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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运用2007年、2012年、2017年总统选举问卷材料，对理念和世代与地域主义之间产生的相互作用进行了分析。釜山、蔚山、庆尚南道地区在岭南地区出现了分化现象，因此本文将各地区分开分析，对地区主义投票倾向进行了观察。现存的研究，都把重点放在了对政治理念和年龄因素对投票倾向造成的影响的比较分析上。本文则相反，通过三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分析地域主义的变化。在分析这些相互作用时，本文指出了现存研究者的错误，并开发了独特的分析模型。分析结果显示，虽然釜山、蔚山、庆南与大邱、庆北相比，倾向于对具有进步倾向的候选人给予更多的支持，但在理念性质投票和世代年龄方面投票的倾向上没有太大差异。2007年在岭南地区明显体现出的理念倾向投票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岭南地区的不同世代年龄之间的投票差距在2012年大幅拉大，2017年有所缓和。在湖南，根据理念的投票行为还没有完全活跃起来，特别是进入2017年以后，虽然理念方面存在不同，但是支持文在寅的倾向非常明显。

关键词：地域主义投票，理念和世代，非线形模型，相互作用

这篇文章研究了地域主义的变化。地域主义在选举政治中体现了韩国社会的断层。一般认为政治倾向（信念因素）、随着年龄不同而不同的投票倾向（世代因素）可以削弱地域主义。本文对这三个因素——“年龄（世代）”、“信念”和“地域情结”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

2002年的大选被认为是地域主义开始动摇的标志，并对后来的投票产生了深远影响。来自传统保守地区的卢武铉，作为进步派政治家当选为了湖南系千年民主党的候选人，地域主义情结的影响被政治理念（政治信念，意识形态）因素掩盖了。 随着“386一代”和以“爱卢会”为中心的“Internet一代”成为卢武铉的强大支持基础，不同世代之间的分化现象也变得十分明显。

此后，对地域主义的研究重点放在了研究“地域主义是否弱化了”、“世代因素和理念因素造成的影响是否相比之下更加强大”上。研究这三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也不少，主要是研究“地域主义”和“理念”之间的关系。有人得出结论说，湖南地区的民众本来就具有强烈的进步倾向，因此，在湖南人们倾向选择具有进步倾向的候选人，也就是说“地域”和“理念”是一致的（백준기 외 2003, 문우진 2005, 2009），但也有人提出了反对（이갑윤 1998, 강원택 2002）。

随后，随着政治和社会民主化与自由化的不断发展，选民对自己意识形态的认识得以确立，并且很明显不仅地域因素和意识形态重叠，而且世代因素也和意识形态重叠： 不仅说“湖南是进步的，岭南是保守的”，而且“年轻的一代是进步的，老一代则是保守的”。 这样，地域、意识形态和世代之间就有紧密的相互作用。然而，现有研究集中在评估三方的相对重要性上（Kim等，2008）。 如果总是强调地域情结是社会分裂的主要因素，那么其他两个因素的重要性就得不到重视。 因此必须全面研究地域、意识形态和世代因素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例如，虽然所有地区都有出于年龄因素的投票和出于意识形态的投票，但地域因素会不会对这两者产生影响呢？

为了仔细研究这种相互作用，我们从2007年以来对三次总统选举的问卷资料进行比较和分析。这篇文章区别于对地域主义的现有研究和以下三个原因。第一，与很多已有的研究只局限于观察个别选举后的地区主义倾向相反，我们将同时分析最近的3次大选。第二，在地域情结和理念·世代之间相互作用这一点，以前的研究在模型设定上并没有很好地反映这三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我们通过过去的3次大选，了解了理念和世代因素与地域主义的相互作用。第三，以前的地域主义的研究方法都是分析岭南VS湖南。虽然分析岭南和湖南之间的矛盾结构属于主流，但是我们并不是把岭南作为一个整体，而是将大邱、庆北和釜山、蔚山、庆南分开来分析。这是考虑到地域主义在民主化以后尖锐的分裂，到1990年三党合并以前，釜山、庆南地区是在野党的中心地区之一，卢武铉总统当选以后，进步改革政党在釜山、庆南地区的支持率一直在扩大。

我们的研究结果如下：通过过去10年的3次大选来看，从总体上看，岭南·湖南的投票分化虽然有所减少，但是地域主义的投票并不是在持续弱化，而是涨落起伏不定。在岭南地区，世代投票和理念投票的倾向逐渐增强，因而削弱了地方主义的投票倾向。釜山、蔚山、庆南的投票模式与大邱、庆北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你划分得这么细分你MA呢）。在岭南地区，与2007年相比，2012年世代投票倾向非常强烈，2017年理念投票倾向更加强烈。湖南在2007年的选举中出现了世代投票倾向，但是之后的选举中，世代投票和理念投票相对岭南少。比如2017年，湖南出身的人中有老年保守倾向的选民，对文在寅候选人的支持率也高达60%。

下一节将讨论地域主义的概念，并讨论我们的分析目标和时机。 在下面的部分中，我们将通过数据查看理念（意识形态），世代和地域因素之间的关系。 在下一节中，将执行逻辑回归分析，并讨论因因变量的性质而出现的自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从中推导分析策略。 报告每年的数据分析结果，并检查三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 最后，总结了研究结果，并提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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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是“地域主义投票”

地域主义是87年之后在韩国选举政治中起到巨大影响的因素。박상훈(2009, 167-8)对地域主义的5种思想进行了划分：（1）传统的地方主义思想或前现代式裙带主义（2）以地区性开发发展为动机的物质主义（3）对自身被歧视的现象和对岭南的既得利益势力的不满和反抗（4）以地区身份为基础的身份认同（5）对湖南地区的歧视心理、对既得利益的保护意识加上对激进主义等的反对。

每种立场对地区主义的起源和表现都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无论投票的动机是什么，它都可以分为地区性因素和非地区性因素。（1）和（4）都可以认为是建立在心理上的归属感的基础上，（3）和（5）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既得利益结构由歧视和排斥形成的意识形态因素。而（2）则是每个地区都存在的心理，并不能看作是导致岭南VS湖南式地域主义出现的原因。

2、地域主义中的地区单位和分析对象

在评价这种地区主义时，有一个争论点，那就是在选民的居住地和出生地中，以什么作为标准。이갑윤(1998, 87)指出，“出于对当前居住地的经济发展的关注，还是出于对出身地的老乡的关系网的看重导致的地域主义，区分这两者是很重要的”。有人认为是以出身地为基准(이갑윤 1998, 2002; 김성모ㆍ이현우 2015), 也有人认为是当前居住地为划分(Moon 2005; 문우진 2017)。现存的研究试图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来判断其中哪一方是正确的。 例如，对于投票选择的从属变量，将居住地和出身地分别辨别为独立变量的模型中，哪一种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和说明能力，将两者都加入方程式的右边，比较其影响力，（因双方的共善性问题）出地/居住地的各种组合进行了比较。虽然这些是从经验研究角度上有意义的尝试，但更能说明投票选择的变量操作是关键。我们测量概念化的地域主义，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妥当的（valid）尺度。在居住地和出身地中，通过什么来测定地区主义是概念和理论性的。

从居住地的视角来看，对地区经济利益的期待会引起地域主义，因此无论出生在哪里，都应该会从现在居住地的角度出发进行投票。但是正如之前所提到的，韩国地域主义是在对岭南的既得权的保护意识和湖南的歧视中孕育出的的，在两个地区（无论是出身地区还是居住地区）都表现出对特定政党的压倒性支持。如果你希望得到居住地的经济实惠，那么每个地区都应该会有一个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如果两党制由于选举制度的影响而得到解决，而两党都在争夺岭南和湖南以外的区域发展承诺，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区域主义，这与被排除在岭南既得权和湖南之外的地区主义不同。这只能理解为政党之间为了实现得票极大化而约定物质诱因的非常普通的“资源分配政治”，不应该出现韩国这样的地区分裂。

但是对物质利益的期待和对所属集团的热爱(或对其他集团的排斥)是相结合的。如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出身地区的受歧视成为地域主义的来源，就会想通过地区开发获得补偿。也就是说，经济投票同时启动认同感投票，因此很难通过经验区分两者。如果出生地和居住地相同，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双方都希望对方的出生地发展得更好，但目前居住地的物质上的优惠可能会更重要。

从这一点看，我们认为，以出生地为标准进行分析，符合地域主义变化情况。以国会议员选举为例，在大部分议席都在地区的情况下，地区开发承诺将成为主要内容，并收集各候选人之间的立场。在某个地区建一条公路，这不是赞不赞成反不反对的问题。因此，很难将由此引发的居住地效应说成是地域主义。再加上，由于地区主义，各政党的优势和弱势地区非常明显，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地区出身的居住者即使有根据出身地的地域主义喜好，也很难表露出来。例如，岭南出身的湖南居民即使支持目前的自由韩国党派系政党，也会在未能在自己选区推举支持政党的有力候选人的情况下进行弃权或选择其他候选人的“战略性投票”。强调居住地因素的现有研究主要对议会选举事例进行分析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我们所关心的(纯粹的)地域主义是地区身份认同，是除去对地区开发的合理期待或地区居民的理念及世代构成等地区外的部分后的剩余部分，因此更适合将其理解为出生地，如果选民们表现出这种偏好，就更适合以全国为单位的总统选举进行分析。

观察总统选举的另一个理由是，总统选举是在总统制国家中最重要的选举(first-order election)。从对长期资料进行分析的几项研究来看，将大选和议会选举的资料进行了连接分析 (문우진 2016, 2017)。

尽管这种方法对认识地域分裂变化的模式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存在错误的可能。 在选举周期不同的韩国，总统选举之间的议会选举很可能是选民对现任总统和执政权做出的选择。 从在美国政治中确立的（执政党的中期损失法律）可以看出，平衡执政党的心理尝试是可行的。 鉴于此，很难根据区域主义，意识形态和代际差异来比较和比较总统选举和大选的结果。 我们认为比较总统选举是有道理的，因为总统选举是总统制中最决定性的选举，因此总统选举是否会影响其他选举是合理的。 由于全国大选的性质，应该将意识形态与世代之间的相互作用看做是适当的，因为它被压缩为两者之间的对抗。 在总统大选的情况下，也可以控制错误，这种错误扩大了每个地区都存在地域主义的观念，例如“忠清地区主义”和“江原地区主义”。

我们比较2007年、2012年、2017年大选事例的另一个原因是资料上的问题。我们将利用东亚研究院委托韩国调查机构在每次大选中进行调查的韩国选举小组调查(KEPS: Korean Election Panel Studies)。

对韩国选举的民意调查在以前也有很多机构进行过，但在问题和调查方法上没有得到一贯性的保证。即使同一机构主管，委托调查的机构也发生了变化，调查者的力量也不均匀的情况。与此相反，KEPS资料的历史相对较短，但主要问题和调查机关及调查方法相同。另外，大选结束后的问卷调查中大部分都是对胜者的偏向，因此比起实际候选人的得票，对当选者的投票比率过多的问题比比皆是（Beasley and Joslyn 2001）。这也是一个心理问题，因此需要多问问题的面试调查的特性上，选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后问卷调查就结束了。与此相反，KEPS采用电话调查方式进行分批调查，因此通过选举前后的问卷调查来确保问题。因此，得出了与实际选举结果相似的调查结果。分析投票选择，通过实际投票结果和相似的资料进行分析是一个很大的优点。

最后，我们将地域主义分为岭南和湖南之间的矛盾结构，与之前的研究都不同，对岭南的釜山、蔚山、庆南和大邱、庆北进行分别分析。

地域主义是民主化后明显的社会分裂现象，1987年民主化奠基选举中代表大邱、庆北的既得权结构的卢泰愚和釜山、庆南的金泳三、光州、全罗的金大中对决后开始结构化。1990年3党合党在前《民主vs.反民主》构图中，金泳三和金大中属于同一块块块块，在民主化运动过程中形成了釜山、庆南两个野道。特别是从军部权威主义到“TK（大邱庆北）霸权主义”，其他地区都有被疏远感（Kwon 2004）。三党合并后保守集团的一部分釜山、庆南地区随着2002年卢武铉总统的当选，逐渐在岭南的保守集团有所松懈，因此有必要将岭南的大邱、庆北和釜山、蔚山、庆南分开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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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展示了民主化后各候选人在历届大选中的地区优势和弱势。以第13届以后所有大选中得票率超过20%的候选人为对象，分别考察了光州、全罗、釜山、庆南、大邱和庆北。这是各候选人在全国获得的得票率中去掉各地区得票率后的价格(vote margin)(2009年)。越向右侧长，说明该地区越强，而越向左侧长，说明越弱。

也就是说，在各选举中，木棍向左右延伸的时间越长，说明各候选人在特定地区越强，在特定地区越弱，反之，如果在0分附近集合，就意味着各地区得票率高低。

你可以看到，过去30年里，这根向两边延伸的杆子，正在逐渐变小。1987年第13届大选中，金大中在光州和全罗地区的得票率比全国平均高出61.4个百分点，在下届大选中，这一数字也达到58.1个百分点。另悉，在第19届大选中，文在寅在光州、全罗地区的得票率比平均得票率高出20.9个百分点。保守政党候选人的情况是，在强势地区的大邱、庆北，13届卢泰愚候选人占31.5个百分点，14届金泳三候选人占20.6个百分点，15届李会昌候选人占28.2个百分点。

相反，在第19届大选中，洪准杓在大邱和庆北获得了23.0%的支持率。

事实上光州、全罗、大邱、庆尚北道地区的强势和弱势并不是一直都在减少。棍棒长度越来越少的地区是釜山(蔚山)和庆尚南道3个地区。金泳三在第十三届大选中获得25.6个百分点的选票，在第十四届大选中获得30.9个百分点，但金泳三退出竞选以后，李会昌只在釜山和庆尚南道获得15.1个百分点和18.8个百分点的选票。之后是17大李明博7.5个百分点，18大朴槿惠9.6个百分点，19大洪准杓9.5个百分点。1990年，釜山、蔚山、庆南地区曾与三党合并，成为保守集团的一个轴心，但由于金泳三的退出和釜山出身的民主党候选人接连登场，岭南地区的集团可能会有所松懈。

但正如之前所指出的，仅凭统计的结果很难判断地区主义投票的增减情况。因为“纯粹的地区主义”是除了理念、阶层、世代等影响投票选择的主要因素之外的。

那么，随着理念和世代的投票选择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图2》显示了两大政党共同推荐的各年龄段候选人的得票率。除了2007年“大总统”联合民主新党候选人郑东泳(左三角形)以外，不同年龄层的投票选择差距越来越明显。从民主党系列政党候选人的情况看，1997年金大中的得票率比60岁以上的人高出9个百分点，但2002年卢武铉、2017年文在寅的得票率为24个百分点，2012年文在寅的得票率则高达38个百分点。从自由韩国党派系来看，随着年龄层的支持格局更加明显，20多岁和60多岁人之间的得票率差距一直保持在“23p”(1997年)至“38p”(2012年)之间。

具体地说，年龄(age)和世代(cohort, generation)是不同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流逝，年龄也发生了变化，但是被确定为出生年的一代不会发生变化。一般来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保守。哪一代人都一样。但根据共享的新一代经验，保守化程度不同，因此可以说是“新一代效果(cohort effect)”。在全面查明像《图2》中所表现出来的整个强化的新一代投票倾向是由年龄效果产生的还是由新一代构成的差异产生的问题上，工作已经超出了这篇论文的范围。但是，通过我们使用的KEPS资料，可以了解过去10年里不同年龄段发生了什么变化。

图3将过去10年间KEPS的资料结合在一起，展现出随着年龄的增长，主观性的概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86岁年龄层从30多岁到50多岁，但在中立(5岁)附近没有太大变化。以86代为中心，上一代随着年龄的增长，保守化的趋势非常明显，而下一代反而向进步的方向发展。可以认为，这种世代内的理念变化带来了世代间的理念差异和支持形态的差异。生命周期上的86代和他们的晚辈还没有经历老龄化过程。随着这一代人的理念倾向发生何种变化，各种政治势力的选举前景将发生变化。

总统选举的胜败可以通过选民的理念分布状况预测出来。

如果理念倾向于进步，那么有利于进步倾向政党。《图4》比较了上届大选和本届大选中出现的选民的理念分布，并进行了展示。截至2012年，保守阵营的选民更多，而2017年进步阵营的选民明显更多。如果将11分尺度的进步-保守重新分类为进步(0~4)、中立(5)、保守(6~10)，保守2007年为43.9%，2012年为41.9%，但2017年明显减少到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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