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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资本论》与当代问题研究中心成立大会 暨第二届清华政治经济学工作坊议程
时间：2013年9月9日地点：清华大学主楼327会议室9月9日上午：9:30-12:00一．领导和嘉宾致辞主持人：李强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1.邓卫教授（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致辞并宣读清华大学批准成立“《资本论》与当代问题研究中心”的批文2.谢维和教授（清华大学副校长）致辞3.卫兴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致辞4.程恩富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致辞5.顾海良教授（教育部党组成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院长）致辞二．对中心成立的宗旨、组织架构和研究主题的介绍主持人：仲伟民教授（清华大学文科建设处）1.史正富教授（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2.孟捷教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资本论》与当代问题研究中心）拍照\茶歇（10分钟）三．嘉宾自由发言主持人：王振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午餐：12:00-1:309月9日下午：1:30-5:30第二届清华政治经济学工作坊一．上半场报告主持人：何自力教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1.史正富（复旦大学）：对市场经济制度的再认识2.宋磊（北京大学）：中国的经济民主论：研究路径、关键议题与推进顺序3.自由提问茶歇（10分钟）二．下半场报告主持人：任保平教授（西北大学）1.白暴力（北京师范大学）：消费对投资需求的传递效应：基于马克思理论的一个模型2.孟捷（清华大学）：改革以来劳动力商品化和雇佣关系的发展：波兰尼和马克思的视角3.自由提问晚宴：清华大学甲所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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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第三章
2013国贸一班黄珊一~劳动力价值是怎样决定的？劳动力价值和其它商品的价值一样，也是由生产和再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力价值的决定，又和其他商品价值的决定有不同的特点，它还包含一个历史和道德的因素。二~为什么说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1，剩余价值规律表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生产实质2，剩余价值规律决定着社会资本运行的各个环节3，剩余价值规律决定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矛盾发展的全过程。三~工资的本质是什么？工资的本质是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而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4．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关系。（1）剩余价值生产的基本方法有两种：一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二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与绝对剩余价值不同，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都与劳动生产力有关（2）相对剩余价值与超额剩余价值的关系都是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获得的区别：相对剩余价值以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为条件，是所有企业普遍获得的，相对比较长期。超额剩余价值以个别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条件，是个别企业获得的，它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联系：所有企业普遍获得相对剩余价值是通过个别企业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的途径实现的。超额剩余价值是相对剩余价值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3）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的关系：区别：两种方法的物质技术基础不同；在社会发展各阶段所起作用不同联系：两者本质一致，都是靠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前者是一切社会的一般基础和后者的起点，后者使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发生根本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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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政治经济学新论》兼论马克思的思想误区（结束语）
结束语无庸置疑，不管现在还有多少人不能够理解和不愿意相信以及不舍得失去和不忍心看到等等，但是对于当今世界共产党人和其他仁人志士以及他们始终希望忠实代表的广大无产阶级和贫民百姓来说，一个能够令他们充满政治幻想和美好愿望等等，以及长期让他们激动万分和斗志昂扬，并且促使他们立场坚定和爱憎分明地拼命投身其中的全球性大革命时代，客观上已经基本结束了。我们整个人类社会付出了极为沉重和非常痛苦的代价，终于基本完成了能够全面进入资产阶级时代的原始积累。与此同时，被各国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绝对合理和完全必要地塑造成“现代宗教”的正统的共产主义学说体系，在非常成功地指导和帮助一些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极为低下和落后的封建国家和地区人道地基本完成资产阶级时代的原始积累以后，作为束缚和制约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人和其他仁人志士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桎梏”的历史使命也就彻底终结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当然也包括那些能够非常正确地瞻望未来的共产主义者的社会活动。受社会生产能力的整体实际水平和社会全体成员的普遍政治素质的制约，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在夺取了一些封建国家和地区的特权统治地位和专制决策权力以后，仅仅为了实现自己治理国家和拯救民族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纲领等等，就必须、也只能将社会生产资料尽可能全部掌握在自己手里，使自己成为新的特权统治阶级。以后所能建立的社会统治体制，只能是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和符合当时广大社会成员对社会普通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的、新型的、但仍属于封建专制统治类型的、各种形式的国有专制统治体制。以后所能实施的社会措施和政治纲领，只能是以能够确切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存条件和简单生活方式为最高宗旨的、以简陋的平均主义和普遍的禁欲主义以及现代国有封建特权专制统治观念为原则基础的社会措施和政治纲领。当然，任何人都不能否认，所有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在共产党人的国有特权专制统治条件下，都曾经取得过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都曾经创造过惊天动地的人间奇迹。他们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生存环境极为恶劣和非常残酷的历史时期内，在即便就是把所有生活必需品集中起来绝对平均分配都难以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最低生存条件的经济基础上，不但用了相对来说很短的时间，就组织和领导广大劳动人民基本摆脱了饥饿和死亡的不断威胁以及基本消除了动乱和战争的长期困扰，而且用了相对来说很短的时间，就把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建成了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属于封建主义社会范畴的最新型、最强大、最完善、最合理的国有专制堡垒。而且，不管各国革命或者统治的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的所作所为，与他们想要达到的政治目的和社会理想相差多远，也不管当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统治的共产党，最终如何不甚光彩地退出了政治舞台，我们也都不应该和不可能抹杀他们在人类历史上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当然，共产党及其统治的国家和地区所取得的社会成就和历史功绩无论有多么辉煌，也绝对不可能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提高到实现全部生产资料私有社会化所必需的程度。这是因为，实现全部生产资料私有社会化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只能是资产阶级大工业全面发展与进步能够导致和促进“第三产业”大面积和大规模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自然结果；而能够导致和促进“第三产业”大面积和大规模产生和发展的资产阶级大工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则只能是社会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所有制基础上的自由竞争的自然结果。“自由竞争在大工业发展初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大工业才能生长起来”[1]。也就是说，任何国家和地区，不管在何种形式的统治条件下，都绝对不可能随意改变社会生产力的整体实际水平所处的自然发展阶段。只要还没有完全经历资产阶级大工业发展与进步，并导致和促进“第三产业”能够大面积和大规模产生和发展起来，而且客观上可以使几乎所有人都能成为“资产者”的全部自然演变过程，也就绝对不可能改变自己的社会仍然处在封建主义时代的客观现实。再美好的封建主义社会，也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前身；再完善的国有专制统治，也只能是社会民主法治的基础；再人道的平均主义原则，也只能勉强维持人类简单的生存；再严酷的禁欲主义措施，也只能暂时压抑人类本能的欲望；再强大的封建专制堡垒，也不能永远抵挡资产阶级商品的攻击；再顽固的民族仇外心理，也不能长期拒绝高级物质享受的诱惑。真正想要实现人类社会共同的美好理想，首先要能把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整体实际水平提高到相应的程度。而把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整体实际水平由手工工场和大工业发展的初级阶段，提高到资产阶级大工业的发展与进步能够导致和促进“第三产业”大面积和大规模产生和发展起来，并且客观上可以使几乎所有劳动者都能成为“资产者”的程度，只能是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发展与进步的历史使命和必然结果。因为，“对于手工工场和大工业发展的最初阶段来说，除了私有制，不可能有其他任何所有制形式，除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其它任何社会制度”。[2]对这一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任何类型的、包括由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先驱者们建立和完善的国有特权专制统治体制统治的国家和社会，也绝对不可能否定和改变。所以，从客观上来说，当今人类社会所有非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和地区、包括由共产党统治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社会性质，不但从来都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性质，而且客观上还只能是处在封建主义时代的专制统治末期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原始积累阶段，有待于全面进入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初级阶段的社会性质。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不但所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统治体制和政治原则以及思想意识和社会措施等等，对这些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不合适宜，就是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的统治体制和政治原则以及思想意识和社会措施等等也不能完全照搬。其主要原因在于两者之间的社会生产力的整体实际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这与他们暂时不同的民族风俗习惯和社会意识形态以及公民基本素质等等没有直接关系。当然，不管人类自身是否能够理解和意识到，人类社会发展所遵循的只能是同一个自然规律，所走的也就只能是同一条发展道路。资产阶级时代，是我们人类社会任何国家和民族早晚都必须经历的一个漫长的历史时代。而且，也不管一些国家和民族进入资产阶级时代的自然演变过程有多么残酷、多么漫长、多么令人难以容忍和接受，“它还是即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3]因为“问题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无庸置疑，私有制以及资产阶级所有制，既是现代人类社会的万恶之源，又是现代人类社会的进步之本。从根本上来说，私有制以及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发展和进步所导致和产生的各种所谓社会弊病和坏的方面，只能通过私有制以及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发展与进步才能最终予以改变或彻底消除。所以，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不是广大劳动人民的理想社会，但她却是广大劳动人民进入理想社会的一个漫长的必经之路。任何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客观上能够得到确切保障和维持的前提下，私有制以及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的蓬勃兴旺和无限扩张，就是推动和促进整个人类社会迅猛发展和快速进步的主要因素和原始动力，当然也是从根本上彻底解放整个人类的客观基础和必要条件。因此，在整个人类社会真正能够全面进入资产阶级时代以后，打击和阻碍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的发展与进步，就是打击和阻碍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推动和促进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的发展与进步，就是推动和促进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能够早日全面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时期，就是能够早日全面进入以全部社会生产资料完全私有社会化为基础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时期。希望本书能够通过解读和修正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学说，帮助人们清醒地认识和了解我们眼前的人类世界和自己所处的时代，不抱任何幻想地面对原则上已经没有什么别的选择的资产阶级时代。当然，假如此书真能对人们产生一点有益的启示和影响的话，那也只能归功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思想巨匠们。因为我一直都是站在这些能够高瞻远瞩的伟人们的肩上，来观察和分析眼前的人类社会历史运动以及研究和琢磨共产主义理论学说的。我的几乎所有思想观点和理论见解都得益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以及他们根据这一发展规律对他们眼前的人类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所做的一些客观而合理的揭示。而且，在我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已经发现了自己有关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以及社会主义纲领和原则等重要理论存在思想误区，并用极为含蓄的方式委婉地予以了否定。只是受所处时代严酷的革命形势和政治环境以及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的制约，绝对不能公开甄别和修正而已。这一点我已经在本书的有关章节中详细阐述和论证过了。所以，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能够活到今天，那么，根据他们自己当时对这些思想误区的态度进行判断，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根本就用不着我和任何人来甄别和修正他们的思想误区。因此，虽然眼下在社会上公开声称自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弟子，已经很不时髦甚至让人反感了，但是，尽管今生今世恐怕得不到有关权威组织和机构以及社会的认可，我还是必须承认我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虔诚的学生和弟子之一。我即便就是毫不留情地甄别和修正他们的思想误区和错误推论等等，也是为了真实地再现这两位思想巨匠的完全正确的思想原理，消除人们由于历史和政治等原因对他们的长期误解，重塑他们的光辉形象，以便使他们所发现的客观存在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成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思想基础，为整个人类社会今后的迅猛发展与高速进步服务。不仅如此，虽然我是在全面甄别和否定共产主义理论学说中的几乎所有能够让世界共产党人和其他仁人志士以及他们始终都想忠实代表的广大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等无比激动和非常兴奋的核心理论宗旨以及崇高政治理想等等，但是，我必须得说，我现在这样做仍然是为了世界共产党人和其他仁人志士以及他们始终都想忠实代表的广大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因为，不管人类自身是否承认和能否意识到，在客观上已经进入逐渐没有可能和必要继续依赖国有特权专制统治体制和观念以及各种善意的谎言和美妙的幻想等等，来争取和维护以及保障和维持社会全体成员基本生存条件的资产阶级时代以后，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现实，抛弃任何类型的政治幻想，脚踏实地地给自己重新定位，冷静理智地给自己确定生活目标，不遗余力地凭自己的能力去创造奢侈生活条件等等，对任何类型的劳动者乃至统治者来说，绝对都是有益无害的。所以，希望所有至今还沉浸于如何在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美好愿望中的人们，谨请原谅我在思想理论上无情地彻底打破你们多年梦想的唐突和冒昧。其实，我们眼前不得不面对的、受谁都不可能改变和违背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所制约的、任何力量都绝对不可能阻止和破坏的、显然已经势不可挡地、当今人类社会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迅猛发展与高速进步，客观上已经彻底地打破了你们的所有梦想。我只不过是把话说明了而已。而且，不管人类自身能否理解和相信，从根本上来说，资产阶级时代也绝对不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想进就可以进，不想进就可以不进的历史时代。因为，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时代只能是工业发达、社会康宁、生活奢侈和法治完善的产物。所以，一个国家和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只要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还达不到相应高度；只要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客观上还得不到确切的保障和维持等等，那么，无论人们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多么心驰神往和多么努力争取等等，这个国家和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社会也绝对不可能真正进入资产阶级时代。与此相反，一个国家和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只要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达到了相应高度；只要社会全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客观上能够得到确切保障和维持，那么，无论人们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多么深恶痛绝和多么积极阻止，这个国家和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社会都将无一例外地进入资产阶级时代。因此，不管一个国家和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对资产阶级时代的普遍态度是什么，只要客观条件还未成熟，那么，想进入资产阶级时代也不可能进入；相反，只要客观条件完全成熟，那么，想不进入资产阶级时代也不可能不进入。不仅如此，只要一个国家和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全面进入资产阶级时代的客观条件完全成熟以后，那么，人们对资产阶级时代正在和将要出现的任何社会弊病和坏的方面的恐惧和害怕以及反对和抵制等等，都不会对私有制以及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的存在以及发展与进步构成根本威胁了。而且，对于世界广大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来说，再强大、再完美、再人道、再公平的土地所有制和手工生产方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国有特权专制统治体制，客观上最多只能保障和维持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而绝对不可能为他们全体创造奢侈生活条件，对此不要抱任何幻想。这是因为，不管人类自身能否相信和意识到，从根本上来说，能够为社会全体成员创造奢侈生活条件的，只能是大工业的迅猛发展和高速进步以及“服务产业”的蓬勃兴起和无限扩张。而大工业的迅猛发展和高速进步以及“服务产业”的蓬勃兴起和无限扩张，又只能完全依赖以资产阶级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竞争。“自由竞争在大工业发展初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在这种状况下大工业才能成长起来。”[5]再则，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一旦各方面条件成熟，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运动能够大面积和大规模产生并发展起来，从而自然进入资产阶级时代以后，以限制甚至剥夺社会全体成员部分人权为代价而强行维护生态平衡的国有特权专制统治体制和观念的历史使命即告终结，而且必然会全面崩溃并逐渐消亡。从此，所有人原则上也只能在基本生存条件客观上能够得到保障和维持的基础上，完全依靠自己个人的权利和能力以及条件等等，来努力争取和创造以及维护自己的奢侈生活条件了。当然，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进行推论，社会生产资料在全面工业化和完全资本化的基础上，真正实现全面私有化和完全社会化，才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全面进入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时代的主要标志。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只有达到能够将全部社会生产资料完全资本化和私有化的高度以后，才有可能真正进入资产阶级时代。显而易见，当今人类社会还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达到了真正能够进入资产阶级时代的高度。所以，从客观上来讲，别说那些社会生产资料还远没有实现工业化的极为贫穷的国家和地区，就是那些社会生产资料工业化程度已经相当高级的非常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要想真正实现以社会生产资料全面工业化和完全资本化为基础的社会生产资料全面私有化和完全社会化，都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社会生产能力和社会生产资料自然演变和转换过程。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开始进入资产阶级时代和全面进入资产阶级时代，以及全面进入资产阶级时代和真正进入资产阶级时代之间，客观上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在许多方面还是不能横向攀比和相互借鉴。但是，只要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整体实际水平达到了能够进入资产阶级时代的高度，并且开始全面进入资产阶级时代以后，那么，不管还有多少人能够依赖国有特权专制统治体制维护和创造自己的奢侈生活水平，也不管还有多少人对历史上以及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些所谓美好的事物和愿望多么向往、多么迷恋、多么羡慕、多么崇拜等等，随着社会生产资料的全面私有化和个人物资财富的大量积累以及公众自主能力的不断加强等等，国家及其统治者也就必然会逐步完全丧失通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而确切保障人民生存和随意支配人民命运的社会功能以及特权地位和专制权利等等。从此以后，这个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客观上也就逐渐没有条件和可能产生和存在没有财富的大众、需要施舍的贫民、专制保护的权势、特权占有的物资、捍卫祖国的激情、强壮民族的欲望、解放人类的理想、根除罪恶的措施、普渡众生的领袖、组织生产的政府、逼人向善的道德、迫人禁欲的制度、旱涝保收的饭碗、田园诗般的生活、人皆兄弟的诚信、亲如一家的博爱、大公无私的奉献、鞠躬尽瘁的精神等等了。“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6]并且身不由己地一步一步全面进入资产阶级时代。心本善良的人们，好自为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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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经济学杂志排名
好的杂志是不是下面这些：EconometricaJofEconmetrics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EconometricTheoryJournalofAppliedEconometricsJournalofBusiness&EconomicStatisticsEconomicsLettersJournalofFinancialEconometricsEconometricsJournal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JournalofMultivariateAnalysisJournalofTimeSeriesAnalysis有没有A类，B类的说法？如果有A，B类除了上面那些还有？例外有那些统计的杂志也发计量的论文（能达到A类，B类的）？JASA?JMCB上面也有计量的文章，如果按计量排，JMCB在什么位置？计量里面最好的literaturereview的杂志是不EconometricReviews举个例子，在金融中A：JFJFERFSA-：JFQAB：RoFJFIJFMJCFFMJBFJEFMathematical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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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bell的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的第五章资本资产定价学习笔记
最近自己在看Campbell的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的第五章资本资产定价CAPM，下面分享一下自学笔记，和我在这期间搜到的一些参考书和文献。(*^__^*)嘻嘻……第一节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说明Campbell这本书假定大家都是有金融背景的，所以在模型的说明上非常的简略。我主要参考了Bodie的《Investment》第8版，在论坛上我只找到了第6版，Bodie的书读起来非常的有趣，值得大家好好品读。然后第8版又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出版的，也加入了一些CAPM的推广，放宽CAPM的假定（因为CAPM为了模型的简便有太多的假定，而有些假定是与现实非常的不符）。这本后面几节用到的是最一般的CAPM和Black的CAPM（放宽有无风险资产这个假定）第二节来自数学有效集的一些结果这些结论在Merton（1972）和Roll（1977）的论文中都有详细证明。第三节估计和检验的统计框架这里会用到三个渐近等价的统计过程中的两个似然比LR和Wald检验。检验都是截距项为0，因为是如果是符合CAPM模型的话，我们是不会有超常收益的，所以alpha都应该为0.Wald检验仅要求无约束模型的计算而LR需要用到约束模型。大家可以参考格林的经济学，写的非常详细。先写到这里，以后几节下次再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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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计量经济学建模
马丁.费尔德斯坦的忠告：“应用计量经济学家与理论家一样，很快就会从实践中发现，一个有用的模型不是真实的或者现实的模型，而是节俭的，比较合理的和有用的信息含量的模型。”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的彼得.肯尼迪给出了如下“应用计量经济学的十大告诫”：1，你应该使用常识和经济理论。2，你应该询问正确的问题（即实用性胜于数学上的优美）。3，你应该了解背景（不要做无知的统计分析）。4，你应该对数据进行审查。5，你不应该信奉复杂性，而应使用KISS原则，即保持尽可能简单。6，你应该充分严格的看待结果。7，你应该当心数字挖掘的成本。8，你应该准备着妥协（不要信奉教科书中的做法）。9，你不应该把显著性和重要性混淆（不要混淆统计显著性和实际显著性）。10，当出现敏感性时你应该坦白(即准备接受批评)。计量经济学建模——“在一间黑屋子里找一只黑猫。”本人是计量经济学的初学者，不过很感兴趣。想请教高手们对计量经济学建模的认识或者说该如何学好计量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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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节选）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节选） ［编者按：《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最近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正式印行。这里选登的段落来自该书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记录稿》部分。］ （一） 教科书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象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的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如果这些东西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少数人来掌握，那么绝大多数迫切要求大跃进的人，在这些方面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如果电影掌握在右派分子手里，人民又怎么能够在电影方面实现自己的权利呢？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转变到基本社有的时候，在一部分人中间，会不会发生抵触现象，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我们将来实现这个转变的一个决定性的条件，是社有经济的收入占全社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在转变的时候，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社员在这种“共产”以後，比在这种“共产”以前有利。这样，估计绝大多数人不会抵触。但是原来的队干部，那个时候不能像原来那样当家作主了，他们的管理权力势必相对缩小，他们对这种转变会不会抵触呢？ 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消灭了旧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影响还会长期存在，阶级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例如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对他们很有利，在转到按需分配的时候，他们可能会不舒服。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总要对旧制度有所破坏，不能只有建设，没有破坏。要破坏，就会引起一部分人的抵触。 苏联有个高薪阶层，在农村中还有富裕农民阶层。对这些人来说，保持和扩大物质刺激，对他们是有利的。取消物质刺激对他们不利，他们就会进行反抗。（275-277页） （二） 文化高低和才智大小这两件事情不是一致的东西。旧社会的规律是：被压迫的阶级文化程度低，一般地说他们知识少，但是比较聪明些，原因就是他们参加生产劳动，联系社会生活，他们的社会生活知识丰富；压迫的阶级，他们的文化水平高，书读得多，一般地说他们的知识多，但是他们比较愚蠢些，原因就是他们脱离生产劳动，脱离社会生活。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科学发明也不一定出于文化高的人。许多工程师并没有发明，而普通工人反而有发明。当然，我们并不是否认工程师和工人的差别，不是不要工程师。历史上常常是文化低的打败文化高的。在我们的国内战争中，我们的各级指挥员，从文化上说，比国民党的那些从国内和国外军事学校出来的军官低，但我们打败了他们。列宁说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亚洲当时文盲多，欧洲当时知识分子多，文化水平比较高。 社会主义社会里，情况不同了。可是我们还是看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里的高薪阶层是有危险性的，也就是他们的知识虽然多些，文化虽然高些，然而同工人、农民比较起来，他们同样是愚蠢些。我们的干部子弟，一般的说来，就不如非干部子弟。他们的架子很大，优越感很强，可是没有生产经验，没有社会经验。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警惕，如果我们及早注意，是可以解决的。 列宁死后，苏联的辩证法少了。是说少了，不是说没有。他们有时强调斗争不讲统一，有时强调统一不讲斗争。这两种片面性都是形而上学，都是缺少辩证法。他们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矛盾的发展和转化，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还是矛盾，怕讲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这本书的缺点就在这里。 赫鲁晓夫完全没有辩证法，只有形而上学。社会原因，是他们那里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停顿的时间太长，多年来已经形成一个高薪阶层，农村中出现了富裕农民。因此必然有反映这种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方法论。形而上学，就是这些人的意识形态。 事情要从两方面看。既有高薪阶层，就一定有低薪阶层，既有富裕农民，也一定有非富裕农民，而且后者总是占多数。有低薪阶层、非富裕农民，必然会有反映这种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方法论。 因此，两种世界观、方法论的相互斗争，是必不可免的。辩证法代替形而上学，也必不可免。我们对苏联的前途是乐观的。苏联是列宁主义的故乡，是十月革命的产物，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联共党是第一个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党。现在，他们完全走到了形而上学，将来一定会从形而上学走到它的反面，回到辩证法。低薪阶层、非富裕农民总是要起来代替高薪阶层、富裕农民。辩证法总是要代替形而上学。 一种上层建筑如辩证法，代替另一种上层建筑如形而上学，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一种社会阶层的统治代替另一种社会阶层的统治，就要革命。总的趋势是这个革命必不可免，但是目前革命的条件还不成熟。 苏联的自然科学有辩证法，现在这方面发展得快。苏联的社会科学不大讲辩证法，斯大林的后期，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就没有多大发展。赫鲁晓夫上台以後走下坡路，滑到修正主义那边去了。（741-744页） （三） 关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苏联教科书只有一句空洞的话，即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关系”。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没有展开，没有分析，没有接触到实质问题。教科书没有写这方面的文章。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後，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作的。当然全民所有制的企业，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在所有制方面还是有它的变化，有它的发展。但是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例如，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的性质总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当然将来还会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达到了这一步，它的性质，在一定时期内又会没有多大变化。可是在一定时期内，即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例如，我们的国营企业，解放以後，一直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而在这十年中间，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变化却是很大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关于产品分配，苏联教科书写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写，换一种写法。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像他们那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只看到足下，不想到远景，那还有什么千里旅行的兴奋和热情呢？（805-807页） （四） 教科书只是讲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作用，但没有讲它们之间的矛盾。 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底的，例如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整个国民经济变成了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以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还是全民所有制。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度，时间很长，几万年都是同样性质的，但是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却有很多变化。可以设想，将来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以後，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还会有无穷的变化，但是所有制方面不会有多大变化。（319页） （五） 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不能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 既然“体力劳动和企业领导人员是统一的生产集体的成员”，为什么社会主义企业必须实行一长制，而不能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呢？他们不能设想工厂的管理可以有一个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不能说社会主义制度下所有的成员都“极其关心”生产的发展和改进。事实上是有不少人“极其关心”自己的卢布。（456页） （六） 这本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象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钱能通神。这本书没有体系，可是在这点上却有体系。他们说，这个问题和个人物质利益有关，那个问题也和个人物质利益有关。似乎离开了个人物质利益，就什么也办不成。试问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物质鼓励出来的吗？这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原则，反映了他们相当多的经济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员的精神状态，也反映了他们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不靠他们的所谓物质鼓励，他们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前一句话是讲要尽最大努力来生产。为什么把这两句话分割开来，总是片面地讲物质鼓励呢？在他们那里，唯物主义者就成为不战斗的了。（403页） （七） 教科书只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不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说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不说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因为不一致，才有团结的任务，才需要为团结而斗争。如果总是十分一致，那还有什么必要不断进行团结的工作呢？（273页） （八） 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人民内部的矛盾，如果不是一两年整一次风，是永远也得不到解决的。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的条文，是谁也不怕的。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评，会上一斗争，比什么法律都有效。（334页） （九） 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 这里说依靠群众的“积极活动”来克服矛盾。应该认识到，所谓“积极活动”，包含着复杂的斗争。要对各种错误的倾向展开批评和斗争。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有保守的阶层，还有类似“既得利益集团”，还存在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工人和农民的差别。要解决这些矛盾，消除这些差别，不经过斗争是不行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先进的人对集体事业忠心耿耿，勤勤恳恳，朝气蓬勃；落后的人为名为利，为私为己，暮气沉沉。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每个时期都会有一部分人力求保存落后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我国农村中的富裕中农，在许多问题上都有他们自己的观点，因此他们不能适应新的变化，并且其中有一部分人对这些变化进行抵抗。甚至在技术问题上也有斗争，广东在农村同富裕中农展开“八字宪法”的辩论，就是证明。（341页） （十） 教科书讲发展大工业是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说得不完全。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旧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这本教科书，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很清楚。 这本书的另一个缺点，是先下定义，不讲道理。定义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但是，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个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少问题。 写书要有批评对象，就会有生气。这本书，没有展开对错误观点的批判，所以看起来很沉闷。（170页） （十一） 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的规律。东欧一些国家，农业合作化搞得慢，到现在还没有完成，这主要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拖拉机，相对说来，他们的拖拉机比我们多很多。主要是他们的土地改革是靠行政命令的，是从上而下地恩赐的，他们没收的土地是有限额的，有的国家一百公顷以上的土地才没收。他们在土地改革以後，又没有趁热打铁，实行集体化，中间整整间歇了五六年。我们则与他们相反，实行群众路线，发动贫下中农展开阶级斗争，夺取地主阶级的全部土地，分配富农的多余土地，按人口平分土地，这是农村的一个极大革命。土改之后紧接着开展了广泛的互助合作运动，由此一步一步地、不断前进地把农民引向合作化的道路。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没有我们这样强大的党、强大的军队。我军南下时，各省都配备了从省、地到县、区整套的地方工作的干部班子，而且一到目的地，立即深入农村，访贫问苦，把贫下中农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571-572页） （十二） 现代修正主义者，他们不是不要国家机器。他们要自己的国家机器可厉害呢，他们所仇视的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他们所谓反对国家对经济的领导，实际上是一种欺骗。他们的目的是用这个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350页） （十三） 教科书说，现在苏联已经不再受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了。这个说法有使人睡觉的危险。当然，现在的情况，比起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周围，布满了美国的军事基地，这些基地的箭头，都是朝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能够说，现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已经不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吗？（265-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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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步骤和要点”的问题
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步骤和要点（1）理论模型的设计自己的一点想法不知道对不对，在实际论文写作过程中，首先要分析问题的影响因素，关于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前人肯定已经研究过，那么关于“理论模型的设计”和“影响因素”就是通过文献综述来的。看前人的论文，发现关于问题都研究到什么地步了，涉及哪些影响因素。其次是变量设计，对于已经分析好的影响因素而言，由哪些变量来表达？我感觉也是文献综述，看前人都是用什么，然后自己再此基础上有所改进。最后是数学形式，我感觉也是来自于文献。讲的啰嗦，关键的一句“理论模型的设计”就是来自于文献（针对自身是学生的情况而言，发现不了什么实际现象）。（2）数据收集没什么说的（3）模型参数的估计这个部分是不是计量经济学最核心的部分啊，我使用的是EVIEWS，我感觉这个部分最关键的是1）变量的特征、2）样本的特征、3）假设条件的违背决定了使用什么样的估计方法，不知道对不对？（4）模型的检验我是比较初级计量经济学的学习者，在看李子奈的视频和书的时候，我对里面涉及的什么F检验、T检验等等一些看不太懂（原理），那问题是，我是不是只要能看懂软件的输出结果，知道是否通过眼见，如果没通过是哪个部分出问题就可以了?(这个问题主要是针对统计检验)请大家教教我，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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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必看）李子奈 计量经济学 清华大学本科视频教程 视频01到33集
这是李子奈老师清华大学时的经典课程视频，是计量经济学入门必看的视频，他的配套课本是高等教育出版社出《计量经济学》第二版或第三版作者李子奈（一般本科的教科书），上面我把网址发给大家，大家可以去下载或观看，其中缺失了27和30集，抱歉尽量再去寻找。我已经把密码删了。只要等网址即可争取大家意见，由于金币设置不合理，我已降价到每十个视频，1个金币，希望对大家有用如果需要视频的PPT课件可到这个网址下载，https://bbs.pinggu.org/thread-1419730-1-1.html记得给好评哦视频内容有：绪论，3个文件回归分析概述-一元线性单方程，3个文件多元线性单方程模型的参数估计，3个文件单方程模型的统计检验，3个文件异方差性，3个文件生产函数模型1，3个文件生产函数模型2-需求函数模型，3个文件需求函数模型2-消费函数模型，3个文件联立方程模型的概念与识别，2个文件联立方程模型的单方程估计方法，2个文件联立方程模型的系统估计方法，2个文件补充内容(2012-11-1911:42):（好软件分享给大家）国内外高清电视，everything，https://bbs.pinggu.org/thread-2135336-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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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祖尧 ：转型时期暴富群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1998年第2期）
转型时期暴富群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于祖尧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分配关系的重要变化之一，就是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暴富群体。研究现阶段收入分配关系是不能回避这个问题的。要弄清转型时期的暴富群体问题，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实际。一、暴富群体——转型过程中新生的特殊社会群体改革开放开创了一条民富国强的康庄大道。经过18年的艰难探索，在普遍实现了温饱之后正在满怀信心地奔小康。实践证明，离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无法走向共同富裕的。但是，毋庸讳言，当前，我国已经出现了一个特殊社会阶层——暴富群体。暴富群体混杂于以下几部分富豪之中：部分不是靠诚实经营和劳动起家的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少数公有企业的承包人和买主；收取非法高额出场费或投机钻营的文艺界明星、穴头；政界的贪官污吏；少数新生的洋买办；一些以文谋私的知识界暴发户，等等。暴富者的财产来源和财富规模具有很大的隐蔽性，无法进行精确的调查和统计。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间接地推测和估算。——金融资产拥有量。年收入3—10万元的富裕型家庭，拥有金融资产户均8.7万元；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富豪型家庭，户均金融资产28万元，占家庭总数的1％。两者合计，占城乡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额的32％，按10％的年均收益率计算，一年收入约1200多亿元。①——注册的私营企业规模。1995年底，注册资金500万元以上的私营企业有2655户，其中实有资产超过亿元的有20户，最高的达到5.4亿元。据美国《福布斯》杂志报导，中国大陆17名富豪，资产超过41亿元人民币。有人认为，“富豪之数绝不仅止于此”。②有人估计，中国约有30个亿万富翁。③——偷漏税金额。我国每年税收流失至少达1000亿元，比全国县级财政一年的收入还要大。逃税面个体经济超过60％，公民超过80％。④个人所得税，1994年实收72亿元，仅占应收数的5％。⑤照此比例推算，从个人所得税开征以来至少流失千亿元。——土地收益。全国每年发生划拨土地隐形交易约50万起，房地产面积上亿平方米，交易金额400—500亿元，由此导致国家地产收益流失每年200亿元以上。①1991—1992年，土地出让金应收未收的占55％，收了未交财政的占77.6％，上交中央财政的土地收益仅占全国总额的1％。②——走私规模。1995年全国查获各类走私案件17717起，案值突破100亿元。按查获率10—15％左右计算，全国走私货物总值约为1000多亿元。③——富翁人数。百万富翁由5年前约400人增加到100万人。④有的作者认为，“这个数字乘以3还保守”。这个社会群体混杂在改革以来靠诚实劳动而富裕起来的高收入阶层之中，但他们是一伙鱼目混珠的靠发不义之财的暴发户，决不能把它们与政府倡导和鼓励的“部分人先富起来”混为一谈。他们的巨额财富不是靠积累而聚敛起来的。暴富者发迹多为“白手起家”，既不靠劳动积累，也未经历资本积累；其收入既非劳动报酬，也不是合法的剥削收益，而是利用各种非经济手段，⑤通过非常态的再分配途径来侵占或窃取他人劳动成果。暴富群体是由体制转型时期特殊条件和环境滋生的。这个社会群体具有过渡性、不稳定性的特点，尚未形成一个稳定的定型的阶级。这个群体成员分布极广，遍及各经济领域，触角深入到政界、文艺界、文教科技界。尽管他们占总人口的比重少，分布散，但这是一个具有共同物质利益的共同体。二、暴富群体聚敛资本的途径和方式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成就一个百万富翁决非轻而易举之事。除了靠赌博、买彩票偶而暴富之外，即使有超群卓越的智慧和才能，要想成为百万富翁也必须经过艰难和长期拼搏。中国走上市场经济之路才刚刚迈步，为什么会在短时期内出现一个暴富群体呢?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但是，在转型时期的结构中还存在着非常态的黑色经济、灰色经济。它广泛地存在于工业、商业、外贸、交通、科技文教等领域，以牟取暴利为准则。它聚敛财富是怎样进行的呢?1．在合法经营外衣的掩盖下，以劣充优、以假充真，一些厂商以造假、贩假、卖假为业，有的甚至从商标印制、生产、贩运到销售诸领域配套成龙，形成网络。2．走私、贩私。实行对外开放以后，走私贩私屡禁不止，而且愈演愈烈。走私成为沿海、沿边地区一些人暴富的重要门路，以至一些不法之徒内外勾结以此为业，一是逃避关税，将税金据为已有，二是利用价差，靠垄断价格盘剥消费者。①3．利用同类商品的价差。转型过程中，价格市场化要经历一段时期，同种商品往往出现多元价格，例如，计划价和市场价、国家牌价和黑市价、进出口差价等。一些人或者利用行政权力，低价进高价出，或者专司黑市交易。有人估计，仅1987—1988年两年，差价总额高达上千亿元。其中如果1％的差价落入个人腰包，就可以使不少人成为暴发户。1996年上半年全国查处价格违法案件，共查处非法所得10.3亿元；万元以上大案上升近40％。4．卖卖票证和批文。由政府主管部门签署、发放的各种证件是业主进入市场的通行证、交易行为的媒介。它的本意旨在限制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功能。但是它本身却成了买卖对象。诸如，基建列项批文，划拨土地批件，进出口许可证，工商登记营业许可证，各种资格和资历证书等等。有些人甚至以此为业。5．靠造假贩假暴富。造假贩假的范围几乎无所不包，从名牌或畅销商品、进口洋货、各种证件到钞票、有价证券、发票、公章。6．招工时收取高额报名费、培训费；上岗时再交高额风险抵押金；录用后通过扣苛工资，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不提供劳动保护和必要的生活服务，雇佣童工等办法，进行原始积累。②7．签定承包合同时，用各种办法压低承包基数，拼设备超负荷运转，或转手充当中间商，利用公有资产捞取巨额利润。8．证券市场开放之初，乘供求失衡、法制不完善、监管不力之机，有些官员利用职权直接或间接从事股票投机，有些股民勾结政府主管部门官员，合谋操纵股市，散布谣言，传播假信息，扰乱市场，从中牟取暴利。③9．房地产投机。房地产市场开放之初，有些房地产商乘机靠“关系”或行贿等办法，无偿取得土地租用权，然后或转手倒卖，或用银行贷款兴建楼宇及其它设施，以地牟取暴利。1991年全国房地产开发公司有3700家，其中仅有半数进行了实际开发，其余均无开发业绩，主要从事炒买炒卖地皮。10．文化、教育和科技部门的投机商。一些文化投机商利用政府授予的办学权力，以牟取暴利为宗旨，买卖文凭、学位；某些影视界人士，自以为奇货可居，满天要价，偷税漏税；还有些文人墨客受雇于人，为其充当“广告”或推销员，或充当说家，捞取酬金。还有些技术人员在商战中“携宝跳槽”捞取巨额酬金。①11．以高利率为诱饵，非法集资，骗取钱财，牟取暴利。在金融界和产业界，利用开放资金市场、拓展融资渠道、放开利率之机，非法发行高额利率债券，将筹集到的巨额资金据为已有，用于投机和个人挥霍。②12．在招商引资的旗帜下，收受外商贿赂，为外商非法行为大开绿灯；或者为不法外商坑蒙拐骗效力，损害国家利益，换取主人巨额酬劳。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体制转型时期，暴富者广泛地活动在各个经济领域、各部门、各行业。他们主要是通过国民收入非常态再分配途径聚敛财富。三、暴富群体滋生的特殊环境和条件我国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取得了主导地位之后，由行政型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期为什么会产生一个暴富群体呢?如果把这个特殊利益集团的崛起完全归罪于市场取向的改革，那是不恰当的。但是，如果忽视它与体制转型时期的特殊环境和条件的关连性，也难以对它的性质作出正确的判断，难以提出恰当的对策。1．体制改革是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破旧立新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经历较长的过渡时期。在体制转型过程中，经济运行必然出现双轨、多轨甚至无轨运行的状态。这就给某些人提供了缝隙和机遇，他们可以不承担任何风险，甚至不必支付任何交易费用便可以成为暴发户。例如，生产资料流通分计划调拨和市场供销两个渠道，与之相应地同一产品分计划价和市场价；农副产品流通，统一收购，放开销售，使大量利润落入不法商贩的腰包；汇率双轨，使外汇贩子乘机倒买倒卖外汇从中牟利。2．行政体制改革滞后，政企合一给权钱交易提供了体制条件。我国原有体制的本质特征是实行政经合一、政企合一。经济运行是依靠行政机构、行政层次、行政机制、行政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行政体制之外，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制。改革起步以来，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都没有触动原有体制的这个根基，甚至有些措施还强化了经济运行对行政权力的依附。因此，行政权力依然作为凌驾于经济之上的绝对权威发生作用。例如，这些年打假为何越打越猖狂，就是由于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③企业和管理机构的领导人由上级政府任免，以至有人乘机靠卖官发财，④有人靠行贿捞一官半职；进出口必须凭政府主管部门颁发的许可证、配额等方可通行。颁发证件是政府机构的特权；取得证件便可以在市场上取得证件所赋予的垄断利润。因而，证件便成为交易的对象物。在“放活小企业”过程中，出售、租赁企业由于缺乏相应的法规，有些企业变成少数掌权人或其亲友的私人财产。3．稀缺资源转化为商品。像土地这类稀缺资源，在原有体制下不具有商品属性，国家禁止买卖土地。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开放了土地市场，土地的使用权转为可以买卖的商品。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周期性膨胀，炒买炒卖土地成为攫取暴利的捷径。一些政府官员利用职权划拨土地，获取巨额贿赂；不少投机商无偿得到批租土地，或转手高价出卖，或营造房屋牟取暴利。1992年，全国房地产开发公司增达124000家，比上年增加2倍多；房地产投资732亿元，比上年增长117％，开发土地2.3万公顷。其中，政府机构无偿划拨供地占90％。有的地区土地投机达到疯狂的地步。据报刊披露，全国发生的土地黑市或灰市交易每年达500万起，交易金额达400—500亿元，国家地产收益流失一年达200多亿元。①其中大部分落入房地产商的腰包。4．垄断性行业中靠垄断资源供给牟取暴利。一是由政府垄断经营的部门，如政府外贸部门控制内销和外销经营权能够给经营者带来垄断利润。因而这种权力也成为逐利者交易的对象。又如国有银行信贷部门拥有对企业发放贷款的权力，一些职员乘机向申请贷款的企业索取巨额“回扣”，或者企业向其“赠送”股票。5．资源短缺、商品供不应求所形成的卖方市场难以在短时期内改变，也为牟取暴利提供了条件。在计划体制下，由于供求缺口大，价格体制僵化，长期靠计划分配来调节供求矛盾。改革后，逐步放开物价，政府将物价决定权交还给了市场。但由于企业体制改革缓慢，特别是粗放外延增长方式转变滞后，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买方市场的格局，与价格改革难以同步实现。基础产业的“瓶颈”制约，外汇紧缺，以及经营管理人才等紧缺，在相当长时期内还会存在。6．经济增长周期性地过热，高通货膨胀，与投机资本猖獗互为因果。经济周期的频率和强度与规范化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在这一时期，由于传统体制和发展战略的惯性作用，分权让利又使地方和企业表现出强烈的扩张冲动，因此，超高速增长和由此引起的经济关系全面紧张，便成为这一时期难以遏制的倾向。经济过热又给价格改革引发的显型通货膨胀火上加油，使通货膨胀居高不下。这一切给投机资本肆虐提供了良机。投机资本猖獗造成了虚假繁荣，搞乱了市场秩序，进一步加剧经济过热。①7．经济市场化过程缓慢，市场体系发育不平衡，宏观调控体系不健全，市场秩序不规范，也是滋生暴利者的重要因素。我国进行市场化改革与战后的日本、西德相比，起点要低得多。经济市场化首要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改革只能促进而不能代替生产力的作用；只能顺应生产力的要求而不能超越生产力的许可。如果改革措施操之过急，就可能事与愿违。在产品市场尚未完全开放、发育不良的情况下，急于开放股票市场、期货特别是外汇期货市场，造成前几年股市风潮迭起、外汇期货市场混乱，众多股民受损，国家巨额外汇资金外溢，而极少数人乘机捞取钱财成为暴发户。再如，各种中介机构的建立，是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所必不可少的。近几年各种事务所、评估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其中，许多机构把政府赋予的职能变成牟利的特权；有的与不法厂商狼狈为奸，直接参与非法集资、偷税漏税、走私等活动，从中牟取暴利。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暴富，不能仅仅看成是经济犯罪行为，而应当把它看作是特定经济发展时期即转型时期的体制现象。它是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伴生的怪胎。要完全避免它，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法制，规范市场秩序，把它的危害减少到最低程度，并进而消除它大量滋生和蔓延的土壤和环境。然而，这决不是说它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把它怪罪于市场化改革。体制转型为暴富层滋生提供了缝隙和土壤，但这种可能变为现实的决定性因素则是经济主体自身的行为。四、暴富群体的社会属性分析暴富者具有先富的特点。部分人先富是符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的。但是，能否说暴富群体是“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呢?能否说暴富群体是“改革的促进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体现者”呢?回答是否定的。暴富群体并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是寄生在社会经济机体上的毒瘤。社会财富是由从事物质资料生产和服务的劳动者创造的。暴富者并不是靠诚实劳动致富，而是靠不择手段地掠夺和侵吞他人劳动成果发家。②他们从事黑色经济虽要冒风险，要消耗体力和精力，但他们付出的“劳动”不是社会必要劳动，而是有害的、破坏性劳动。现阶段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在经济上和法律上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剥削，但是，暴富者与从事法律许可的正当经营的剥削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后者虽然也属于无偿占有劳动者剩余劳动的剥削者，但他们的经营活动是有益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活动；他们的剥削所得控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占有剩余的方式和数量受到一定的限制。暴富群体对资源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起破坏性作用。暴富者的经济行为是以最大限度地无偿侵吞和掠夺资源为宗旨的。他们挥霍无度，这种寄生性资本不具有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机能；他们制造假冒伪劣，乱采乱挖矿藏，破坏和浪费自然资源；他们坑蒙拐骗，偷税漏税，走私贩私，搅乱市场秩序，破坏政府宏观调控。所以，暴利资本越猖獗，资源配置就越恶化，资源破坏和浪费就越严重。暴富群体阻碍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地增长。暴富群体的肆虐加剧了经济周期的频率和强度。80年代中期以来，几度经济过热，与暴富者寻利制造经济泡沫是分不开的。“全民经商”热潮，大量的“皮包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滋生；开放证券市场，巨额的投机资本拥进有限的股市，掀起炒股热潮；启动房地产市场，炒卖土地批件，转包建筑工程，成为牟取暴利的捷径。这两次经济过热均与暴利资本的投机活动有密切的联系。暴富群体是阻碍和破坏市场化改革深化的主要危险。暴富者虽然受益于改革，但他们的利益与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却是根本对立的。他们的寻利活动，严重地破坏市场秩序，损害法制和法治建设，扭曲市场信号，侵吞改革成果，挥霍和浪费社会财富，恶化分配关系，败坏改革声誉。暴富者的利益与深化改革是根本对立的。价格多轨制、无序的市场、卖方市场、政府放任自流、经济大起大落等等，这些都是暴富者生存的土壤和条件。因此，他们才是真正反对改革的主要危险。暴富群体是侵吞公有资产、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蛀虫。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公共资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保证，也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的手段。暴富者聚富的首选目标恰恰就是公有资产。他们运用各种非法手段损公肥私、化公为私、侵吞公共财产，将人民创造的财富据为已有。他们横征暴敛严重侵犯了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搅乱了社会分配关系，动摇了社会主义根基。暴富群体的寻利活动毒化了社会风气，败坏了社会道德风尚。暴富群体的危害性还表现在它对人民政权有极大的腐蚀和瓦解作用。暴富者把他们的黑手首先伸向人民政权。他们用金钱收买、贿赂政府官员，充当他们的代理人，假官员手中的权力来牟取暴利；他们肆意践踏党纪国法，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他们假公济私、徇私舞弊，挑拨党群、政群关系，败坏人民政权的声誉；他们把职权变为牟取私利的特权，盘剥百姓，称王霸道，横行乡里；他们与不法外商勾结，坑害国家，出卖民族利益。由此可见，在体制转型时期的这个新生群体虽然受益于经济发展，但他们决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而是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繁荣的破坏因素：虽然他们得益于经济体制改革，但他们决不是“改革的促进派”，而是社会主义市场取向改革的障碍。暴富群体的崛起是当前深化改革的主要危险。这是因为：第一，他们的利益与深化改革是根本对立的。他们不愿意恢复旧的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但他们也不愿意建立规范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经济运行多轨制、市场无序，恰恰是他们赖以滋生的主要条件，是牟取暴利的主要途径。他们的切身利益决定了他们主张改革就此止步，长期维持多轨制。而改革每前进一步，就意味着他们生存条件进一步削弱；改革成功之时，暴富虽难绝迹，但不会形成群体。第二，与那些只动口不动手的守旧势力不同，他们反对和破坏改革是有实际行动的，而且手段卑劣，气焰嚣张，无孔不入，劣迹遍布各行各业，直指各级党政领导机构。如果任其发展，改革的成果必将被他们窃夺，最终他们将会把改革引入歧途。第三，转型时期，与暴富群体之间所进行的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实现共同富裕。暴富群体是体制转型时期的特殊产物。任其发展，它必然会进一步蜕变为新生的官僚、买办、封建性质的阶级。那时，他们就不会仅仅满足于通过非法途径牟取暴利，而要夺取政权来巩固、维护和发展他们的既得利益。虽然体制转型时期产生部分人暴富乃至暴富群体难以完全避免，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蜕变为新生剥削阶级是必然的。只要政府坚定地反对腐败，坚持市场化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暴富群体绝种是完全可能的。五、对若干不同观点的商榷部分人暴富现象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对此，学术界似乎没有人否认，但怎样看待和分析这一问题，却有不同观点。有种看法，认为我国现在由于出现了部分人暴富，贫富差距已经扩大到两极分化的程度。我认为，改革以来，贫富差距没有趋向缩小，而是在进一步扩大。但是，第一，收入差距扩大之势是在居民收入普遍提高，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达到或接近小康的基础上出现的，而且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有了保证，因而这种差距具有相对的性质。第二，贫富差距与两极分化这两个经济范畴虽有联系，但不能混为一谈。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积累的特殊规律，而不是商品经济的普遍规律。它首先是指生产条件即生产资料分配的两极化，即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两极化。改革以来，我国公有制主体地位并没有丧失，社会主义公有制依然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因此资本主义积累的规律除了在资本主义私有经济中占支配地位之外，不可能主宰我国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和积累。近18年来广大人民群众从改革中普遍得到实惠，这个事实是有目共睹的。有种观点，认为暴富者虽然人数不少，但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或阶层。理由是：暴富属经济犯罪，不能把罪犯看成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他们所获得的所谓“暴利”数量有限，与发达国家工薪阶层相比，称不了富裕；他们还没有形成一个共同体。有人把暴富与“先富”混为一谈，以先富起来的人未形成一个资产阶级为理由，否认暴富群体的阶级属性，认为“目前已出现一些年收入达几万元、几十万元的高收入户，有的个人家庭资产达百万元、千万元。但这些高收入户尚未形成具有共同社会地位和共同利益的‘利益群体’”。①认为它们“不是一个具有共同社会地位和共同利益要求的‘利益群体’或‘压力集团’；他们实际上还只是一个分散在不同社会阶层中的泛化群体；他们还从未出现过带有一致的政治要求或利益要求倾向的集体行动”。②笼统地说目前已形成了一个新资产阶级，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但如果以此为由，否认暴富群体的阶级属性，却是站不住脚的。关于什么是阶级的问题，列宁曾经作过精辟的论述。他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③列宁的这个定义反映了阶级的共同的本质特征，因而它适用于已经成熟的、定型化的阶级。当前，我国正处在由公有制一统天下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期，阶级关系正处于急剧变化之中。因此，分析这一时期阶级关系切忌简单化，不能简单地生搬硬套列宁的定义。阶级问题是十分复杂的，有亦已成熟的完全的阶级，有正在形成中的阶级，有处于消亡过程中的没落阶级，还有死而复生的阶级。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列宁的定义却对我们判明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是否具有阶级的属性，是否形成为一个阶级，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首先，我们所面对的暴富户就数量而言，相对于12亿人口来说虽是少数，但它已经是一个分布面极广的具有相当规模的群体，可能超过旧中国以蒋宋孔陈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难道我们能因蒋家王朝只是亿万人中的一小撮而否认它的阶级属性吗?阶级或阶层是个社会群体，但不是人口统计学中的一个数量概念。它首先是个经济范畴。其次，暴富的方式或途径虽是违法的，但它同一般的盗窃、贪污是有区别的。因为暴富群体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是地下经济、灰色经济，它的活动是与社会再生产过程联系在一起，并通过这个过程实现对劳动者劳动成果的占有。与典型的产业资本形态不同，它们一般并不直接占有生产资料，而是通过权力资本支配属于公众的财产。这样，它们既可以牟取暴利，又不必承担资本经营的风险。用他们的黑话说，就是“用共产党的钱做无本生意”!再其次，暴富者虽然是分散在不同社会阶层中的群体，他们在市场上也有争斗，但他们的利益却是共同的、一致的。他们化公为私、不劳而获、贪得无厌，竭力瓦解公有制，因为公有制是他们暴富的最大障碍；他们反对政府对市场实行调控，主张建立由他们主宰的市场经济，因为正是多轨运行和无序的市场为他们暴富提供了条件和机遇；他们反对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主张改革就此止步，因为市场体系发育成熟、宏观调控体系完善、法制健全意味着他们赖以生存的沃土将被铲除；他们敌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与贪官沆瀣一气，通过钱权交易，左右政府的政策，窃取权力，因为人民政权是他们从事非法牟利的最大障碍。所以，暴富者虽然职业各不相同，牟取暴利的方式千差万别，彼此为分割暴利也明争暗斗，但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却是共同的、一致的。正是基于这一点，才使他们区别于其它阶级、阶层，构成为一个特殊的利益共同体。但是，目前这个社会群体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为一个阶级。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的政策和改革的目标不同于俄罗斯，对体制转型时期出现的暴富者不是通过全面私有化给予扶持和鼓励，而是针对不同情况采取遏制、惩治的政策。因此，这个群体处于时多时少、时生时灭、时而旺盛时而衰败的状态，具有不稳定性的特点，它的构成随着经济周期和改革的进展经常发生变化。但是，如果对他们牟取暴利的活动采取听之任之、庇护纵容的态度，他们便会迅速发展，进而演变成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所以，我们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并不是自发完善、自然完善。六、对策：反腐败和深化改革并举有种时髦观点，即所谓“适度腐败有益论”。①腐败是暴富赖以滋生的温床；暴富也是腐败的一种表现。两者互为因果。有人认为，“腐败对经济生活有其积极的一面”，“在某些经济环境中腐败有一定的价值”，“腐败是经济的润滑剂”；因此他们主张“腐败适度存在”，“既然现在无法达到‘根除腐败与改革顺利推进’这一帕累托最优状态，那么从经济学角度看，只能追求‘改革进一步推进，腐败适度存在’这一次优状态”，“反腐败要适度”。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对实践也是有害的。首先，暴富者是人格化的私人投机资本，它的行为以私人利益最大化为宗旨，具有贪得无厌的本性。任何一次获利都是它再次获得更大利益的起点；寻得任何数额的租金对他来说都是一个有限的数量。因此，暴富者对私利的追逐是无限的、没有止境的。所谓“有限腐败”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小富即安”的心态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对现代市场经济中贪得无厌的投机资本是完全不适用的。其次，主张“用适度腐败”换取“改革进一步推进”，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腐败和暴富固然是体制转型时期的社会产物，但腐败和暴富与我国改革的性质、方向、道路却是根本对立的。暴发户是靠改革的转型时机发迹，是投双轨运行的机，而不是靠改革本身致富。改革的目标是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消灭剥削，相反地还要允许削削和非公有制经济长期存在，并且在公有制为主体、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前提下还允许其发展。但暴富不在其列，暴富者的行为是反改革的。深化改革就是要加快体制整体转型，从而根除腐败和暴富赖以滋生的环境和土壤。因此，从改革自身的规律和趋势来说，两者成反比例、反方向进展。两者的关系不是互补、互促，相反地，改革的进展、改革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反腐败。反腐败越坚决、越彻底，改革就越有保证。如果对腐败采取容忍或纵容态度，改革最终就可能被腐蚀，以失败告终。所以，二者势不两立。再其次，所谓“适度腐败”换取“改革推进”，是得不偿失的。当前，腐败和暴富已经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早已大大超出了广大群众所能容忍的“适度”，远远超出了社会所能承受的改革成本和代价。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要么坚定地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为深化改革创造必不可少的社会条件；要么对腐败听之任之，任其蔓延，让改革走上歧路。两者必居其一。改革18年来的事实表明，腐败是一种致命的癌细胞，具有极强的腐蚀性。一旦染上它就会扩散。如果说它是种社会成本和代价的话，决不是用多少金钱能衡量得了的。因为我们付出的将是政权和党的机体的蜕化，是社会资源配置恶化，是社会两极分化。那时，腐败这副“润滑剂”必将把社会拖向新的官僚买办统治的半殖民地社会。开展反腐败是否会造成“政府官员个个汲汲可危，彻底失去了参与改革的动力”呢?把发不义之财作为参与改革的“动力”，这种以改谋私的人是十分危险的。真正献身于改革大业的仁人志士不仅不会因反腐败而“汲汲可危”对改革“失去动力”，相反地，他们是反腐败的坚定斗士。应当明确，如今反腐倡廉与过去的“反右倾”、“文革”是不能混为一谈的。现在是依法惩治腐败，不搞运动，不搞“一刀切”，也不下达百分比。完全不必担心扩大化，更不会出现“人人自危”的局面。整治暴富是个政策性很强的任务。因为暴发户是混杂在“先富起来”的那群人中间的。我们必须把勤劳致富、依法致富与非法暴富严格地区别开来。对前者要给予大力扶持、积极鼓励，对后者则要依法惩治；惩治后者正是为了保护前者。过去我们违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规律，推行过“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左的政策。现在决不能因噎废食，对非法暴富也实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实行市场经济并非注定腐败成风、暴富成群。我们对市场并不陌生。建国初期实行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质上也是种特殊形式的市场经济。那时，尽管出了刘青山、张子善之类的败类以及“五毒俱全”的不法奸商，但经过“三反”、“五反”，党风、民风大变，有效地扼制了腐败。可见，腐败、寻租并不是不治之症。所以，要根治暴富，必须坚持反腐败。健全法制，严格执法，这是整治暴富的主要手段。目前存在的问题，一是经济法制不健全，一些应当尽快建立的法规尚未出台，例如遗产税；二是已经颁布的某些法规没有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加以修改，例如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过低；三是执法不严，例如对偷漏税者，处罚过轻。反腐败，整治暴富，防止两极分化，根本的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加快体制整体转型。更为紧迫的现实的步骤应当是加快政治——行政体制的改革。杜绝钱权交易，必须从源头抓起，建立权力的约束、监管、制衡机制，精兵简政，这是当前深化改革的关键。--------------------------------------------------------------------------------※原载《经济研究》1998年第2期。①《经济参考报》1995年7月24日。②《文汇报》1995年2月23日。③《上海经济研究》1996年第1、2期合刊。④《经济日报》1996年2月2日。⑤《人民日报》1995年4月20日。①《经济日报》1992年11月25日。②《光明日报》1996年4月15日。③《半月谈》1996年第8期。④《中国改革报》1996年11月26日。⑤深圳市顾少光等3名罪犯，1994年10月开始合伙专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生意”。不到半年时间，虚开增值税发票价税1.24亿元，获暴利374.1万元(《经济日报》1996年9月11日)。①《经济参考报》1996年7月6日；10月11日。②据调查，珠江三角洲地区外来农民工1994年状况：私营企业平均工资低于最低工资的超过1/3；劳动时间每天平均12.4小时，11.5小时—14小时的占2/3；多数人从事高温、粉尘严重、噪声大、有毒有害的工种(《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③原中共鞍山市委副书记高文效利用职权倒卖股票认购证和内部职工股，获取19.6万元收入(《周末》1995年3月11日)。①《光明日报》1996年9月22日。②轰动全国的沈太福金融诈骗案。沈为北京中城科技开发公司总裁，以高回报率为诱饵，半年内从全国11万多人手中非法集资10亿多元。③《法制日报》1996年9月24日报道，浙江省慈溪市天元镇天鸿电器公司，制造伪劣低压电器，五年产值累计1000多万元，一直受到当地政府庇护。④江西省广丰县县委书记郑元盛做“卖官”生意，三年内获暴利60多万元(《光明日报》1996年8月20日)。①《经济日报》1992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1993年7月28日。①近几年全国性的“公司热”势头很猛。1992年底，全国登记的公司达48.7万户，比上年增加88.8％。1993年又翻一番，达百万户之多(《经济日报》1994年8月16日)。1995年全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共查出无资金、无机构、无场地的“三无”企业73210户。(《经济日报》1995年9月7日)。沈阳市1995年4月共查出“三无”企业近两万家，占全市登记注册企业总数的1/5(《经济参考报》)1995年7月30日)。②上海市奉贤县轻工设备厂厂长唐某用虚开发票、伪造工资单、截留利润等手法，隐匿企业资产，将10万元公款变成他私人购买企业的第一期付款。他不费分文，把一家集体企业变成由他个人全额投资的私人企业(《劳动报》1996年7月17日)。①王春正：《我国居民收入分配问题》，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第13页。②李培林：《新时期阶级阶层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③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举》第4卷，第10页。①参见《经济学消息报》1996年3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