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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未来产业发展模式：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农业产业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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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未来产业发展模式：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农业产业综合体作者：袁成达时间：2013-01-14　　一、后工业化发展之殇　　第一，后工业化带来资源的危机。从与工业化发展相关的耕地、水和能源等重要资源的现状看，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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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未来产业发展模式：新型城镇化与生态农业产业综合体

作者：袁成达时间：2013-01-14

　　一、后工业化发展之殇
　　第一，后工业化带来资源的危机。从与工业化发展相关的耕地、水和能源等重要资源的现状看，中国的人均耕地而积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中国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4,2004年，中国人均消费的能源只相当于日本人均能源消费量的1/4，美国人均能源消费量的1/7；目前中国的主要矿产资源己经出现储量增长远低于开采量增长，开采量增长又低于消费量增长，国内资源保障程度快速下降，新增部分主要依赖进口的局面。
　　一方面国内矿资源加紧开发，野蛮生产。结果造成生态环境危机，大面积水土流失，水体污染。一些煤矿为了增产，不顾矿工安全，超能力大干蛮干，致使矿难频发，造成严重的经济和生命损失。如果这样下去，若干年后，我们将无资源留给子孙后代去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实行产业结构的“重烈化”，把原本稀缺的资源大量投入重化工业，很快就造成了资源瓶颈收紧，企业的正常生产和群众的正常生活都受到影响的负效应。国内企业为满足生产，不得不大量向国外采购铁、矿石、氧化铝、石油和石油制品，一方面使这些产品紧俏昂贵，另一方面导致经济发展受制于人。
　　第二，加剧生态环境的破坏。如果说资源的约束还有可能通过从国外进口得到缓解，那么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的代价则使我们更难承受。
　　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一氧化硫排放量和有机污水排放量己占世界第1位，一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占世界第2位。即使国际社会不就环境问题向中国施压，中国自身的环境容量也难以持续容忍这样大的污染排放。重化工的过度发展造成我国本来已经很脆弱的生态环境的加速破坏。例如，华北平原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地区，但北京、天津、河北近年来兴建了许多大量耗水的重化工企业，这不能不加剧事态的发展。如果持续下去，还会造成永久性灾难。目前华北地区有些地方已经把可以回补的浅层地下水采完，开始抽取不可回补的深层地下水。如果出现漏斗，就可能造成大片地区荒漠化。
　　还如，前不久，武汉市拍卖毒土地，倒赔开发商1.2亿，而修复这块土地的成本需要2.8亿；2013年的第一天，山西长治天脊化工集团苯胺泄漏事故，更是波及浊漳河下游河北、河南两省，造成河北邯郸市一度大面积停水，导致市民恐惧，疯抢矿泉水。这是进入2013年之后第一起重大化工水污染事件，成为近年来国内化工污染水源又一案例。近年来，因化工企业污染水源的案例层出不穷，广西龙江镉污染事件、云南曲靖铬污染、江西瑞昌水污染、吉林松花江化工污染、湖南湘江镉污染等等事件触目惊心，令人堪忧。
　　早在2004年，胡锦涛同志就严肃地指出，如果不下决心扭转这种过度消耗资源、过度污染环境、经济粗放发展局面，我们将“无法向历史交代，无法向人民交代.也无法向子孙后代交代”。
　　我们连生存都将堪忧，更遑论发展了。因此，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检讨后工业化过程中带来的资源环境的挑战，另辟蹊径，寻找一条高效生态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一点对我们来说特别紧迫和重要。
　　第三，后工业化时代，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压力增大，劳动就业形势严峻。一方面，目前农村劳动力总量大约有5亿人，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为3.3亿人，而根据现有的资源状况，农业部门仅能容纳1.4亿左右的劳动力，农村潜在的剩余劳动力总量达1.8亿以上，即到2020年，平均每年大约有1000万人需要从农村中转移出来。加之国有企业改革中需要再就业的劳动力、机关事业中大量存在的富余人员以及自然新增的劳动力，保守的估计每年还要新增1000万人左右。两者相加，未来几年中国每年需要提供20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才能满足日益庞大的劳动力就业需求。另一方而，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无论从行业看还是从所有制看，中国工业的资本劳动比率均呈现出持续而显著的上升趋势。各个行业、各类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迅速上升，表明中国的工业化正在走向资本密集也即资本对劳动的吸纳能力越来越弱的新阶段。2003年与1980年相比，工业部门每吸纳一个劳动力就业需要的固定资产净值增长了19倍。资本对劳动的加速替代，使得工业增长所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出现了相对甚至绝对下降的趋势。这就使中国未来的工业化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是不断增长的劳动力需要就业，另一方面是工业的资本密集度越来越高，资本所能吸纳的劳动就业量日趋减少，这构成了对中国工业化的严峻挑战。
　　第四，对重化工业的过度投资孕育金融风险。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资本是一种十分宝贵的稀缺资源，必须高度珍惜，决不能采取靠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在近年来的房地产和重化工业投资热潮中，无论公私企业还是政府机构都靠商业银行贷款支撑。由于这样的增长是一种借来的增长，在投资效率不高的情况下，过度投资极易造成银行坏账大量增加，如果投资决策普遍失误或者泡沫破火，还会引起金融系统的系统风险。目前我国标志投资效率的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居高不下，已经达到某些东业国家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每增产1亿元GDP需要投资5亿元以上。正像麻省理工学院的克鲁格曼教授所指出，一些国家采取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投资效率低乃是引致东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殷鉴不远.我们必须加倍警惕。
　　二、城市化进程之痛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显示，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51.3%，比2002年提高12.2个百分点，城乡结构发生历史性变革。这一组数字的变化标志着中国已经由“乡村中国”向“城镇中国”快速迈进，由传统生活向现代生活逐步演进。
　　“十五”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城镇体系规模结构政策和城镇建制的调整，大城市固有的功能多、市场大、效率高、规模效益和聚集效益显著的优势日益突出，加之各地政府的政策推动，中国城市规模结构的升级进程明显加快，出现了城市化大跃进的趋向。而城市化进程不仅是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数量与比例不断增长的过程，更是通过提高城市管理水平不断改善城市质量，优化城市空间组织，不断完善城市功能的过程。当前，中国部分地区往往只注重城市化量的增加，而忽略了城市化质的提高，盲目追求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地域面积的扩大，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水平较低，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交通拥堵、住房不足、环境噪音污染严重、水资源短缺和硬化道路比重低，社区服务和管理不完善等问题，与人口和经济集中的要求严重不适应。
　　中国在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它们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乡村的留存问题。有资料显示，我国的自然村十年间由３６０万个，锐减到只剩２７０万个。这意味着，每一天中国都有８０个到１００个村庄消失。有人担忧，农村都变城市了，地都没有了，以后大家都吃什么？有人担心，乡村消失，农耕文化也将不存在了。还有人感叹，农村发展滞后，乡下那个家怕是回不去了。在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出现农村发展滞后的现象并不奇怪。但城市化显然不是让农村消失，而城市和农村之间，也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城镇化本应是一个自然、自由且漫长演进的过程，而城镇化的进程应当带动农村的繁荣，而不是农村的凋敝。
　　据媒体报道，坐落在赣西北群山深处的安义县合水行政村南坑自然村，山清水秀，环境宜人。当年曾有着130多口人的山村，现在只剩下一位六旬老人和一条狗两只鸡留守。据村民介绍，合水村有11个自然村，共计814口人，而现在留在村里的不到80人，都是年过六旬的老人，每个自然村平均不到8人。像这样行将消亡的村庄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着。
　　第二，农业用地被蚕食问题。一些城市的迅猛扩张是建立在大量吞噬农村土地的基础之上的。一些地方政府依赖于土地财政，将农民的土地以很低的价格收购为建设用地，以高楼林立的土地城市化繁荣景象，来掩盖未能完成的人口城市化。
　　第三，失地农民问题。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村青壮年涌入城市，他们因大城市户籍制度的高门槛无法真正融入城市，也找不到农村家园的精神皈依。另一方面，学有所成的有志青年也面临着农村机会少、条件差、受社会歧视等因素影响，而无法回流反哺农村。
　　第四，城市人口过度膨胀。随着城镇化的推进，现有大中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农村人口大量涌向以北上广等为代表的一二线城市，使这些城市的人口远远超过容纳限度。这突出表现在造成基础设施供应相对紧张，城市存量公共物品难以满足过量人口的超额需求，出现供不应求的窘态。住房紧张、供电紧张、交通堵塞、外来务工子女上学无着落等现实困难比比皆是，城市已不堪重负。
　　第五，加剧了城市失业和贫困化。根据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城市本身失业现象已经固有，农村劳动力涌入后，往往很难迅速就业，在城市现代部门新创职位小于人口流入量时，城市失业现象就更加严重。同时，城市中传统部门就业者，由于其劳动生产率低于现代工业部门，收入水平就要低于城市平均收入水平，形成城市贫困人口群体。随着城市外来农村劳动力流入，外来者除了少数自身业生产，进入城市文化素质、技能水平较高者得以顺利进入现代工业部门，他们中的多数滞留在传统部门作为过渡，这就进一步加剧了贫困人口的比例，加重了城市贫困化程度。
　　第六．环境污染加剧。随着城乡之间人口迁移，城市人口基数大增，城市内垃圾污染、噪声污染、城市周围水源污染现象触日惊心，可以说当今中国多数城市都有垃圾围城、噪声盈市、污水横流现象，这与可持续发展主张的协调理念背道而驰。无疑，城市内膨胀的人口是重要的引致原因。
　　第七，社会稳定与城市治安形势变得更为严峻。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对城乡社会稳定局面都发生影响。犯罪学研究成果显示，城市流动人口犯罪率在全部城市罪案中的比重逐年上升。进入城市但徘徊于现代工业部门之外的农村劳动力，由于贫困导致生活无保障，极易与各种违法犯罪现象联系在一起，这加重了城市的治安负担。
　　第八，公共卫生问题。2003年的非典疫情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公共卫生隐患问题在人口高密度地域尤为重要。随着城市化人口流动的加剧，在城市中防控传染病的公共卫生任务变得更为繁重。城市公共卫生负担与城市吸纳人口速率是正相关的。
　　第九，新城开发乱象环生。中国的新城建设过于泛滥，大到北上广，小到小县城，甚至一些国家级贫困县城也在建几十万平米的新城。据权威资料统计，中国目前有：655个城市正“走向世界”；183个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3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中心商务区”；北大荒拟建新城多达113个；新疆兵团酝酿造城运动：10年再造8个石河子。凡此种种，不甚枚举。纵观中国现代新城，给人以难以回避的尴尬和费思。原本各有特色的城市面孔，却在几年间陡然变得千城一面，甚至出现“空城”、“卧成”、“鬼城”、“睡城”的悲催。通过轰轰烈烈地圈地造城运动的背后，我们不难看出新城开发盲目无序，不顾自身资源条件，不切实际的决策，土地财政利益的驱动，造出一座座空城，造成太多的资源浪费。
　　三、“三农”问题之困
　　中国有近一半的人口在农村，没有农业和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就不可能有城镇的发展和繁荣，也难以支撑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刚刚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保供增收惠民生、改革创新添活力”，要积极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机制，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在“收入倍增”进程中着力促进农民增收。
　　自从2000年3月，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上书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由此引发了全社会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时隔多年，“三农”问题仍然得不到较好的解决，农村经济依旧十分萧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农村市场发育严重滞后，农产品商品率低下，产供销体系没有建立，资源配置无法优化；中国大部分的中西部农村目前陷入“空心村”状态，年轻人都走出农村外出打工，农村的主体居民是38-61-99部分，即妇女、儿童、老人留守农村，导致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城乡居民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上两极分化严重，形成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造成城乡居民在基本权利和根本利益上的巨大差别；农村教育水平、社会保障制度、干群关系等诸多严重制约“三农”发展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三农”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有三：首先是长期以来我国形成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户籍制度把农民限定在小块土地上，使单位面积上的劳动力过多，无法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优配置，导致农业生产率、农业机械化水平十分低下，经营规模化难以实现，农民的小农思想意识浓厚，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
　　其次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以牺牲农业农村为代价，政府对农民的反哺工作又严重滞后，导致农村经济的发展举步维艰。在计划经济时代，广大工人与农民勒紧裤带，为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期，改革开放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经济获得巨大发展。随着改革向城市的转移，农民工进入城市，促进了全国经济，特别是城市经济的发展。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济增长趋缓，乡镇企业萎缩，特别是随着国有企业下岗工人增多，农民工的自由流动受到城市政府限制；内需严重不足，供给大于需求，“巨大潜在”的消费市场无法启动。农民工在推动城市经济增长的同时，却在激烈无情的市场竞争中沦为最大的弱势群体。
　　三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农村乡镇经济的脆弱性，以及国外现代化农业对我国小农经济的挤压，造成农民增收困难，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艰难。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乡镇企业发展迅猛，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我国农村成为吸引外资的主要地区。外资促进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大量廉价商品，如服装、玩具等迅速占领国际市场。外贸出口和农村承包责任制成为拉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北美自由贸易区形成后，墨西哥抢走了我国在北美的贸易份额。以纺织品为例，1994年，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在北美的市场份额为49%，占第一位，两年后墨西哥取而代之。另外，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东南亚各国和东亚的日、韩，以及港台等地区为了转嫁危机，纷纷实行货币贬值以增强出口竞争力。我国和东南亚出口产品的趋同性大大影响了我国的外贸出口，对我国农村和农民的利益损害相当严重。加之国企破产倒闭，乡镇企业江河日下，农业经济萎缩不前。
　　在中国，农业是高风险的脆弱产业，农村是最落后的象征，农民是地位最低的弱势群体。因此，农民有五怕：一怕自己种了东西卖不掉；二怕种子、农药、化肥等农用物资乱涨价；三怕农村社会治安管不好；四怕碰到假冒伪劣的农用物资；五怕上面强迫命令，瞎折腾。农民也有五盼：一盼较快增加收入；二盼尽快改善农村治安环境；三盼科技、卫生、文化经常下乡；四盼严厉打击农资市场的假冒伪劣，让农民种上放心田；五盼尽快改善农村治安现状，还农民一个安宁祥和的生产生活环境。
　　农民的害怕和期盼真实地反映出当今“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今后工作的艰巨性。
　　下面通过算一笔账，就会明白农民为何那么穷了。按照全国2.5亿个农户承包了18亿亩耕地来计算，平均每个农户的经营规模大约为7亩，人均大约为1.39亩。但平均数不代表大多数，现在有14个省份人均占有耕地不到1亩，660多个县人均耕地不足0.5亩，也就是说这些省和县的农户经营规模已经很小。这些数据不包括各地侵占耕地后以次充好的情况。农民种稻谷、小麦和玉米三大粮，扣除农资成本上涨因素，亩均净利润是185.2元。也就是说，即使按户均7亩地、夏秋两季都收粮计算，每年种粮净利润不到2,600元（185.2元×7亩×2季）。这就是农民种粮收入的家底。青壮年外出打工，有的干脆撂荒，有的租给别人，种地的是留守妇女、儿童和老人，“种粮口粮化、农业副业化、农民兼业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种情况，实际上给中央出了一道题,增加农民收入连续10年是一号文件的核心目标，但年年讲年年落不到实处。用农民的话说：“听中央讲话满怀希望，看自己生活还是老样。”
　　农民为什么穷？我看穷就穷在没有找准突破口。山东莱阳有个叫濯村的地方，过去穷得叮当响，经过15年的努力，走出了一条农业生产企业化、农民生活现代化和农村生态田园化的发展之路。给我们的启示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就要大量消化农村富余劳动力；要解决农业问题，就要坚决改变农地零散化、细碎化耕作方式，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综合体，积极培育壮大集体经济；要解决农村问题，就要从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着手，切实推进农村小城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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