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明白的大陆学者（再补充稿）-经管之家官网！

外籍华人学者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通常都是比较委婉的，通过一些实例来表达自己的看法或认识。这也是中国文化通过对事物现象表示自己观点的客气表达方式。我们一些经济学人为什么非要人家表示是或者不是呢？新加坡的丁学良对中国经济表现出的“不确定性”表示一下关注就引起大陆一些分不清事理的学人讽刺挖苦，实际上人家说的事里面包含了很多层面的认知，而不像我们大陆的学人更热衷于划成分、定出身，乱扣帽子。就是斯蒂克利茨就中国一政党制条件下减少权力滥用的看法不也是说得很委婉吗？你自己喜欢搞阶级斗争，也要拉着国外学者一起和你骂架吗？起码人家说的是一种“条件限定”下的解决途径，或是供你参考的方法。发现不发现，采纳不采纳那是你的事情，不是外来和尚该念的经。在博鳌论坛上人家那样讲话那是涵养，是客气，是尊重。不像咱们的一些学人不注重联系实际，只喜欢炒概念，云里雾里说一通，有什么用。如果人家关注到的问题你没搞清楚或是不了解那么就应该惊醒，因为那是给你带来的国外信息。“三人行必有我师”的道理总该懂的吧。
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至今还是讨论“一只羊=2把石斧”、“一个织布工几小时织几米布”什么的。 问题实际上并不是这么简单。即使在现代商品交易中大量的存在同类不同品种的交易。例如，1只中国美利奴羊=1只内蒙古细毛羊，或者1只中国美利奴羊=德国肉用美利奴羊等等，它们都是绵羊，但是不同品种，不同用途的绵羊。绵羊有细毛羊、粗毛羊、肉用绵羊以及毛用、毛肉兼用和肉毛兼用绵羊等不同的分类。具体品种还有新疆细毛羊、东北细毛羊、内蒙古细毛羊、山西细毛羊、甘肃高山细毛羊、敖汉细毛羊、鄂尔多斯细毛羊等等。另外还有进口的波尔山羊和山东的青山羊等等，它们又都是山羊，当然价格也明显不同。即使是两只绵羊之间的交换仍然是具有价值的表现：例如，肥肉和瘦肉含量的价值比较、细毛和粗毛的价值比较、肉和羊毛不同比例之间的价值比较等等。所以，实际上在商品经济中，出于商业的目的，“1只绵羊是否等于1只绵羊”的背后有无数个价值衡量的参照物，价值的比较具有复杂的相对性。请问，现在哪个人能找到这样的具体事例？再说根据材质和大小形状的不同，石斧包含的劳动时间也不相同。况且现在找到的石斧大约应算是文物了。所以这例子实在搞得可笑。 再如，下面最近的例子的： “双方经过仔细权衡、讨价还价之后，木匠用一张桌子换到了瓜农的 20 个西瓜。一张桌子 = 20 个西瓜，这个比例让双方都感到公平合理，是一次等价的交换。

　　
“正是在这个活动的背后，马克思看到了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一张桌子等于 20 个西瓜，暗示着生产一张桌子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生产 20 个西瓜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等。”

这个例子与“一只羊=2把石斧”的来路是一样的。市场交易中从来就没有“一张桌子=20个西瓜”交易定理。充其量不过是某个单笔现场双方看货出价的个例而已（就是骡马牲口市上两只手在袖子里捏来捏去的交易）。真搞不懂，我们大陆学者如今还在研究这种子虚乌有的怪论。桌子有农家小饭桌和财主家的红木桌子，也有工人家里包装箱板改制的桌子和资本家从意大利买来的鎏金烤漆桌子；西瓜也有黑美人西瓜和山东沙土西瓜等等。桌子有不同的价格，西瓜也有不同的市价，哪个晓得张光明先生是用哪个桌子换的哪种西瓜？这个等价交换连个起码的价值参照系都没有，谈的什么等价？至少资本家不会拿意大利鎏金烤漆桌子来换20个西瓜。什么乱七八糟的经济学理论。除非桌子和西瓜都成了真空下的千古文物——价值连城，那么按照数学无穷大原理：等价了（那也是近似的）。若果你拿这样的例子到基层普及经济学知识，难保人家不把你赶出大门。
这样地举例分析在现代生产力条件下你能分析出个什么结果。有时间你到田野里，到工厂里，到养殖场里做个调查好么？现代商品的交换价值就像计划经济不可能实现“全部计划定价”一样，也是不可能都一一搞清楚的，价值的比较是具有相对性的，不同的参照物反映不同的价值。最近一些 外籍华人学者来华访问参加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都是很中肯的，你觉察不到人家的看法，就说没有什么观点似乎有点可笑，好像天下就你是吃干饭的。实际上外籍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视角要比我们的学人宽的多，至少是避免只讲大道理（发言时间也有限制）。陈志武、斯蒂克利茨和卡波夫的研究表明他们都不是学术界信口开河的人，我们自己没搞懂就写给别人扣帽子。这不是正常的学术态度。现在西方企业和学术界关于资本的运作、关于财富的分配、关于经济制度、市场社会主义、比较优势理论、关于国家竞争力以及关于企业和劳动力等的运用和研究远远超过大陆学者。我们有几个人知道日本小松和孟山都公司，乃至康师傅方便面等在全世界是怎样轻而易举地控制他国的制造业，进而获得高额利润的？我国目前面临的产业转型升级的诸多问题有哪个学人在关心这件事？瑞士的乌斯特公司只有百十个人，但谁又能讲清楚它为什么能垄断了世界纺织品检测仪器的市场？例如，日本小松公司对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扩张战略过程中并没有在流通领域发生“资本”的流动转化，也就是说日本人的这个“资本”的概念与经典经济学理论的定义是不同的。实际上，经典经济学理论中，关于资本的概念不能解释像日本小松公司的资本扩张战略。因为它的资本扩张没有在流通领域发生，但他又确实实现了资本的扩张控制。这个“资本”的定义并不符合经典理论的定义。这都是最近10年内出现的经济现象，年初我在工程机械行业做过调查。遗憾的是，不仅中国经济学界尚不明了，就是那些企业也不清楚自己是怎样被控制的。这是新的现象，目前没有学术专著可查。可以说，你不切入实际的案例，是很难发现这种现象的。我的预感是：关于资本的现象应该跳出流通这个环节进一步考量，因为对资本的扩张，企业与学术界可能存在不同的解析或者说看法。类似日本小松公司的扩张战略中国应当警惕。郎咸平在《新帝国主义》一书中也有类似预感（如，产业链的争夺）。
马克思的学说在西方经济学界从来没有全盘否定。至今，德国洪堡大学门前的纪念物就有马克思的书雕塑。不是马克思的学说不对，是我们的学问家用错了地方，就好比我们的经济学家拿四轮马车放到高铁的路轨上进行研究比较。大陆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即社会主义部分）不过是乱下套，乱贴标签而已。尤其是个别官方学者，生搬硬套马克思的观点，再加上个“必然”如何如何，天知道这个“必然”如何如何是真的还是假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关于资本主义前期的历史总结，不是关于后资本主义时期的理论学说。早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就有人提出要关注国外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展，那时我们连“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都没有共识，就更别说借鉴和探讨了。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是从斯大林那里照搬来的，是不是马克思本人的都还不好说（包括政治上的意图和翻译的局限性），理论创新不能脱离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变化。新中国的实践未必就没有理论创新。例如，毛泽东的”以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并举“就与斯大林的计划经济不同。当然，1956年以后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构想，已经背离了基本的经济规律，但这都是后话了。
经济学属于复杂系统学科交叉的大学科，经济学的数学模型不可能像物理学那样可以精确地描述经济问题，而且你没有跨学科的研究，结论就难免偏颇。经济学追求的并不是1+1=2，而是力图实现“若干路径求其优”。经济学 有这样一个道理：经济学研究永远是落后于经济现象的发生，许多经济学理论属于指导性理论，所以至今大多也还在经济问题周边“兜圈子”。我所指的“周边打圈子”是指把经济学这种指导性理论机械的套进具体的经济问题时，有一种理论对具体问题的解析爱莫能及的现象，这恰恰是大陆学人为此在具体问题上争论不休的一个重要原因。西方学者近年来一是对中国“一政党”制度下取得的经济发展经验颇为重视，进而从比较优势理论上展开对东西方的经济发展的成效进行分析研究。而大陆的学者却还在搞所谓“一只羊=2把石斧”、“一个织布工几小时织几米布”和“一张桌子 = 20 个西瓜”之类的“经典研究”，这犹如当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了，朝廷遗老还在大喊”大清固若金汤，我等朝廷乃万世江山“。我真不晓得资本家是否也愿意拿银子供养这样的学问家。当然，经济学属于指导性理论，就是周立群先生所指：“它只是作为一种方法或思维工具帮助和启迪掌握理论的人去做出科学的推论。”周立群先生认为，“不过我要强调，任何一种经济理论都不可能提供现成的运用于政策的结论，它只是作为一种方法或思维工具帮助和启迪掌握理论的人去做出科学的推论（摘自《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推论与证据》译序）。”不过尽管如此，经济学仍然需要从实际中来，到实践中去验证。现实的中国，改革理论究竟从哪里来，是从骂架和相互贬低中得来还是从相互比较和借鉴中来？陈嘉映先生说过一句话：“中国人的理论都是闹着玩的”，作为有良知的学人希望这句话是真的吗？如果真要这样继续混混忳忳的搞下去，中国的经济学界那可就真是让人搞不懂了。话说的粗些，但还是希望中国的经济学有起色。言之不当敬请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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