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9 封建专制 中法之殇（第七章 法国的艰难历程 第十六节 启蒙运动开启现代化1）-经管之家官网！

本篇观点：有人认为中国没有成就资本主义是因为地理、文化等原因。君不见世界第一的封建帝国：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广袤的内陆腹地，远比西欧优越(018)；而遍布世界的孔子学院，足见文化博大精深。同样，欧洲第一的封建帝国，法国位于欧洲地理中心、世界启蒙运动中心，相对于欧陆各国的地理和文化优势不言而喻。在英国工业革命后100多年才得以发展资本主义，与中国一样封建专制才是主因。中国与法国落后的原因可以互证。文化进化可以一夜之间改变社会，但是“焚书坑儒”让文化死无葬生之地。强权，才是万恶之源。

一、封建专制的严重阻扰。

法国在1771年引进英国的珍妮机，1778年引进瓦特的万能蒸汽机，80年代引进阿克莱特德水力纺纱机，1812年棉纺织厂开始使用万能蒸汽机为动力，1815年后，法国开始生产蒸汽机，1840年法国铁路热兴起，炼铁业也得到迅速发展……。①这些都曾经是工业革命的标志之一。但是，进口或能生产这些工业设备并不等于就工业化、现代化了，这是我们很多官员到下课后也没有弄明白的：

——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并不代表我们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而是说明我们贫富悬殊的差距、奢靡之风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离现代化越来越远——朱门酒肉臭是封建社会的写照，是人都知道那不是现代化社会。（权贵是现代化死敌）

——国家大量投资高耗低效落后产能并不等于我们就实现了工业化，重复建设产能严重过剩，那只是政绩需要投资拉动GDP的畸形经济增长。“三去一降一补”，就是政府配置资源、权力经济与大跃进一样胡搞的铁证。（资源如何还给市场）

……能看到的所有问题都只是现象而不是实质，不具备现代化所需的政治、社会环境才是落后的根本原因。不明白这一点进行体制改革，中国经济还将继续盲人摸象，“集中力量”还会搞出第三次、第N次大跃进乌龙。（明白是需要启蒙的）

法国没有英国那样宽松的政治、社会环境，封建势力一直是困扰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顽固势力。尽管法国的经济状况和英国类似，但是在17～18世纪英国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候，法国却受到本国封建势力的顽强狙击。

自路易十四起（1638～1715年），法国封建王权的力量越来越大，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越来越强，所以工业革命没能首先在法国发生，与中国搞不成资本主义一样毫不奇怪。直到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资产阶级才掌握了政权。紧接着，当美国利用第二次工业革命崛起之时，法国在普法战争（1870～1871年）中大败于德国，除了割地外，还有大量的赔款（与中国百年落后何其相似），这些都使得法国在19世纪时，经济水平一直落后于其他欧洲列强，更比不上美国。失去了两次工业革命机会的法国，不仅从来就没有领跑过资本主义，甚至还远不如普法战争后才统一的德国。

18世纪资本主义在法国部分地区已相当发达，出现许多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个别企业雇佣数千名工人并拥有先进设备，金融资本雄厚。资产阶级已成为经济上最富有的阶级，但在政治上仍处于无权地位。农村绝大部分地区保留着封建土地所有制，并实行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由天主教教士组成的第一等级和贵族组成的第二等级，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特权阶级。资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平民组成第三等级，则处于被统治地位。特权阶级的最高代表是波旁王朝国王路易十六，顽固维护着其特权地位，与第三等级的矛盾日益加剧。

工业革命没有首先在法国兴起，与前面我们多次强调中国搞不成资本主义的原因一样，封建集权（特权官僚机构）力量太强大，封建观念（民间代代相传）太顽固。美国作家威廉·伯恩斯坦《繁荣的背后》，也有类似的观点。

该书认为，至少在表面上，在四个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上，（030）法国是可以与英国相媲美的：法国的财产权得到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司法部门的保护；作为笛卡尔和帕斯卡的家乡，法国是科学理性主义的策源地；法国技术创新的记录与英国一样深远，凡尔赛政府从渴望获得公债年金的公众手中获得大量的资本；在亨利四世和路易十四时期所建造公路与运河系统等等，都不逊色于英国。然而，法国经济的起飞却比英国晚了一个多世纪。这四个有利因素却因为权力在这四个方面的压制而像“焚书坑儒”一样，樯橹灰飞烟灭。①

二、第一个问题。

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寻租行为”——倾向于使用特权而不是依靠创办企业或勤劳工作挣钱。常见的现代例子有对车辆检测征收过多的费用（类似的如刚取消的官商勾结驾照与驾校捆绑），工会过多雇佣员工以及向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支付过高的工资和福利。

寻租指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对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管制，妨碍了市场竞争的作用，从而创造了少数有特权者取得超额收入的机会。当社会始终想通过寻租而不是诚实劳动挣钱的时候，经济就会受到损害。新土豪梦想将自己的子女培养成官员和税农（一些大商人联合起来为政府解决部分财政问题，政府则允许他们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承包过去一直作为政府职能的贸易和收税等，是为“税吏”见022），②家庭企业精神的持续时间很少超过一代。

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这样描述法国的思维方式：“在荷兰，甚至在英国，积累了财产的商人、制造商或金融家希望儿子能够扩展自己的事业，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愿望了。而在法国，那些白手起家的人则是渴望为自己的长子购买一个官职。”家庭购买头衔和官员闲职，以至于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有超过80%的人名在税务清单上消失了。鼓励寻租行为的制度将公民的动机激励耗尽了。直到今天，法国人仍然青睐公务员职务——大致来说，就是青睐政府赋予的可观名位、福利和津贴。

我们居然与法国社会的“爱好”惊人地相似，学而优则仕是国粹、入党做官是人生目标，炒股炒房让人垂涎，实业商贩官民不齿。这不是对改革的讽刺，而是面对顽固的中国封建思想与法国封建思想发扬光大的无奈。如果缺乏限制权力寻租的智慧，不能公平公正对待都称祖国为母亲的企业，中国的经济永远也不可能健康发展。

三、第二个问题。

法国的集权政体。百年战争后的衰落和混乱导致了法国集权本能地野蛮生长。查理强化国家层面的权力，首先是建立国家税收和贸易办公室。在亨利四世的统治下，获得行业垄断的行业工会阻碍了竞争和创新。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继任的君主都致力于集权统治。这一进程从政治上对国家进行了统一，但是它却将贵族们与他们在各省的社会和商业根基隔断开来，使得国家的商业活动支离破碎。

凡尔赛的铺张浪费消耗了全国6%的预算收入，间接开支则更多。国家的精英们迷恋于在凡尔赛宫获取国王的宠信。路易十四手下最著名的大臣科尔贝尔，他对法国经济的控制程度几乎就等同于路易对贵族们的控制程度。而狂热的重商主义者弗朗西斯·培根对重商主义的致命品质进行了简单的概括，“国家财富的增长必须来源于国外”。经济发展的历史经历了许多考验和错误，亚当·斯密曾指出，贸易只有在互惠的基础上才能发生，重商主义者的过度利己心对哪一方都没有好处。在亚当·斯密之前的那个时代，即使是最聪明的头脑也难以理解这一概念的真实性，包括科尔贝尔。直到今天，全球化的反对派（例如刚落选的总统候选人马丽娜·勒庞）也不能理解其含义。科尔贝尔的体系以及无所不包的贸易法规阻碍了创新并为腐败提供了几乎无穷的机会。③简单来说，无论消费上的奢靡之风、官场上的溜须拍马，与民争利的竭泽而渔，商业上的诚信缺失，一言以蔽之，集权造成了不公平。

政府公职和垄断权的买卖成了一种最简单的获取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037，专卖权）并随之成为竞争和增长的障碍。1642年的《反垄断法案》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结束了英国皇室任意颁发垄断权的权力；相反，法国直到工业革命以后才剥夺了这种权利。这两个事件之间175年的差距对解释法国在经济繁荣方面的滞后大有帮助。而我们开始放开管制、前置审批等权限，又在法国之后整整晚了200年。④（037）

集权的弊政提供了无穷的腐败机会，发改委在25个国务院组成部门中落马官员数量最多，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马庆钰认为，主要由于该系统所掌握的公共权力过大。⑤公款买酒一类禁令只是治标不治本，垄断经营、特许权不消除，集权不打破，中国反腐败就难以成功，经济永远不可能健康发展。

因为，集权的另一方面是对违背传统法规者的扼杀，即对创新的扼杀。英吉利海峡两岸在对待知识和技术进步的态度上存在显著差别。宗教上的不宽容长期以来成为法国政治生活的绊脚石。路易十四厌恶新教，当其于1658年废除《南特法令》（世界上第一份有关宗教宽容的敕令，承认了法国国内胡格诺教徒的信仰自由，并在法律上享有和公民同等的权利。由亨利四世在1598年4月13日签署颁布）时，便使法国失去了它最聪明的科学家和最有天分的工匠，他们中大多数逃到了英国和低地国家。第一台蒸汽发动机模型的制造者丹尼斯·帕潘就是其中的一位流亡者。这与西班牙愚蠢地迫害和驱逐犹太人和摩尔人如出一辙（027）。

17世纪和18世纪最伟大的工业创新来源于天才工匠而不是科学家，而这也给法国造成不利。在法国，科学家是精英阶层，深受政府的宠爱，并被安置在研究院中。这些知识渊博的人很少与普通大众、工匠和发明家们打交道。在英国则不然，学者和工匠们自由地交流与合作。与其他国家相比，在英国，连接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之间的桥梁更为宽广，更易于通行。

法国在发明创造方面战胜了英国（微观或宏观）但是，他们在为新发明注入资本和将其投入生产方面却多次显示出自己的无能。工业革命时期最著名的发明就是纺纱机。1686～1759年，法国的经济法规禁止生产、进口甚至穿着代表新机器最新精髓的印花棉布衣物。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在落后的封建集权统治下，如何实现现代化？

法国即使发明了纺纱机，他们那受到微观管理的工业和资本系统也将禁止这一革命性机器的广泛使用。让现代人难以理解的是，在18世纪，法国处死了超过1.6万农民和小商人，其中的大多数是被吊死或者轧死的，罪名是他们违背了棉花法规。受到这一大屠杀的惊吓，改革者对这种处罚方式进行了抵抗，才换来取而代之的更加人性化的资本处罚方式。

四、第三个问题。

资本市场的困难。虽然法国拥有充足的资本，但是企业却很难利用这一优势。成功的商人想的不是投资于自己的企业，而是希望成为食利者，成为皇室年金收入的被动接受者（后来则是从国外投资中获取年金）。中下层阶级较为偏爱的金融工具则是羊毛长筒袜——装满金币和银币的羊毛长筒袜。年金和羊毛长筒袜这两种传统的工具挤占了企业家的资金需求，使得后者总是保持在相对较小的规模上。在19世纪，法国投资者大约将他们储蓄的3/4借给了国家、当地政府或者其他国家。

亦如中国拥有充足的资本，非公企业却很难利用一样。一个原因和法国相似，将钱用作杠杆（以较少的本金获取高收益），用于炒股炒房。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银行喜欢杠杆，资金宁可贷给大企业投机套利，炒房炒地，而不给小企业发展生产。食利者成为吞噬中国实体经济的黑洞，温州、鄂尔多斯大量民间借贷机构倒闭，吴英死刑案遭到反对，银行“利润高得不好意思公布”（民生银行老总说），尖锐的矛盾才换来了中央打破金融垄断共识。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2014年11月30日仍在讲“需制度创新打破金融垄断”。⑦据说2016，高层终于下决心痛改金融。⑧但体制、机制不改，如何痛改？

宗教上的不宽容也给资本市场带来了极大的危害。路易十四撤销了《南特法令》，迫使新教徒在该教和流亡二者之间选择。一些家庭成员选择移居阿姆斯特丹、伦敦、汉堡或但泽，皇家这种愚蠢的行为给资本市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尤其是对工业部门造成的破坏更大，因为在工业部门中，新教工匠和投资者的技术和资本都极其便携，因此逃亡的规模就更大。

五、第四个问题。

发达的交通系统却受制于国内关税。在亨利四世和路易十四统治期间，畅通的道路将巴黎与所有法国边境连接了起来，运输时间减半。到了17世纪末，快速的马车从巴黎行驶到里昂仅需要5天时间。到了18世纪中期，法国拥有欧洲最好的内陆运输系统。

然而，科尔贝尔继承了鲁尔·哥德堡的国内关税计划。这一计划将国家划分为30个不同的关税区，对在不同关税区之间过往的货物征收沉重的关税。更糟糕的是，令人讨厌的税农负责管理这一庞大而不可思议的系统。

在亨利四世统治期间，一车盐从南特运270英里到达内弗斯，需要交纳的关税是货物实际价值的4倍。这一系统破坏了统一的国家经济。科尔贝尔意识到了废除国内关税的必要性，但由于当地确立的诸侯能够从通行费中获得大量的收入，所以他们处处阻碍科尔贝尔取消关税的计划。科尔贝尔早上幸苦地建设运河网络，到了下午，当地的贵族们就开始利用国内关税破坏他的成果。1683年，科尔贝尔去世后，所有财政约束都消失了。路易十四30年统治的后期，各州将自己辖区内的公路和运河关税翻倍。这个曾经作为欧洲谷仓的国家由于缺乏必要的信用而不能进口必要的谷物。当英国在法治轨道上繁荣发展时，法国却被“收租人的统治”榨干了血汗。这就是利益集团的巨大破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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