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译文：Marx, Mervyn or Mario?

经济学人译文：dream deferred

最新经济学人杂志12.5

经济学人译文：they're bust.admit it

[原创]从“乌鸦嘴”之说看经济学人的水平

日前，左小蕾女士声称“经济学家就应该是乌鸦嘴”，这不过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扮演经国济民的政府幕僚就以反对党角色自居，都是一种错误的角色定位。经济学如果还有自己坚信的理论的话，就应该按照自己认为正确的理论所指出的结果说话，既不能颠倒黑白只说好听的，也不能指鹿为马只作乌鸦嘴，而是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乌鸦嘴理论可以看出经济学人的水准难以让人恭维。只有对大家都不利的说辞，才是真正的乌鸦嘴之辞。而众所周知，市场上对于消息面有“利空”和“利多”之说，也就是说消息对于多方或者空方是有利的。既然总是有利的，为何能说“乌鸦嘴”？难道对你有利就好对你无利就是乌鸦嘴了？那么他人的感觉呢？左女士对于她所在的公司来说，她的作用职责是什么？许多经济学家是某些结构的“首席”，假如他一天到晚发布对这个机构利空的乌鸦嘴言论，这个机构雇佣他的意义何在？因此，显然，说自己是“乌鸦嘴”的人其实有强烈的掩盖自己言论的利益倾向性的嫌疑。经济学女侠罗宾逊夫人在《马克思、马歇尔和凯恩斯》中早就说过：“宣传成分是这一学科所固有的，因为它们是关于政策的。假使不是这样，就会无人过问。”因此，左女士的这个乌鸦嘴理论不过是拾这位老奶奶的牙惠而已——宣传，才是目的。而宣传和反宣传是相对而言的。其实真正的“乌鸦嘴”很少，能够说出让多数人都认可的“乌鸦语”可不是一个平凡的技能（怕是只有传说中的公冶长才行哩）。哲学家把我们面对的世界分为两部分，“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乌鸦嘴其实只存在于“价值世界”里，而在事实世界当中，你想当“乌鸦嘴”都很难，那需要有高深的造诣才行。杞人以及现代的某神是一个乌鸦嘴，他们预测地球会在某时某刻毁灭，事实证明他们是骗术和精神异常者，他们的言论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而在事实世界当中，张衡说何处有地震以及现代的灾害预报科学家预报台风和海啸，那是需要真才实学的，他们只不过是在描述事实世界的可能现象。价格是交换的比例，这个比例的分子分母是相对的，是人为选定的。对交换双方来说，一方认为的价格增加是利，另一方一定是认为的价格降低才好。一方的风险恰恰就是另一方的机遇。而“乌鸦嘴”之说，则把价格看成是一个可以表述交换双方感受的固定指标了。而偏偏许多有赖于消息面行动的非理性人自己站错队却要抱怨他人乌鸦嘴。好坏是相对的，利害是比较的——价值是主观的。“乌鸦嘴”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判断，是不是乌鸦嘴全看听众是谁，取决于他的心态和立场所在。你就是声称中国的股票都在明天涨停板，做空的人一样会骂娘；你要反过来说，做多的人同样骂你。当你信誓旦旦论证中国经济不可能继续发展的时候，除了13亿人骂你乌鸦嘴外，国外的反华分子都在为你的言论举杯庆祝呢；而当你高唱中国经济永远一支独秀的时候，中国之外的全球人民都在对你恨之入骨呢。就像前日帖子《星期二是什么颜色？》所说的那样，不能自以为是，把自己的感受当成是所有人的感受。经济学的基础其实就是令经济学人迷惑不解的价值理论。如果你认识不到价值判断的因人而异即价值的主观性，不知道好坏的相对性，你的经济学理论水平就只能算是一个“海平面”。钱皮说西方经济学行将就木，对西经的传教士和信徒们来说，算不算“乌鸦嘴”？但是我个人认为不是，因为《西方经济学的终结》是从定义、逻辑等方面严谨地论证了西方经济学的错误，这个错误不是我强加给西方经济学的。

樊纲 新央行专家的经济学人生

北方边陲的小山村，10月已经是冬天了，一群来自北京的少年坐在敞篷卡车里，迎着冷硬的风，经过一整天的颠簸终于抵达目的地。漆黑的夜晚，疲惫的他们只想尽快入眠，而所谓的住处是临时搭起的帐篷。　　16岁的樊纲并不知道自己会从这群少年中脱颖而出，并在近40年后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身份出任中国人民　　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　　在荣誉和责任面前，樊纲不愿多谈，他向《英才》记者讲起自己的研究和人生感悟。　　看不到前方是什么　　后来证明所有读过的书都是有用的。　　在北京长大的樊纲，小学毕业后，因为父亲成了右派，他跟着成了黑五类子弟。文革中，他没有别的出路，惟一的选择是下乡当知青。　　当时有两个分配渠道，要么是去内蒙古，要么是去黑龙江。家里只可以留一个孩子。樊纲说，那一届13万北京毕业生有11万去了黑龙江。作为长子的他踏上了北京开往黑龙江黑河的火车。　　樊纲所在的生产连队是一个新建的知青点，除了帐篷一无所有。刚到的第二天，当樊纲和其他同来的男生看清眼前的一切后，跑到山头抱头痛哭。　　随后的日子，新知青们自己动手用土坯建起了房子，尽管又潮又冷，总算不用住帐篷了。　　这是精神上的挑战。没有人知道能不能回城，你脚下的路漆黑一片，看不到前方是什么。樊纲回忆起这段经历，不禁感叹。　　在知青点，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混日子，而是在劳动之余勤奋读书。　　没有电的那些夜晚，读书只能靠煤油灯照明，第二天醒来，樊纲才发现鼻子都被熏黑了。　　这个少年认真地读每一本他能搜罗到的书。当时涉猎很广，后来证明所有读过的书都是有用的。樊纲欣慰地说。　　一条独特的路　　喜欢争论的感觉。　　樊纲与经济学的邂逅，颇有一番周折。　　在当知青期间，文笔不错的他一度给生产建设兵团的通讯社写报道，甚至营里边曾要调他上去当通讯员，结果一查档案，发现是黑五类，只好作罢。樊纲得以有时间继续看各种杂书。在看了马列全集后，他接触到政治经济学。那时还没有方向感，只是觉得有意思。　　六年的兵团生活后，樊纲选择了到河北去插队。这让当时的战友不可思议，因为插队比兵团更苦。而樊纲只是希望改变一下生活。　　除了读书，他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在文学的小路上挤挤。　　最有意思的是，他在河北还有过一段文化馆的工作经历。写群众文艺，大鼓书、快板、单弦什么的，甚至还一度成为当地的小权威。　　也发表过小说、散文什么的，后来还是觉得自己不适合，写那些文学作品的时候没有激动，对研究却有莫大的热情，喜欢争论的感觉。樊纲说。　　冥冥之中，他找对了路，也抓住了改变生活的最后一根稻草。　　1977年是恢复高考第一年，凭着看杂书的那点底子，考试前又突击了七本书，樊纲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　　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是稀缺资源，一张大学文凭比今天要值钱得多。等到毕业的时候，樊纲再次选择了一条独特的路。　　当时还想再念书，觉得学的不够，想做研究。樊纲成为全班惟一到社科院读研究生的人。已经成家的他，因为下乡多年而且在河北省的某县有过工作，得以干部身份带工资读书。　　上世纪80年代上研究生时大家都很穷，也很容易满足，有宿舍住，有津贴，能过日子，又能上学，真是想不出比这更好的事来了。樊纲笑言。　　在哈佛的顿悟　　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　　1985年樊纲有了出国的机会，去美国哈佛学习。　　下了飞机后，没有受过英语听说系统训练的樊纲，局促感可想而知。开始上课后就更加吃力。在美国的一年零八个月，每一天都是思想的冲击和自信心的挑战。　　在哈佛的课堂上，他第一次知道，现代经济学已经包罗万象，是非常庞杂的一个大体系，而他在国内学到的仅仅限于古典经济学的范畴。　　除了深感自己知识的不足，美国人的生活水准也让他大开眼界。进了美国超市，看到同样的商品有那么多品牌和种类在相互竞争，我相当吃惊，因为在当时的中国不但没有超市，还物资紧缺。　　对樊纲来说，哈佛的经历是终生受益的，除了知识的丰富、理论基础的逐渐扎实，也悟出点东西，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那就是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来分析中国这个经济体特殊的体制环境和运行方式。　　自我改进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樊纲说。从大学开始的十年面壁苦读，他比喻成修行打坐，修行到一定程度方有顿悟，如果仅学点儿皮毛，没有融会贯通，就容易务虚。　　一个意外契机带来一种新机制　　既要研究市场也要研究自己。　　1996年之后，樊纲找到了一份新事业，一做就是十年。　　当时已经成为研究员的他，在知识分子最看重的职称评定上似乎接近顶点，很难想像还有什么新的动力了。　　但是樊纲想推动一种新的研究机制，像西方的研究那样，持久而又不乏活力。　　一个意外的契机来了，体改研究院请他做改革基金会的秘书长，随后有了研究基金会，在基金会的资助下成立了国民经济研究所。　　基金会资助研究项目的方式，正是樊纲所看好的新机制。　　基金意味着本金是不能动的，只有本金生的利息才用来资助科研，对研究的支持是可持续的，不是今天有笔钱就开始做，钱用完了大家关门走人。　　通过这个新机制，樊纲组织的研究活动更灵活：国民经济研究所自己定项目，吸引客座教授和研究员，不养一大批后勤，没有人浮于事和资源浪费。　　国民经济研究所作为一个不靠财政吃饭的机构，随着国内的市场经济一步步发展，各种商业机会也渐渐浮出水面。樊纲给研究所定下的原则是：专门做研究，不为五斗米折腰。　　在选择研究题目上，他们坚持做宏观经济范畴之内的。虽然做企业咨询和产业分析比研究宏观问题更容易赚钱，但是樊纲觉得，那不是自己所长。　　在我们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体制改革的领域里，我们能做的就做，能有资金支持更好；超过这个领域，我们没有这个专长，不去混，更不去糊弄钱。在他们做中国市场化指数的时候，曾有一个国际机构非要加进中国妇女地位的指标，让樊纲和研究组哭笑不得，那不是我的研究范围，给再多的钱我也不做。　　坚持专业化，不跟着外界的诱惑跑，不靠办会去筹资赚钱，集中精力于自己擅长的研究领域，也让他的研究所独树一帜。　　樊纲觉得遗憾的是，有些机构不够专业化，围着钱转，什么都弄，结果没有自己的特色，经费来源也很不稳定。　　市场经济时代，各种机会层出不穷，要想抓住其中的一个或一些，恰恰需要专注，需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耐住性子，培养出专业化的优势。　　樊纲不认为自己清高得不通世事，只是觉得做人、做学问，既要学会研究市场，也要懂得研究自己。选择适合自己做的事，专注地投入并不吃亏，反倒是四处出击容易顾此失彼，总是处于被淘汰的状态。　　不假扮专家　　没经过思考和分析，那是最糟糕的。　　樊纲功成名就之后的又一个十年，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在加速，越来越多的经济现象需要研究者们提供了解真相的线索。　　中国特有的问题，常在专家之间争论。　　樊纲说，争论是正常的，经济学界有个玩笑，两个经济学家有三个观点。但他认为，以专家的身份发表观点就要出言谨慎，对得起专家的称号。　　专家观点如果不是基于专业知识，而是感性的观察，没经过思考和分析，那是最糟糕的。　　什么叫专家？一是对这个领域的知识要充分熟识，二是要对这个领域的现状和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有所思考和研究。纵向和横向都要专业化的研究。至少知道对这个问题别人做了什么，你还能有什么新贡献。　　在樊纲看来，有的专家副业太多，耽误了主业，还有的学者对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也什么都敢说，有人问就敢答。　　樊纲说，无谓的争论过多，让潜心研究的人感到疲惫，对一个热爱研究而且专注的学者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不去假扮专家。　　樊纲能够在宏观经济领域坚守十年，或许与其青年时代那段独特的经历有关。在那个两眼摸黑、无法预期未来的时代，他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了储备知识，迎来了人生的转折。

易宪容：中国经济学人的定位

近年来，社会上对经济学人的争议不断，2006年出现过中国是否只有5个经济学家的争议，今年又出现了经济学家到底是什么的人、应该为谁服务的争论。中国的经济学人为什么会成为民众关注及争论的中心呢？笔者认为，做经济学的可以分为三类人：一是经济学家，他们是经济学思想理论体系的创造者与建构者，具有原创性思想的人；二是经济学的工匠，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对经济学家的思想及理论用不同的工具来解释与证明；三是经济学人，是指具有一定经济学知识，并用这些知识来分析社会现象、解释社会的经济问题、传播经济学的知识等的人。在现实的社会中，经济学人占绝大多数。既然现实生活中做经济学的人多数为经济学人，对于他们的异议、对他们的质疑、对他们代表谁的利益等质问其实都不是十分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经济学人如何对自己定位。对于经济学人来说，他们可以是企业利益代言人，为企业利益服务，也可以为政府利益争辩及为某集团服务，也可以成为社会的公共利益的代言人。经济学人做什么，代表谁的利益都不重要，对此不必评头论足，也没有理由进行过多指责。重要的是他们如何来为自己明确定位：是企业代言人，就告诉社会他所做的事情是代表了企业的利益；是政府部门官员，就表明他们是站在政府角度上说话。但是，他们决不可以做的是，既作为特殊的利益集团的代表，又把这些行为说成代表了公共利益，混淆两者的利益关系。这是社会与民众对经济学人质疑之关键所在。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的经济学人，他们与代表特殊利益集团的经济学人有本质上的区别，他们更多是关注社会的公共问题，站在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来观察与分析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各样问题，并以此来解释与分析现实经济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以便为大众提供一个思考角度。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的经济学人，必然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必须有较好的专业知识，这样他才有能力观察与分析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并对这些事情做出较为合理的解释；二是他必须具有基本的道德良知，因为任何社会的基本道德良知是当时社会的最基本的共识，是当时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代表了当时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基本利益；三是要有批判反思的精神，因为在任何社会，只有不断进行深刻的批判与反思，才能冲破社会上的各种阻力，认识到社会的意义与问题所在，才能够找到社会发展之动力及看清未来的发展方向。正因为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的经济学人具有这样的特性，他们在表达观点与意见时，总是会与某些利益集团的观念相悖甚至于冲突，特别是在利益关系越来越分化的现代社会，这种观念的冲突更会十分明显。因此，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的经济学人，遭受到一些特殊集团的异议、诋毁甚至于攻击也是十分正常的。如果你既要成为一个公共利益的代言人，又只是表达四平八稳的观点及理念，不想去触及一些特殊集团的利益，那么是不可能的。美国的苏珊·桑格尔，她的观点与言论曾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非议。但是，这些东西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她的基本理念。可见，民众对国内经济学人的评估，并不在于对于他的异议有多少，而在于他是如何对自己明确定位。

翻译 经济学人文章 中非丰会

ChinesesummitryOnsafariNov2nd2006|BEIJINGFromTheEconomistprinteditionPractisingfortheOlympics为奥运进行演练THEhoardingsalongeverymainstreetofcentralBeijinglooklikeanefforttopromoteanewsafaripark:billboardsareplasteredwithgiantphotographsofelephants,giraffes,lionsandzebras.Imagesofhalf-naked,exoticallypaintedtribesmenadornthecapital.ItispartofChina'slavishwelcomefortheleadersofmostoftheAfricancontinent,whohavebeengatheringinBeijingthisweekforthebiggestdiplomaticjamboreeinthecountry'shistory.Stereotypinghasnot,apparently,beenaworryforthehosts.北京中心的主要街道被打扮成野生动物园的方式来欢迎到来的客人：大象，长颈鹿，狮子，斑马，裸露上身的土著部落，这些特有的异国风情巨幅图片正装点着首都。这是中国给予大多数非洲大陆领导人最隆重的欢迎，因为这周将在北京举行历史上最大的外交庆祝活动。相比以前那些刻板欢迎这显然已经变得灵活多样了ThescaleofthefirstChina-Africasummit,attendedbymorethan40headsofstateandgovernment,farexceedsanydiplomaticeventeverheldinBeijing.Thegathering,fromNovember3rdto5th,isbeingpresentedbyChinaasademonstrationofitsrapidlyexpandingtieswithAfrica(drivenmostlybyitsdemandforAfricanoilandothernaturalresources),aswellasofitsorganisationalabilitiesaheadoftheBeijingOlympicsinAugust2008.Earlierinthesameweek,ChinahostedasummitoftenleadersfromtheAssociationofSouth-EastAsianNationsinthesoutherncityofNanningaswellastalkswithNorthKoreanandAmericanofficials(seearticle).Foracountrystillfindingitsfeetasaglobaldiplomaticplayer,theseeventshavebeenanexceptionalworkout.第一次中非首脑会议，将有40多个国家首脑参加，是北京历史上所举办规模最大外交活动。从11月3日到5日，这次盛会将见证中非之间不断深化的合作（主要是为了非洲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也是为2008年8月年北京奥运会组织能力的演练。在同一周早些时候，中国在南方城市南宁举行了东盟十国首脑会议，同时进行了北韩和美国官员的沟通对话。对于一个希望在全球外交领域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这些事件确实是很好的锻炼。AnarticlethisweekinBeijingDaily,themainpropagandaorganofthecitygovernment,suggestedtheextentoftheculturalgapbetweenChinaandmanyotherpartsoftheworld,despiteitsrapidlygrowingeconomicanddiplomaticengagement.AsforourAfricanfriends,itsaid,somepeoplestillthinkofthemascomingfromunderdevelopedcountries,and“lackknowledgeofAfrica'sancienthistory,magnificentcultureandrecentdevelopment”.Duringthesummit,nomatterwhatcolourorhowfewclothesAfricanvisitorsmightwear,citizensshouldnotsurroundthemorphotographthemwithouttheirpermission,saidthenewspaper.这周政府的主要的宣传机构北京日报，说尽管经济和外交不断快速深入发展，中国和非洲仍有很多文化差异。对于我们的非洲朋友,一些人仍认为他们来自落后国家并“缺少对亚洲古代历史，灿烂文化和近期高速发展的了解”。报纸指出，在峰会期间，无论非洲来访者的肤色和穿着，市民在没有允许情况下都不能围绕来访者和对他们拍照。Thecityauthoritieshavebeenalmostascrudeintheireffortstoensurethesmoothflowofthecapital'snormallygridlockedtrafficduringtheevent.Forthefirsttimeinadvanceofabigevent,thegovernmenthaspublishedregularupdatesofhowtrafficwillbemanaged.Butithasalsoresortedtosomeheavy-handedtechniques:banningout-of-townvehiclesfromurbanBeijingandremovingbeggarsfrombusyareasandaroundsummitvenues.InSeptemberofficialsdeniedareportinastate-ownednewspaperinthecapitalthat1mmigrantlabourersinBeijingwouldbeexpelledfromthecitybeforethe2008Olympicsandthatthementallyillwouldbeconfinedtohospitals.Butthedenialhasdonelittletoallaysuspicionsthatsuchtacticswillbeused.在峰会期间，北京当局用近乎粗鲁的手段来保证经常堵塞的首都交通运行通畅。为第一次举行如此盛大会议，政府出台了峰会期间交通管制法。但是还是要借助强迫手段：禁止外来车辆进京，不许乞丐出现在商业街和峰会地点。在9月，官员否认了某国营报纸报道说2008年前100万民工被迫离京并且精神病患者将被强制住院。但是官方出面辟谣并没有减轻公众对此的怀疑。Chinahasbeenmoreconsiderate,however,ofthesensitivitiesofthevisitingAfricanleaders.TheofficialmediahaveavoideddwellingonthehumanitariancrisisinSudan,whosepresident,Omaral-Bashir,isamongBeijing'sguests.Theofficialnewsagency,Xinhua,publishedaninterviewwithRobertMugabeofZimbabwemakingnomentionofthehuman-rightsabusesthathavemadehimapariahinotherpartsoftheworld.HewouldprobablydothesameforChina.对于访问中非洲领导人的敏感问题，中国有更加周全的考虑。对来访的北京客人，苏丹总统奥马尔-巴沙尔，官方媒体回避了有关的人道主义批评。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发表了一篇对津巴布韦RobertMugabe采访的文章，并没有提到他践踏人权的问题，而这类问题加入在西方国家肯定会被穷追猛打。对于中国，他可能会同样也会保持沉默。翻译好了,说实话,对于经济学人最近关于中国和非洲的文章,实在不喜欢.个人甚至建议TheEconomist改名为politiciST好了.不过这也符合经济学人一惯的风格~~~~~~~~~不过为了让大家从另外一些角度了解到中国的对外经济,多读些这类文章也是一件好事.

[原创]经济学人2002年至2005年下载

[原创]经济学人再启蒙——“交换”概念之正解

　　经济学上有许多概念，看似十分基本然而却是不易定义的东西。比如价格、价值、需求量、供给量、交换、劳动、私有制……。今天就谈谈其中一个大家十分熟悉但是又莫衷一是的东西——交换。由于主流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已经声称不屑于研究交换行为，因此，本帖是写给那些关注交换现象的人看的。《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一书指出，人类对事物的认识受到语言循环定义的限制，很难突破困境。但是，我们还得强调“定义”这个东西，还得对不认同的概念提出疑义和新解，否则我们将举步惟坚，丧失交流的基础。这个问题早在马克思时代就已经存在，恩格斯在给《资本论》写序时就说：“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革命”。《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一书是从“满足需求的方式”开始来界定“交换”的。《终结》指出，人类满足自身需求的方式可以归为几类：（1）自给自足；（2）掠夺；（3）接受配给、施舍或乞讨；（4）与其他同类交换。这种分类方式，其实都考虑到了行为当中涉及到的私有权问题。自给自足，可以看作是一个封闭的环境，没有“社会”这个概念存在，因此，自己就是主人，不考虑所有权之分的问题；掠夺，则是否认他人私有权的行为；接受配给、施舍或乞讨，是承认私有权的，但是行为人过于愚钝，不具有真正理性人的性质；而“交换”是一个理性人在智慧引导之下的、以承认私有权制度为前提的行为方式。今天的论述从负面展开，即先说说常见的几种“交换”观点的问题在哪里，然后由大家自行归纳结论。之一，“货币购买”论货币购买，是从一般交换形式当中演化出来的。或许由于太过普通和常见，因此，今天一生下来就从事货币购买的人就顺理成章地把货币购买当作是交换的最基本形态了。然而，不论其多么常见，也只是交换的一种特殊形式。以货币购买当作基本的交换形态，其中的错误当然是以特例代表一般。这样错误替代的结果，就是忽略了共性。持此观点的人往往把销售商品的人和货币这种商品抛在一边了，只看到非货币商品的价值问题。而且避而不谈是交换双方“谁”判断的价值。实质依然是客观价值论。其实，把货币看作是一种商品即可以看出，货币购买行为就包含在“甲以其货物A和乙交换其货物B”这种2＋2模型当中。假如以货币购买这种特例当作交换模型对待，则无法解释诸如易货贸易、证券交易、货币市场等等交换现象。因此说，“交换”概念必须涵盖所有的交换形式，而不能以特例代替一般。如果一想到交换就仅仅想到“货币购买”，并把货币经济当作经济的基本形态，则等于否认了货币出现之前人类具有“交换”行为和“经济”现象存在，郑和七下西洋以及古丝绸之路上的庞大的易货贸易乃至现在依然广泛存在的易货贸易也都不属于经济现象了。之二，“1人交换”论有人提出，“2＋2”固然可以算得上一个基本的交换模型，但是还不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交换模型应该是“1人交换”。北京网友ruoyan即是这种观点。交换，无论是“交”还是“换”，都离不开“2”，1和交、换放在一起是悖论，1和谁“交”?和谁“换”?显然不通！或许，这种“1人交换”论点是受到了“成本”、“代价”等概念的影响所致。但是，持此观点的朋友可能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交换基于私有权制度而成立。从上述《西方经济学的终结》归结的几类满足需求方式来看，所谓的“1人交换”，不过是“自给自足”而已。如果执意说“1人和环境交换”，这就否认了交换是基于私有制度这个大前提。环境不是有意识的主体，我们从无主环境当中获取需求物品，只要拿来就可以了，不需要征得“环境”的同意，我们固然有支付代价（即便是饭来张口，张口也是要耗费体能的），但是，支付的代价没有被一个和我们对等的私有者拿去。现实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为自己干”，也就是说一人劳动这种行为，支付的代价可以被看作是给了自己——换句话说，自己什么也没有失去，或者失去的东西都归“自己”了。“1人交换”的概念实际上混淆了“劳动”和“交换”两类概念在所有权方面的巨大差异，否定了“自给自足”和“交换”这两种满足需求的方式的差异。如果接受了这种概念，则我们就会把荒岛上的鲁滨逊的个人行为当作交换问题和经济学对象而不是生产劳动问题来研究，就会把动植物获取食物的行为当作交换来看待，乃至会顺理成章地得出错误的“宇宙劳动论”和“动物社会的经济学”之类的东西。从而使得经济学这种人文科学变成脱离对象“人类”而成立的学科。之三，以竞争作为交换的假2＋2不少人看到我说的2＋2的时候，都说这个问题经济学史上早已研究过了，例如埃奇沃斯方块图（Edgeworthbox）。然而，埃奇沃斯方块图仅仅是形式上的2＋2，不是描述交换的。在埃奇沃斯box当中，的确存在两个人和两种物，但是，这两个人（居民或者厂商）同属交换一方，都是消费品或生产要素的需求者。埃奇沃斯box中忽略了非货币商品的供给者的存在，用“禀赋”一词替代了消费品和生产要素的供给者，同时，用“禀赋”一词掩盖了居民或者厂商获取物品的途径，即隐藏了支付物（如货币）的存在。因此，我们在埃奇沃斯方块图当中，看不到“价格”概念了，不论是把价格作何注解，只有需求量和效用了。2＋2是我对“交换”的一种简称。埃奇沃斯研究的对象固然也可以谓之2＋2，但是这不是“交换”，此2＋2非彼2＋2。埃奇沃斯研究的现象其实也违背了经济学的私有制前提，因为“禀赋”一词具有公有制特征，有一个看不见的分配者掌管着禀赋权力和决定着禀赋状态。事实上，现代经济学已经放弃研究真正的交换行为，而过多的把注意力放在了交换双方之一方的内部问题研究之上了，比如竞争理论、博弈论、效用论等等，都是脱离了经济学的基本对象。我将这种错误称为1＋1式的思维。等价交换，是一个一直让许多人迷惑的东西。一种典型的观念是，2斤米＝1匹布的交换中不存在“价值是多少？”这种问题，只是表示2斤米的价值和1匹布相等，构成交换条件而已。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这样展开的，影响了几代人。持此观点的人，实际上是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是谁判断的价值？换句话说，依然是认为物中具有客观存在的价值，无需两个交换者分别判断。如果甲认为两者价值相等，而乙认为不等该怎么办呢？此时，换还是不换？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终结》把这类观点归结为“客观价值论”。就价值概念而论，马克思在哲学方面和经济学方面是一个“二重论”者，他采取了完全不同且具有矛盾的两套“价值”概念——哲学上的主观价值论和经济学上的客观价值论。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马克思给出了一个不需要依赖交换者双方主观价值判断的客观计量标准：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而且还进一步假定所有的人类劳动都是无差异的，因此可以用劳动时间长短代表劳动量。然而，劳动的本质在于创造创新，“无差异人类劳动”的概念实际上抹煞了劳动的本质，是不能成立的。实际上具有抛弃本质只看形式的“形而上”味道了。由于劳动概念强调的是质，因此，不同的劳动不具有相互可比性。诚如《西方经济学的终结》指出的那样：一百只猴子的行为加起来也不可能等于一个人的劳动。当然，如果我们非要从“形而上”角度看待劳动，否认人与人之间的劳动具有质的差异，我们固然可以认为，人与人是完全平等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等价的，因此组成生命的时间片段也是人人相同的，黄道婆一天织出的布和鲁班一天造的房子是等价的，爱因斯坦思考1小时和老农民锄地一小时也没有什么差别，都是耗费了一个人等长的生命。在这种认识下，以无差异的人类劳动时间来判断劳动成果的价值量当然也是顺理成章的。话到此地，大家就可以思考“两个人交换两种物”是不是最简约、最本质的交换模型；你所认为的基本交换模型是不是符合交换经济的私有制前提。结论不言自明。或许有人会问到：建立这种真正的交换概念有什么用？如果确认2＋2是基本的交换模式，则就有一宗交换中有几个价值判断的问题；就会有价格是交换比例的结论；就会有一宗交换者有几个需求量、几个供给量的问题；就会怀疑卖方买方这种“货币购买”中才会具有的角色划分……总之，会怀疑一切传统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既有结论。故而，我们可以说：“但凡不符合2＋2的经济学理论一定有问题”。[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49:11:21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