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好文:对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李晓鹏的采访-经管之家官网！

我叫李晓鹏，生于1982年，改革开放后四年，是比较早的一批“80后”。今年三十出头了。回顾这三十多年的生活，感觉自己非常幸运，可以在30年左右的时间里，体验到了人类社会两千多年的变迁——从原始的农耕社会到工业化社会，再到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社会。这个过程让我对中国和外部世界的认识经历过很多次剧烈的冲击和变化。
我出生在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重庆（原属四川）和贵州的交界处。西南地区本来就是中国最穷的地区，我家在两省的边缘地区，就是穷上加穷。那个地方群山起伏、交通不便，土地贫瘠。父亲是乡里的数学老师，但是他的兄弟和父母都在农村种地。寒暑假和农忙的时候，我也会去农村做些农活。
当时学校还有专门的假期叫农忙假——每年稻谷播种和收割的时候放假一周，中小学的孩子们都回家去干农活。不然家长们会有意见，说读书耽误了农忙，就不让孩子来念书了。
农忙时候干的活儿，劳作方式跟两千年前没有多大的区别，犁田用牛、插秧用手，收割用镰刀、打谷用架子。
和现在孩子猎奇式的学农假期不同，那时候的农忙假是真的农忙
小镇（乡政府所在地）只有一条街，被称之为老街，都是一些老式的瓦房。街道大约只有五六米宽，但相当长，大约有一两公里，街旁边就是河，叫笋溪河。这条街的历史非常古老，应该有一千多年了。所有的老街坊都认识。尽管物质生活贫乏，但治安良好、没什么贫富差距，大家习惯了紧巴巴的小日子，生活还算悠然自得。
1998年，长江全流域发大水，笋溪河也一夜暴涨，把我家房子冲垮了。整条街被冲垮的房子不少。洪灾过后，乡政府趁机对街道进行修缮开发，搞旅游，号称“中山古镇”。去年（2015年）春节还上了新闻联播，被当成“青山绿水变金山银山”的典型案例，现在就更火了。
我离开中山，是一级一级考试考出来的。当时还有一级行政区划叫做区，比乡高一级，比县低一级。1996年去区里面读初中，1997年到江津县城读高中。2000年从县里面考到了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念完大学，在博士期间去英国剑桥大学做访学。后来又到美国哈佛做Research Fellow（大致可翻译为“研究员”）。现已回到国内，定居北京，以研究为业。
从中国最落后的地区，从两千年前的农业耕作式的生活方式，到大城市体验工业化社会的生活，又到英美感受西方现代化的生活，跟着大家一起，经历信息化、移动互联网的创新浪潮。人类从农耕时代走到今天，走了三千多年，我在这三十年里亲身体验了一遍，这是我的最幸运之处。
第一次思想颠覆：孔子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外部世界的快速变化，也急剧改变着我们的思想。我们这一代人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经历了几次很大的变化。有的时候是完全颠倒过来：以前你认为正确的现在全部错了，以前你认为是错的现在全部正确了。
而且更神奇的是：还可能再颠倒一次。
我出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五六年了。但文革的影响依然存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宣传材料和图书，很多家庭还保存着。小时候去小伙伴家里玩，从他家床下的纸箱子里翻一些小人书，大部分都是文革期间出版的。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套批判孔子的书。
文化大革命有一段时间批判孔子，把孔子说成是很坏的一个人，是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文人，成天就想复辟奴隶制度，反对社会进步，主张坚决镇压奴隶们的反抗。
我不知道文革是什么，但小人书上的东西看得懂。小孩没有分辨能力，以为书上说的就是对的，认为孔子就是一个大坏蛋，而崇拜书里面跟孔子斗争的奴隶起义英雄。
过了几年，中央电视台播了一个纪录片，就叫《孔子》。那时候我家还没有电视机，对门买了，黑白的，只能收到中央一台，而且只有晚上才有信号，周围的街坊们晚上都跑到对门去看《孔子》。
我看得半懂不懂的，但印象很深刻，因为前后对比太强烈了。这个纪录片竟然说孔子是一个伟人！是伟大的教育家，中国历史上的伟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电视里面还告诉我们全世界有两百多个国家都有孔子像。
这是我第一次世界观的颠覆。
第一次发现，原来这个世界对同一个人竟然可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以前书上说他是坏人，坏透了。现在中央电视台里面又说他是好人，而且还是一个很伟大的人物。怎么会这样？好坏可以这样颠倒吗？
后来我上了小学、初中，接受了改革开放的标准化教育，文革的影响慢慢褪去。政治课本上说，党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但是，党在文革时期犯过很严重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的过错和功劳要三七开。经过改革开放，把文革的错误路线纠正过来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家这才走上了正确的发展道路。
对孔子的批判是“文革”时期极左路线的产物。这些，我全都相信了，不再对孔子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有任何疑问，对毛的看法也与官方一致。
——不过，家里的长辈们对毛的评价比课本上的还要更高一些。
我的父母都来自于贫苦农民家庭，非常敬仰毛泽东。身边的长辈们也几乎都是如此。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爸爸就给我买了一套四卷《毛泽东选集》给我看。我把这四卷翻得烂熟。
不过我印象中家里从未挂过毛主席像，而且我们家三代人包括我在内，都不是党员。长辈们对毛的敬仰完全是出于一种朴素的感谢，感谢他让穷苦百姓过上了和平稳定、有尊严、能温饱的生活，而不是出于什么政治立场。
在信息闭塞的小山村，对中国和世界的差距，我并不了解。在读大学以前，我从未离开过重庆，重庆市的市区也只去过那么三四次。政治课本上告诉我们，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是腐朽的、反动的、剥削劳动人民。我对此深信不疑。
中学时期，我努力的学习中国政治和中国革命史，崇拜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这一些政治领袖。高考的时候，我的政治科目成绩是重庆市第一名。
我家的生活水平在改革开放以后提高很快。小学的时候还有粮票——每个人每个月吃多少斤大米都要根据粮票配额供应。在配额内，国家统购统销，价格比较便宜，超过配额的部分则花钱也买不到。
一个青少年男子的配额是最高的，一个月可以吃32斤粮。我对这个数字印象深刻，每天都盼望着长大，盼望着到了中学以后就可以一个月吃32斤大米了。但等我真的上了中学，粮票制度就废除了。
粮食放开以后，镇上也通自来水了。以前是自己去河里挑水，家里有个大水缸，慢慢镇上开始修自来水管了，一家一户铺进来。
后来政府又投资建了电视转播站，买了卫星信号接收器，给家家户户接入有线电视。我们家也买了一台很小的黑白电视机，可以看见中央一台和二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经济更好了。
之后，我们家就买了一个长虹的彩色电视机。家家户户生活的改善很明显，吃的、穿的、用的都有提高。
到乡里的公路很早以前就有，但往农村延伸是在七八十年代。公路修好之后，随着政策放宽，有很多做小买卖的生意人开始跑货物贩运。当时有中山、太和、常乐三个乡镇，大家约定中山三六九赶集，常乐二四八，太和一五七。
每三天轮换一次，逢十就都休息。到了赶集这天，周围乡镇所有的人都来这里买东西，小商贩在街上摆摊，各种花色的衣服布料最受欢迎，商品经济日渐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