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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近年底，中国地价房价升温，并再度成为大陆媒体的关注话题。
中国新华网周二首页头条报道说，中国国土部发通知要求严打囤积、炒作和闲置土地等“违法违纪行为，并引述评论员称这些措施可能为将来出台针对“地王”和“高价地”的措施作铺垫，从而改变土地拍卖“价高者得”的游戏规则。
中国话题中不少属于老生常谈而又不得不谈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是其中之一。
“房地产绑架经济”、“经济房地产化”、“土地财政”、“为何调控无效？”、“调控无效根源何在？”、“房价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地王惊现/频现/再现！”等等。
这类标题和文章看多了，容易令人产生是否在讨论屡战屡败抑或屡败屡战问题。
短效
2010年，中国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频密且力度加大。9月底针对房地产市场过热且以前多次降温努力收效甚微，中央**出台了被称为“最严厉的调控政策”的“新国五条”，包括限购、限贷等遏制投机炒作的措施。据财经网记者观察，其降温效力仅维持了30天；房地产市场经过10月份迅速降温后，11月份又迅速反弹。
无独有偶，21世纪网日前刊登一则报道指出，今年年底全国各主要城市将出现“卖地潮”、“地王潮”，且成交土地溢价率和地价一改持续了半年的原地徘徊，呈快速上升之势，由此可能推动新一轮的房价上涨。
新华社则引述中国地产界领军人物之一的北京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说，调控的本质是挤压房地产开发商的利润空间，而不是众人误读的“降房价”，因为地价保持升势而**未加抑制，土地拍卖永远是“价高者得”，所以在成本不断上升而销售受遏制的情况下，开发商维护自身利益的较佳方案应该是“少挣点”。
中国知名经济评论人叶檀指出，价格体系的不顺畅导致了房地产市场怪状：在2010年紧锣密鼓的房地产调控背景下，一线城市土地财政居然创出历史新高，原因就在于“土地一级市场垄断，二级市场放开，一级市场的土地价格节节攀升，二级市场商品房、商用地产等价格随之上涨。”
中国的房价和地价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
维稳
房价直接关联到民众的生计，是百姓最担忧也最不满的焦点；地价与民众之间隔着**和开发商，但涉及的官商勾结和贪腐问题也是民众最痛恨的。房地产市场可以“坐地生财”的暴利特性导致大量产业资金流入，损害了实业界提升竞争力；“土地财政”则为贪官提供了唾手可得、不寻自来的“租”，提供了官场腐败的沃土和有利生态环境。
为了“维稳”，**希望房价不要持续飞涨，但对**垄断的土地价格却没有相应的价格控制机制，甚至很难说有抑制地价的意愿。
今年当局严令房地产非主业的国企退出房地产市场，但土地拍卖会上以最高价夺得“地王”地位的仍旧是国企。
又由于房地产开发业对中国经济GDP增长的贡献（80%以上的水泥、70%以上的钢铁及汽车、家电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人们也难免怀疑力争GDP增长“保八”和经济软着陆的**对调控房地产有多真诚，有多坚定。
BBC中国事务编辑陈时荣说，中国**的楼市调控始终雷声大雨点小，根本原因之一是中央**和地方**的目标、利益不尽一致：中央**以维稳为头等要务，而地方财政主要依赖土地拍卖收入。
他认为，国务院和不同的部委在不同的时间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语言表述的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意愿和措施，是因为它们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有所作为，至少是表现出在采取行动。
而现实是各项调控政策是否有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官对政策的解读、理解和执行。
财政
甚至“调控令”的文字表述都并不完全经得起推敲。比如“炒地”跟多年前使用频率相当高的“投机倒把”这两个概念都“暧昧不清”。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为“财经网”撰文，列出了中国房价调控之所以艰难的六大原因：
城镇化进程带来的住房刚性需求；民间资本投资领域狭窄，为追逐快利厚利进入房地产市场；境外热钱涌入；持有房产环节的税收制度缺失使得持有个人住宅成本几乎为零，没有房产税和不动产税；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以及中央“一刀切”政策的效用因地方差异而减弱。
对此，他提出两条对策：首先是部门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要做到协同；其次是房地产调控政策要组合使用，针对不动地区、市场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工具包”。
陈时荣认为，问题的根源还在于土地所有制。
一级市场垄断，**拍卖的是土地的使用权。在土地拍卖甚旺的城乡交界地带，或者在农村，名义上集体/**拥有的土地实际上往往沦为几个地方干部寻租牟利的摇钱树。
实际上，近年来经常不断见诸媒体的农民抗议土地被强行侵占、征地补偿被贪官污吏侵吞、城镇居民住宅拆迁纠纷等事件，已经明确指出房地产市场调控方面一个深层次的政治制度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