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先生的惊讶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愿意主动放弃自己热衷的一门学科的显学地位和学术霸权,坦然面对落败,是一件不太符合常理的事情。《一切影响人类经济行为的都是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赋予了经济学无所不能、无所不及的广阔领地。当经济学人站在主席的位置、坐在法官的位置上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时候,固然潇洒风光,但这不过是源于狂妄的自我膨胀而已。有“影响”就算是研究对象和领域,这就玄之又玄了。影响,按照方式分,有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按照影响的程度,有强相关和弱相关之分;按照价值判断来分,则有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之分;按照时效来分,有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之分……以有无影响来确定经济学的领地,经济学可谓是一门万能学问,是显学之显学,王中之王了。《西方经济学的终结》在评价管理学家都热衷往经济学堆儿里扎的潮流时说,如果管理学人可以算是经济学人,则对等的,消费者协会的工作人员也应该属于经济学人了。各个金融机构都在聘请首席经济学家,看来今后法院也要招聘首席经济学家了,或者法官也可以称为经济学家了,因为法院处理的案件绝大部分都涉及到经济利益的纠纷。天文学也要划归到经济学的研究领域里了,因为太阳黑子的活动直接影响地球大气,进而影响到地球上洋流、植被与景观,进而影响到依靠气候和风景而存在的交通业和旅游业,这些行业现在都是经济的支柱呢。昆虫学家或许也要算是经济学家的一个支系了。蝗虫、棉铃虫等等昆虫的活动繁衍规律影响着粮食和棉花的产量,粮油期货市场的人都在关注虫灾对粮棉产量带来的影响呢。世间事物的相互联系是广泛存在的。早有人“论证”一只蝴蝶扇动翅膀是如何引起大洋彼岸海啸的。还有人“论证”航天器的尺寸是由英国古代马匹的屁股宽度决定的。一切能够用于生产的科技工艺都直接影响到商品的生产,直接影响生产的效率和成本。生产,早在萨谬而森的经济学看来,就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因此,按照“影响定性说”,所有的科学技术也都是经济学的外延。余先生之前有帖子《马克思的理论能不能被超越?》,开门见山定论“可以超越”,而且必然被超越。但是,马克思的理论本质上不是经济学,而是政治学说。一且对政治理论的质疑其实都是观点之争,而“观点”其实不存在超越不超越的问题,你认为这样算公平,他认为那样才算公平,政治观点不能强加于人。政党联合的时候政治家彼此妥协,政见之争暂搁一旁;国与国之间做贸易,外交家可以心照不宣地说“放弃政治之争,求同存异”;商人之间做生意,彼此都说“在商言商,莫谈国事”。《西方经济学的终结》认为,制度选择在前,经济学展开在后,因此经济学不谈论制度的合理性问题。鄙人的确不看好经济学的广阔前景,反而乐观于经济学行将落寞的时代的到来。不过,自己就是自己,他人仍是他人,有人愿意把所有的山头都插上经济学的旗帜,那算是他的爱好和抱负吧。自己既然认为经济学不过是一条独木桥,惟有我行我素小心翼翼地走自己的独木桥就是了。但是,自欺欺人是不可能长久的。经济学就是一只气球,保持其大小适度,才是生存之道,而狂妄地想把它吹到包容一切的程度,破灭是早晚的事情。忠告:经济学人,尤其是现在刚刚踏入经济学领域的人,要对经济学的落寞时代有充足的心理准备。阅读链接:幽魂飘渺的主流经济学http://www.jjxj.com.cn/news_detail.jsp?keyno=12246谁来做经济学芭蕾的最后舞者http://www.jjxj.com.cn/news_detail.jsp?keyno=11935经济学教育在中国之杂论http://www.jjxj.com.cn/news_detail.jsp?keyno=12407
斯蒂格利茨在上海青年发展导航系列讲座上的演讲《解放日报》2004年8月29日《新华文摘》2004年第24期 思想者小传: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出生于1943年,196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69年成为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现任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曾任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美国经济学会副主席,1997年起任世界银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200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为信息经济学的创立作出了重大贡献,所著《经济学》被称为与萨缪尔逊的《经济学》齐名的里程碑式的经济学教材。 信息经济学挑战无形的手 一个市场经济要想运转良好,就必须提供信息,如果提供的是错误信息,那就是发出糟糕的信号,其结果就是差劲的资源配置。就像我们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看到的那样,股票市场出现泡沫,资源出现错误配置。 在经济学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亚当·斯密的“无形的手”,就是说要通过市场去追求自己的利润,是这只手让市场实现有效性,市场能实现社会正义,能实现财富公平分配,能对穷人有足够的关心,总之通过市场就可以实现经济的有效性。 我所作的是对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它表明哪怕信息有任何一点点的不对称,这只无形的手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而现实就是这样,信息永远不能完全的充分。换句话讲,经济往往是不高效的。这个道理对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市场本身在没有ZF干预的情况下是一个自由主义的任意妄为的经济,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就是所谓绝对的自由市场的经济。但我的研究表明,只要承认信息不完全,那也就应该承认市场不能通过自己的机制实现经济的高效性,一定需要ZF干预,这就预示着ZF要扮演重要的作用。寻找ZF的角色是一个很难的工作,这也是我研究的一个焦点。如果ZF太大的话,会扼杀创业精神,企业家就出现不了。要是ZF太小的话,就会出现利益的争夺和冲突,企业也表现不好, 信息极其重要,信息直接影响经济在基本面的运作,而信息不完全是有害的。在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这几个市场形态中,最重要的是金融市场。为什么呢?因为金融市场是最关乎信息问题的。如果信息完全对称的话,人人都知道做哪个生意会赚钱,人人都知道应该把钱投向这个领域而不是那个领域。就是因为在金融市场中信息不完全,所以在金融市场作投资决定才是最困难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是怎样的。因此,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有生机的股市,要建立好的银行体系。中国下一阶段经济是否成功也取决于中国能否成功地创建一个强有力的金融市场。 市场经济要发生作用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要有良好的信息。为了使市场经济的游戏能够正常进行,我们一定要有正确的规则和好的裁判,否则就会产生混乱。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美国,有一些裁判和法则似乎工作得并不好,比如1993-1994年间讨论的股票期权问题。股票期权就是说CEO或者高级经理人的收入是根据他们的股价获得薪酬,如果股价大涨,他们就会获得更多的收入,有时候会达到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他们很高兴啊,因为期权带来一个好处,那就是它看起来不像一种成本,因为没有人要写一张支票给这个经理人付钱,这些人拿了很多钱但看起来却没有人是付钱的。作为经济学家,我们知道,你不可能无成本经营,无中不能生有。如果你给了经理层某种有价值的东西,它必定来自某个地方,会计制度理应清楚地告诉我们,它来自何方。如果没有人知道他们的钱从哪里来,那么这种信息报告的方式是不好的。 那么,他们的钱是从谁的口袋里掏出来的呢?其实回答很简单,钱就是来自于股东嘛,但是股东自己还不知道,他们就无法来拒绝这一点,所以这是一种盗窃。于是,我们就提出了建议,要让股东了解他们是否愿意向 CEO付钱。这只需进行一项简单的改革,只要在会计报表上报告他们的期权现在的价值是多少就可以了。在我曾经担任主席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改革,因为它可以增加金融市场信息的质量,这样就可以促进经济有更好的发展。可是财政部却反对,他们认为如果股东知道了他们在给CEO付钱,知道其股本被稀释的程度,那么股价可能会下跌,也就是说他们会低估股票的价值。这一观点完全正确,而这也正是应该进行改革的原因。因为一个市场经济要想运转良好,就必须提供信息,如果提供的是错误信息,那就是发出糟糕的信号,其结果就是差劲的资源配置。就像我们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看到的那样,股票市场出现泡沫,资源出现错误配置。而信息最终肯定是要来的,泡沫最后肯定会破灭,股价会大跌,结果导致我们的经济衰退。所有这些问题,都引起我极大的关注。它们所展现的正是信息经济学的一部分,它们突出地表明,良好的信息体系是多么的重要。 最后,我们还是说要改一改我们的会计体制,必须要披露更好的信息。亚当·斯密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你不用担心道德伦理,只要追逐自己的利润就好了。不幸的是亚当·斯密是错的,你必须要考虑到道德,因为市场上有很多的利益冲突。会计的问题就指明了这一点。在过去,会计通过做账、提出建议咨询来获得收入,他们被CEO雇佣,CEO给他们付薪水,也就是说,他们就要去取悦那些CEO。如果CEO想要作假,想要欺骗股东,他们是不敢说:你做得不对,你应该改正,你不该这么做。他们只能附和,因为他们从CEO那里拿到收入,像安达信就是这种情况,其他的会计公司也都发生过这种情况。其实,在危机到来之前,我们对上述问题了如指掌。美国证券和交易委员会主席就说我们应该让会计来做会计而不是提供咨询,但是CEO都拒绝了这一点,他们说不行不行,强力阻止了这一项改革。危机爆发后,股市崩溃,人们充分意识到这种信息是多么的虚假。结果就是现在我们就通过了条例,要求是会计公司仅仅是做会计、做账,坚持独立的会计准则。 这些例子都证明信息经济学不仅改变了经济的理论,同样也革新了日常的经济运作。近年来,在前沿的研究者和政策的实施者之间,时差已经缩短了。过去这种研究要过三四十年才会被人引用,现在很多信息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出来后五年、十年或者十五年就投入实施了。我在上世纪70年代研究出来的一些理论到了上世纪90年代,已经开始在很多不同的公共政策制定领域使用了,这说明知识的传播速度已经大大加快了。 全球化及其不满 国际贸易间的法制体系本身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世界存在贸易强国,所以有这种法制是很重要的。但我们今天的法制体系并不是一个公平的体系,这种体系使工业化国家获得了好处,而发展中国家却得不到好处。 现在我来谈谈第二个话题,就是中国和世界经济的现状。我不会谈每天都会出现的细琐的小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报纸上有足够的报告。我想谈的是广泛的在政策制定方面的一些辩论,也就是关于中国和世界经济走向及政策制定的一些问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最近出的一本书《全球化及其不满》里谈到的全球化问题。 全球化这个概念,是说世界上的国家彼此之间越来越一体化,各个国家都在不断改进、降低运输和沟通的成本,排除一些障碍,能够彼此超越国界。全球化有好多维度,我大多数的研究是关于经济范围内的全球化,比如产品、服务怎么在全球范围内跨国界自由移动。除此之外,全球化还有好多内涵,这些内容都相当的重要。比如说知识技术的全球化,事实上知识在全球的移动要比商品和服务更自由更广泛。 全球化可以为全球人带来大量的好处。世界上从全球化得益最多的地方就是东亚,东亚在过去的十年中,经济增长显著,收入增长方面以及贫困人口减少方面进步都很显著,出口增长以及对全球技术的掌握也发展得非常快。现在我们看到国与国之间的差异不再是由于资源的贫穷或富足,而是知识占有程度的高低。在过去的5到10年中,全球化促进了知识的跨国界移动,为东亚创造了奇迹,给东亚人民带来了好处。 那为什么还有很多人对全球化不满呢?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在其他一些地方,全球化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在拉美,全球化只对当地20%-30%的人带来了好处,甚至只给富人带来了好处,可见全球化给人们带来的好处是不成比例的。 最难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全球化能在东亚成功,却在拉美以及其他的一些地方失败了。简而言之,全球化在东亚得到了有效的管理,可是在拉美一些国家,全球化没有得到有效的管理,他们的一些经济条款都是被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给他们的,即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条款。这些没有让他们能够很好地管理他们的国家的条款,我们称之为华盛顿共识,这是发达国家输出给发展中国家的一套共识。这套共识并没有基于对发展中国家完整的了解,而是建立在发达国家自己的利益需要和意识形态基础上的一套共识,所以它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情。 现在,可以说说我为什么要去世行任职?因为我在世行可以给华盛顿共识以足够的打击。我发现华盛顿共识是错的,并不是基于经济学的,我的研究表明完全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不行的,应该让市场和ZF共同发挥作用。我们需要对银行进行监管,我们需要对股票市场进行监管,你不监管的话这些市场就会失败。你不能假定说所有的经济都会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不对的,亚当·斯密是错的。我选择了到世行工作,就是因为我认为华盛顿共识是有违经济学原理的,是没有科学道理的。 第二,我讨厌华盛顿共识还是因为华盛顿共识的所作所为和我在白宫作为内阁成员所做的工作是正好相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发达国家所做的东西和发达国家自己要做的东西是完全相反的。我来举个例子,在美国有一个公共的社会保障计划,还有由私人公司提供的私人养老计划。但是公营部分占大头,它的交易成本非常低,成功地为人们提供了保障,这是任何私人公司所无法取代的。它有效地避免了股市的波动,成功地减少了美国贫困人口的数量。克林顿总统的内阁努力使美国的公共养老系统变得强健,可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跟发展中国家说你应该让养老系统私营化。可见他们是对内一套,对外一套。这个做法我很难接受,我相当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种做法,这也是华盛顿共识最让我不满的一个地方。 人们对全球化的不满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国际上的游戏规则是不公平、不公正的,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这一点在贸易领域很明显。国际贸易间的法制体系本身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世界存在贸易强国,所以有这种法制是很重要的。但我们今天的法制体系并不是一个公平的体系,这种体系使工业化国家获得了好处,而发展中国家却得不到好处。其实美国或者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利益就是以穷国的损失为代价的。这是因为不少国际规则其实是不对称的,发展中国家开放了市场,减少了补贴,但发达国家却保留了补贴,而且还是实施配额制度,尤其是对农业大加补贴。世界银行还有一个数字,欧洲的奶牛每天可以得到2美元的补贴,2美元也正是世界银行对于贫困的一个标准,在穷国有20亿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到2美元,这就是说在很多穷国做一个人还不如在欧洲做一头牛。美国每年花三四十亿美元来补贴养牛业,就是为那两万五千个已经非常富裕的养牛场。在此同时,在撒哈拉以南的以种植为生的人却很穷。当然美国并不想这样,但这却是他们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的结果,这些政策给非洲一些国家造成的损失远远大过了他们得到的外援。 现在有人在谈WTO多哈发展议程的谈判将会何去何从。我的研究结论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谈判议程应该完全不同于现在的这种发展议程,因为现在的发展议程更多的是有利于发达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对此,我相信中国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中国将来会有更大的机会在全球扮演重要的领导角色。我们要有一种全球团结的责任感,使人们能够公平对待那些因受到不平等对待而不满的人。 怀疑一切与追求公正 听起来很奇怪,我的父母、老师对我强调,不应该关心钱。他们说生活和钱是毫无关系的,生活的重要性根本不体现在钱上,生命的重要性来自于公共服务以及你的思想和所做的研究,因此他们不断地鼓励我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下面我谈谈自己一些个人的情况,谈谈我是怎样成长的。 我在印第安纳州的加里长大,这是在密歇根湖南岸的一个小城,它的起伏变化似乎可以体现美国的经济发展史。在1906年之前,这里没有市镇,是一片海滩,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可以利用煤、铁等资源来炼钢,从而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钢铁城市。在美国出现后工业化之后,随着钢铁业的衰退,它的人口减少了一半。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有三件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首先,我生长在一个钢铁城市,她的经济有一定的起伏波动,这是受经济周期影响的。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因为要是没有一种安全保护,每四年就有一个轮回,就有很多人失业。我的一些同班同学四年以后忽然就没有工作了,他们没有买保险也没有钱进行消费。从同班同学的身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社会和经济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那个城市是个多种族混合居住的城市,有很多来自南方的黑人,但还是有很强烈的人种歧视,人们歧视黑人。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这些黑人通常只接受低等的教育,这是社会的一种不公平。我那时就想在我长大后应该采取措施来改变这种现象。 听起来很奇怪,我的父母、老师对我强调,不应该关心钱。他们说生活和钱是毫无关系的,生活的重要性根本不体现在钱上,生命的重要性来自于公共服务以及你的思想和所做的研究,因此他们不断地鼓励我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在我的成长阶段,我的家人就同我进行了很多有关政治和经济的讨论。 后来我进入了阿默斯大学,我觉得阿默斯大学的教学方式对我的成长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偏向人文教育,要求学生学习所有的科目。我的主修专业是物理,但是我还得学习英语、历史、生物、化学等等。他们是想要你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去了解一切,这使我在以后拥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去研究经济学,而不是成为非常专的研究经济的人。 我觉得阿默斯大学的教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的教学采用一种苏格拉底式的教学方法。我们并没有什么讲座,主要是我们问问题他们回答、我们再问他们再回答的一种对话式的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强调的并不是学习某一段材料、写某一个题目,这种教学中最重要的是你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其实,要回答问题是很容易的,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才是关键。所以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一直在想怎样才能提出更好的问题,因为只要你可以提出更好的问题,那么回答也就不请自来了。这不是说我们获得回答不需要任何努力,只是我觉得这种教学方式使我不断地学习,并最终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后来又到麻省理工学院读研究生。当时,老师教给我们不少模型,有的同学直接接受了这些模型。他们可以重复他们学过的东西,他们擅长记忆,但是我却觉得有些模型是错的。你可以把“怀疑一切”称之为一种科学的传统、一种民主的传统,只要你自己有想法,你就应该去置疑,这就是阿默斯大学告诉我的,你不应该毫无保留地去接受一切。当我在麻省理工学习的时候,他们说市场就是一个绝佳的模型,但是在我成长的地方我看到那么多的失业,难道这种经济也是完美的么?城市一半的人都失业了,这也是一个完美的市场么?我必须要理解这个模型的问题出在哪一点,因为我想要修复世界中出现的不公正的现象,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去读研究生院。我看到了巨大的差异,经济模型中体现的理想情况和我现实中看到的情况是相异的,如何把这种差距缩小?另外我还注意到,这种模型根本没有谈到歧视或者公正的问题。对我来说,这是社会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作为经济学家怎么能够忽视公正以及歧视呢?但是,我们社会的很多大学以及我们所学的模型并没有谈到社会的不公平和歧视,所以在当时我就决定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创建一个模型,用这个模型来了解这种不公正和歧视,我想如果能找到更好的模型的话,那将会有助于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我是60年代在阿默斯上大学的,60年代美国有这样的现象,60年代晚期是越战,在60年代早期却是争取公民权利的斗争。在读书的时候,我们被告知所有的人生来平等,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歧视以及南方的种族隔离制度,这种平等的权利被伤害了。这些教会我公民权利确实是有用的,对我来说也意味着变革是可能的,意味着认识到社会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对其加以改进。首先我们要找到如何进行改革,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热衷于全球化的一些讨论,因为这谈到了公平和公正的问题,还谈到了那种不正确的经济理念。有些人说世界本来就这样的嘛,我是坚决反对这一点的。虽然变化不会一蹴而就,但只要我们意识到这种不公平的存在,我们就可以尝试采用学术界的一些原理,说明为什么人们愿意这样做而不愿意那样做。所以我就写了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为什么在90年代全球化没有让所有国家同时获益,希望通过这本书让人们意识到全球化存在哪些问题,让我们意识到在社会范围内有哪些力量最终会改变全球的社会,从而实现一种对全球人都公正的秩序。
上午12点钟,结束了《国际金融B》的期末考试,不知道该是喜还是悲。一方面整体感觉一般,过是没问题的,60分万岁么。另一方面五道计算题有四道是发的为数不多的15道练习题里面的原题,连顺序都没变!我一向认为这样出题相当没有技术含量,至少我自己视其为人格上的侮辱。姑且不去讨论当下大学考试亦或是应试教育的种种弊端,人们在在各种利益和压力的驱使下早已扭曲了学习的初衷。我既不保研也不出国,也没奢望奖学金,纯纯是爱好,喜欢,感觉学习经济学是件很快乐的事情,能够学习经济学是我二十年生命中最幸福的事情之一。能够遇到如此极品的老师不知道是我三生有幸还是上辈子欠的债这辈子来还,自己将不明白也就算了,姑且当做消费了一个没有效用的商品,不过这玩意还有负的外部性!快到负无穷了!可自己又无力改变现状。悲哀。
经济学人的思考作为一个学经济学的人,不是为了学习经济学而学习,更不是为记住某些条条框框,而要能象经济学家一样思考,用经济学的思想和知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假设前提是资源是稀缺的,然而在中国的发展急需资源的同时,资源却被严重浪费,尤其是在各大高校,用水用电都很浪费,难道上了大学学经济学仅仅是为了考试吗?以前看过一篇文章,就是批评大学校园水,电,食物浪费严重,自己看到身边的也在浪费而不听劝告,心情颇为沉重,前两天在外面租了房子,才真正的意识到水资源的匮乏。希望大家在一块儿讨论经济学问题的同时,能从自身做起,厉行节约,传扬中华民族的美德。口袋里的钱是个人自己的,但资源是全人类的,为了中国更好的明天,为了人类更好的发展,请不要浪费有限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