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失败的国家缺了什么？中国给出了答案（一）-经管之家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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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前引子

尽管在21世纪这种高速且持续的增长扩展到了一些撒哈拉沙漠以南和拉丁美洲的国家，但这样的增长仍然只是特例，而不是普遍规律。 多数发展中国家遭遇过长期持续的增长乏力"。（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是林毅夫教授及其团队过去二十多年来研究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转型成败经验而总结出来，并逐步充实完善的一个新的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体系。2015年12月16日至19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首届新结构经济学专题研讨会上，近百名来自海内外的优秀华人经济学家和青年学子分别就“回顾与反思”“立意与重构”“议程与思路”“突破与革命”四个主题深入探讨了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学科体系构建、相关研究议程和研究思路，以及未来发展前景。

新结构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发展的内生动力和禀赋”——即仅靠外来资源是不够的。这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失败的原因之一。作为这个“发展的内生动力和禀赋”的最好例子就是日本和以色列。日本的社会机制使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方面没有在发展方向上犯大的错误，并且具有很高的国民向心力。犹太人尽管经历历史空前的民族屠杀，但其顽强的生存欲望建立了以色列国。日本和以色列的经历还告诉我们：战争和屠杀是不可能消灭知识和聪慧的，而知识和聪慧恰恰是“发展的内生动力和禀赋”中最原始的内动能来源。

文一在文中的一个观点就是：为什么只有少数国家成功复制了英国的工业革命？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绝不是充分必要的条件。此外，他认为：“1978年中国引爆工业革命 并非否定前三十年”。自1949年鼎革之后，中国一直坚持至今的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经验和成就也表明，斯蒂格利茨与上世纪90年代末总结的中国“一政党下发展模式”的经验绝不是空穴来风。文一强调：“自由市场不是免费的，而是成本非常高昂的公共品，必须由强大的政府去提供”与坚持政府适度干预的斯蒂克利茨也是“不谋而合”。

尽管经济学界仍然一致中国的问题还很多，但著名的经济史学家，莫基尔(Joel Mokyr）说过：“我觉得我们必须严肃地回答新制度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向所有中国经济学家和西方经济学家的挑战。他说：

‘我可以在一星期内写成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那么多的不利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情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

中国的发展瓶颈主要还是“均衡”和“短板”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实际上上同一类问题。如果我们的创新能解决30%的“均衡”和“短板”，中国的国民人均收入至少可以很快增加50-100美元。这增加的1万亿人民币，就会使中国经济的健康水平提高一大步。“不宜大而不强，不以小而不精”。这就是我们始终不能忽略的“密钥”，我们没有必要紧盯美国的GDP。工业基础的“代差”就是中国“一代一路”道路上的机遇。

下文为文一在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助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国家智库论坛”的演讲，作者赐稿观察者网发布。文一教授近期将做客观察者网“观天下”讲坛，欢迎感兴趣的读者参与讨论。

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

http://www.guancha.cn/WenYi2/2017_05_26_410182_s.shtml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一：清华大学讲席教授、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分行高级经济学家）】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我在演讲里面主要还是想给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有未来的走向，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遇到的很多问题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考维度。因为工作单位的关系，要做一个声明，这是我自己的观点，不代表所在工作单位。

我觉得对中国崛起这样一个现象，无论怎样评估都不为过。我把它看成是人类经济史上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最为壮观的历史事件之一。道理很简单：

英国工业革命到现在接近250年，但是目前为止只有10%左右的人口真正生活在完全工业化的国家。如果中国能够完成自己的工业革命，就意味着又多了20%的人口能够进入现代的工业文明，而且用更短的时间。英国工业革命用了好几百年，我们目前为止只用了30多年，再往下发展二、三十年，总共也就五、六十年的时间。

而且中国崛起不是靠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战争，它带给全世界经济的拉动力量相当于当年大英帝国崛起的100倍，相当于当年美利坚合众国崛起的20倍。

所以这个力量非常强大和伟大，它拉动非洲、拉美、亚洲，甚至欧美发达地区，给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增长机遇。另外，中国还有可能在人类文明现有基础上发展出新的增长方式、创造新的工业文明和文化。

我们大家知道30多年前，中国还非常的贫困，人均收入当时只有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的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但是中国今天已经成为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中心，生产全球一半的钢铁，是美国的八倍，全球60%的水泥，世界25%以上的汽车。中国目前也是全球最大的专利申请国，专利申请总数已经超过了美国和日本的总和。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一系列的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的生产大国，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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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超级工程之一：刚刚启用的全球口径最大的射电望远镜

从全球前五大工业生产国的制造业生产总值来看，1970年代中国完全在最底部。但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一步一步上升，先后超越其他的老牌工业强国，2010年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而且增长的趋势很难再被扭回。我们再看专利申请总数，中国也是从世界排名非常底端开始起步，尤其到了90年代末期和2000年初期开始把发达国家一个一个超越，目前专利申请总数远远超过了美国和日本的总和。

但是中国是在一种特有政治制度下实现的超强的经济增长。这个现实使全世界都感到非常的吃惊，疑惑不解。以至于非常多的人，包括我们很多中国人自己，比如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还有学者，仍然认为这个增长奇迹不可持续。

解释中国奇迹的几种观点

如何解释这个现象？在很多解释中国过去增长奇迹的理论中，我找出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他们是两个极端，其它的都可以看做介于两者之间。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目前为止的超常增长不过是一个强政府利用各种行政资源和初步市场化改革红利，以价廉劳动力、低效率的政府和国企投资为手段，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所制造的“振兴假象”。因此根本不可持续。

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短期增长与西方自文艺复兴以后的全面崛起有本质性的区别。原因很简单：中国没有西方自工业革命前就实现了的政治制度变革，没有民主、法制、人权、言论自由的传统，没有现代法律体制，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没有资本的和土地要素的自由流动，没有西方式的知识产权，没有真正的技术创新，只能不断复制甚至剽窃西方技术。

一句话，中国没有一系列当年使得西方产生科学和技术革命的政治、文化、经济、宗教、和社会条件。因此，中国不过是一个对现代西方文明的蹩脚的，拙劣的，虚伪而不踏实的模仿者而已。中国至今仍然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官本位，和裙带资本主义就是很好证明。这种观点在国内外非常有代表性。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过是向历史的自然回归。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先进文明，至少从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1800年领导世界文明近2000年，而且是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体系，只是到了英国工业革命时才开始落伍了。因此，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决定了它再次崛起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正如拿破仑所说：“中国是一头睡狮，一旦觉醒就会再次震撼世界。”所以这个观点认为中国崛起毫不奇怪，理所当然，是向其伟大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自然回归。

两种观点经不起推敲

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都经不起推敲。首先，一个缺乏良性激励机制，有效社会管理制度和包容型开放经济结构的国家，是不可能在改革开放后保持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从一个贫穷的农业社会，迅速转变成一个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中心。

这一点，资源富饶的非洲没有做到，政治和金融制度更加“优越”的拉丁美洲没有做到，工业、科研、教育基础更加雄厚的东欧和俄罗斯在引进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后也没有做到。

其次，如果灿烂的古代文明和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国再次崛起的根本原因，为什么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埃及、印度、希腊和奥斯曼帝国的重新崛起呢？因此这两种观点都是有问题的，我们需要新的观点和理论。

新的理论观点是什么呢？首先我们需要把西方近代文明的神秘面纱揭开。很多教科书和媒体误导了我们。西方文明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我要引用历史学家对西方文明的考察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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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一部全球史》的作者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斯文•贝克特

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斯文•贝克特在研究了英国工业革命以后，他指出，“当年的大英帝国，作为第一个开启工业化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后来人们所描绘的自由、开明和廉政的国家。相反，它是一个军事开销庞大的、总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税收的、债台高筑的、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的官僚集团和强权国家。它也绝对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看来大家一定要知道历史，要多读历史。如果你觉得这个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还不够著名，我引用一个最著名的经济史学家，莫基尔(Joel Mokyr），他是美国西北大学的著名经济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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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史教授莫基尔Joel Mokyr

他认为在工业革命的前夕和初期，“英国社会几乎没有什么法律和秩序来保护工业财产和人权，而是充斥着大量的抢劫和偷盗，以及由经济或政治上的民怨引起的地方暴动。…[当时]的英国并没有1830年之后（即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的警察队伍那样的专业警力，法庭系统也笨拙而昂贵，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公。因为没有官方正式的法律执行机制，整个英国依赖着民间残酷惩罚的威慑效应维持治安。惩罚大多是私人性的，犯罪预防大多是民间自己实施的：超过八成的犯罪惩罚是由被害人私下实施执行的。”

因此，我觉得我们必须严肃地回答新制度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向所有中国经济学家和西方经济学家的挑战。他说：

“我可以在一星期内写成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那么多的不利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情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因此，仅仅靠指出中国的问题，不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和解释中国的增长奇迹。中国的问题非常多，别的国家问题也很多。但是为什么中国增长这么快而别的国家做不到？因此一定要把中国做对了的东西找出来，才算是真正的经济学家，才能够在今后继续的改革开放中不至于犯颠覆性错误。

那很多人会说中国奇迹没有什么了不起，它做对了的事情不外乎是搞了市场经济。但是一听到这个解释，菲律宾就笑了，它搞市场经济比你中国时间长，为什么没有同样的效果？乌克兰和俄罗斯也笑了，他们搞市场经济比你中国彻底，为什么他们没有起飞？拉丁美洲国家也笑了，他们独立建国搞市场经济时，你中国还在那里？所以，要找出中国做对了的地方看来还真不容易。

少数国家引爆了工业革命 是因为民主政治吗？

刚才林毅夫教授介绍的思想就是从一个非常新颖的视角来帮助找出中国做对了的事情。以下是我的观点。我的观点如果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中国终于在洋务运动一百多年的探索之后，成功引爆了一场工业革命，找到了工业革命的秘诀。

但问题就来了。什么是工业革命的秘诀？如果这个秘诀存在，大家都可以如法炮制。那为什么中国以前不知道这个秘诀？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落后国家不知道这个秘诀？250年前英国究竟怎样找到它的？

但可惜的是，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长期以来为揭开工业革命之谜争论不休，现在还搞不清楚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为什么最早发生在英国，而不是法国和德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同时期的中国和印度？就像美国经济史学家克拉克2012年所指出的，“解释工业革命仍是经济史上的终极大奖。它到目前已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穷其一生，但总是无果而终。”

我认为中国的经验可以照亮这个历史之谜，帮助揭开工业革命的秘密，因为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工业革命。

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我们知道它对人类的生产力带来了一次突然的突破性的飞跃。在工业革命产生之前，人类几千年，不管哪个国家，不管什么朝代，人均收入都很低，徘徊在马尔萨斯陷阱的边缘。

但是到1800年之后，产生了一个彭慕兰说的“大分流”，少数国家因为引爆了工业革命，其收入不断地增长，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而剩余的国家却留在马尔萨斯陷阱里面徘徊，包括洋务运动时期和民国时期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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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只有少数国家成功复制了英国的工业革命？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绝不是充分必要的条件。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成功地复制了英国的工业革命，虽然说不清它究竟是什么东西。比如西欧地区，大概从1820年开始到1960年左右完成了工业化，美国也是大概同样的时间段开启和完成了工业革命。

日本开启比较晚，大概晚了50年，然后用更短的时间在1960年代也完成了工业化，进入福利社会。亚洲四小龙战后崛起， 花更少的时间实现经济起飞，但是他们不是每个都完全完成了工业化，比如台湾的人均收入目前只有美国的60%左右。

我们把这些国家和地区加在一起，也不过就是10%到15%的世界人口。剩下的都没有开启或完成工业化。

为什么目前为止只有少数国家获得成功呢？现在最流行的解释经济发展的理论，叫做新制度经济学。这套理论很简单，认为人类社会大概有两种政治制度，一种是包容性的制度，比如说君主立宪和民主制。

这个制度意味着它能够限制精英阶层的权力，限制他榨取和剥夺他人成果的权利，因而意味着良好私有产权保护，人们从而有积累财富和发明创新的积极性，从而导致经济增长。

另外一种是榨取性制度，比如说专制和独裁。这个制度下没有很好的私有产权保护，人民因而没有劳动和积累财富的积极性，因为积累了以后也被国王和专制政府抢去了，也不会去创新发明，这就意味着贫穷。

因此在这个理论看来，解决贫穷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实现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这个理论在阿西莫各路和鲁滨孙的《国家为什么失败》这本书里面得到了很好的阐述。

在我看来这个理论无法自圆其说。第一，它与历史事实不符。比如英国不是在民主制度下崛起的，虽然有过光荣革命带来的君主立宪，它的私有产权保护力度并没有因为君主立宪而改变，它的法律制度也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加完善，前面已经引用了历史学家们的论述。又比如德国和俄国在19世纪中期以后的崛起也不是靠民主制度，而是在专制制度下崛起的。

第二， 这个理论与当代的实践也不符。当代实践表明，当我们把民主制度通过革命强加给发展中国家时，这些国家并没有因为采纳了民主制度而富强，反而是不断的内乱，比如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埃及、乌克兰等。

第三，这个理论不能解释很多其它现象，比如俄罗斯经济改革后采纳了民主制，但是并没有因此变成超级经济大国，和中国奇迹形成鲜明的对照。

又比如日本在19世纪末明治维新开始的崛起并不是在民主制下进行的，韩国在六七十年代的迅速工业化是在独裁统治下实现的，新加坡的独立后的经济起飞也不是在民主制下实现的。

第四，我们也看到即使在同样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下，比如在美国不同的城市和同一城市不同的街区，即便有同样的制度、同样的私有产权保护、同样的法律，我们却能看到一边是大面积贫民窟，另外一边是富得冒油的财富；一边是非法抢劫和无法无天，另外一边是社会秩序和守法奉公。

又比如意大利的政治制度和产权保护在全国各地是一样的，法律制度也是一样的，但是南部意大利比北部要贫穷很多。为什么？

（未完 见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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