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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赣籍经济学人”群体扫描 (转)
一江西是个好地方。不必说千年瓷都景德镇、世界名胜庐山，也不必说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北宋新诗文革新运动领袖欧阳修、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著名教育家陈寅恪，单是王勃的千古绝唱《腾王阁序》就足以使江西浓墨重彩、熠熠生辉。“物华天宝，龙光射斗牛之墟”，指江西物产丰饶，宝藏照耀星汉。“人杰地灵，徐孺下陈番之榻”，是说江西名士辈出。“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是盛赞我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邺水是有名的毛笔之乡进贤；而“临川”则有双重寓意，作为人的代称，指临川内史、大书法家王羲之，作为地名，即今天的抚州市，是天下闻名的“才子之乡”。抚州培养了“唐宋八大家”中的两大家——曾巩、王安石，宋朝词人晏殊及其子晏几道，明朝戏剧家、“东方莎士比亚”汤显祖，以及大约150名少年大学生，在全国遥遥领先。宋明时期，江西更是群星璀璨。民谚云：“吉水多翰林，朝士半江西”。吉水即今天的吉安市，是江西的另一个文化重镇，诞生了欧阳修、文天祥、杨万里等诸多历史名人。近代以降，江西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八一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瑞金是中央苏区的“红色首都”，兴国则是全国有名的“将军县”。据统计，江西为中国革命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就达25万人之多。新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架飞机在南昌诞生，中国最大的铜冶炼厂在贵溪，亚洲最大的铜矿在德兴。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在起飞，西部在大开发，东北在振兴，江西作为中部省份一度默默无闻。进入新世纪后，江西人转变观念，奋起直追。2003年，江西工业化取得突破性进展，工业比重首次超过农业比重；全省民间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到51％，超过国有投资；全年实际利用外资16.64亿美元，总量和增速居中部地区第一位。凭借丰饶的自然和人文资源，江西正朝着“在中部地区崛起”的目标奋进。与江西经济在中部地区崛起交相辉映的，是江西籍经济学人作为一个群体在首都北京也开始引起外界瞩目。这个独特的“赣籍经济学人”群体以中青年为主，他们风华正茂、激扬文字，活跃于官产学三界。例如，在政府部门就职的赵晓（国资委）、钱小安（银监会）、易诚（央行）、高辉清（国家信息中心）；在科研机构供职的易宪容（社科院金融所）、詹小洪（社科院经济所）、余晖（社科院工经所）；在高校当老师的姚洋（北大）、周黎安（北大）、夏冬林（清华）、吴晓求（人大）、赖德胜（北师大）、赵春明（北师大）、何维达（北京科大）；还有近年来活跃于产业界的曹思源。下面，我们对这个群体作一粗略的扫描。二古人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对经济学人而言，三十岁恰是一个人开始成名的时期，四十岁之后略有小成，五十岁后应是事业有成了。居住在北京的这群“赣籍经济学人”中，曹思源年近六十，詹小洪即将五十，他们都算是“知天命”而事业有成者。四十岁左右的人数量最多，也最为活跃，他们构成了“北京赣籍经济学人”的主体。三十五岁以下的，就属于“潜力股”了。曹思源是“赣籍经济学人”群体中年龄最大、成名最早，恐怕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位。来自瓷都景德镇的他，以“曹破产”的声名响彻全国。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于光远先生门下硕士毕业后，就开始活跃在官产学三界，曾在中央党校、国务院研究中心、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体改委等多个党政部门工作。曹思源早在1980年就首倡破产淘汰理论，并于1985年出任国务院破产法起草工作小组组长，主持起草破产法和失业救济法规；又于1988年下海经商，创办了民营的“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并任所长，为多个地方政府、地方法院和企业提供有关破产和并购重组方面的咨询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詹小洪研究员，出身于抚州市一个书香门第，大学毕业于山东大学，在社科院读研究生时，师从著名经济史学者吴承明教授。詹小洪是“国内不多见的资深经济学编辑”（吴敬琏语），自1986年至今，他参与编辑或主编过7种风格各异的经济学刊物。作为国内最权威的《经济研究》的副主编，詹小洪一手打理阳春白雪式的专业刊物，一手经办风格轻松、高雅，发表经济学随笔，品评经济学掌故论坛为主的《经济学家茶座》，发掘了一大批右手写经济学论文、左手写经济散文的高手，再加上他对经济学界的奇闻逸事如数家珍，因此被圈内学人称为经济学界的“地保”。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姚洋教授是经济学界的一匹劲马。姚洋1964年出生于吉安市新干县，在北大读研究生时师从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在西安一家工厂工作两年之后，姚洋留学美利坚，于1996年获得威斯康星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到恩师林毅夫主持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作为农业和制度经济学研究者，姚洋在国外的《发展经济学》《美国农业经济学》以及国内的《经济研究》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了系列中英文论文。他主编的《经济学季刊》短短几年已成为国内高水平的经济理论刊物。说到经济学界的“活跃”，就不能不提声名大噪的经济学人工作室——“博士咖啡”。博士咖啡由八个激情四溢的年轻人创办，已成为传统媒体和互联网络上“点击率”颇高的LOGO。这八个人中一半是江西老乡，他们是易宪容、余晖、高辉清和赵晓。四位江西老乡中，易宪容年纪最大，出道最早。来自上高的易宪容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读完博士之后，1997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一年之后又到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跟从世界著名的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从事合约与制度经济学研究。很多人知道大名鼎鼎的易宪容，是因为读过他在《信报》、《明报》、《联合早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海内外知名报刊上的专栏文章。事实上，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研究室主任的易宪容研究员，在学术上同样硕果累累。他的专著《交易行为与合约选择》、《金融市场的合约分析》等是国内研究合约经济学以及金融制度分析的力作。他策划的“现代经济学丛书”等启发了很多国内学子。他撰写的经济评论和经济散文，加上他的学术论文，总共达1000篇之多。“博士咖啡”的第二位老乡是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铅山人余晖。余晖是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系1987届的研究生，1993年回到社科院工业经济所工作，多年来从事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颇有一定影响。他为有关政府部门制定基础设施产业、药品和医疗产业、政府机构改革后的行业管理政策以及起草《反垄断法》、《电信法》和《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他是《电信法》立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行政审批领导小组办公室特约专家、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也是新近成立的天则公用事业研究中心副主任。相对而言，“博士咖啡”中的另外两位老乡高辉清和赵晓算是比较意气风发的青年了，他们都还不到四十岁。高辉清是抚州市东乡人，1994年从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后，即进入国家信息中心工作，现为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国家信息中心发展研究部战略规划处处长。高辉清长期从事宏观经济与证券市场分析研究，在《经济日报》、《中国证券报》、《南方周末》和《BusinessWeekly》等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表经济分析300多篇，并主持参与了多个经济预测、发展战略和经济模型的课题。赵晓是“博士咖啡”老乡中最年轻的，也是最为活跃的。赵晓是江西奉新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和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现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经济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赵晓对宏观经济、产业经济与国有企业改革进行过长期研究，视角敏锐，其观点在国内富有影响。除了在《经济研究》、《战略与管理》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不少论文，赵晓还在《人民日报》、《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学家茶座》等上发表了大量评论和经济学随笔。说起吴晓求，恐怕金融界无人不晓。吴晓求是江西余江人，人大经济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兼任人大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人大财政金融学院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获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吴晓求是著名的金融证券专家，中国证券理论研究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他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理论、资本市场深化理论、通货膨胀理论、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中国化和证券投资学理论等方面具有独到的见解。活跃在金融界的“赣籍经济学人”，还有钱小安和易诚等。钱小安研究员是丰城人，1992年从南开大学硕士毕业后，到著名的“五道口”——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又前往美国伊利诺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研修。钱小安曾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处，现为银监会处长。他主要研究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金融创新与发展、国际经济金融与宏观经济问题，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金融研究》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了许多论文。易诚不仅与钱小安同在政府金融管理部门就职，而且年龄一样，都是四十出头。易诚是南昌人，1992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曾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局工作，现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处长。以上几位“赣籍经济学人”大多在政府决策或者参谋机构从事经济管理与研究工作，下面要介绍的几位都是在高校任职。例如，来自永修县的夏冬林，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计系的教授、博导。夏冬林博士毕业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在会计学界和企业会计咨询方面颇有名气。来自崇义县的赵春明是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亚太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赵春明在北师大完成了从学士到博士的教育，30岁破格晋升为副教授，33岁又破格晋升为教授。他主要研究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外经济发展比较研究、世界经济发展一般理论和亚太经济等领域，入选北京市跨世纪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和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教学科研奖励计划”。与赵春明同事的赖德胜是安远人，他还不到40岁。他的本科和研究生也是在北师大读的，但博士是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读的。有趣的是，赖德胜也是33岁那年获得教授职称。他曾担任北京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北京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现任北师大出版社社长。作为收入分配、劳动力市场和教育经济学研究方面的专家，他在《经济研究》、《世界经济》、《求是》、《中国青年报》等报章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文章。前面介绍过的经济学人都在北京有一定年限了，来自高安的周黎安和来自新余的何维达因为进京时间不长而少为人知。周黎安2002年刚从斯坦福大学博士毕业，现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任教。而何维达博士刚从江西财经大学调入北京科技大学，现为北京科大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并任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三上述学者都小有名气，实际上，作为一个宽泛意义上的“北京赣籍经济学人”群体，还有许多在各个领域从事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江西老乡，也有一些“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后起之秀。比如王检贵博士，今年刚三十出头，现在商务部工作。他在人大读博士期间，就在《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等国内顶级刊物上发表过论文，其博士论文《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下的经济发展》荣获2003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这是博士论文的最高奖。另一位人大经济学院的博士生聂辉华，26岁，在人大读大二时就在《经济学家》等杂志上发表了数篇论文。2003年以优异成绩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提前一年毕业，硕士论文《企业：一种人力资本使用权交易的粘性组织》发表在《经济研究》上。此外，他还在《经济科学》、《中国工业经济》、《经济学家茶座》、《读者》等刊物上发表了几十篇学术论文和经济散文。他和王检贵都来自著名的“才子之乡”抚州市。另外还有一些经济学者不是在江西出生，但籍贯是江西。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研究员。也有一些不是江西人，但是在江西读过书而现在活跃在北京经济学界的学者。比如，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党委书记秦荣生教授，曾在江西财经大学读过大学并担任过江西财大的副校长。人大经济学院副教授周业安博士，曾在江西景德镇上过大学，现在是企业理论和制度经济学领域的一颗学术新星。北京经济学界比较活跃的卢周来，也曾在江西南昌上过学。四江西属亚热带湿润气候，东西南三面环山，中部丘陵起伏，成为一个整体向鄱阳湖倾斜而往北开口的巨大盆地。这种独特的地理气候造就了江西这个典型的亚细亚式农业省份，造就了这片红土地儿女的本分、勤奋品质，也造就了她的相对封闭、保守和落后。为了改变命运，江西人唯一可靠的途径就是发愤读书。这种传统一代一代被强化，以至于越是贫困的地方读书人就越多，读书人越多走出来的人就越多。本文提到的“北京赣籍经济学人”就是走出来的一类代表，其中来自“才子之乡”抚州的最多，有四人。他们中有些人一开始就直接考到北京，越是年轻的越是如此——如姚洋、赵春明、赖德胜、王检贵和聂辉华。有些人则是先考到外地，再辗转来京——如詹小洪、易宪容、钱小安、高辉清和赵晓。有些人先在省内读书，然后历经曲折到北京求学或奋斗，这些人大多毕业于在财经界颇有名气的江西财经大学（前身是江西财经学院）——如吴晓求、何维达、余晖和夏冬林等。有趣的是，在外地读书和在北京读书的大多又先后“汇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或中国人民大学这两所著名学府。原作者：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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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发布】揭秘毛泽东喜欢读的书：马列哲学及中国文史---经济学人能从中有什么启发？
揭秘毛泽东喜欢读的书：马列哲学及中国文史字号评论邮件[url=]纠错[/url]2014年01月20日09:29来源：中国新闻网作者：陈晋 毛泽东博览群书，不只表现为数量大，领域多，他还注重阅读一些在特定环境中流传不广，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可以不去关注的书。其阅读视野，常常越出各知识领域“大路货”，喜欢阅读专业性很强的文史和自然科学论著，以及古代笔记和各种笑话作品这类“闲书”。在这个意义上说，他的阅读不仅广博，而且专深。 阅读范围虽然广博和专深，但也不是漫无目的，没有重点。毛泽东的阅读重点，排在前三位的，是马列、哲学和中国文史。 关于读马列著作。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来说，把马列著作放在阅读首位，是顺理成章的事。对毛泽东而言，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因素，他始终感到，全党理论水平落后于实际，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内容很不相称。此事常使他苦恼。1940年，他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讲：“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在读苏联西洛可夫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语中，他直率写下“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这样的话。他希望通过阅读马列著作，精通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有理论和实践上的新创造。 随着实践的发展，毛泽东的这个期待越来越强烈。1938年，他提出党内要“有一百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1949年，他推荐12本马列主义著作，提出党内“有三千人通读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1963年，他推荐30本马列主义著作，提出中级以上干部有几万人学习，“如果有两百个干部真正理解了马列主义就好了”；1970年，他又指定250多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读9本马列著作，并说学好马列主义不容易，联系实际用好马列主义更困难。 比较起来，在马列原著中，毛泽东更喜欢阅读列宁的书。或者说，他主要从马恩著作中汲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念和思想方法，而更多地从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中，去获取中国革命和建设能够参考和运用的重要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原因是列宁以及斯大林所看到和经历的，比马克思、恩格斯更进了一层，其理论更扩大和更具体化了，和中国的实际联系更紧密。在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得很明确：“列宁说的和做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如《帝国主义论》，还有马克思没有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在延安的时候，他甚至讲到，读列宁、斯大林的著作，看“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如何地工作了”。据毛泽东自述，他觉得列宁的论著，还有一个特点：“说理透彻，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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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西化：《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科研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削弱和边缘化的状况令人堪忧 一段时间以来，在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被边缘化，这种状况已经很明显了。在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现在好像成为了主流，很多学生自觉不自觉地把西方经济学看成我国的主流经济学。我在江西某高校听老师讲，学生听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觉得好笑。在中国这样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学生嘲笑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很不正常。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一些经济学家也公然主张西方经济学应该作为我国的主流经济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经济研究工作和经济决策工作中都有渗透。对这个现象我感到忧虑。二、造成当前西方经济学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下降的原因 存在这种状况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外部原因是：第一，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产阶级亡我之心不死，中国社会主义是美国继苏联之后又一个要消灭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既定的。所以美国不断地对我们进行西化、分化；第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不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行了；第三，中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一些人因此误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行了，只有西方经济学才行。这是外部原因。 内部原因比较多，总的说来，新形势下我们对于意识形态斗争的经验不足，放松了警惕，政策掌握失误，特别是教育部要负相当的责任！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高等院校经济学的教育方针不明确，目标不明确。到底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来教育和培养学生，还是双轨教育，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行。现在许多人都讲双轨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几年前就讲现在实行“双轨制”，学生因此疲于奔命，很苦。学生既要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要学西方经济学。表面上看是并重，实际上是西方经济学泛滥。并重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下降，西方经济学的地位上升。一些高等学校在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本科生、研究生教育中取消了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只要求掌握没有经过科学评论的西方经济学的原版教材。一些学校的研究生比如经济专业、管理专业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不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考西方经济学。这是教育方针的问题，这样的教育方针是根本错误的！ 第二，教材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与时俱进，现在的教材也在改进，这几年大有进步，特别是抓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但是还不够成熟，数量也不多，没有引起学生广泛的兴趣。同时，西方经济学教材大量流入。人民大学有一个“工作室”，专门做这个事情，当然它也是很有贡献的，引进外国文献也是好的，但是它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教材的版本，冲击国内经济学的教学。有一位教授说，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学教材开始发生比较重大的改变，中国经济学教育从以政治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向以西方经济学为主发生着转变，如今，西方经济学已成为主流的经济学教育体系，因为教材的改变反映出教学重点的改变。有同志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高频率地引进外国经济学教材。他说，传统经济学教学模式转型的主要标志就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教学体系和教材的运用，其中很重要的是教材的运用。这说明我们现在已经转型了。 第三，教师队伍、干部队伍的问题。“海归”派回来很好，可以充实我们的经济学队伍，充实我们关于西方经济学的知识，这是好的一面。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的再教育，就进入教师队伍和研究人员队伍；不经过评论、原本原汁地介绍西方的东西，却是有问题的。有些原来在国内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出去后把马克思主义忘了；有些理工科的学生出国学经济，学管理，其中很多人没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上海复旦大学一个研究所的所长，他希望这个局面越来越好，认为送出去培养是中国经济学提高最快的办法。他说，训练有素的海外军团回流浪潮将加快，不断充实到内地主要大学经济学教学队伍里，势头势不可挡。我认为他的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再教育，没有受过训练，就走上讲台的这种做法流弊很大。另外，我们自己培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在不断萎缩，高校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师队伍的培养和投入很少，奖励也很少。奖励也只有海外人奖励搞西方经济学的。这个情况是很糟糕的。孙冶方奖是国内的，但是处于惨淡经营之中。 还有是影响了干部队伍，比如对党校省部级干部班的教育，如果让主张以西方经济学为主流的教师去教他们，那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可想而知。现在干部的思想也在变，虽然很多干部不是学西方经济学出身的，但是也在受影响。地方一些干部在国企改革问题上，在公有制和私有制的问题上，在维护群众利益的问题上，都站在我们共产党的对立面，比如在房地产领域都是在维护开发商的利益，把老百姓的利益完全置之脑后，这就是受影响的表现。还有，一些地方提拔干部，规定必须到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进修才能提拔。这些都不是很正常，这是崇拜西方。 第四，领导权问题。领导权很关键。现在有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高校的校长、院长，系、研究室、研究所的主任，校长助理等等，还有主要部委的研究机构的领导，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相信他们中大多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有的领导权被篡夺了。中央一再强调，社会科学单位的领导权要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我觉得应该检查一下，现在到底掌握在什么人手中。比如北京某大学一些领导岗位，由西化色彩很浓的人担当。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受重用？我觉得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因为一旦掌握在非马克思主义者手中，那么教材也变了，队伍也变了，什么都变了。复旦大学张薰华教授对这个状况很担心，他说只要领导权掌握在西化的人手中，他们就要取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排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以我说一定要注意，各级领导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红皮白芯。 我上面讲到的四个问题，我想中央也注意到了，但是高教部门没有检查，没有落实。三、关于意识形态领域两个相互联系的倾向性问题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同志分析了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两个相互联系的倾向性问题，一个是两种迷信、两种教条主义，一个是左倾右倾问题。我觉得他分析得很有道理。所谓两种教条主义，一个是迷信、空谈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一个是迷信、崇扬西方发达国家的、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学派、某些理论或者西方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为教条，向我国思想、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渗透。上述两种教条主义，第一种教条主义还是存在的，但是在当前不是主要的，其影响在下降。马克思主义者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都在不同程度地向现代化的方向努力，力求与时俱进，进行理论创新。而第二种教条主义即西方教条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经济社会中的影响力在上升。比如在经济学领域，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是什么》这本书竟然只讲西方经济学，不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排除在外，这实际上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流毒很大。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上升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我们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们历史的选择，是最基本的国情。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包括经济学和经济领域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一切淡化或者取消马克思主义的企图都会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的方向，或者改变颜色，即共产党还在领导，但是已经变色了。所以这是一个主要的危险。因此我们不能把经济领域里的东西看淡了。 陈奎元同志指出的另一个倾向性的问题，与两种教条主义的倾向有联系。他说，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在思想领域始终把克服“左”的教条主义当作主要任务，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在思想理论领域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来自“左”的干扰已经日渐式微，当前突出的倾向性问题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音和倾向正在复苏，并且在顽强地发展蔓延。奎元同志提出的问题很值得我们重视和关注。反“左”反右并不是长期不变的，“左”和右发展下去都能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所以应该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目前主要的倾向是什么，要不要提出反右防“左”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重大的问题，中央应当考虑，特别是在经济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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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的责任心:论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
经济学人的责任心 ——再论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转载] 王天龙 记得我在读第一本经济学的书籍时，虽然接触并且记住了关于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划分，但是却远没有现在感受得这般深刻。 对于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关注是经济学的全部内容。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其实就是两件事：一件事就是如何使经济运行的更有效率。这是个有关最优化的科学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做出假设，建立理论来加以解决。我们希望能够探讨出关于经济最有效率运行的机制或者说是规律。比如宏观经济学的理论，都是围绕如何让我们有“更多的均衡的国民收入”的理论探讨。这些理论回答的都是关于经济更有效率地运行的机制“是什么”的问题，而不涉及经济后果的评价问题，尤其是对社会成员的福利影响的问题。在我的那本《宏观经济学散文札记》里，很大篇幅都是对实证经济学的论述。用一个比较通俗的比喻来说，实证经济学关心：如何把经济蛋糕做大。 经济学关心的另一件事是我们对于经济后果的评价。也就是我们那些探讨出来的使得经济最有效率运行的机制以及这些机制实现的结果“好不好”的问题。当然这个“好不好”的判断应该是有一个标准的，这个标准是大家争论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到价值的判断。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因此对经济后果“应该怎么样”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这就是规范经济学的范围了。用一个和实证经济学相似的比喻来说就是：做大经济蛋糕是否对社会来说是件好事。很多人认为，收入的净增加实际上可能并不等于社会成员的福利的增加。因为这涉及到经济后果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问题。“富人越富，穷人越穷”也许不好。假如资源的效用遵循边际递减的规律，那么把资源从富人向穷人转移就会提升经济效率和经济福利。这就好像提高了木桶的最短的一块板子。 我们之所以要故调重弹来区分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发现，这二者在一些学者那里发生了混淆惑者说割裂。有些人做出的理论探讨，混淆或者说是割裂了这样两个问题。这样割裂的结果是：第一，对于自己的理论背后的经济政策建议过于自信和简单化。比如对于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得出了某些结论，进而就用这些结论提出政策建议。这样的典型后果就是没有进一步的研究自己的政策建议实施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尤其是，会在社会成员中产生什么样的收入分配的结局。这样的收入分配的格局不仅是社会福利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而且会影响下一轮的收入增加。也就是会影响经济的效率问题。第二，这种割裂也许会导致自己的理论非但没有对怎么提高经济的效率提出建议，反而整日沉浸在对于经济政策的牢骚和不满之中。我们后面会看到，假如你想的话，对于任何政策你都可以进行批评。这些人是更加值得警醒的，因为这种牢骚和不满并没有以一种改善经济运行的理论为支撑，并且会导致一种悲观和厌世的情绪，这种情绪很容易传染，并且容易煽动社会情绪。这也是一种我们不欣赏的方式。 可能会有很多人争辩说，经济学是科学，经济学家们关心的只是解释经济的运行，并对如何提高经济的运行效率提出相应的理论就可以了。经济学家“不讲道德”。在我看来，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按照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划分：“经济分析所讨论的问题是人们在任何时候怎样行为以及产生什么样的经济后果；……”。可见，我们的经济分析一直以来就没有脱离过我们前面所说的经济学研究的那两件事情，并且对经济后果的考虑和评价从来就是经济学家们思考的问题的一个方面。经济学者们经常会有一种使世界更好地运行的情怀，当他们在实现自己的这个情怀的时候，就不可避免的要同时思考这二类问题。 在我看来，对于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同时思考，是一个经济学者责任心的体现。尤其是在我们的现实中，我们既不欣赏那些“铁石心肠”的人，也不欣赏那些对现实永远心存不满的厌世者。但是我们也必须尖锐地指出，即使是对两类问题同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经济学者们在对经济事件的看法上，也会得出不一致的结论。这种分歧主要根源于这个世界的复杂性：不仅是因为关于如何使经济更有效率的运行上，也就是在对经济事件的科学判断上，经济学者们会存在分歧；而且在价值判断上也会有分歧。我们在宏观经济学中已经看到，这些分歧的产生，比如消费理论的不同看法等等。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把经济学研究的这二个方面明晰化：实证经济学涉及的是效率的问题，规范经济学涉及的是公平的问题。这二者正是经济学研究的全部问题。对于经济学人来说，责任心要求必须对这两个问题同时加以研究。 因为，经济政策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利，是一种关于资源配置的权利，拥有这个权利可以使得这个权利的持有人获得收益。而这项权利又是具有排他性质的，因此，当权利的持有人用其获得收益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要损害其他人的利益。这就是经济政策争论的本质。而事实上也是没有一种政策能够使得受益者为全体社会成员。因此，经济学者在提供经济政策建议的时候，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率的问题，也就是要尽量使得这项政策能够提高经济效率，而且必须进一步探讨用这项政策去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是否值得，即使做到这些很困难。经济问题的本质就在于分配，也就是资源权利的配置。这个问题我会在另文详细分析。做了学者就意味着要过艰辛的生活和进行痛苦的考察和思考。在任何时候，少数人的利益侵害大多数人的利益可能不好。 我们这里提这个问题，也是想提倡这样的理念，遇事要做出自己的独立思考。社会主义的大国里什么人都有，我们必须要警醒。经济政策在本质上是必然要争论的，如果某些人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仍然对政府的政策做坚定不移的批评，我们就要独立的问问，他们要干什么。即使有很多有待完善的地方，事实上我们正在享受我们的政府主导下的经济繁荣。虽然横向比，差距很大，但是纵向比起来，大多数人都有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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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发布】美国为何放弃调停国共内战---经济学人增加点儿历史知识
美国为何放弃调停国共内战韩福东02月13日10:33分享到：美国国民ZF国共内战英美等国事实上已认为调停不会起到效果，也不想因此承受失败的指责。这是他们不予调停的根本原因。但在表面上，他们要以更为堂而皇之的理由拒绝。“中共仍全体支持毛泽东，他们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不同，他们并不是因为莫斯科的扶持而起家，他们的第一身份是中国人，第二才是共产党员。毛泽东很可能成为另一个狄托（铁托）。”这是1949年1月3日，“民主联盟要员罗隆基的亲信”叶笃义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提供的资讯。叶笃义还说，蒋介石退休或被罢黜、其政权完全解体，及建立一个共产党与自由派联合ZF，是必要和必然的。叶笃义的这番谈话，至少意味着民盟关键时刻，在腐败的国民党与信奉阶级斗争的共产党之间，认为后者比前者更值得选择。前云南省主席龙云此前已经乔装成女人逃抵香港，与中共合作。六个月前，他就告诉过叶笃义，已经指示他辖下奉南京ZF之命赴东北的军队，一有机会便向共党投降。叶笃义提供的这些资讯，都被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形成报告，汇报回美国国内。这些档案早已解密。台湾资深媒体人王景弘将《美国外交关系文件》（一九四九年第八册及第九册）有关中国的记录，进行了摘译，按日期排序，汇集成这本《1949大流亡：美国外交档案密录》。通过这些第一手的美国外交官重要报告和备忘录，我们可以对1949年国民ZF分崩离析并最终落逃台湾的政治内幕，有更深层次的体认。国民党内部，李宗仁与蒋介石的权斗，是美国外交官关注的焦点议题之一。在叶笃义前往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次日，即1月4日，副总统李宗仁也派亲信甘介侯在南京拜会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甘介侯透露，与李宗仁同属桂系的白崇禧私人请李宗仁到汉口，在当地宣布反对ZF政策，与共产党展开和谈。而蒋介石也已向李宗仁表达要“退休”，由李代理总统职务的想法。李宗仁对此感到犹疑：留在南京，可以接管总统职务，但可能有名义无实权；前往汉口，虽无职位，但可以独立行动。他想听听美国人的意见。司徒雷登回应说，同情李宗仁的复杂处境，但这些问题恐怕很难得到美国华府的明确建议。这是司徒雷登本人的看法，也代表华府的态度，事实上，也是当时英法等西方大国共同的立场。随着颓势不可收场，南京国民ZF一直期待美英法苏四国进行调停。1月11日华府的档案显示，英国外相贝文对调停的看法非常明确，他认为介入调停将属错误，因为不太可能改变事情的演变，如果介入失败反而影响西方国家将来与中国的关系。另外，南京国民ZF要求调停，除了换取时间外，另一目的是想把他们自己造成的问题之责任推给别人。“如果我们推定的调停与事无补证明正确，则将来我们会被指责把中国放弃给共党；同样的，我们也要负起促成一个迟早要被共党所攫夺之ZF的责任。”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英美等国事实上已认为调停不会起到效果，也不想因此承受失败的指责。这是他们不予调停的根本原因。但在表面上，他们要以更为堂而皇之的理由拒绝。华府指示美国驻华使馆，“可以借口我们的政策是基于一九四五年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协议，即要维持一个统一、民主的中国……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前途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我们可以表示希望早日结束敌对，以解除人民痛苦。”在1949年初，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已经在国际社会取得共识。共产党的想法是怎样的？在与国民ZF进行一段注定没有结果的所谓“和谈”时，内部有无分歧？在获取共产党内部情报方面，美国驻华外交官显然是失败的，他们缺少第一手的信息源，更多靠共产党的党报来进行汇报，这一点与他们在国民党及民主党派间高端线人众多构成强烈对比。有时候，美国外交官需要依靠间接的信源来理解中共的内部立场。譬如甘介侯在那次与司徒雷登的会面中，就曾表示，苏联及中共目前有两派见解，第一种是认为如果国民党进步分子诚心与中共及苏联合作，那应与他们谈判，以考验国民党是否只是美国的工具；第二种想法是他们都不相信国民党有诚意和谈，只是美国在教唆，想换取时间，因此中共必须以武力清除一切反对力量，只有达成此目的，才能有真正的联合。甘介侯认为，第二种想法在中共及苏联内部占上风。中共内部到底有多大势力寻求和谈，当然值得质疑。但甘介侯关于其内部武力解决想法占上风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美国外交档案密录，给我们提供了他者之眼。理解1949，不能单靠国共双方的陈述。《1949大流亡：美国外交档案密录》，王景弘编译，台湾玉山社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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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光在经济学战线的阶级斗争言论
刘国光在经济学战线的"阶级斗争"言论【大师刘国光对中国经济学教育领域的"西化"倾向显得非常忧心如焚，他说"一旦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由西方新自由主义指导，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就要变，势必走向'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深渊。只要经济基础变了，共产党最后就掌握不了政权，私有制的代表就要掌握政权……中国的改革一旦由西方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理论来主导，那么表面上或者还是共产党掌握政权，而实际上逐渐改变了颜色，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像噩梦一样的危险。"可见，我们在他的言论中似乎看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复活，文革时期"上纲上线"式的言论使学者们感到内心惊恐。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刘国光所极力批判的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之间具有什么不同与相同之处，是否系水火不相容的两极。首先，刘国光也承认中国改革要走市场经济之路，只不过他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是至今也没有人发现，到底市场经济是如何姓"社"、姓"资"的，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它自有自己的客观规律性，而并非任由某些人捏造腌割的东西。那些强调姓"社"市场经济的人，在人们看来似乎就是想利用市场经济的一部分而可以将其另外一方面弃之不管。比如我们可以利用市场经济来增进国有制经济的实力，而拒绝私有制经济。但是事实却正好相反，市场经济对国有制经济却起到破坏任用，反而提升了所谓"私有经济"的作用，因为后者更善于在市场经济中"游泳"，而笨拙的前者却难以适应市场经济而不断走向衰亡。既然中国需要走市场经济之路，那么，人们自然想寻找一些能够更好地说明市场经济规律性的思想与理论。其中，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都是说明阐述市场经济规律性的理论体系。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没有实质性区别，都是将市场经济看作既定的前提、既定的客观存在，而要对此加以理论上的阐述与说明。那么，这两者又有何区别呢？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源于亚当斯密，具体地说，源于亚当斯密的"行业分工"思想，而马克思经济学的基础是什么？则是"劳资关系"。因此可以说，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差别就是观察世界的角度的差别，即马克思经济学以"劳资关系"的角度观察世界，而源于亚当斯密的西方经济学则是以"行业分工"的角度观察世界。在马克思看来，市场经济的基础关系是'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其中资本对劳动具有剥削作用。他用他的劳动价值论论证了这一点。为了消除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性质，就必须要消灭资本的"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而"行业分工"的一个引伸出来的意义就是：基础行业的充分竞争是其它行业得以充分发展的前提条件。它强调一个行业内部的充分竞争，甚至强调一个行业内部牺牲性的竞争性，来为其它行业、为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创造更好条件。可见，这种"行业分工"思想就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根源。因为，如果没有行业的自由准入制度，就不可能形成一个行业内部的充分竞争性。因此刘国光们看问题并不太深入，而将自由主义看得太肤浅了，看得太"反动"了，看得太误解了。他们并不懂得以行业分工的角度来观察市场经济，他们没有亚当斯密那样的头脑。他们的思想倾向，实际上是要维护垄断，因为他们反对自由主义，反对行业的自由进入。因此，与刘国光所指责的事情---"为暴富阶层说话"、"我国的房地产商是咄咄逼人呐"---正相反，刘国光们正是要维护这些人的利益，因为他们是在维护垄断，反对行业的自由准入。他们不懂得，如果按自由主义思想，暴富阶层就难以形成，房地产商就难以形成暴富阶层，因为他们不能垄断市场，不能对相关行业进行垄断经营从而谋取暴利。另外，在今天的中国，暴富阶层如果不与政府官僚阶层相勾结，他们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对市场进行垄断。今天暴露出来的问题严重的"官煤勾结"，就典型地体现了这个问题。因此，当刘国光们将希望寄托在政府官员身上时，他们可能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他们是在将中国经济推向更加畸形的境地，推向存在更多官商勾结的境地。由于西方经济学遵循亚当斯密的"行业分工"思想及由此而发展起来的自由竞争、自由市场思想，而这个思想是最符合市场经济的本源，因此它在正在走市场经济取向的中国大地中流行，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实，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而不是某几个人故意误导人的结果。今天我们已经看到，在中国经济改革实践中，凡是按市场经济的行业分工精神进行改革的领域，就会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比如当我们将电信行业推向竞争的市场时，于是整个社会就领受到通迅服务的"价廉物美"（连放牛娃也带上个手机），同样典型的行业是个人电脑行业，充分的竞争使广大民众不仅购买使用得起电脑，而且还不断更新换代。相反，在仍然维持计划经济残余的"公有垄断"行业与领域，比如医疗、教育、水、电、油、铁路、行政服务等等，它们因缺乏竞争而供给不足，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新"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无不与政府对其的垄断、对其不自由的市场管制制度直接相关。这些非自由市场经济行业的坐大，已经对社会经济整体构成相当的危害，因为广大民众不得不积累更多的钱财，去应付这些"大山"对自己的经济侵袭与打击。而自由主义就是要打破这些行业的垄断地位，让它们具有更大的市场准入，迫使它们的价格下降、产品品质提高。可见，我们的社会多么需要自由主义，因为它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更大的自由选择权利，带来更好的生活。刘国光们，请好好反思吧！――黄焕金】刘国光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刘国光编者按：2005年7月15日，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现任特邀顾问刘国光同志，就当前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谈了一系列看法。他谈了九个方面的问题，分别是：一、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削弱的状况；二、造成这个状况的原因分析；三、关于意识形态领域两个相互联系的倾向性问题；四、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五、关于正确对待西方经济理论的问题和正确对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问题；六、经济学教育究竟是意识形态的教育还是分析工具的教育；七、关于经济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问题；八、关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究竟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的问题；九、关于怎样克服目前倾向性问题的一些意见。他说，我谈的有些话是别人也讲过的，因为这是大家共同感觉到的问题，所以不能不重复，但这些观点大多是我自己的看法。现经刘国光教授本人同意，我们将他的上述谈话在我网站发表，以飨读者。一、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削弱和边缘化的状况令人堪忧一段时间以来，在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被边缘化，这种状况已经很明显了。在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现在好像成为了主流，很多学生自觉不自觉地把西方经济学看成我国的主流经济学。我在江西某高校听老师讲，学生听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觉得好笑。在中国这样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学生嘲笑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很不正常。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一些经济学家也公然主张西方经济学应该作为我国的主流经济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经济研究工作和经济决策工作中都有渗透。对这个现象我感到忧虑。二、造成当前西方经济学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下降的原因存在这种状况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外部原因是：第一，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产阶级亡我之心不死，中国社会主义是美国继苏联之后又一个要消灭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既定的。所以美国不断地对我们进行西化、分化；第二，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不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行了；第三，中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一些人因此误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行了，只有西方经济学才行。这是外部原因。内部原因比较多，总的说来，新形势下我们对于意识形态斗争的经验不足，放松了警惕，政策掌握失误，特别是教育部要负相当的责任！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第一，高等院校经济学的教育方针不明确，目标不明确。到底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来教育和培养学生，还是双轨教育，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行。现在许多人都讲双轨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几年前就讲现在实行"双轨制"，学生因此疲于奔命，很苦。学生既要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要学西方经济学。表面上看是并重，实际上是西方经济学泛滥。并重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下降，西方经济学的地位上升。一些高等学校在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本科生、研究生教育中取消了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只要求掌握没有经过科学评论的西方经济学的原版教材。一些学校的研究生比如经济专业、管理专业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不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考西方经济学。这是教育方针的问题，这样的教育方针是根本错误的！第二，教材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与时俱进，现在的教材也在改进，这几年大有进步，特别是抓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但是还不够成熟，数量也不多，没有引起学生广泛的兴趣。同时，西方经济学教材大量流入。人民大学有一个"工作室"，专门做这个事情，当然它也是很有贡献的，引进外国文献也是好的，但是它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教材的版本，冲击国内经济学的教学。有一位教授说，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学教材开始发生比较重大的改变，中国经济学教育从以政治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向以西方经济学为主发生着转变，如今，西方经济学已成为主流的经济学教育体系，因为教材的改变反映出教学重点的改变。有同志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高频率地引进外国经济学教材。他说，传统经济学教学模式转型的主要标志就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教学体系和教材的运用，其中很重要的是教材的运用。这说明我们现在已经转型了。第三，教师队伍、干部队伍的问题。"海归"派回来很好，可以充实我们的经济学队伍，充实我们关于西方经济学的知识，这是好的一面。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的再教育，就进入教师队伍和研究人员队伍；不经过评论、原本原汁地介绍西方的东西，却是有问题的。有些原来在国内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出去后把马克思主义忘了；有些理工科的学生出国学经济，学管理，其中很多人没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上海复旦大学一个研究所的所长，他希望这个局面越来越好，认为送出去培养是中国经济学提高最快的办法。他说，训练有素的海外军团回流浪潮将加快，不断充实到内地主要大学经济学教学队伍里，势头势不可挡。我认为他的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再教育，没有受过训练，就走上讲台的这种做法流弊很大。另外，我们自己培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在不断萎缩，高校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师队伍的培养和投入很少，奖励也很少。奖励也只有海外人奖励搞西方经济学的。这个情况是很糟糕的。孙冶方奖是国内的，但是处于惨淡经营之中。还有是影响了干部队伍，比如对党校省部级干部班的教育，如果让主张以西方经济学为主流的教师去教他们，那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可想而知。现在干部的思想也在变，虽然很多干部不是学西方经济学出身的，但是也在受影响。地方一些干部在国企改革问题上，在公有制和私有制的问题上，在维护群众利益的问题上，都站在我们共产党的对立面，比如在房地产领域都是在维护开发商的利益，把老百姓的利益完全置之脑后，这就是受影响的表现。还有，一些地方提拔干部，规定必须到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进修才能提拔。这些都不是很正常，这是崇拜西方。第四，领导权问题。领导权很关键。现在有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高校的校长、院长，系、研究室、研究所的主任，校长助理等等，还有主要部委的研究机构的领导，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相信他们中大多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有的领导权被篡夺了。中央一再强调，社会科学单位的领导权要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我觉得应该检查一下，现在到底掌握在什么人手中。比如北京某大学一些领导岗位，由西化色彩很浓的人担当。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些人为什么这么受重用？我觉得领导权一定要掌握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因为一旦掌握在非马克思主义者手中，那么教材也变了，队伍也变了，什么都变了。复旦大学张薰华教授对这个状况很担心，他说只要领导权掌握在西化的人手中，他们就要取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排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以我说一定要注意，各级领导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是红皮白芯。我上面讲到的四个问题，我想中央也注意到了，但是高教部门没有检查，没有落实。三、关于意识形态领域两个相互联系的倾向性问题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同志分析了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两个相互联系的倾向性问题，一个是两种迷信、两种教条主义，一个是左倾右倾问题。我觉得他分析得很有道理。所谓两种教条主义，一个是迷信、空谈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一个是迷信、崇扬西方发达国家的、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把西方某些学派、某些理论或者西方国家的政策主张奉为教条，向我国思想、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渗透。上述两种教条主义，第一种教条主义还是存在的，但是在当前不是主要的，其影响在下降。马克思主义者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都在不同程度地向现代化的方向努力，力求与时俱进，进行理论创新。而第二种教条主义即西方教条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经济社会中的影响力在上升。比如在经济学领域，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是什么》这本书竟然只讲西方经济学，不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排除在外，这实际上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流毒很大。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上升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我们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我们历史的选择，是最基本的国情。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包括经济学和经济领域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一切淡化或者取消马克思主义的企图都会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的方向，或者改变颜色，即共产党还在领导，但是已经变色了。所以这是一个主要的危险。因此我们不能把经济领域里的东西看淡了。陈奎元同志指出的另一个倾向性的问题，与两种教条主义的倾向有联系。他说，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在思想领域始终把克服"左"的教条主义当作主要任务，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在思想理论领域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来自"左"的干扰已经日渐式微，当前突出的倾向性问题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声音和倾向正在复苏，并且在顽强地发展蔓延。奎元同志提出的问题很值得我们重视和关注。反"左"反右并不是长期不变的，"左"和右发展下去都能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所以应该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目前主要的倾向是什么，要不要提出反右防"左"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重大的问题，中央应当考虑，特别是在经济学领域。四、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是个常识问题，但是也是个有争论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大学里有两门基础经济学或者基础经济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事实上是双轨制，这是根本错误的。关于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分野，我很同意中国人民大学卫兴华同志的分析，他说，无论从经济理论的发展史看，还是从经济学发展的层次看，并不存在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严格区分。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或者简称为经济学，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马歇尔的"经济学"他自己说就是政治经济学，斯蒂格里茨、萨缪尔逊等的经济学实际上也是政治经济学。但是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在体系、理论框架、理论观点等方面有差异性，比如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和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差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差别，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差别。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有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差别。习惯上我们所称西方的经济学是指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从西方来的，所以把西方经济学称做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合适一点。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政治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学教学和理论研究中的关系，如果说中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或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那么这种关系就应该很明确，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是指导、是主流，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是参考、借鉴。前者是指导，后者是参考；前者是主流，后者是借鉴。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上海财经大学程恩富为代表的，他说，不能把现时期世界主流经济学即西方经济学当作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后者必然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另外一种是以北京大学林毅夫为代表的，他最近在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学发展与回顾的研讨会上说，十四届三中全会政府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以后，市场经济体系中有关经济学的内容在教育界基本被承认，这就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他说，不管在教学人数上还是教育内容上，到现在应该承认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主导地位。上述两种意见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西方经济学真的在中国成为主流、主导的地位，取代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长远的后果可想而知。不管你愿不愿意，最终要导致改变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取消共产党的领导，或使她变色。我认为，两门基础经济理论的观点不能成立，应该是一门基础经济理论，即用与时俱进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教学的主体、经济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的导向，不能是双轨的。当然，对于西方经济学中发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理论，只要不违反社会主义原则，我们要尽量吸收、借鉴到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来，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消化了的组成部分。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体系应该包括这么一些内容：一是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二是资本主义经济；三是社会主义经济；四是微观经济；五是宏观经济；六是国际经济。当然中间有许多交叉重复，逻辑上怎么处理、体系上怎么编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西方经济学的精华，把西方经济学当中反映市场经济一般的内容吸收进来，作为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部分新的内容。至于西方经济学的体系和其他内容，可以开设一些课程比如西方经济思想的课程、西方经济思想流派的课程、西方经济思想专著的课程等来对专门的学生介绍，但是我们不要突出这些内容，因为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已经吸收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来了。总之，我主张只能有一门基础经济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要单轨，不能双轨，这是个教育方针的问题。五、正确对待西方经济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者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由古典的西方经济学或古典的西方政治经济学发展到现代西方经济学或现代西方政治经济学。古典的西方经济学有科学的成份，也有庸俗的成份，其科学的成份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也有科学的成份，有反映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成份，也有反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份，如私有制永恒、经济人假设等。其科学成份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但其基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前提与我们根本不同，所以整体上它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流、主导。在西方经济学当中曾经居于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其研究市场经济一般问题的分析方法有不少也可以借鉴、学习，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它，但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前提和核心理论大体上包括：第一，经济人假设。认为自私自利是不变的人性。这个假设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有"社会人"和"历史人"的人性理论，当然也不否定私有制下人有自私自利的一面；第二，认为私有制是最有效率的，是永恒的，是最符合人性的，是市场经济的惟一基础。这不符合历史事实；第三，迷信市场自由化、市场原教旨主义，迷信完全竞争的假设和完全信息的假设。其实这些假设是不存在的，比如所谓的信息完全的假设就是不可能的，消费者的信息不如生产者，垄断者的信息优于非垄断的大众，两者在市场上是不平等的；第四，主张政府作用最小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大约是以上四点，可能还可以举出其他几点来。这几点同马克思主义，同社会主义，同中国的国情都格格不入，自然不可以为我所用。这里我就不一一分析了，因为这四点每一点都可以做一大篇文章。对于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正确态度，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3年，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权威学者--北京大学的陈岱孙先生就提出了几个观点：第一，因为社会经济制度根本不同，所以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不能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与改革的理论；第二，在若干具体问题的分析方面，西方经济学的确有可以为我们参考借鉴的地方；第三，由于制度上的根本差异，甚至在一些技术性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也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某些经济政策和措施；第四，对外国经济学说的内容的取舍，根本的原则是以我为主，要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他说，我们既要承认外国经济学在其推理分析、计算技术、管理手段等方面有若干值得参考借鉴之处，但是我们又不要盲目推崇、生搬硬套。陈先生讲的这几条，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北大现今某些头面经济学者，却不再提陈先生的主张了。有许多我们尊敬的学者都受过西方经济学的教育，比如陈岱孙，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高鸿业、北京大学的胡代光等，他们在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问题上是一致的。我的西方经济学的知识很少，他们是专家。但是我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之前，在西南联大也接受过正规的美式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教育，解放前半殖民地市场经济的体验我也是有的。我们感到，西方经济学虽然有用，但整体上不适合于中国，适合中国的一定是与时俱进的、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在有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他们西方经济学的根底很不错，可以说不比推崇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人士差，如上海财经大学的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左大培等，他们根据中国的情况，不主张在中国推崇西方主流经济学。我觉得他们的路子是对的。有些人不愿意别人批评新自由主义，说什么批评者把新自由主义当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其实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包括一些有用的东西，我们不是一概否定它，我们否定的是它的理论前提和核心理论，我们不能让它来指导、主导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为什么要讳言新自由主义呢，如果你是真心实意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贡献力量的话，如果你也是不赞成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和核心理论的话，你就不必担心批评新自由主义会伤及无辜。如果你赞成他们的理论前提和核心理论，那你自己就跳进框框，怪不得别人。令我纳闷的是，这种言论也来自官方体改学会组织的论坛。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经济学向来是开放的，但曾经一度不开放，那是错误的，是左倾，是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过去是开放的，现在也是开放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开放的，但有些西方经济学者不是这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张五常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要把马克思主义埋葬，并且钉上最后一个钉子。很多人到现在还在吹捧张五常，中央党校、北京大学请他讲学，怎么能够把给马克思主义定钉子的人请过来，到处吹捧，这是什么道理！六、经济学教育是意识形态的教育还是分析工具的教育经济学的教育既是意识形态的教育，也是分析工具的教育。但是那些提出中国经济学要以西方经济理论为主流的人认为，经济学的教育不是意识形态的教育，而是分析工具的教育。一些人还提出经济学要去政治化。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奇怪的。但我们要明确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没有意识形态的问题，没有国界的问题，没有什么资产阶级的天文学与无产阶级的天文学、中国的天文学和世界的天文学之分，因为自然科学主要是分析工具的问题。但社会科学不同，它反映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不同社会阶层阶级的利益，不可能脱离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集团对于历史、对于制度、对于经济问题的不同看法和观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点也不讳言意识形态的问题，同时也非常注意分析方法和叙述方法。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是意识形态的，又是注重方法的。西方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事实上脱离不了意识形态，脱离不了价值观念，虽然它极力回避意识形态问题，宣扬所谓抽象的中立，但是经济人假定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吗？宣扬私有制永存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吗？宣扬市场万能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吗？这些都是它的前提。所以经济学教育不能回避意识形态，经济学也不能去政治化，去政治化的实质是去马克思主义化。把这个问题放在明处，不是更科学一点吗？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位名教授就主张，经济学教育不应该是以意识形态为主的教育，而应该是以分析工具为主的教育，他特别强调逻辑方法包括数学逻辑的教育。当然，逻辑方法是很重要。数学在经济学当中只是一个辅助工具，这在经济学的明白人当中都是有共识的。但是逻辑方法是不是经济学惟一的方法？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讲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有两套，即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统一。《资本论》就是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统一。就是研究和叙述经济学要有逻辑的规律次序和历史的规律次序，要有一个历史的价值判断，而且要把两者统一起来，即在强调逻辑抽象的同时，还要强调历史的实感、质感、价值判断。我在1983年带社科院的一个学者访问团去纽约，当时福特基金会组织我们和美中经济学教育委员会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我跟普林斯顿大学华裔教授邹至庄先生有一个交锋。他说，到美国学习经济学的中国理工科出身的留学生很快就能适应，因为理工科出身的学生逻辑接受能力强，而文科出身的就不适应，所以美国大学的经济学教育招的主要应该是理工科的中国留学生，而不招学文科出身的。我当时就反对这个说法，我说经济学不仅仅是一门逻辑的科学，它也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学习经济学或研究经济学只会逻辑抽象的方法而没有历史的方法、没有价值判断是不行的。会上争论很激烈，其他美国人没有说话，当时张卓元他们都在场。这场争论到现在还在继续。北大这位教授提出中国经济学不能搞意识形态教育，经济学教育要以传授工具方法为主，而方法里头要以逻辑为主，不提历史方法。而我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既要历史方法，又要逻辑方法，政治经济学要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统一，不能只是个逻辑的方法。在这里我顺便讲一下，这个美中经济学教育委员会是美国几个大学组织的，旨在促进互派留学生和学术交流，通过福特基金会慢慢地贯彻它的目的，当然它也做了一些好事，比如它帮助培养了一批经济学人才，介绍了一些西方经济学的知识，对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用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做了西化中国的工作，它相当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七、关于经济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问题在关于经济学教学模式的讨论中，现在沸沸扬扬地提出了所谓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问题。有人提出经济学没有国界，说基本的经济理论是反映人类共同的规律，没有什么东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没有什么各个国家的经济学。北京大学就有名人明确提出这个观点。他们说，所谓经济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问题，实际上是一般理论与特殊问题的关系，国际化就是指一般理论，本土化就是指特殊问题；国际化就是向一般理论接轨，向西方理论接轨，本土化就是要考虑中国的特殊情况。还说，不能因为有特殊情况就否认有一般理论，因为一般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西方经济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些都是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的说法。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国际化"也是"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一个老问题，我们永远都需要努力。问题是他们讲的国际化、本土化是排挤马克思主义的。他们讲的是西方经济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是用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来代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理论，代表普遍规律。这些人不反对西方经济学的本土化，也不反对联系中国的实际，其中有些人还是主张应该有中国经济学，但主张按照西方的模式来建立中国的经济学，比如清华大学某教授就说，可以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派，但是其理论框架是和西方经济学一致的，是西方经济学的分支。有些人则根本反对建立中国的经济学。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有同志说，国际化不是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全部内容，他认为，要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教育体系，西方主流经济学和西方发达国家并不是中国教育变革的惟一模式。我认为他讲的是对的。他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西方经济学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二者分别应该处于什么地位，是需要研究的。我认为他的说法至少是一种客观的说法。当然，我们主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成为主导，西方经济学只能是借鉴。我再顺便谈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中国经济学界有一部分人对诺贝尔奖很有兴趣。他们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惟一能代表经济学世界先进水平的奖项，因此获得诺贝尔奖是中国经济学界奋斗的目标。有的人还以一种先行者的口气说，我们这一代不行了，赶不上诺贝尔奖了，但是一定要培养下一代、再下一代去获得诺贝尔奖。他们说，我们要向经济学的世界先进水平前进，包括拿诺贝尔奖。又说，诺贝尔经济学奖代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成就，要拿诺贝尔奖，首先就要掌握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于诺贝尔奖特别是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我们要肯定它的意义。经济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有在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方法或者技术层面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以及像印度人亚马森这样有人文关怀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值得我们尊重的。但是，诺贝尔奖从来不奖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诺贝尔和平奖就更不用说了，因为社会科学有意识形态性，评奖者有政治上的偏见，有意识形态的偏见，因此诺贝尔奖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当然，如果我们有些学者的经济学研究和理论，在不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能够获得诺贝尔奖，这也不是坏事，但是我们不必吹捧这个奖，更不能把它作为我们经济学教育的奋斗目标。因为对于中国经济学理论真正作出马克思主义贡献的人一定是得不到诺奖的。现在，我觉得我们对诺贝尔奖吹捧得很厉害，弄那么大的规模，连主要国家领导人都重仪接见，根本没必要。除了在设诺奖的国家瑞典国王以外，这种团队规模的接见现象在世界上也是没有的，我国为什么要这样做，说明有人在刻意推崇西方经济学，领导上可能不知道。这里我再强调一下，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值得我们尊重的，许多获奖者没有意识形态的偏见。我并不是排斥诺贝尔奖，我只是说我们不要追捧它。八、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以什么理论为指导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是涉及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有人认为，建立和建设现代市场制度，没有西方的理论为指导，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不能完成的。还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在黑暗中摸索，只有在受到西方经济学原理的启迪，并运用它来分析中国的问题后，才提出了应当发挥市场的作用、建立商品经济的主张。我很尊重说这句话的经济学者，但是我不同意他的这个观点。第一，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是以西方理论为指导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到十一届六中全会确认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到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十三大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到十三届五中全会又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最后到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届三中全会，期间经历了曲曲折折，主要是我们中国人总结我们中国的历史经验教训，也参考了外国的历史经验教训，包括前苏联的历史经验教训，在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下，目标一步一步明确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不出西方经济理论有什么指导作用。这是非常明显的。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同志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1979年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副总编、1985年接见美国企业家代表团时，就提出过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1992年他从理论上阐明了计划与市场是方法和手段问题，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选择的问题，不是"姓"社"姓"资问题，但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还是要讲究，但不是在手段问题上讲究。这些重要的创见都不是西方经济理论，怎么可以说中国改革是在西方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再从参与、形成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老一辈经济学家来说，薛暮桥、孙冶方、顾准、卓炯等一大批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有功劳的开拓者，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是受西方理论左右的人。后来的经济学理论工作者虽然受了西方经济理论的影响，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受西方影响比较大的中青年的经济学工作者的大多数也能够以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为社会主义服务。只有少数人用自由化、私有化为暴富阶层代言，来冲击马克思主义，干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应该说，这些人起的是干扰的作用，而不是指导中国经济改革的作用。我想，这些人倾向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是个历史的插曲，历史的误区，经过努力，可能引导他们走向正确的道路。第二，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是以西方理论为指导的说法会误导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因为，中国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是私有化或者不断向私有化演变；要坚持宏观调控下的市场调节，而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市场万能论，把国家的一切正确调控说成是官僚行政的干预；坚持为保证效率而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同时要强调社会公平、福利保障，而不是极力扩大社会鸿沟，为暴富阶层说话。要做到这些，都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指导，而不能用西方经济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来指导。一旦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由西方新自由主义指导，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就要变，势必走向"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深渊。只要经济基础变了，共产党最后就掌握不了政权，私有制的代表就要掌握政权。现在我国的房地产商是咄咄逼人呐！发了那么大的财还对政府这也指责那也指责，就很说明问题。中国的改革一旦由西方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理论来主导，那么表面上或者还是共产党掌握政权，而实际上逐渐改变了颜色，那么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像噩梦一样的危险。九、克服经济学领域一些倾向性问题的意见这个问题应该好好地做文章，因为这个事情太重要了。我只讲几点。第一，教学方针要明确。教育部要管这个事情。现在我们要明确，只有一个经济学基础理论课程，而不是两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惟一的经济学基础理论课程，西方经济学是作为吸收、借鉴的部分。西方经济学作为体系，作为学派和学术名著来介绍，我们还是需要的，需要向专门的学生介绍，但是不要突出它。第二，教材。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工程的建设，要吸收各方面的专家，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西方知识比较多的学者，这样便于我们吸收、借鉴西方的东西，当然要经过改造。我们还要鼓励多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写作和创新，鼓励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做专题研究，包括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方法和具体的理论问题，都要进行专题研究，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教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要有多种，不应该只有一种。马克思主义可以是多学派的，但是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学派。对西方经济学教材和名著，我们要组织有质量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评说，而不是教条主义的评说。只要在教学方针上明确不能以西方经济学教材为主，就可以有效地扭转局面。第三，队伍。我们欢迎西方留学的"海归"派回来充实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知识，充实我们对市场经济一般的知识，但是对于这些同志要进行再教育，特别是理工科出去的，过去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对那些过去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回来后有必要的也要进行重新教育。不经过再教育的"海归"派，可以从事其他工作，但是不能从事教师的工作，不能从事决策研究的工作。土、洋出身的学者教员在待遇上应该一律平等。党校的教员更要慎重选择，特别是党校的中高干部培训班的教员一定要慎重选择。否则我们的干部队伍受影响西化了，在实践中搞私有化，导致经济领域都变色了，而中央还不知道。第四，领导权。确确实实地要检查一下我们的高校领导干部，包括校长书记、校长助理、院长、系主任、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等，是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不是就换，让他去做别的工作。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不能够等闲视之！在这个问题上，教育部不能太马虎了！因为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在一些高校和一些研究机构，我知道就有一些西化很严重的人在那里工作。总之，领导岗位一定要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当前要切实地检查和清理，因为不仅仅是教育系统，包括国家的财经系统的一些领导岗位特别是一些研究机构的领导岗位还掌握在非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今天我们谈的主要是理论领域的问题，教育领域的问题，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不能被人取代，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在政治、法律、军事、文化领域，经济本身也有意识形态问题，而且非常非常重要。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要跟着变。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我恐怕有些人还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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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大论战第二期——温州房价指数，听谁的】
本期探讨话题：温州房价指数，听谁的？鼓励事项：围绕话题，自由发挥。凡是发表有价值观点者，当场发放论坛币、指数等丰厚奖励！此外，积极参与者还有机会获得“经济学人”称号，并获千金大奖！仅限回复话题相关论点，其余回复视为灌水，灌水严惩！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版块（含原财经时事）：https://bbs.pinggu.org/forum-29-1.html【参考消息】“中指院”温州房价指数与官方数据打架，该听谁的？日前，中国指数研究院对1月份，包括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在内的43个主要城市住宅市场交易情况监测发现，43个城市半数成交价格环比微涨，其中温州涨幅最大，为16.89%。而据市住建委网上售房系统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市区新房（详细信息）成交均价较去年同期的21082元，增加了5.33%，环比仍下降了1.94%。两则数据相差巨大，该听谁的？中指院房价指数是如何统计出来的？记者进行一番调查。市民纠结：房价数据掐架市民一头雾水黄先生，我市一位普通市民，打算出手买房的他，已经关注市区房价6个多月了。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13年12月份“温房指数”的数据显示，温州新房价格指数同比已是连续28个月出现下降，环比也下跌1.7%。面对这个数据，黄先生有些晕，当着记者的面，黄先生点开他收藏的一条新闻：“看，2月10日，中国指数研究院还发布”1月全国43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指数“显示，1月温州房价环比涨16.89%。”记者梳理近两年来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指数发现，该指数几乎经常与市住建委、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打架。记者调查：部门称没给“中指院”提供数据2月11日，记者打开中国指数研究院官方网站，该网站在关于房价指数说明中提到，房价指数数据样本范围包括“各城市所有在售商品房项目（新房），包括住宅、写字楼、商业营业用房”。数据复核由“各地人员将其调研数据与当地房管局、各项目实际成交价格等其他来源的数据进行交叉复核。”随后，记者挨个采访了市区1月份开盘的多家大型在售楼盘负责人，他们均表示，从来没有提供过数据给中国指数研究院。瓯海中心区一楼盘销售负责人明确告诉记者，其项目定价、销售信息从没有透露给其他研究机构。三垟湿地板块一楼盘销售负责人也表示，“销售数据对于公司来说都是机密，不可能透露给别的机构。我们所负责的楼盘没有一家把信息提供给上述研究机构。”市住建委网上售房系统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市住建委从没有给上述研究机构提供过数据。“我们的数据都是1日系统自动生成的，再说前段时间还在假期中，何谈提供给他们？”该负责人说。业内看法：“中指院”采集数据方式“不靠谱”[hide]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介绍，在没有分支机构的城市，“中指院”的数据采集、分析，主要是在月底时候，通过电话进行调研，得出楼盘对外公布的价格。前日，市住建委有关人员告诉记者，中指院房价指数采集数据方式“严重不靠谱”，即使有部分温州房企向中国指数研究院提供数据，但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也值得怀疑。缺乏真实的数据，计算结果何谈参考价值？住建委有关人员也透露，今年1月份市区每平方米新房成交均价为22205元，较去年同期的21082元，增加了5.33%，但环比仍下降了1.94%。国家统计局温州调查队有关负责人也认为，尽管1月份温州房价指数，要等2月18日之后才能公布，但数据同比和环比仍将有小幅下降。差异探因：计算方法不同数据发布有差异有市民质疑，剔除中指院数据严重不靠谱外，市住建委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七十个大中城市房价指数”数据为何也经常有差异。对此国家统计局温州调查队价格处处长张健表示，住建委公布的数据与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存在差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部门统计指标、统计方法和统计用途的不一致。他说，简单理解，住建委数据告诉你现在价格是什么，是对价格状态的反映；而统计部门数据告诉你价格是如何变化的，是价格水平的变化方向、趋势。“我们认为，统计部门的数据更有说服力，这也是为什么国务院把统计部门发布的价格统计指标作为考核各地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是否实现的原因。”据市住建委网上售房系统相关负责人介绍，该系统数据来源是当月网签数据，即购房者与开发商签订购房合同时，上传到房管部门数据库的信息。住建委公布的成交均价，是指当月总的销售金额除以总的销售面积，得出均价。国家统计局温州调查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源是住建委网签数据，其数据并不是简单地算出平均值，而是将不同价位、不同品质的楼盘进行分类，然后利用统计方法，计算出温州市整体房价的走向、趋势。[/hide]————————————————————————————————————————————点击头像下方“加关注”订阅“财经界”（点击进入）文库实时关注最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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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要发生作用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要有良好的信息。为了使市场经济的游戏能够正常进行，我们一定要有正确的规则和好的裁判，否则就会产生混乱。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美国，有一些裁判和法则似乎工作得并不好，比如1993-1994年间讨论的股票期权问题。股票期权就是说CEO或者高级经理人的收入是根据他们的股价获得薪酬，如果股价大涨，他们就会获得更多的收入，有时候会达到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他们很高兴啊，因为期权带来一个好处，那就是它看起来不像一种成本，因为没有人要写一张支票给这个经理人付钱，这些人拿了很多钱但看起来却没有人是付钱的。作为经济学家，我们知道，你不可能无成本经营，无中不能生有。如果你给了经理层某种有价值的东西，它必定来自某个地方，会计制度理应清楚地告诉我们，它来自何方。如果没有人知道他们的钱从哪里来，那么这种信息报告的方式是不好的。 那么，他们的钱是从谁的口袋里掏出来的呢？其实回答很简单，钱就是来自于股东嘛，但是股东自己还不知道，他们就无法来拒绝这一点，所以这是一种盗窃。于是，我们就提出了建议，要让股东了解他们是否愿意向CEO付钱。这只需进行一项简单的改革，只要在会计报表上报告他们的期权现在的价值是多少就可以了。在我曾经担任主席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改革，因为它可以增加金融市场信息的质量，这样就可以促进经济有更好的发展。可是财政部却反对，他们认为如果股东知道了他们在给CEO付钱，知道其股本被稀释的程度，那么股价可能会下跌，也就是说他们会低估股票的价值。这一观点完全正确，而这也正是应该进行改革的原因。因为一个市场经济要想运转良好，就必须提供信息，如果提供的是错误信息，那就是发出糟糕的信号，其结果就是差劲的资源配置。就像我们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看到的那样，股票市场出现泡沫，资源出现错误配置。而信息最终肯定是要来的，泡沫最后肯定会破灭，股价会大跌，结果导致我们的经济衰退。所有这些问题，都引起我极大的关注。它们所展现的正是信息经济学的一部分，它们突出地表明，良好的信息体系是多么的重要。 最后，我们还是说要改一改我们的会计体制，必须要披露更好的信息。亚当•斯密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你不用担心道德伦理，只要追逐自己的利润就好了。不幸的是亚当•斯密是错的，你必须要考虑到道德，因为市场上有很多的利益冲突。会计的问题就指明了这一点。在过去，会计通过做账、提出建议咨询来获得收入，他们被CEO雇佣，CEO给他们付薪水，也就是说，他们就要去取悦那些CEO。如果CEO想要作假，想要欺骗股东，他们是不敢说：你做得不对，你应该改正，你不该这么做。他们只能附和，因为他们从CEO那里拿到收入，像安达信就是这种情况，其他的会计公司也都发生过这种情况。其实，在危机到来之前，我们对上述问题了如指掌。美国证券和交易委员会主席就说我们应该让会计来做会计而不是提供咨询，但是CEO都拒绝了这一点，他们说不行不行，强力阻止了这一项改革。危机爆发后，股市崩溃，人们充分意识到这种信息是多么的虚假。结果就是现在我们就通过了条例，要求是会计公司仅仅是做会计、做账，坚持独立的会计准则。 这些例子都证明信息经济学不仅改变了经济的理论，同样也革新了日常的经济运作。近年来，在前沿的研究者和政策的实施者之间，时差已经缩短了。过去这种研究要过三四十年才会被人引用，现在很多信息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出来后五年、十年或者十五年就投入实施了。我在上世纪70年代研究出来的一些理论到了上世纪90年代，已经开始在很多不同的公共政策制定领域使用了，这说明知识的传播速度已经大大加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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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新浪经济学人的国企改制辩论
国企改制的方向不容扭转*~~~~~~~~~~~~~~~~~~~~~~~~~~~~~1、何谓国企改制？国企改制，从产权关系讲，就是将国有独资企业改成市场化的股权多元化企业，包括国家将国有企业整个出让；从国企的运作方面讲，就是将政府对国企的行政管理关系改成多个利益相关者的治理、制约关系。当然，极少数的国企可能不在改制之列。2、国企改制的必要性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千万个各自独立的市场主体，通过市场竞争，不断优化配置资源。但是传统国有经济的一个制度性的弊端是政企不分，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企业不能自主、更无法独立。国有企业改制，表面上看是效率问题，实质上是公有制、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如何结合的问题。这就涉及到四个方面的问题：（1）政府从拥有国有企业，转变为持有国有资本，并使其具有流动性。（2）国有资本由覆盖各个行业领域，向国家必须控制的少数行业和领域收缩和集中。由此必然伴随国有资本覆盖企业数量的大幅减少，也必然伴随国有资本总规模的相对减少。（3）建立新的国有资产管理机制、经营机制和监督机制，实行政资分开，管监分开，资产管理和企业经营分开。并保证国家所有权的委托代理关系的有效性。（4）国有参股和控股的企业，要进行公司制改造，促进股权多元化，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制约结构，实行国家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国家所有者按其拥有的股权，承担相应的有限责任，而让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 3、国企改制的过程与主要内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从1978年算起到现在是28年的历史，如果从1992年算起是14个年头。从1978年至1992年的改革主要走了一条放权让利——利改税、拨改贷——承包制；自92年至今正在进行的，一个是对中小国有企业进行非国有化改造，一个是对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从改革的内容上看，从主要改变分配关系向主要改变产权关系的转变；在改革的方式上，主要是从政府自上而下行政性推动向主要是企业自身自下而上的市场性推动的转变；国企改制从作为整个经济改革的核心，逐渐地转变为整个经济改革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改制既是法律、财务和政策问题，更是理念、战略、经营和管理问题；改制企业既需要合法合理的改制方案，也需要改制后新企业面向发展的管理方案。改制不只是改体制，而是改“三制”――体制、机制和制度，且三位一体。4、国企改制必须澄清的问题和把握的界限（1）如何看待改制中发生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承认我国国有资产流失的严重性。但是导致国企改制中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主要原因是一些政府官员利用职权与企业管理层相互勾结，暗箱操作，“强买强卖”，靠强势“市场地位”侵占广大人民群众的“合作剩余”，疯狂地掠夺人民财产所造成。之所以能够使他们的丑恶行径变成现实，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制度缺失，法律不健全，或执法不严所致。我们不能把这些问题归结为国企改制本身，更不能因这些问题的存在而否定国企改制的大方向。这些问题恰恰是与国企改制的原则相悖的，其中的部分问题甚至可以通过加快改制来解决。（2）如何看待“国退民进”问题。在国有经济结构调整中，国有经济需要“收缩战线，合理布局”，国有企业从某些行业和部门退出是正常的、合理的。国有资本主要是在点多、面广的为消费者服务的领域中逐渐退出来。有的企业本来就不应该由国家来办，早该交给民间承办，国家退出是明智之举。当然，必须在造币工业、国防军事工业和涉及国防安全的关键领域以及国家战略储备系统领域中保持垄断地位；在一些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领域，国家必须拥有其中一些骨干企业的控制权，也就是控股；在一般的竞争性领域，国家虽然也可参股甚至控股，但大的方向应是退出；在高科技风险领域国家资本应该进入。（3）如何看待“私有化”问题。十六大报告十分清楚地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第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关键性作用。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第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必然会提高私有化的比例，国企改制也不排除私有化。事实上，非公经济在我国的重要性越来越显著。（4）如何看待管理层收购问题管理层收购是国企改制中采取的多种具体办法之一。MBO是英文MANAGEMENTBUY-OUT的缩写，意为管理层收购，主要是指公司的经理层利用借贷所融资本或股权交易收购本公司的一种行为。通过收购使企业的经营者变成所有者。由于管理层收购在激励内部人员积极性、降低代理成本、改善企业经营状况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因而成为20世纪70--80年代流行于欧美国家的一种企业收购方式。从国外情况看，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对我国企业而言，实行管理层收购，可以激发国有企业管理者的积极性，从而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可以改变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进而改变国有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保证国有企业健康发展。国有企业改革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目前，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我们的观点：国企改制的方向不能变、操作要规范、制度要健全、步伐要加速。太羊挑战天方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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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人系列】第1-5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诺贝尔奖是以瑞典著名的化学家、硝化甘油炸药的发明人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的部分遗产作为基金创立的，分设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文学、和平五个奖项。1901年首次颁发。1968年，在瑞典国家银行成立三百周年之际，增设“瑞典国家银行纪念诺贝尔经济科学奖”，于1969年首次颁发，人们习惯上称这个额外的奖项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百年来获奖的科学成就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科学发展的缩影，其影响已远远超越了国界和时间的限制，为推动全世界的科学发展和全人类的社会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了解和学习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学习、科研以及获奖经历，并对其成功背后个人付出的艰苦努力、良好的社会环境与政策背景等等进行更深层次的思索，从中得到教益。1.第一届诺贝尔奖得主拉格纳·弗里希（1895—1973），1895年3月3日生于挪威奥斯陆，是数理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研究领域的先驱者，主要致力于长期经济政策和计划，特别是关于发展中国家问题。弗里希教授发展了经济规划的决策模型，设计了设法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的数学规划方法。1969年与简·丁伯根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拉格纳·弗里希教授发展了经济规划的决策模型，设计了设法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的数学规划方法。他首先提出了经济计量学的定义，并第一个运用经济计量学的方法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波动，首创描述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数学模型，最早把导致经济波动的因素区分为扩散作用和冲击作用两大类，将两者结合起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周期，为当代经济周期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他在把经济计量学的理论和方法应于社会经济活动方面，也做出了许多贡献。由于其在经济计量学及其应用方面做出的贡献，1969年，他被授予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简·丁伯根(1903—1994)，出生于荷兰海牙。主要从事于把统计应用于动态经济理论，1969年与拉格纳·弗里希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岁时，丁伯根考入了荷兰莱顿大学，攻读物理学，23岁毕业后，经过三年的努力，于1929年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但是，就在这时，他的志趣已经不在物理学方面，而转到经济学方面了。促使丁伯根有这种转变的原因是他对数学有特殊爱好。即便是在专攻物理学时，他也着重于研究物理学中的数学问题。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以“物理学和经济学中的最小值问题”为题的。数学是丁伯根由自然科学工作者转向经济学家的桥梁。简·丁伯根被誉为经济计量学模式建造者之父，他发展了动态模型来分析经济进程。由于他的科研成就，1969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2.第二届诺贝尔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1915-2009)，1935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随后获得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并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任经济学教授他发展了数理和动态经济理论，将经济科学提高到新的水平。当代凯恩斯主义的集大成者，经济学的最后一个通才。他是当今世界经济学界的巨匠之一，他所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经济学的各个领域，是世界上罕见的多能学者。萨缪尔森首次将数学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帮助经济困境中上台的肯尼迪ZF制定了著名的“肯尼迪减税方案”，并且写出了一部被数百万大学生奉为经典的教科书。该教科书就是流传颇广的《经济学》，被翻译成日、德、意、匈、葡、俄等多种文字，据报道销售量已达1000多万册，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制订经济政策的理论根据。现在，许多国家的高等学校将《经济学》作为专业教科书。他于1947年成为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的首位获得者，并于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3.第三届诺贝尔奖得主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1901年4月30日—1985年7月8日），俄裔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美国的G.N.P.之父”、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他在经济周期研究中所提出的为期20年的经济周期，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库兹涅茨周期”。他在国民收入核算研究中提出了国民收入及其组成部分的定义和计算方法，被经济学家们誉为“美国的G.N.P.之父”。他对经济增长的分析，被西方经济学界认为揭示了各发达国家一个多世纪的经济增长过程，并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历任纽约国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约翰·霍布金斯大学教授。由于库兹涅茨在研究人口发展趋势及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1971年他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4.第四届诺贝尔奖得主约翰·希克斯（1904—1989），英国经济学家，在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经济学方法论，以及经济史学方面卓有成就。1972年与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约瑟夫·阿罗一起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约瑟夫·阿罗（1921年—），美国经济学家，于1972年因在一般均衡理论方面的突出贡献与约翰·希克斯共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肯尼斯·约瑟夫·阿罗在微观经济学、社会选择等方面卓有成就，被认为是战后新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除了在一般均衡领域的成就之外，阿罗还在风险决策、组织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和政治民主理论方面进行了创造性的工作。阿罗是保险经济学发展的先驱，更一般意义上讲，他是不确定性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沟通经济学的发展先驱。5.第五届诺贝尔奖得主华西里·列昂惕夫（1906-1999），美籍俄裔著名经济学家。华西里·列昂惕夫是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的创始人。投入产出分析为研究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特别是系统地分析经济内部各产业之间错综复杂的交易提供了一种实用的经济分析方法。1973年,列昂惕夫因发展了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及这种方法在经济领域产生和重大作用，而备受西方经济学界的推崇并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