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市公司的国际化倾向研究——基于高团队和代理理论的实证分析-经管之家官网！

摘要：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高管团队和代理理论为理论依据，探讨了上市公司国际化倾向的影响因素。本文认为CEO的认知、价值观和个人经验会影响到公司战略的制定；与此同时，公司的治理结构也会影响到CEO的风险偏好。实证结果表明，那些国际化经验丰富、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CEO更倾向于采取国际化战略；其次，随着外部董事比例的增加，CEO更愿意承担风险，实施国际化战略。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企业如何有效制定和实施国际化战略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高管团队理论，代理理论，企业国际化
一、引言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已经成为现阶段战略管理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随着中国企业自身能力的不断加强，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的上升，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尝试在世界范围内整合资源，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根据中国商务部的《200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截至2004年，中国共有5163家企业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448亿美元，覆盖149个国家和地区。
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有助于企业充分发挥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提高企业绩效。这在西方现有文献中已经得到详尽的阐述。例如Vernon（1966）从产品的全球生命周期方面、Caves（1996）从寡头垄断控制下的竞争方面、Grant（1987）与Rugman（1981）从跨国公司的运营方面都分析了国际化的优势。但是到目前为止，引导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的研究还是比较零散，大多数讨论都是以个案分析或描述性分析为主，基于大样本数据的学术实证分析很少（鲁桐，2000；张一驰，2003）。
众所周知，在国际化的过程中，管理者要面对比国内市场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面临更高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比如，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过程中，要受到东道国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的约束；再者，在融资、汇率、国家政策等方面面临的风险也要远远高于其在国内经营所遇到的风险（牟岚，徐雅雯，2005）。随着不确定因素（如消费者偏好、ZF管制、地方保护、国际竞争者，流通渠道等）的增加，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都会给公司带来巨大的损失（Mitchell等，1992）。因此，国际化是一个充满风险的战略行为。那么在中国，哪些企业更具有国际化倾向？实施国际化经营的企业在高管团队和公司治理方面具有哪些特征？这些都是亟待回答的问题。本文试图采用高管团队理论和代理理论，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国际化倾向的实证研究来分析和探讨这些问题，以期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假设推导
众所周知，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特别是股份公司的出现，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出现相对分离。很多企业的经营权主要集中在高管团队手中。因此，如何有效地激励高管团队、充分发挥高管团队的能动性就成为管理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就如何看待高管团队的动机而言，现有管理理论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高管团队理论主张“人之初，性本善”，认为高层管理人员是为企业服务的，他们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会影响到企业的战略和竞争的有效性。相反地，代理理论则推崇“人之初，性本恶”，认为高层管理人员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属于风险规避者。不同的假设前提导致这两种理论在解释企业国际化行为方面也出现了很大的差异。下面我们详细探讨这两种理论在企业国际化方面的应用。
（一）高管团队理论（Upper Echelon）
高管团队理论最初由Hambrick和Mason（1984）提出。他们认为，企业的决策最终是由高管团队来制定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企业是高管团队意识的体现。换句话说，高管成员的认知能力、价值观、洞察力等因素会直接影响企业的战略选择。但是这些特质是难以测量的，所以Hambrick和Mason（1984）建议将高管成员的人口统计特征作为上述特质的替代变量，从而直接研究高管成员的人口统计特征是如何影响企业的战略抉择的（例如产品创新、多元化、购并、国际化等）。这些人口统计特征包括高管成员的年龄、任期、职业经历、教育程度等。
现有的实证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的人口统计特征与企业的战略决策确实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例如，Peyrefitte（2000）、Sambharya（1996）、Thomas与Douglas（2005）均发现：高管团队的海外经历与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呈现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管理团队的海外经历越多，企业越有可能进行国际化运作，而且国际化成功的概率也越大。再如，Tihanyi等人（2000）发现，高管团队受教育程度越高，他们获得有效信息的数量也会越多，因而越有可能制定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战略；另一方面，随着高管团队平均年龄的增大，企业制定的战略就保守，越容易丧失有利的市场机会。
目前，大部分高管团队理论的研究都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对于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这方面的研究还很缺乏。虽然中国的学者非常赞同这一理论观点，认为CEO个人的价值观、认知能力和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司的战略决策（张必武与石金涛，2005），但是基于大样本的实证研究还是不多见，尤其是在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方面。CEO承担着制定企业战略的使命，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根据高管团队理论，CEO个人的年龄、经历、受教育程度以及任期都会影响到他们对企业环境的判断，从而影响他们的战略选择。下面我们就从CEO的这些基本特征出发，来研究CEO与企业国际化的关系。
1.CEO的年龄
国外研究表明，年轻的管理者比较倾向于接受新鲜事物，更富有冒险精神，也更倾向于进行大的战略变革（Wiersema与Bantel，1992）；而对于年长的管理者来说，他们的决策一般比较保守（Hambrick与Mason，1984）。首先，年长的管理人员在精力上相对不足，难以迅速掌握新的知识和技能。其次，年长的管理人员比较喜欢维持现状。最后，对于年长的管理人员来说，经济和职业的安全性可能更重要。如果将这一观点运用到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方面，我们认为国际化对中国企业来说是一个挑战，具有很高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年轻、精力充沛的管理者更愿意接受这一挑战，随着全球扩张来提升自己的职业生涯。所以我们认为：
假设一：CEO的年龄与企业国际化倾向成负相关关系。
2.CEO的任期
高层管理人员的任期是影响企业战略决策的一个重要变量。一般来说，高管人员的任期越长，他们越不愿意冒险（Finkelstein与Hambrick，1990）。首先，任期一般与年龄成正比。任期越短，高管们越有时间来实现自己制定的战略。其次，随着任期的延长，CEO越不愿意承担一些额外的风险，拿自己的职业生涯作为赌注。最后，CEO的任期越长，他们的思维模式越容易僵化，不容易接受新的创意。根据这些观点，我们提出：
假设二：CEO的任期与企业国际化倾向成负相关关系。
3.CEO教育背景
教育背景是影响人们认知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Hambrick与Mason，1984）。一般而言，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会以更宽广的心态来接受和适应其他国家的文化，同时高等教育也为学生提供了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精英们接触的机会，因此更了解国际动态，善于抓住机会。但在中国的国情下，我们认为CEO的教育背景越低，企业越有可能国际化。这一判断主要是基于对风险偏好的认识。Bellante与Green（2004）提出风险规避与受教育程度（学历）是正相关的，即学历越高，越不愿冒风险。因为学历影响对人们对风险的认知，学历越高，考虑问题越是周密和详尽，经常综合权衡方方面面的利弊。国际化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一个庞杂的系统，考虑的越多，觉察到的风险越大，就越倾向于风险规避，避免国际化行为。所以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三：CEO的教育程度与企业国际化倾向成负相关关系。
4.CEO国际化经验
不同企业的CEO在国际化方面积累的经验是不同的。我们认为CEO的国际化经验与企业的国际化成正相关关系。首先，CEO国际化经验越高，越具备国际化所需的跨国文化知识和全球视野的管理经验，能更快地适应当地国情，减少在海外运营的不确定性（Sambharya，1996）。其次，CEO国际化的经验越多，越倾向于发展海外战略伙伴，在海外扩大销售额（Reuber与Fischer，1997）。第三，CEO国际化的经验越多，在海外积累的社会资本越多，就越有机会建立非正式的信息渠道（Roth，1995），从而为企业国际化提供了信息支持。所以我们认为：
假设四：CEO的国际化经验与企业的国际化倾向成正相关关系。
（二）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
代理理论主要由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他们认为企业是一组契约的集合体。这种契约关系主要是一种经济利益关系，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包括四方面：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不确定性和分散投资风险；组织结构中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有限理性和个人能力的约束（华锦阳，2003）。代理理论认为，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会增加代理成本，因为作为代理人的高管团队是以自我利益为中心来进行决策的，而不是以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这种目标的不一致表现在高管团队的风险规避意识上，他们更倾向于进行短期投资项目，避开高风险的投资项目。为了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代理理论建议从激励和控制两方面入手来促使高管团队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其中，激励机制包括向高管团队提供股票、股权、长期激励计划、奖金等；而控制机制包括CEO与董事长两职分离、设置独立董事、集中股权、增加机构型股东等。因此，随着激励和控制的加强，CEO的风险规避倾向将会降低，从而有可能愿意承担国际化带来的风险。
近些年来，中国很多学者从代理理论的角度出发，对治理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例如，孙永祥与黄祖辉（1999）讨论了股权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孙永祥（2000）研究了董事会规模的作用；Peng（2004）探讨了外部董事比例的影响。但总的来讲，将代理理论运用到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的文献很少。在西方，一些比较前沿的学者们已经开始研究这一问题。例如，Sanders与Carpenter（1998）从信息处理理论和代理理论的角度研究了国际化对公司治理结构的要求，即国际化对企业CEO长期报酬、高管团队及董事会的组成、两职合一等方面的影响。而Tihanyi等人（2003）则运用代理理论研究了投资机构与外部董事比例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George等（2005）则指出，中小企业所有权结构会对高管人员的风险偏好产生影响，进而会影响到企业国际化的规模和范围。
1.CEO持股比例
代理理论认为高管人员从本质上讲是倾向于规避风险的，因为他们的职业生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绩效；再者他们无法象股东们那样对个人的人力资本进行多元化。这种风险规避倾向会导致高管人员放弃一些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但风险相对较高的投资项目，最终损害股东的利益。一种可行的解决办法是让高管人员持股，成为企业的股东，拥有公司的剩余控制权，从而将管理人员的效用目标与企业的长远发展结合在一起。Jensen与Meckling（1976）的研究指出，随着管理人员股份的增加，他们的利益会与股东趋于一致，其偏离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就会减轻。
目前中国上市公司CEO持股的特点是：1.持股量少，持股比例低；2.持股比例分布平均，绝大多数公司的持股集中在较低水平的区间内，没有特别高的公司；3.零股高管人员所占比例还比较高。所以我们认为在中国，高管人员持股可以将其利益与公司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因而会产生激励作用，提高公司国际化战略的可能性。所以我们提出：
假设五：CEO的持股比例与企业国际化倾向成正相关关系。
2.两职合一
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作用，不仅体现在对高层管理人员的激励方面，还体现在约束方面，二者缺一不可。Lipton与Lorsch（1992）的研究从理论上对公司CEO和董事长两职合一的现象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有些公司之所以选择CEO与董事长两职合一的模式，并不是因为CEO总是希望控制董事会，而是因为CEO对公司的情况最为熟悉、对公司的决策最为了解并且投入公司的时间最多，因而让CEO担任董事长更为合适。但是，问题在于如果CEO与董事长两职合一，董事会就难以完成其应该具有的监督职能。因为如果CEO和董事长两职合一，那么董事会就缺乏独立的领导人，这会导致董事会的一些关键职能难以执行，特别是涉及到对管理层的监督问题，因而会影响董事会的效率。相反，如果将CEO与董事长两职分开，董事长可以专门监督CEO的决策，鼓励CEO采取适当的冒险行为。在国际化方面，如果董事长认为企业有必要走出国门，向国外发展，他就可以建议CEO采取相应的战略。所以，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六：两职合一与企业国际化倾向成负相关关系。
3.独立董事的比例
独立董事是指那些独立于管理层、与公司没有隶属关系的外部董事（王天习，2005）。按照代理理论，外部董事通常较为关注其在经理人市场上的声誉，因而，与内部董事相比，更可能成为经理人的有效监督者。和非独立董事相比，独立董事能够较为独立地进行分析判断；更加公正地监督管理层。所以，独立董事的设立，一方面可以真正履行董事会的监督职能，对公司内部董事和管理层实施外部监督，避免内部人控制，维护全体股东利益，解决代理问题；另一方面外部董事的加入可以改变董事会结构，因为他们在专业上具有一定的优势，所以可以吸收各种不同观点，有利于董事会的多元化发展，防止思想封闭，促使董事会从多方位来考虑问题，提高董事会决策水平。所以，根据代理理论，我们提出：
假设七：独立董事的比例与企业国际化倾向成正相关关系。
4.股权集中度
公司的所有权结构能影响到股东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控制程度。无论从哪个国家来看，持股比例的分布都会影响到股东对企业经营的关注程度。孙永祥与黄祖辉（1999）认为从总体上看，如果股权的集中度较高，或者存在相对控股股东，或者存在几个大股东，这样的股权结构最有利于公司治理机制的发挥。这是因为大股东在某些情况下会直接参与经营管理，解决了外部股东和内部管理层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降低代理成本，特别是在大股东拥有绝对控股权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一般而言，股权越集中，大股东对CEO的监管就越强；股权越分散，小股东监管CEO的动力越小，代理成本就越高。在企业国际化方面，我们认为股权越集中，股东越能监控CEO风险规避的趋势，从而要求CEO在适当的情况下实现国际化经营。这样做虽然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是对企业长期的生存和发展来说可能是有利的。所以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八：股权集中度与企业国际化倾向成正相关关系。
图一概括了上述CEO人口统计特征与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国际化倾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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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样本、变量和方法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3年12月31日前在深沪两地发行A股的全部1286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其中CEO的特征及公司治理结构的数据来自2003年的公司年报，而国际化的数据来自2004年的公司年报。这主要是考虑到CEO特征和公司治理结构对国际化战略的影响存在潜在的滞后效应。由于数据的缺失，最后用于统计分析的一共是866家上市公司。
（二）变量指标及测量
衡量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指标有很多，其中最常见的指标之一是企业是否在海外有销售额（Tihany，2000）。我们这里的海外销售额包括出口额以及海外分公司的销售额。由于港澳台地区的经济制度和体系与大陆有所不同，因此相比国内其他地区，进入港澳台地区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故我们将在港澳台地区的销售额列入国际化范围内。所以，本研究的因变量采用一个虚拟变量，如果企业在海外有销售额，则取值为1；否则为0。
本研究的自变量可以分为两组。一组是CEO的人口统计特征，包括CEO的年龄、任期、受教育程度和国际化经验。CEO的年龄是对CEO的自然年龄取对数。CEO的任期是指CEO上任到2004年为止在任时间的年数。CEO的教育背景是以CEO个人教育背景信息为基础计算得到。根据我国传统的教育水平的划分标准，将教育背景共划分为四大类，并给予1到4编码，1代表本科以下；2代表本科；3代表硕士；4代表博士。CEO的国际经验主要是看CEO有无在海外求学的经历、有无海外工作经验、是否在跨国公司任过职。只要上面任何一项的回答是，则记为1，否则为0。
第二组自变量是关于公司的治理结构，包括CEO的持股比例、CEO与董事长两职合一的情况、独立董事的比例以及股权集中度。CEO的持股比例是用上市公司CEO持有的股票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来测量。CEO与董事长两职合一是用一个虚拟指标来测量，如果上市公司总经理与董事长是由同一人担任，则设定为1；其他为0。独立董事的比例是指独立董事占所有董事会人数的比例。股权集中度是用公司前五大股东的股份占企业股份的比例来测量。
此外，我们还考虑到其他一些可能影响企业国际化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绩效、所有权性质和多元化程度。企业规模是取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企业绩效由资产回报率来衡量。所有权性质是指企业是否属于国有企业，如果是，则取值为1；如果不是，则取值为0。企业的多元化程度是用∑Piln（1／Pi）指标来测量，其中Pi代表i产品的主营业务收入占总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以上所有变量的名称以及测量方法都归纳在表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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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与讨论
我们运用SPSS12.0对CEO特征、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国际化战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从表2的相关系数矩阵表中可以看出，各个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不高，因此在回归分析中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应该不会出现。在表2中，因变量的平均值为0.33，这说明在有效样本866家上市公司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企业已经开始在海外有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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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列出了逻辑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的结果。其中，模型1中只加入了控制变量；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CEO的特征变量；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上治理结构方面的变量。下面我们具体看一下统计分析的结果。从模型3中我们可以看出，控制变量中，企业的规模、绩效和多元化的回归系数为正值，而且都在p值为0.05的水平上表现为显著。这可以说明以下三点问题：（1）企业绩效越高，他们越容易走国际化道路；（2）企业的规模越大，越容易走出国门；（3）企业的产品多元化程度越高，他们越容易走国际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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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的特征方面主要有两个显著结果。首先，我们发现CEO教育程度的回归系数为-0.196，在p值为0.05的水平上表现为显著。也就是说，CEO受教育程度越高，他越不敢承担国际化的风险。所以假设三得到了验证。其次，我们发现CEO国际化经验的回归系数为0.822，而且在统计上表现为非常显著（p值小于0.01）。这意味着CEO的国际化经验越多，其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的概率越高。因此假设四得到了统计上的支持。至于CEO的年龄和任期，这两个指标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所以假设一和二没有得到验证。
公司治理方面只有一个显著结果，即独立董事的比例。我们发现独立董事的回归系数为2.88，在p值为0.05的水平上表现为显著。这说明企业董事会里面独立董事的比例越高，企业越有可能采取国际化战略，虽然这一战略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因此，假设七得到了验证。其他治理方面的指标，例如CEO的持股比例、两职合一以及股权集中度，它们的回归系数都不显著，因此假设五、六和八没有得到验证。
总的来说，中国上市公司的国际化趋势似乎与CEO的人口统计特征联系更为紧密，与公司治理结构的联系相对薄弱。这一结论还是比较符合中国的制度环境的。例如，虽然西方文献一直强调CEO持股比例对CEO的激励作用，但是在中国，上市公司中CEO零持股的比例达到67.7%，也就是说三分之二的企业没有为CEO提供任何股份方面的激励。即使是提供股份，CEO持股的平均比例不超过0.1%。如此低的持股比例，无法把高管人员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结合在一起。而且我国的有关法规规定，上市公司高管人员在任职期间不能通过二级市场买卖本公司的股票（张栋，2005）。这样，除了在公司初次发行、增发新股或配股时可以取得公司股票外，没有其他增加持股的渠道。这使得高管人员的持股处于一个十分僵硬而自我封闭的体系中，导致拥有股权的激励效应荡然无存。因此，在上市公司中高管人员持股对国际化没有产生显著的作用。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高管团队理论和代理理论为基础，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国际化倾向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当CEO的受教育程度比较低，或者是CEO国际化经验比较丰富时，CEO所在的上市公司更容易走出国门，到境外经营。另外，独立董事的比例越高，上市公司越愿意承担国际化的风险。应该说，我们所做的截面研究只是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下应用高管团队理论和代理理论研究中国企业国际化倾向的第一步。本文只研究了上市公司一年的国际化行为，这是本研究的一个局限之处。今后还需要进一步的详尽探讨与分析，特别采用纵向的研究方法来弥补这一缺陷。
本文结论的政策含义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如果企业的股东或者ZF打算鼓励企业高管人员勇于承担风险，进行必要的国际化经营，首先应该聘用具有一定特征的CEO来管理企业。因为CEO本人的认知能力和经验会影响到企业的战略决策。本文研究表明，企业应当聘用那些具有一定国际化经验的人才来担任CEO，以促进企业的国际化取向。其次，过高的学历可能会阻碍CEO的风险承担意识，不利于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在选择CEO的时候也需要考虑到这一点。最后，为了鼓励企业走向世界，应该建立起相应的公司治理结构，比如引入外部董事，加强对高管团队的监督，鼓励高管团队承担适当的风险，不要坐失良机。
作者简介：吴剑峰（1974-），男，江苏大丰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跨国并购与重组。

作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 吴剑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海学院 胡晓敏 来源：《科学决策》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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