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性行为的哲学思考-经管之家官网！

学西方经济学的时候，知道熊彼特这个人物——奥地利学派的学术巨子。他年轻时代有三个愿望：第一、成为奥地利伟大的经济学家；第二、成为奥地利的财政部长；第三、成为维也纳最伟大的情人。前两个愿望他都实现了，至于第三个愿望，我不知道，也没有兴趣研究他的私生活。之所以这么开题，主要想从哲学的层面来思考性。（注：本文所指的“禁欲”不是绝欲，而是在性方面有着严肃、检点的态度）
熊彼特能自豪的说出他要做伟大的情人，可以看出西方对性还是很包容的。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对妓院制度深表赞同，说妓院是城市的下水道。在西方的雕塑和绘画中，男性或女性的裸体是永恒的主题，很多西方文化伟人都把性爱当作持续创作的激情，比如罗丹、雨果、毕加索、海明威。据说浪漫的法国人一生平均有13个情人，从某种意义上，西方以一种包容、理解甚至享受的态度来对待性。
中国传统文化似乎没有这么包容。中国传统文化佛、道、儒三家中，汉传佛教是彻底的禁欲。道家讲究寡欲，所以也不提倡性。大概是魏晋时代，一帮恶劣的妖道提出“采补术”，就是通过性交的方式采取对方的精气，这种猥琐的思维和变态的行为迎合了部分士大夫的口味，在民间旁门左道中有一定市场份额。王重阳真人革新道教回归老庄之后，“采补术”不论道义上还是修炼方法上都显得邪恶不堪，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正统的儒家有着禁欲主义的倾向，孟子对大丈夫的标准第一条就是“富贵不能淫”。到了宋代，孟子学派成了儒家的主流，儒家大师们都为自己的禁欲主义由衷的自豪，比如大程夫子的诗“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中国价值体系的话语权掌握在士大夫的口中，所以士大夫的价值观就成了整个民族的价值观。士大夫都希望不朽，第一是立德，第二是立功，第三是立言。立德的一个核心标准就是有着检点的私生活。年青英俊的诸葛亮讨了一个丑媳妇，而且夫妻生活很完美，他满足了这个必要条件；岳飞时代军官们私生活都很糜烂，但他始终坚持一夫一妻，他满足了这个必要条件；于谦家里连多余的钱财都没有，怎么有条件淫乱？他满足了这个必要条件；张自忠将军也很自律，他阵亡之后夫人跟着绝食自杀，他满足这个必要条件。所以这些人死了之后成了民族的神，被供在神庙里被我们后人瞻仰和敬仰。其实事功超过这些“神”的大有人在，但由于私生活放纵，所以失去了做“神”的机会，比如张居正。
我们这个民族的禁欲主义倾向怎么形成的呢？可能要从哲学层面说起。西方从古代就有着社会制衡机制，所以西方哲学更多的是研究社会规范对人的约束，崇尚法律，法律之外的东西不会加以干涉，你私生活检点或者不检点，社会不怎么关心，关键你要纳税、遵守法律并回馈社会。中国哲学非常伟大，但是法制问题是一个历代宗师都忽视的盲点。周敦颐和王阳明的天道思想都已经尽善尽美，但就是没有法制观念。社会没有法制约束，那么只好用伦理约束。伦理的起点是心灵，而性的渴求，特别是夫妻关系之外的性渴求，可能会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一旦纵欲风尚在社会流行，社会赖以运行的伦理系统就会崩溃，进而造成社会的崩溃。所以中国历代宗师稳定社会的方法不是法律，而是伦理，而稳定伦理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社会上形成一种节欲的风气。在民间社会中，一直流传着“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的谚语。而对于有真正精神追求的士大夫，禁欲会让他们保持先天无瑕的“赤子之心”，让他们体会道德的充沛，进而获得一种超越生死的精神状态。
真正的大丈夫毕竟是极少数。性作为人类的本能，越是禁止它，人们也越是渴求，当渴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这种渴求就成为意淫，而且是相当变态的意淫。中国古代四大淫秽小说中的《如意君传》和《肉蒲团》，简直意淫得荒唐离谱，读了之后不得不佩服作者荒诞夸张的想象力。这可以看作对禁欲主义的反抗，但这种反抗走向了另一端，作者笔下的主人公有着俊美的面孔和超强的性能力，而且到处猎艳来炫耀性能力，但小说最后的结局似乎又向传统屈服，主人公们都出家做和尚或道士了，向世人宣传“万事皆空”的佛理和因果报应的伦理。但读者是不会体会佛理和伦理的，他们只会细细咀嚼赤裸裸的性描写，然后引发更加荒诞夸张的联想。
禁欲主义和反禁欲主义一直延续到当代。宣扬禁欲主义的是金庸，金庸的小说有着浓厚的禁欲主义取向。乔峰和杨过是完美的禁欲主义者。乔峰的爱人死了，他在为国为民尽完义务之后，选择了自杀。杨过的爱人生死不明，他痴痴等待了十六年。乔峰的魂魄最终和阿朱相会，这是理想上的圆满；杨过在绝情谷底奇迹般的与小龙女重逢，这是现实上的圆满。金庸在润物无声的宣扬禁欲主义。反禁欲主义的是黄易，《寻秦记》主人公项少龙也有着俊美的面孔和超强的性能力，而且到处炫耀他的性能力。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受本能的驱动，都有着放纵自己的想法或行为。但在精神世界中，往往是专一的人得到肯定和认同。残废落寞的杨过背着重剑在天地中徐行，我想这一幕比美女丛中的项少龙更感人。
现代社会的中国已经和世界紧紧交融在一起，所以西方的思想和风尚必然影响到中国。现在很凸出的一个问题：中国人的性观念越来越开放了。怎么分析和看待这个问题不仅影响到个人的人生观，也将影响到社会的价值取向。首先来看，社会伦理体系是社会进化的产物，所以没有必要恪守农耕时代的价值体系。比如中国古代认为婚前性行为是不道德的，但今天来看，有着感情基础的婚前性行为应该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这样可以增进男女青年的感情磨合和生活磨合，为幸福的婚姻奠定基础。对于有精神洁癖的人或者有处男处女情结的人，不必强求。但这衍生出一个问题，一夜情合理吗？如果双方都没有恋人，一夜情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嫖娼合理吗（我国嫖娼是不合法的，但合法与合理是两个概念）？如果购买性服务的一方没有恋人，嫖娼是可以理解的。其次，婚姻制度不仅是法律制度，同时也是对恋人相守一生的承诺，所以婚外性行为不合理。至于换妻，有社会学家认为是有个人契约为基础的，是合理的。但我认为这是对婚姻制度的践踏，是对人类伦理的侮辱，是极端不合理的。再次，同性恋问题。这个问题东西方处理比较奇怪，西方主流一直以来都是反对的，中国似乎没当回事。西汉皇帝个个都是双性恋，但并不阻碍他们成为优秀的国家元首。同性恋的先天性倾向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和理解。最后一点，强奸和嫖幼，这两种行为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应该交给国家暴力机关处理。
从我的分析来看，婚外性行为是不合理的；有深厚感情基础的婚前性行为是相当合理的。至于单身者发生的一夜情和嫖娼是可以理解的，处于比较模糊的边界，发生了不代表你堕落，拒绝此类行为只能说明你定力好，如此而已。有时候情况似乎比较复杂，比如古代中国，一夜情简直是离经叛道，但是中国最伟大的军事家——李靖和他的妻子红拂却发生了一段一夜情。年轻的李靖在宰相杨素的府上侃侃而谈，杨素的侍女红拂见李靖长得俊美又有才学，于是晚上跑到李靖的客店和李靖私奔了，这就是著名的“红拂夜奔”的故事。后来两人的夫妻生活相当圆满，古人们不计较李卫公和红拂的“一夜情”，主要原因是这段“一夜情”指向的是美满的婚姻，所以反而对私奔这种权变之法讴歌和赞美。中国明朝很多庸俗的话本也有类似的故事，其实就体现出古人的伦理观，只要这种婚前性行为指向的是真挚的婚姻，那么这种“不道德”的行为也是道德的，从更广的层面体现出人们对幸福婚姻的憧憬和追求。
尽管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宣扬“存天理，灭人欲”，但由于受人类本能的驱动，很多士大夫并不买账，仍然过着放纵的性生活，而且民间对这种放纵居然十分的包容和理解，士大夫们把放纵的性生活上升到美学的高度。杜牧有很多诗都是纵欲之后的激情之作，比如“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苏东坡娶了一个妓女做妾。柳永的一生都在烟花柳巷中度过，放纵的性生活带给他创作的动力，比如他和情人告别时写下“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到了明代中后期，一些学者开始从哲学的层面来思考性。比较突出的是心学右派，这些学者首先破除了对外界神灵和权威的崇拜，进而认识到纵欲也是对人性的回归，从而为自己的纵欲找到了伦理解释。可惜满清入关之后，这种人性解放的思想嘎然而止。
从以上的分析看出，古代中国其实对非婚性生活有着很大的包容，也可以看出官方和民间有着两套不同的道德系统来诠释和评判性行为。真正的禁欲主义者不多，一种是受官方思想毒害太深的人，这类人迂腐固执，禁欲成为他们存在价值的一部分；另一种是有着很高精神追求的士大夫，他们通过禁欲获得无私无畏的浩然正气，承担社会的道义，成为民族的脊梁。
西方哲学认为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东方哲学认为人的本质属性是道德性。尽管存在很多分歧，但都揭示出人和动物的区别。性欲作为人的本能，有了冲动就想性交，这是动物性的体现。冲动发生了，就必须考虑，这种冲动指向的性行为会不会伤害他（她）人，如果可能伤害他（她）人，就必须抑制冲动。东西方对这种问题的处理是一致的，强奸嫖幼等罪行都是社会最不齿的。在中国的监狱里面，强奸犯是最挨揍的，可见连一般罪犯都鄙夷强奸犯。排除违法的情形，婚外性行为是不道德的，这是对婚姻承诺的侮辱。但有一种特殊情况，如果夫妻感情已经破裂而婚姻还在延续，怎么处理？在婚姻已经名存实亡时，婚外性行为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谚语“万恶淫为首”，还是很有道理的。过度的纵欲会侵蚀自己的心理道德防线，最终导致人格的堕落。如何处理自己的性活动，总体原则是不需要禁欲，但也不能纵欲，必须有自己的道德底线。中国主体文化是自强、博大、清新的文化，这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薪火相继的血脉，在性文化方面没必要和西方看齐。当我们有了性冲动或者面对诱惑时，先叩问自己的良知，我想这是比较理性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