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资本主义精神——新时代的民族主义-经管之家官网！

拥有四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为什么在近代落伍，并终于没有突破农耕文明，这也许是每一个中国及其海内外关心中国的历史学家们都会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工业革命为什么是在英国爆发，而不是在美国、荷兰法国或是日本和中国产生？现代经济因何产生代表着经济史和经济学的中心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首先解释是什么因素从事经济增长，而后厘清是什么因素，既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发展，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又抑制了经济的增长。美国波士顿大学政治和社会学教授里亚·格林菲尔德认为：“现有的文献一直侧重诠释经济革命的条件和过程，而非其动因。”
现代经济出现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现代经济出现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及如何解释现代经济区别于其他经济的持续性发展倾向。也就是说，现代经济和经济文明为何出现而不是如何出现。里亚·格林菲尔德的中心论点是： 民族主义是导致经济活动一再去想发展的决定因素；经济领域在现代意识中所占的前所未有的地位是美国社会动态活力的产物，因而也是独具特色的美国民主主义使然（《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民主主义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独特形式。它起源于16世纪早期的英国，后之间扩散，先传至英属殖民地，后在18世纪传入法国和俄国。再过去的两个世纪中，英国先后征服了欧洲和美洲其他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亚州大部和非洲部分地区。位于这一社会意识核心层面的是一种强制性的，蕴含丰富的社会映像，被称之为”民族国家“，即由众多拥有基本平等权利的成员组成的主权社团映像（ 里亚·格林菲尔德）。
民主是民族意识的固有特征：人人平等代表着他所昭示的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泛主权自治则是基本原则。然而，这两种原则会引出大相径庭的解读，因而导致相去甚远的社会和政治格局。也就是说，对它们的解读一是取决于将民族看城市综合体还是单一体，二是取决于民族的成员，及民族性的界定标准，是公民型的还是种族性的。这些变化理论上讲可以四种组合形式，但在实践中产生了民族主义的三种直接类型以及与之相应的民族国家形态和民族国家的认同形式：
1、 个人主义——公民型：是民族主义的初始模式。在这一模型中，民族的综合定义，即社会是有个人组合而成的观念，与民族性的公民概念融为一体。正是由于构成民族国家的个人被看成是平等自由的，因此该民族国家才被看成是主权自治的：它反映出其成员的素质。因此，公民的民族性等同于公民权，也就是说，在原则上等同于对某些权力和义务的有意识的接受。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国家的成员资格最终取决于个人成为其成员的意愿；民族性与宗教的相似性在于它既可以取得也能够丧失。如果所有形态的民族主义都意味着民主，那么这种民族主义所意味的则是个人化，或者说自由化民主。 个人主义——公民型民族主义国家的意愿就是其大多数公民的意愿，其ZF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原则上，都具有代表性；它们崇尚个人人权并培育相应的制度加以保护。
2、 集体主义——公民型：集体化民族主义是为民族国家为集体化的个体，拥有自己的意愿、需求、和利益。他的意愿、需求和利益优先于组成该民族国家的个人的意愿、需求和利益。这些个人的意愿、需求和利益不能以多数人的意愿、需求和利益来衡量。这种民族主义国家的意愿必须由具有特殊素质的精英来确定，这些精英显然是自封的，同时也是由衷地自信确实代表着全民族的医院。现代独裁制度无一例外地都是集体化民族主义的产物，它所效忠的民主是大众化民主。这是结构主义理论的一种假设前提，并不能表明现代独裁制度它所效忠的民主是就必定是大众化民主。这表明，民族国家形态和民族国家的认同形式在不同的情况下，既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发展，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又抑制了经济的增长。 个人主义·——公民型与集体主义——种族型民族主义实际上均含有相互强化的构成要素。与此形成对照的的是，民族的单一性定义和民族性的公民标准相结合产生了一个相互矛盾的、在认知上产生麻烦丛生的类型。集体主义——公民型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体制和历史传统反映出一种复合视角：“第一个这样的民族国家便是法国。其动荡的历史证明了其众多的民族思想之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的种种矛盾。”（里亚·格林菲尔德）
3、 集体主义——种族型：一般意义上最常见的集体化民族主义形式是集体主义种族型民族主义。它将民族的单一化定义与成员的种族化概念相结合，认为民族性是一个固有的遗传特征，血脉相传、独立于个人意志，具有非与生俱来便无法拥有，一旦获得则无法放弃的特质。共同的原始生存的自然环境下形成的民俗规约和宗教信仰相交融，使种族内部形成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和价值取向。“集体主义——种族型民族主义中的种族要素强化了其集体主义要素的独裁蕴含，它对民族性所持有的准生物学（最终是种族主义）的观念强化了其将个人视为民族这样一个更大的理想化的生物体中的成员或细胞，因而拒绝给与其成员丝毫个人自由。”
里亚·格林菲尔德在《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中评论：“这类民族主义（即这类社会意识和认可）不仅体现了一个民族国家社会实现的蓝图，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铸就了这一现实，进而直接和明显地影响着签好生活在这一社会现实中的人。生活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公民型和种族型民族国家中的人的体验可能有天涯之别，然而，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这些体验却极为相似：民族主义的包容性及其成员享有基本平等的权利和泛主权自治的核心原则（无论是怎样解释和实施）都赋予具有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这种感觉是大多数此前的人们所无从体验的。正是这种尊严才构成了民族爱国主义和对民族事业忠诚的基础。对于局外人而言，这种表现往往是缺乏理性的。笔者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尊严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关系。”
中国有句古语叫做“人心所向”，毛泽东也有句话叫做“民族的力量”讲的都是这番道理。我们如果按照林毅夫的“新结构理论”来进一步讨论，这就是民族国家形态和民族国家的认同形式中存在的先天性“禀赋和内生动力”。
为什么是民族主义
里亚·格林菲尔德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并不是既自然又合理，然而却显而易见地被视为既自然又合理。该事实意味着它在一定程度上被界定为（或解释为）自然的和合理的，所以我们亟待把现代经济的出现作为现实文化建构中的一个问题。如果假定现代资本主义的定位——定位于牟利和由此而来的发展是自然而然的，及客观合理和基本的，那么就必须解释资本主义体制化的不平衡性和新进性，以及如下事实，即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他只有些或许突发零星的表现：
把这一现象归咎于人为强制性伦理的（意识形态上的）约束机制是不够的，因为人性的两大基本取向是无可争辩的——饥饿何性欲（即人的本能和底层需求所然）——虽然在思想上总是予以调节并经常处于“压抑”之下，但终究不会被降低到越轨行为的水平（几个世纪以来利润导向型经济活动的地位），而是恰恰相反，总是配有制度化渠道从而使其得到系统性的表达和满足。这与自然驱动力的比较是富有效益的。人毕竟是存在思维的，有各种不同的动机和兴趣的。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人们满足低层次需求时，新的需求和欲望就会产生——例如人们从原始状态学会使用工具到制造工具的演进过程。我们可以借鉴马克思·韦伯的社会学基本论点：历史是合理化的进行（或者说是漫步），是一种无穷无尽的非连续性尝试的更替，旨在把秩序引入本身并不剧本的体验中。合理化的过程是自然的，人类也依然。但是人造事物从本意上来讲都是人为的，合理化的产物也是同样如此——对社会行动、阐释、理想和形象的具体定义，以及那些为一种或另一种文化所特有的形态符号和各异“理性主义”若不是解释的话，它们并不具有确定的必然性。它们并非自发产生，也并非不言自明。正是由于“西方特有的理性主义”的非自然性、非理性和历史性，所以不可能完全掌握现代经济过程的动力机制。除非能理解其文化起源，所以才有必要找到该伦理体系——因为它将一种不稳定的个人癖好转变成社会规范和一种人们有系统地迫切追求的理想。
为什么在个体层面上被界定为合理的私利构成了人的自然属性，而在社会层面上被界定为共同福祉和最高集体利益？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是这样的吗？比如，马克思讲无产阶级革命和毛泽东关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和“改造农民”，讲的都是关于“劳动者翻身闹革命”的问题。显然，无产阶级和农民阶层在革命的理论中的主导作用是不同的。在中国历史更迭的演进中，万变不离其宗农民战争曾是革命运动舞台上的主角，但其结果无非是打倒一个旧皇帝，换来一个新皇帝的轮流坐庄而已。即不存在集体主义，更无公民意识。古希腊的城邦文化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在中国，民族的民主自由登上舞台只是到了“五四运动”才有那么一点点系数的影子。无论是 个人主义——公民型民族主义，还是集体主义——公民型民族国家，一直到现在也不过可以算是“初级阶段”。
里亚·格林菲尔德说：“我认为社会对物欲驱动力及其戏剧性的稳定机制的态度变化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新的世俗集体意识形态（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种新的伦理标准体系）——民族主义。这使民族主义成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现代经济行为的定位——并成为现代经济出现的决定性因素。纵观世界经济体系，至少可以肯定：凡是集体主义——种族型国家，究其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而言，没有一个可以称之为成为现代经济的国家。而以色列和新加坡这属于集体主义——公民型民族国家的成功者。而朝鲜则可算是集体主义——公民型民族国家的另类：个人独裁型国家。
资本主义精神和经济奇迹
亚当·斯密原本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当时被称为“道德哲学家”亚当·斯密原本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当时被称为“道德哲学家”，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才是他的理论体系的基石。斯密的基本论点是，人类天生具有构建等级性和内聚性社会结构的倾向。因为它们在生活中受到希望得到社会认可的愿望的驱动，表现为愿意服从理解规范并致力于无所顾忌的地位追求（如《红与黑》中的于连代表那个时代的一种社会精神追求）。这个愿望基本上是非物质性的，而且物质上的自利基本从属于这种愿望。社会秩序给予物质利益，系统系统性地献身于礼节或社会习俗之上。地位是其他人的尊敬，而不是贪婪或追求权势的意愿，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英国的的伯爵是彬彬有礼的绅士，并不一定就是有钱财的宫廷贵族。这与中国的皇亲国戚和达官贵人并不相同。
在经济增长的时代，还有几个因素需要注意民族主义问题。首先民族主义概念的优势在于完全吻合了广义界定的“工业革命”的年表，尤其是已经被人们过度解释的英国令人炫目的大机器运动发生的那些事例。切记，英国起飞的历史性占先在经济学的“自然进化”理论框架“以及经济史上并没有什么意义。在它即将步入经济鼎盛之际，英国也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体。从客观能力（为起飞积累的前提条件）上来讲，最迟在16世纪末，荷兰、法国、德国、或者西班牙和意大利也许都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去取得落在英国身上的那个角色。而实际上恰恰是因为是英国的“后来者居上”，超过了那些经济体而已。英国后来居上的崛起才具有某种奇迹的性质。其中，英国社会的重商主义无疑是一个社会公式的“催化剂”。在英格兰，商人并非像“在一般国家中那样”的地位卑微低贱之徒，“贸易本身在英格兰也并非像在一般其他国家中那样”是人们所从事的卑微低贱之业。相反，贸易是吸引人才的磁铁，是人们发财致富、养家糊口的立等可取的便捷之路。沙特和科威特要实现现代经济，不缺钱才，缺的就是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精神。 贸易激发了爱国主义，并在其他方面提高了英格兰的自尊。“的确，英格兰被定义为‘贸易之国’它的‘全部荣耀和伟大······得益于贸易······这是唯一的源泉，是我们作为一个民族赖以生存、来已致富、赖以立足的源泉’尊重贸易成为纯粹的爱国主义，就是支持民族尊严和自尊。（里亚·格林菲尔德：《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相比之下，郑和下西洋并不是以国家经济层面的开拓世界贸易市场为己任，更多的只是为朝廷“弘扬国威”而已——经济目的是极其次要的。
经济发展：中国怎么办？
威勒的《商业论》在英格兰引发了公众对经济事务的谈论。该书的出版实际上标志着一般意义上的商业著述和特定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著述传统的开始。中国历史上，严复的《天演论》开启了中国学界对近代西方世界的关注，但对于中华民族整体而言，这只是一株非常微弱的烛光，就像大自然里的一只萤火虫。中国从来就没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有的只是封建士大夫政治文化。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民族，整体的社会价值取向一致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前提。我们总说民族大团结，但是这个“民族大团结”的内涵和外延究竟应该是怎样的，民族共识的全部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些都是一个含糊不祥的口号式概念。
49年鼎革之后，刘少奇提出中国经济问题要“补资本主义的课”不是没有道理：儒家文化总是讲规矩但中国人从不愿意守规矩，中国人追求民主自由却不晓得什么是民主自由；历史上的中国从来没有向心力和“国民的一致性”；中国是一个缺乏公民意识的国家，中国人的自私狭隘和门第观念几千年冥顽不化等等，在新经济时代中国人的国民性实在是非常苍白——这就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这就是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后在国际关系中显得那么另类的一个原因，中国从国民精神上讲，远没有树立起大国精神。萧功秦先生说：“只有从大历史的视角，才能客观地看清这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意义。众所周知，一百多年以前开始的近代史，就是中国的农业帝国文明败给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历史，中国被迫开始了痛苦的转型。只有从不同的文明结构这一更宏观的角度来考察，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近代中国的失败与帝国文明崩溃的原因。因为近代以来的历史，就是中西方两种不同文明结构冲突的历史。”基于中华文明中国的民族主义与西方民族主义有很大不同。正如萧功秦先生所言：“中国文明与西欧文明存在着一个根本区别，中国是以“整体抑制个体”的以“安分敬制”为原则的文化，西欧是以个体的多元竞争为基础的文化。这可能是问题的关键。”
总之，尽管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为中国的思想文化创造了灿烂文明，但“士农工商”的思维一直是掣肘中国工商经济发展的思想枷锁。农耕经济的封闭环境加上没有独立思想和民主的意识是中国从本源上就没有诞生科学技术和现代经济的富饶土壤：中国历史上的科技文明只是个体的现象，而西方的科技文明则是以“群体”显现的。任何国家和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意愿和表达民主自由的思想空间，就不可能诞生现代科技文明。“万众创新”绝不仅仅是少数人的个体行动，而应是国家的战略意识和全民族的社会的共识，是科技协作和产业融合互鉴的体系和活动，是人们发散思维和互动精神的张扬，民主自由则是其基本的文化基础。
总之，民族主义精神作为社会精神文明的基础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的是原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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