从他的战时经历中收获最多的是对组织如何运行或运行失灵的近距离认识。比如，他认识到组织的内部结构远不是简单的层级结构；组织内部的人们更倾向于掩饰他们的错误而不是纠正错误；通往组织领导者那里的信息渠道总是带有选择性的和有偏的。战时的这一段特殊经历对科斯关于合同和企业的看法产生了长期的影响。1945年，当科斯供职于中央统计办公室时，他受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的安排调查长期合同，其目的是考察能否为估计未来的劳动需求提供信息。在研究了一些合同样本之后，科斯得出结论，这些合同对于米德最初提出的研究目的提供不了任何有用信息。他发现典型的合同大多极不完善、含糊不清。这使得科斯相信合同不可能是协调企业之间的唯一或者主要机制。

二战以后，科斯于1946年回到伦敦经济学院并负责主要的经济学课程《经济学原理》。虽然科斯在教学中不得不遵循传统，因为学生要参加标准化考试，他的讲稿仍可显示出他的思维方式与众不同。科斯曾一度和一家愿意把他的讲稿出版成教科书的出版社签订合同，但是后来因无暇顾及而作罢。在研究上，科斯继续发表公用事业方面的研究（1945; 1950a），特别是关于广播业的研究（1948a, b; 1950a）。1948年，科斯作为洛克菲勒研究员在美国花了9个月研究美国广播业的运作。这一时期，科斯还发表了一些批评边际成本定价的论文（1946a, b; 1947a, b）。他于1947年提升为终身副教授（Reader），但他的经验和常理研究方法在伦敦经济学院并未受到赏识。同时，他也对战后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领导下的工党ZF的很多政策感到不满。因此，科斯决定离开伦敦经济学院远赴美国。伦敦经济学院唯一受到资助的讲座教授席位（Tooke经济科学教授）在哈耶克（Hayek）1950年离开以后曾邀请科斯出任。科斯一生从未为显赫声誉所惑，他毅然决定去迎接新的世界。

1951年移居美国以后，科斯先后执教于布法罗大学（1951－1958）和弗吉尼亚大学（1958－1964），尔后受聘为芝加哥大学教授。1958－1959年，作为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科斯写了一篇关于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文章（1959），这得益于他对广播业的研究。科斯将文章投往由芝加哥大学法学院阿隆•迪雷克托（Aaron Director）新创立的《法和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迪雷克托很欣赏这篇文章，并计划作为第二期的首篇发表。但是他和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发现科斯的文章有一处可疑的错误，至少在他们看来是如此。迪雷克托致信科斯希望他删除有错误的段落，科斯不同意迪雷克托的观点并想保留这些段落。在电子邮件使用之前，通信交流很慢，科斯被邀请前往芝加哥解释他的观点。

这件事发生在1960年迪雷克托家中晚餐后。除了科斯和迪雷克托，其他参与者还包括马丁•贝利（Martin Bailey）、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阿诺德•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鲁本•凯赛尔（Reuben Kessel）、格雷格•刘易斯(Gregg Lewis)、约翰•麦格里（John McGree）、劳埃德•明茨(Lloyd Mints)和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在两个小时的辩论过程中，弗里德曼没能击倒科斯而在半途中首先被科斯说服，然后科斯在弗里德曼的帮助下说服了所有的反对者。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庇古对于外部性的分析，庇古的观点早已成为福利经济学的基础，而科斯认为庇古的分析是错误的。这次辩论之后，科斯应邀把这些观点写出来。于是有了1960年《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作为《法和经济学杂志》第三期的首篇论文发表。

沿着科斯的思路，我们可用以下例子来阐释引发《社会成本问题》（1960）一文的问题。一个化肥厂在生产化肥的过程中污染了附近的河流，并进而影响到下游渔场的经营。在决定自身生产规模的时候，化肥厂并没有考虑对渔场造成的损失，或许根本不知道渔场的存在，从而造成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差异。如果对化肥厂的经营成本没有全盘考虑，化肥厂就会倾向于过度生产而化肥的定价会过低。随之而来的资源错配非常糟糕，至少看上去如此。为了解决这一似是而非的效率损失，ZF将对化肥厂征税，税额设定为渔场的损失或者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额。这是庇古学派对于外部性的分析方法的实质。表面看来，其逻辑似乎无可辩驳。适当的ZF干预有助于使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相等，从而恢复经济效率。

要反对、挑战并颠覆一个看似无懈可击的学术共识，需要一个独立、勇敢和具有想象力的头脑。科斯没有在庇古的逻辑推理中寻找漏洞，而是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使得庇古当年力图解决的问题为之一新。问题的根源不是一方（化肥厂）损害另一方（渔场）导致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不同从而需要ZF干预，而是两方在竞争资源（河水）的使用。当经济学家们抑制住他们拯救世界的冲动以后，他们就会发现通常从犯罪情形上被视为施害者和受害者的，其实是稀缺资源的竞争性使用者。科斯不仅重塑了这一问题，而且为寻找解决方案开创了新的前景。现在需要的不是ZF对施害方征税以使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而是适当的制度安排来促进市场交易。什么制度可以促进交易，什么制度阻碍交易，其运行机制和适用条件是什么，这些问题过于复杂而难以在任何定理中阐明。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特别提到的是产权制度。当通过法律或者习俗很好地界定产权并使之可以容易交易之后，竞争会让资源归向市场所决定的使用价值最大的那一方。在获取资源过程中的市场竞争或许会通过冲突的方式在竞争者之间呈现出来（化肥厂相对渔场），但最终是由相应产品的消费者的相对购买力所决定（化肥买家相对于鱼的消费者）。“看不见的手”其实比庇古及其追随者所理解的要更具有适应性。

科斯的论点后来被乔治•斯蒂格勒（1966）归纳为“科斯定理”。正如斯蒂格勒所言(P.113)：“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尽管“科斯定理”引发了大量文献且还在持续增长，科斯从没喜欢过这个定理。人们基本上忽略了科斯文章所传递的主要信息，科斯对此感到失望。科斯不喜欢“科斯定理”是因为这是一个关于零交易成本的想象世界的命题。而科斯论文的主旨是经济学家在评价各种社会安排方案时，应该比较每种不同安排产生的总结果。比较任何特定安排的私人结果和社会结果都是不切要领的。

《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这两篇论文无疑是科斯最著名的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授予科斯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对此特别加以提及。它们今天依旧是现代经济学中引用率最高的论文。无疑，这两篇论文遮住了科斯的其他论文的光辉，虽然其他论文有各自的重要性。一个不完整的列表应该包括科斯早期和佛勒合作的关于生产者预期的统计研究（1935a, b; 1937b; 1940）；科斯对于边际成本定价的批评和科斯猜想（1972），一篇只有7页、没有参考文献的论文；方法论文章《经济学家应该如何选择？》（1982a, 同时见1978a），他在文中正面批评了现代经济学中最具影响力的方法论著作——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此外，科斯在经济思想史方面也贡献了一系列的文章。通过对斯密（1976a, b）、马歇尔（1975）、普兰特（1986, 1987）、布莱克（1981, 1993）以及斯蒂格勒（1982b, 1991）的评论，科斯力图阐明在他看来什么造就了伟大的经济学家和什么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正确方法。科斯与众不同的思考方式也反映在他关于灯塔（1974a）、思想市场（1974b）、贿赂（1979）和敲诈（1988）的研究中。

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坚定改革者，科斯在他的黄金时代（1964－1982）致力于主编《法和经济学杂志》。作为主编，科斯并不被动地等待投稿，相反，他主动去寻找他想发表的文章。他参加研讨会、学术讲座和会议并和他看好的文章的作者交谈。很多时候，他为同事和朋友提出具体的研究问题。他和作者频繁地通信并为他们的论文提供详细的评论和建议。他很少采用同行审稿，即使采用也主要是因为技术问题。他对该杂志在推动法经济学成为成果丰硕的研究领域方面起到的关键作用感到欣慰。

虽然从未到过中国，科斯对中国的兴趣自幼就开始。他在少年时代就阅读过马可波罗的著作并为早期的中华文明所深深吸引。近代中国的衰落和停滞也让科斯感到困惑。当中国于70年代末期开启对外开放时，科斯鼓励张五常（Steve Cheung）返回香港以近距离观察和研究中国的经济改革。2008年，科斯组织了一场关于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学术会议。会后，科斯与其15年以来的研究助手王宁一起著书论述中国非凡的市场转型过程。2012年，他们的著作《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由经济事务研究所（IEA）和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Palgrave Macmillan）联合出版。同时，科斯还协助创立了两个研究中心，一个在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一个在香港大学（科斯产权研究中心）。

科斯永葆着好奇心，也从未停止过工作和思考；他以他自己的方式推动经济学向前发展。我与科斯的邂逅就提供了很多例证。当我们在1998年首次相遇时，科斯已87岁高龄。其时，他仍对学术研究情有独钟。但是科斯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是独属于他自己的，尽管当时我对他的独特之处无法评判甚至无法识别。科斯叫我从图书馆帮他借的第一本书是《创世界的第八天》，一本700多页、详述分子生物学革命的著作。在克里克（Crick）和沃森（Watson）发现DNA结构的故事中，他更欣赏克里克而对沃森浮夸的风格感到反感。科斯曾多次阅读过《多么疯狂的追求》（Crick, 1990），并在他的文章和演讲中屡次引用克里克的著作。

吸引科斯去生物学中探寻灵感的原因是生物学和经济学都研究开放、演进的复杂系统。一个复杂系统包含相互关联的若干子系统。对于生命体和经济体而言，这些子系统及其更次级的子系统无疑都十分复杂。即便如此，对于个体器官甚或个体细胞的深入研究仍能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人体如何运行。实际上，除此之外，似乎没有其他方法可用来理解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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