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清华等名校惊现大量论战小册子，权威林毅夫张维迎突遭独立经济学者黄人天挑战-经管之家官网！

近来，独立经济学者黄人天带队在北大清华人大等名校经济类讲座论坛现场和学生宿舍大量派发自费出版的论战小册子，他质疑学术权威林毅夫、张维迎的主张，呼吁扶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建议ZF投资重点转向解决住房、医疗、教育、养老这“四座大山”问题，提高老百姓实际收入，控制生产成本，增强竞争力，避免我国改革红利被抵消和经济继续下滑。这件颇为奇特的事情难以避免地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和议论。黄人天2010年就公开出版专著提出放任产业转移出国将导致国家经济衰落，2012年以来在专业财经媒体如《新华社经济参考报》、《每日经济新闻》等多次发表文章（网络搜索关键词“黄人天”即可查阅相关文章），提出美国仅靠高科技和服务业的所谓先进产业体系没有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人口相当于美国4倍多的中国更不可能，呼吁停止放任劳动密集型产业流失和人民币升值，前进时不能只看天上不看脚下，创新转型升级和保持传统优势必须并重，并建议ZF投资重点转向解决住房、医疗、教育、养老这“四座大山”问题，提高老百姓实际收入，否则经济会持续下滑，日益金融化，陷入流动性陷阱，这些分析和预测已经被三年多来的中国经济下滑、金融混乱、房价高涨、产业衰退等事实所证明。但ZF在林毅夫、张维迎等权威经济学家误导下仍然片面追求转型升级，甚至鼓励产业转移国外，同时继续进行过度超前低效的基本建设投资，导致改革红利被抵消，经济继续下滑，而黄人天的正确主张却被淹没在权威经济学家铺天盖地的新闻信息之中，丝毫没有被重视。为阻止中国陷入产业空心化和经济下滑泥潭，憋着一股气的黄人天无奈之下编写了一本小册子，用逾一万五千字详细阐述了为什么不能放任产业流失的经济学原理，并与林毅夫、张维迎的主张进行了理论和实际的对比，质疑和挑战他们的错误观点和主张，要求公平辩论。然后自费印刷出版并雇佣派发员在林毅夫、张维迎所在的北京大学和其他著名高校的经济类讲座、论坛现场和学生宿舍免费派发传播，希望能够引起ZF重视，改变错误政策主张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目前，黄人天已经花费个人积蓄数万元，处境艰难，却仍然没有引起ZF重视，急需声援。然而很多人并不理解他的呼吁行动，甚至嘲笑他自不量力，认为他不该管这些国家大事，不如自己想想怎么多赚钱把个人生活过好，但他仍然执着地坚持着，因为他认为这一行动关系到每个中国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是经济学者的本分，一个社会总要有人来做这样的事。
让人好奇的是，那本小册子里到底写有怎样的内容，可以让此前在经济学界并不著名的青年独立学者黄人天斗胆挑战林毅夫和张维迎这样的大牌经济学家呢？要知道他们都是中国目前的顶级经济学家，林毅夫当过世界银行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享有国际声誉，志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张维迎也当过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在中国知名度很高。黄人天到底是胸有成竹还是不知天高地厚？以下是论战小册子中涉及林毅夫和张维迎的部分，请大家自行鉴别讨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大论战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大论战

林毅夫：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仍将由投资来驱动

林毅夫（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

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在2013年4月初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仍将由投资来驱动，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将是投资驱动力的两大组成部分。

在10月27日的某高峰资本论坛上林毅夫再次强调，在国际经济增速全面下滑的大背景下，中国宏观经济要维持长期稳定增长，仍需以投资为主。

林毅夫指出，有效的投资在当前是需求，会促进经济增长；而放眼长远，前期投资可以转化为后期的生产力，进而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提高，同时也能带动消费的稳步提升。消费无法提高生产力，若要长期维持则需举债，但债务最终仍需还本付息。在短期海外市场需求相对疲软的背景下，以消费拉动作为缓周期的措施是无源之水，不可持续。

目前来看，林毅夫认为仍应以投资，尤其是有效的投资作为缓周期措施。投资在当前是需求，会促进经济增长。在下一个阶段，投资会变成生产力，提高国民经济增速、增加国民收入，从而进一步支持投资，也可同时支持消费。

数据显示，1978至2007年的19年间，中国年均消费增长速度是7.7%，但在2009年至2012年期间，也就是投资拉动受到最严厉批评的四年间，年均消费增长9.1%，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增长最快的一段时期。究其原因，林毅夫认为仍是投资拉动生产力水平提高，以及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增长，进而推动消费增长。

林毅夫认为有效投资包括技术改造投资、效率改善型基础设施投资和环境治理投资，他认为这些投资均具有很高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林毅夫预计，利用后发优势，未来15年中国经济仍能维持8%以上的增长潜力。他的论据是按2008年数据，我国人均收入水平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美国的21%；日本、新加坡、韩国分别在1951年、1967年、1977年达到美国的21%。其后，这些国家分别利用后发优势继续维持了长达20年左右7.6%至9.2%的年均增长率。而这些国家的发展轨迹、道路、模式，跟我国改革开放是一样的。

林毅夫相信，如果说后发优势潜力让上述国家实现了20年7.6%至9.2%的持续增长，那么中国同样具备这样的能力，即从2008年算起，往后20年维持8%左右增长。

归结起来，林毅夫教授的投资拉动论是其“新结构经济学” 中“产业甄别、因势利导”主张的延伸，认为ZF主导进行克服“市场失灵”的有效基础设施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而有效的技术创新投资也需要ZF的合理引导、协助和参与。

张维迎：经济增长来自消费需求和企业家努力更好

张维迎 （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现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现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维迎在4月初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言论指出经济增长来自消费需求和企业家努力更好，靠ZF投资不是好事情。他强调中国企业家应该站在西方肩膀上进行足以创造新产业的真正创新。

在9月12日的达沃斯论坛上，张维迎指出从消费、投资、出口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增长是“一种计划经济的思路”。他认为生产是为了消费，投资、创新是为了未来有更多的消费。如果投资不能增加未来的消费，也就是不能提高生产率的话，是毫无意义的，“投资是对人类未来的关心，和未来幸福的追求相关”。张维迎指出ZF主导的刺激消费是个“奇怪”的概念，“老百姓有了钱，他怎么储蓄，怎么投资是他自己的事儿”，刺激消费的措施不一定能起到积极作用。

总体看来，张维迎教授反对ZF主导的投资和刺激消费等需求管理政策，他主张企业家和消费者在市场机制调节下自主选择投资、消费和储蓄，这与其市场主导派的学术路线一脉相承。

大论战的本质是什么？

黄人天每经智库专家

综合考察双方代表人物的观点，可以归纳出这场大论战的本质。

先看双方的统一方面：

双方实际上都认为投资是直接创造经济增长的手段、投资可以间接创造消费、创新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再看双方的对立方面：

投资拉动派认为ZF应该在具有公共品性质的基础设施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对技术创新投资也应有所引导、协助和参与，以克服“市场失灵”。他们强调ZF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其主导或引导进行的基础设施和技术改造投资具有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应该坚持。

实际上，投资拉动派的经济增长学理是利用ZF主导的投资需求和政策杠杆引诱民间投资，以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投资引诱不足。

消费拉动派则认为“ZF失灵” 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应该在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作用下，由企业家和消费者自主决定投资、消费、储蓄。他们强调ZF主导或引导进行基础设施和技术改造投资本身是低效率的，导致了地方ZF债务危机、经济下滑等问题，而且现在已经过于超前，无助于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效率，因此是不可持续的，应该让市场主导资源配置，具体方法就是利用体制改革释放内需，进而让更多内需拉动经济增长。

实际上，消费拉动派的经济增长学理是释放更多的自然消费需求对企业家和个人形成更多市场化投资引诱，而无需ZF人为制造需求。

可见，双方的区别仅在于投资拉动派认为ZF掌握的投资需求和政策杠杆可以引诱真实投资创造缓经济周期的可持续经济增长，而消费拉动派则认为用自然消费需求市场化地引诱真实投资创造的经济增长才是可持续的。

归根结底，掩盖在投资拉动和消费拉动表面之争背后的论战本质仍然是自亚当·斯密以降已经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的一个经济学基本辩题，即ZF和市场在经济增长中的相对作用大小和定位问题。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到各时期万变不离其宗的各种流派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市场始终被认为是经济增长中的主角，而ZF只能是“守夜人”。而从西斯蒙第、马克思、凯恩斯到各类新马克思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市场总是被认为具有不同程度缺陷的，而ZF则被赋予了不同程度的危机克服者或拯救者的功能。这一论战从学界延伸至政界，许多政治辩论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长期以来，论战双方常常陷入有失偏颇的相互误解和自我信仰固化之中，使论战变得异常繁冗纠缠和难以达成共识，根源在于参与论战者都是价值观相异的人。

例如，当下的中国投资拉动派强调消费无法提高生产力，若要长期维持则需举债，但债务最终仍需还本付息。在短期海外市场需求相对疲软的背景下，以消费拉动作为缓周期的措施是无源之水，不可持续。这些话表面看都是对的，但实际上却失之于对论敌的误解，因为论敌并没有说消费可以直接提高生产力，而实际是说更多消费需求可以引诱更多投资，从而提高生产力，没有外需也能够获得一定速度经济增长，何需谈及什么举债问题？

反过来，目前的中国消费拉动派一些成员频频为投资拉动派贴上ZF主角论或强势ZF论的标签，而对方却在各种场合予以坚决否认，并坚称市场机制在其理论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反倒使贴标签者显得过于武断。

其实论战双方都有一定道理，但如果基于差异化价值观而片面强调一端，则都会过犹不及。那么，如果能够摒弃价值观差异，可否获得某种共识呢？

在市场经济之中，ZF和市场好比天枰两端的砝码，任何一方分量过重，都会导致天枰整体的翻覆，那就是形形色色的危机。前苏联东欧集团和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属于过度强调ZF作用的典型，结果是计划经济模式整体失败。不过，西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也乏善可陈。这30多年里各种地区性和全球性金融危机、经济危机频繁爆发，其密度之大是空前的。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如果没有ZF救援，灾难程度类似甚至超越1929年是没有多大疑问的。事实证明，“ZF失灵”和“市场失灵”都是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ZF与市场都不可能独立支撑整个市场经济体系，只有两者协调，才能保障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而两者如何协调更有效率才是经济学家真正应该研究的问题。

然而，这一基本论战大概会永远持续下去，因为参与论战者的价值观差异难以调和，从而使论战一开始就超越了其本身的经济学含义，带上了注定没有结果的价值观论战的性质。但论战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包括政策制定者在内的旁观者都可以从中各取所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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