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祥临：刘易斯拐点理论导致中国贫富差距恶果-经管之家官网！

三农问题困难重重，贫富差距拉大，正是对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缺陷等市场经济理论教条顶礼膜拜的恶果
“刘易斯拐点”是伪概念
在2010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读到老同事、著名经济学家周天勇教授的新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并未来临。文章中写到：“随着国民经济不断增长中民工荒的出现，有人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来到。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周教授笔锋所指，应该是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蔡昉教授。早在几年前，蔡教授就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达“刘易斯转折点”(注：转折点就是拐点)，他指出“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消失，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人们以往并不熟悉的发展环境。”当然，首先公开否定蔡昉教授观点的并不是周天勇教授。
面对两位老朋友的不同看法，笔者认为，他们都错了。其共同的错误根源在于他们在理论上都承认“刘易斯拐点”。笔者经过多年探索研究已经证明，所谓“刘易斯拐点”，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重大缺陷，是个可以被证伪的虚假概念。在一个虚假的概念上争来争去，肯定争不出个结果来：周教授依据仍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客观事实，认为中国还没有到达刘易斯拐点；蔡教授依据沿海地区已经出现民工荒、工资水平明显上涨的客观事实，认为中国已经达到刘易斯转折点。如此这般，谁是谁非，恐怕刘易斯在世，也说不清楚。
破解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深层次矛盾，需要理论和政策创新。
“刘易斯拐点”虚假的简单证明
笔者将“刘易斯拐点”证伪的初步研究成果包含在《运用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精髓转变二元经济结构》一文中，已经于2009年12月20日、30日分两期发表在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动态》杂志上。本文试图把初步研究成果进一步细化，更为撰写规范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创新学术论文做进一步铺垫。希望得到经济学界同仁的批判。
证明“刘易斯拐点”虚假的逻辑起点是证明“生计工资”(拉尼斯、费景汉亦称之为“制度工资”)的虚假。
1954年，刘易斯发表了他的成名作《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由两类性质不同的部门即传统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构成。这就是所谓的二元经济结构，或者说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以中国而论，所谓传统经济部门就是存在了几千年的小农经济系统，所谓现代经济部门就是鸦片战争以后出现的现代工商业经济系统。刘易斯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边际投入效益为零”的劳动力即剩余劳动力。发展中国家要发展起来，必须由现代经济部门吸收这些剩余劳动力进行资本积累。(编者注：由于传统农业部门人口过剩，而耕地数量是有限的，加之生产技术简单而很难有突破性进展，生产的产量在达到一定的数量之后，基本是无法再增加的，所以每增加一个人所增加的产量几乎为零，即农业生产中的边际生产率趋于零，有时甚至是负增长，那部分过剩的劳动力被称为“零值劳动人口”)，刘易斯进一步指出，只要传统经济部门还存在剩余劳动力即劳动力无限供给，现代经济部门就能够以“生计工资”即仅能维持生存水平的劳动成本雇佣工人，而且，“生计工资”将一起维持到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的时点上。也就是说，在传统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之前的很长的经济发展阶段内，“生计工资”机制都将从根本上制约转移到现代经济部门的劳动力工资水平无法实质性提高，即使有提高，也只是对城市生活费用高于农村的补差，比如高出30%。在刘易斯看来，只要传统农业部门还存在剩余劳动力，亦即具备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供求关系决定劳动力价格的市场机制就不起作用。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在严格的刘易斯语境中，是指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特性的国家经济发展到“生计工资”机制不起作用的那个时点，在这个时点上，传统经济部门剩余劳动力已经被吸收完毕，供求关系决定劳动力价格的机制开始发挥作用。
但是，仔细推敲一下，刘易斯创立的“生计工资”概念并不成立。
首先，由于一部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总量趋于减少，但传统农业部门的总产量并不因此而减少，这样，留在传统经济部门的劳动力平均产量必然增加。也就是说，传统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会随着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相应提高，从而传统经济部门劳动者的“生计”即收入状况得到改善，不会固定在现代经济部门出现之前的水平上。而且，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的越多，即留在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总数越少，“生计”状况改善的程度就越大。这是用小学数学知识就能够推导出来的结论，笔者不知道刘易斯及其理论追随者为什么视而不见。在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框架内，若想“生计工资”概念成立，必须补充一个假设，即传统农业部门内部新增劳动力的数量与转移出去的劳动力数量相等。然而，一旦做出这一假设，也就等于假设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永无转移完毕之日。显然，刘易斯及其理论追随者不敢追加这个假设条件。
其次，现代经济部门从传统农业部门吸收劳动力的第一时刻起，就必然伴随从传统农业部门购买农产品(注：这里假设现代经济部门只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商业行为。这样，传统经济部门就获得了向现代经济部门购买现代生活资料和现代农业生产资料的货币支付能力。现代生活资料(如钟表)直接改善传统农民的生活状况；尤其是现代农业生产资料的使用意味着农业生产技术创新，必然带来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使传统部门的总产出增加，从而在上述单纯减少劳动力总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高了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平均产量。张五常教授在《佃农理论》一书中也早就指出过刘易斯认为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错误。
只要以上两点无法否认，那么，“生计工资”的概念就不可能成立。“生计工资”概念立不住，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当然就不能成立。“刘易斯拐点”的经济学价值在于阐述供求关系决定劳动力价格的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临界点。显然，刘易斯在他的模型中设定这个临界点是错误的。供求关系决定劳动力价格的市场机制从现代经济部门扎根于传统社会那一时刻起就会发生作用。刘易斯声称，二元经济结构模型是“按照古典学派的传统”建立起来的，但他在建立“生计工资”概念的过程中却违反了供求关系决定价格这个最基本的古典经济学规范。而笔者的分析在古典经济学框架内是无懈可击的。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面世之后，费景汉和拉尼斯两位教授费尽心机地进行了修正，闭门造车地杜撰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三个阶段。在所谓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很丰富的第一阶段，用“制度工资”概念取代了“生计工资”；在所谓的农业劳动力总量已经减少但剩余劳动力还存在的第二阶段，承认工资水平会所有提高，“制度工资”消失，即到达“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在所谓农业劳动力总量更为减少且剩余劳动力已经消失的第三阶段，供求关系决定劳动力价格的机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工资水平会明显提高，即到达“刘易斯第二转折点”。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洪银兴教授将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三个人的研究成果称为“刘—费—拉模型”。但必须指出，费景汉和拉尼斯的研究并没有发现刘易斯模型的根本性缺陷，从而也就不可能取得实质性创新。用“制度工资”取代“生计工资”，不过是做了一个文字游戏而已。我国经济学家们目前争论不休的“刘易斯拐点”，实际上主要是承袭了费景汉和拉尼斯的理论。然而，一旦“生计工资”和“制度工资”被证伪，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就统统失去了逻辑依据。
另外，中国的实际经济发展过程也明白无误地否定了“生计工资”和“制度工资”概念。虽然周、蔡两位教授对于2010年中国农村是否还存在剩余劳动力持有不同看法，但2000年以前中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则是他们的共识。统计数据表明，1978-2000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34元提高到2253元。谁都得承认，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在改革开放之后有了很大提高。所以，“生计工资”概念在实证研究面前只能被否定，不可能得到支持。当然，就并不排除我国至今还有几千万农村人口生活在仅能温饱甚至温饱不得的贫困状态之中，这也是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一个恶果。张五常先生的老师对他说过：“如果理论的主要含义被事实推翻了，理论怎么精彩也无补于事”。因此，劝告周、蔡两位教授及所有信奉“刘易斯拐点”理论的中国学者，在中国这么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国家里，如果找不出支撑“生计工资”概念可靠性的实证数据来，就别再迷信它了。
既然逻辑推演和实证研究都否定了“刘易斯拐点”的存在，那么，周、蔡两位教授的争论就没有任何学术含量了。
还应进一步指出，我国经济学家不仅忽视了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存在的“生计工资”及其衍生出来的“刘易斯拐点”等重大缺陷，就是对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性质也缺乏准确的把握。比如，周教授在文章中说：“刘易斯拐点”“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把二元经济结构模型说成是“人口流动模型”，是对刘易斯理论似是而非的曲解。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的开篇处明确读者：这篇论文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所以，二元经济结构模型是“资本形成”模型，不是“人口流动模型”，甚至说它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型”都是不确切的。在刘易斯看来，传统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向现代经济部门转移，在资本形成的过程中只是发挥要素或介质的作用而已。
对于本文上述见解，周、蔡两位教授及其他学者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