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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及其记账货币
国民经济及其记账货币新西路内容提要：本文主要对劳动、财富以及货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试图阐明这样的观点：只要确保能得到等值回报，人们就会乐于劳动并创造财富。然而在广泛而复杂的社会里，劳动者可以对谁付出有效劳动以及获取者应该怎样对付出者进行补偿等都成为人们是否愿意劳动及社会财富增长的关键问题。本文认为货币为因解决上述的问题而诞生，它不仅是有效劳动的衡量手段，也是对有效劳动的记录手段；通过这样的方式，即货币对有效劳动的记录，社会大范围内关系复杂的劳动得以展开，社会财富得以增加。关键词：国民经济劳动价值货币财富NationaleconomyandkeepaccountscurrencyAbstract:Thisarticlemainlytalksabouttherelationshipbetweenlaborwealthandcurrency.Ittriestoshowthataslongaspeopleareensuredofbeinggivenrewardofequalworth,theyarewillingtoworkandcreatewealth.However,inthecomplicatedsociety,whetherthepeoplearewillingtogotoworkandwhetherthewealthofthesocietyincreasesdependonwhowilloccupyworkers’effectiveproductionandhowthoseoccupierpaybackforworkers.Thepassageholdstheideathatmoneywasborntosolveabout---mentionedproblems.Moneyisnotonlyameansofweighingupandrecordingefficientlabor,butalsoaguaranteeofrequiringreturn.Toworkefficientlyundercurrencyrecordingcanhelpcomplicatedcooperationcarryoutinlargescaleandrapidlyacceleratesocialwealth.Keywords:nationaleconomy;laborwealth;currency一、价值的产生一般情况下，有用性是价值产生的基础。也可以这么认为：使用价值是价值的基础。一支钢笔之所以能卖到15元是因为买它的人可以利用它，从中得到好处。但是绝大部分出售的商品的有用性——或者说绝大部分物品，服务的有用性——是用劳动创造出来的。钢笔虽然是在零售店出售，但是却是制造商制造的，所以它的最终售价的15元中可能有10元要流归到制造商那里。可见劳动也是价值产生的基础。但是这种劳动必须是有用的，能得到别人承认的才具备价值。比如尽管你很努力地用嘴吹气企图用此办法来制造一架飞机，而且还跑到了山顶上吹，即付出了很大的劳动，但是因为别人觉得这样的劳动是没有用处，所以也就不会承认你的劳动有什么价值。我们把创造有用事物的劳动称为有用劳动。动物的劳动有时候也有具有价值的可能，如一只看门狗，一头犁田的牛所作的劳动等等之类，因为人必须为这些劳动支付相应的东西，比如食物和房屋等等。然而我们知道，如果另外雇佣人来完成这些动物所作的工作，那么支付给他或她的东西却要多得多，这是因为许多动物在人类社会里不具备支配权。你可以让一只看门狗工作8小时，也可以让它工作12小时，却支付它相同的东西，因为它不能支配它自己。这些动物的待遇可能在奴隶社会中的奴隶身上也发生过。所以从动物的身上可以看到个人对自己劳动的所有权也是产生价值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私有权来替代。如果你种出来的谷子别人可以随意来收割，你每天上班老板却可以随意付或不付工资，或者你盖的房子别人可以随意来住……就象人可以随意地从河里取得自己需要的水[也可以参看边际效用率的解释。[奥]弗·冯·维塞尔：《自然价值》，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8页、第73页。]，那么这些有用劳动创造出来的有用事物也不会存在价值。至此我们得到结论：价值的产生必须由有用的劳动创造，并且这种劳动要得到别人的承认，同时创造者拥有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所有权。二、经济与经济的扩张经济的发展就是人们作了更多对人们生活有用的事情，直观的结果就是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它需要人们付出劳动，但是如果一个人生活的环境是他自己生产生活需要的全部东西，比如一个2000年前的部落里，那么他生产更多粮食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因为他和他的家人吃不完这么多的粮食，结果是只好让它们白白地霉掉。[部落社会对劳动的态度，请参考[美]斯塔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37页。]同样，在农业帝国时代，绝大多数的人都生产同样的产品：粮食、衣布、牲畜、简单工具等等。那么他们生产更多的结果只能是养活更多的人，耗费更多的地力直到出现危机使得人口下降。这两种经济形态的发展都是较为缓慢的，比如在后一种社会里，即使所有的劳动者都干劲十足地生产，但换回的产品却是十分单调，整个社会马上会出现丰富有余的景象。这种富余除了赈灾、养活多些人、引起剥削阶级力量壮大之外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好处——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言。所以农业帝国时代的经济生活中富余却不发展的现象是常常可以见到的。一个人在付出劳动之后必想要得到相应的回报，因此如果回报的都是些一下子使人感到满足、剩余的东西时，那他进一步去劳动的热情也就降低了。然而，这个社会又很大，大到即使是在较为远古的时代也存在各样人们想得到但又得不到的各种物品或产品。这样激发人们劳动的热情始终不会消失。可是要得到自己想要的物品，在起初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德]柯武刚：《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第64、65页。从市场信息的角度看经济的运行。]比如：有人养了许多头猪，因为他发现养猪很容易。有一天他觉得自己需要点谷子，于是他赶着一头猪去一个农民那想换点谷子；但那农民自己也养有一只猪，正缺的却是一把锄头，所以农民想用自己多余的谷子换把锄头；由于那个会作锄头的铁匠的妻子也种地所以他们缺的是肉。最后养猪的人到铁匠那里用那头猪换了3把锄头，然后用其中的一把跟农夫换了些谷子，另外2把留在家里闲着浪费掉。这个设想的故事只是企图要说明：一个人很难找到需要他所作的事情的人，并且后者作的另一种事情刚好可以作为对前者的回报；即使相遇的两者彼此需要对方的工作，但在量上要达到双方都觉得的公平那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货币的诞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难题，但并不是马上完美地解决。开始的货币如贝壳、贵金属都是以它们本身所含的有用劳动或者说使用价值作为基础而成为交换的媒介，然后转变成真正意义上的货币。但是在这里，我们要重新认识货币的意义，本文认为：货币是一种公认的欠下某人有用劳动的记号，利用这一欠条，持有者可以找社会上任何承认它是货币的人偿还持有者之前对社会付出的相应有用劳动，本文将之称为记账货币。同时作这样的定义：利用欠条——货币衡量的有用劳动称为有价劳动。以这样的视角，我们回到刚才设想的那个故事。那位养猪的人把猪卖给了铁匠，得回相应的社会欠条：货币。这位铁匠相当于说：这位养猪人对社会做出了有价劳动，因为他给我养了一头猪，现在我已经把大家都承认的相应欠条给他了，你们谁有能力对他进行偿还的就先偿还吧，总之对这笔帐的最后责任由我来承担，我将作相应的有价劳动回报那位或那几位先帮我偿还的人。养猪的人拿到这些社会欠条(货币)到了有偿还能力者——有剩余谷物的农夫那里，他让农夫偿还他半担谷子，然后把相应的社会欠条给了农夫，这或许正好是他先前得到的欠条的一半。养猪的人相当于说：你先拿着这些欠条，以后会有人偿还你所作的有价劳动，给你需要的东西。而农夫拿着它也高兴，因为他正愁着谷子会白白霉掉呢！现在拿着这些欠条那就相当于几年之后这些谷子还是那么新鲜。或许养猪的人在回家的路上背着谷子很累，他遇到一位赶牛的人，于是就想用剩下的社会欠条要求那位赶牛人用牛来偿还，但是那位赶牛人看到货币实在是太少了所以就不愿意交换。这相当于说：人家欠你的有价劳动太少了，而我养大这头牛的有价劳动太多，如果交换太不合理，你另找他人吧。这个设想的故事代表的是一个历史过程，而不是某人突然想到和做出的协定。这表明了剩余产品通过记账货币能够换回持有者想要的物品之后，人们就会努力去生产以取得更多的剩余产品。[后来记账货币的这一功能被利用到税收上，从而更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参见[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第256页。]于是可以发现：除了强迫，诱发也是促使人做出更多有价劳动的有效办法，即使社会是以记账的方式来诱发也能激发人们进行有价劳动。原因是只要劳动者相信能得到相应的回报，他或者她就会进行更多的有价劳动。当人们普遍如此的时候社会的财富就会增加，社会的经济就会得到发展。[[德]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白眼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月，第224页。见其对明朝时期白银流人中国后对中国经济扩张影响的论述。]三、国民经济与货币流通每一段时期都会有许多有用劳动生产出许多有用的产品，以及有许多有价劳动生产出许多商品。社会中每一特定时期需要的记账货币——包括流通量以及存储量，还有纯粹的不存在任何具体形式只存在数值的记账量——是前一段时期积累下来的没有被偿还掉的有价劳动量加上当前时段的有价劳动量总值减去当前时段用于偿还掉的有价劳动量。也就是之前积累下来的没有偿还掉的有价劳动量加上纯增加的有价劳动量。例如，上一年产生的已经用记账货币记下的部分有价劳动量，在这一年中被用实物财富偿还掉，而且包括偿还掉部分以前积累下来的记账货币表示的量——以下简称偿还记账货币。同时用实物财富偿还别人的记账货币的时候，偿还者又得到了新的记账货币。所以记账货币的量要以全部财富的最终偿还值来决定。而现实货币的流通需求量，在有了纸币之后，则以短期内需要偿还的有价劳动值决定；在古代贵金属充当货币的时候，则以能找到的贵金属量或者以社会能提供的偿还品来决定。在此相应明白的是：记账货币不一定就是真正流通的货币，它的总量一般要比流通于社会的现实货币总量要大许多，[比如当今的银行，只要储备不低于储备率，那么许多资本只是作为纯数值而存在。]它也不是具体的财富。正因如此，记账货币不是具体财富的体现，也没有具体财富的价值，但却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必须品；其体现的不是现实的财富，而是未来的期待财富，它与幻想的区别在于社会稳定时期人们对它的承诺有效，人们承认它对未来财富拥有有效性。所以在社会动乱的时候记账货币的有效承诺就会受到怀疑，于是贵金属会贬值，纸币甚至会成为废纸，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不太愿意用现实的财富去交换未来的、不确定的期待财富。在一段历史时期里，贵金属作为记账货币对于激发人们做有价劳动，对于激发人们创造财富是起来很大的作用，但它也存在极大的缺陷。显而易见的是它误导了人们以为它就是现实财富，使得人类历史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花了大量的精力去追求贵金属，而忽视了激发人们进行有用劳动去生产现实财富。另一个缺陷更重要，那就是当一个社会找不到足够的贵金属作为记账货币时，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就会受到制约[[德]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白眼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月，第321页]——这也可能是因为在很长时期内，人类找不到比用贵金属作为记账货币更有效的办法。如果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生产出来的有价劳动总值超过了贵金属可以提供的记账限度——市场上流通的贵金属值乘以其流通速度再加上人们用于存储的贵金属数量值——一个严重的结果之一便是：超出的有价劳动得不到记账。之二便是：贵金属记账货币升值。[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白银外流引起银钱比率变化，银相对升值。也就是劳动生产量依然，但社会上的银却相对减少，在银本位下劳动价值主要是以银来衡量，于是也产生了同等的银能记录更多有效劳动的状况。]小量的贵金属货币开始买到比原来更多的商品，也就是超额记录下更多的有价劳动。但历史表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贵金属货币短缺还是会最终出现。即贵金属记账货币都经历了升值与短缺的过程，并制约了生产的发展。这样的情况在明清时期的中国非常明显。具体而言，在贵金属记账货币升值的时候，它所代表的期待价值（期待的有价劳动）升到了它本身所含有的价值（有价劳动）以上。最初贵金属用于记账是基于其实际使用功能或者说是其代表的有价劳动基础之上。所以一个社会在完全以贵金属作为记账方式的时候，社会的实际财富的创造就会受到其记账方式——贵金属货币存在量的制约。因为人们的有价劳动必须要得到有效地记录下来，以备将来得到偿还，人们才会愿意进行劳动；所以当一个社会用于记录有价劳动的贵金属被用完时，或说短缺时，人们就不愿意再继续进行额外劳动创造新财富，这是因为这样的额外劳动很可能得不到相应的回报。结果是社会财富就得不到进一步的发展，整个社会财富于是实际上受到社会存在的贵金属量的制约，从而人们的劳动潜力没有得到发挥，进而浪费掉。人们后来找到的解决办法是发行纸币，这种记账货币的成本非常低廉，几乎可以无穷尽地发行。但是也正因为纸币所含的有价劳动太低，所以它自身的价值并不能担保它的票面值，这一点与贵金属非常不同。于是作为记账货币，它的承诺可信度就大大降低了，人们在接受这一“欠条”时风险要比以前高出许多。这种欠条的最初发行者：钱庄票号、银行或者政府的变动都有可能宣告这些欠条作废，即发行者不再作为最终偿还者的责任。从中国的宋朝发行第一张纸币起，人类花了好几个世纪才完善了各种制度和规定，使得纸币能稳定地运行，但还是会常常发生各种混乱的情况。作为记账货币，贵金属在特定时期的特定区域，也会出现超出市场需要的情况。这种情形下，贵金属货币会从其高价格往下跌，甚至可能降到其生产成本的水平上。[[德]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白眼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月，第333页。]这时候会出现交换刚刚发生时的情形：等价的商品交换等价的贵金属，即两者所含的有价劳动相等。想象一下，如果金属“铝”或者“铁”直到现在还按其重量与价值作为记账货币，那么这种等价交换的情形十分可能发生。在这种状况下，虽然货币是增加了许多，并且造成记账容易，可是这一特定地区的财富并未增加多少。因为财富包括物品与服务，可人们在这一特定时期内所能做的有价劳动增长是有限的，生产出来的物品与服务不会突然增加许多。金属货币的增加直接带来的相应财富增加量只是增加的金属量的使用价值。但是因为在别的地区，同一重量的贵金属依然可以作为代表较高价值的欠条，利用这种认可差，多贵金属地区的人还是可以利用手中的贵金属从拥有量少的地区交换到更多的商品。从某种意义上这可以看为善良的欺骗。同时这种较为保值的记账货币的增多，能激发人们去做更多有用或有价劳动，创造财富。对于后来一种现象，利用古希腊的一个“奇怪”事例可以说明。雅典在打败波斯帝国的入侵中起了关键作用，原因是雅典人在战前不久幸运地发现了劳里昂银矿，他们利用这笔钱建造了海军。[[美]斯塔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第104页。]按理说应该把所有力量集中于军事防卫比分出一部分力量去采矿以及冶炼会更加有利于战争，但是结果却是分出一部分力量去采矿冶银有助于战争的得胜。其实这种情况在战争中是相当普遍，只不过可能表现得更为直接罢了：耗费一部分力量带着一大批银子去作战。其中的原因就是士兵在作战之后想得到回报，即使是一种记账的方式他们也不在乎。人们在得到有保障的偿还承诺下，才会去生产各种战争需要的武器与草粮，才会进行作战。如果没有有效的偿还承诺，许多人的表现往往是等待亡国与入侵者的剥削。可以说：数量较多的贵金属货币的出现实际上激发了人们去做有用劳动以创造财富与服务，并期待得到合理的回报。总而言之，在货币经济体里：我只是给你开出一张账单，代表我对你欠下的有价劳动，而一般不会做直接的财富偿还，但是因为你有了这张公认的账单，你将会得到第三者给予相等的偿还，而这第三者也会接过这张账单，并且会得到相应的补偿，账单不断流转，劳动与补偿也因此不断发生；但是最终补偿将会通过各种方式落回到我的头上，由我以自己用最熟识的工作来完成。正是货币使得你即使明白我不能对你为我做的有用劳动给予直接补偿，也会愿意为我付出你的有用劳动，也就是说：货币这种有效的记账方式，使得人们劳动起来了。四、记账货币与经济的发展货币的早期发行者一般可能是富人，他们按照市场出现的货币情况把自己拥有的金属、贝壳等也发行为货币。但是在纸币产生之前，货币代表的价值并未能大大超出自身拥有的价值，它们在履行记账功能的时候也是有一种物物交换的意义。如果只存在剩余产品交换，或者基于已经生产出的产品间互相的交换，那么不能促使大产业的产生。因为这种情况下，人们进行的是一种已经劳动完成的成果调配。它是一种立足于已经生产出来的，而非还未生产的财富上。即它是基于已经存在的生产力、已经完成的有用劳动之上，而不是对潜在的生产力，潜在的有用劳动的激发，所以不具扩张性。贵金属货币主导的时代，贵金属、贝壳货币既可记账，也可作为实物使用，有很大的现实财富性质，而且人们并不担心其会贬值，所以这就不是一种有效地激发人们进行劳动的记账货币体系。纸币的产生改变了货币的功能，它作为一张纯粹的账单使得发行者与持有者被迫去偿还与追求期待的财富。产业之所以能够扩大是因为，它提供给别人的有价劳动超出别人向它提供的有价劳动。别人被迫向它发出记账，承认对这一行业欠下有价劳动，而这一行业可以利用汇集起来的欠条要求一些人进行某项有用劳动以作偿还，这样既提高了生产率，也使生产得以继续进行。或者这一行业可以保留这些欠条，成为期待财富，即要求人们将来为其作回等价的有价劳动。然而，只要这些欠条堆积到了一定程度，其持有者就可以驱使一部分人进行新的、有利于持有者的偿还劳动。而这一部分新劳动者也希望旧持有者的欠条流转到自己手里，以要求别人做有利于自己的劳动，新行业于是产生，并且通过欠条的流转可以惠及大多数人。如果是以实物财富，而不是以记账货币的方式进行，即使一个人、一个企业汇集到巨大的财富，也是很难推动别人为其进行有价劳动，如此对劳动者而言，每月得到一担谷子、或是每天可以得到一把小刀作为回报比不上得到一张社会承认的等价欠条有用。于是利用记账货币的期待财富而不是利用实物财富来驱使人进行劳动是人类生产领域的一大进步。当管理与记录变得完善、可靠的时候，记账纸币之外的另一种表现更明显的以记账来集中期待财富的方式出现了，它们就是国债、股票等活动。所以当代国家，要进行军备的时候不必要再分一部分劳力去找与挖银矿，它只要发行国债，利用国债间接地记录下军人、工人为国防做出的有价劳动，并且承诺要进行偿还，那么军人、工人就会真的去进行相应的工作，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劳动将会得到偿还。股票也是一种更为高层次的账单，它以记账的方式把别人持有的债权集中起来，它的主要功能就是把那些一时期内既不寻求补偿，也不驱使别人劳动的静态货币（欠条）集中起来去驱使别人进行有用劳动。总而言之，利用记账与期待的方式，而不是利用实物的方式进行刺激，使人类经济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五、劳动力、商品与记账货币劳动力的购买所支付的是一种欠债承诺，即购买者承诺为其付出劳动的人终会得到回报。所以许多劳动者为了未来的回报，纷纷愿意付出劳动。商品的出售主要有两种状况，第一种是为了寻求得到等值偿还而出售，目的是为了换回实物财富。这种情形一般存在于古代社会。另一种是提前偿还而出售的商品，目的是迫使接受提前偿还者（消费者）对提供者欠下有价劳动，从而使得提供者通过社会对其欠下有价劳动这一渠道在拥有期待财富的同时，拥有对资源的调配权。这一情形就是现代经济中常见的商品生产与销售形式。即商品成为企业不断扩大其资源调配权力的工具，其追求的目标已经超出一般意义的财富本身——增加员工的工资已经不是成为追求的首要目标。可见：寻求偿还而出现的商品目的是为了实物财富；提前偿还而出现的商品，目的是为了期待财富与资源的调配。正是在后一种商品经济模式下，即使是贫穷的农民也会想尽办法去购买工业品（商品），因为这些商品是提前承诺的偿还物品，也就是只要农民付出有价劳动，那么他们就会完全有保障地得到他们想要的回报——回报物已经提前于他们的有价劳动行为而摆在他们眼前了。工业品正是这样打开了市场，促进农民更为卖力地工作。因为企业与消费者追求的目标不一样，即企业追求的是扩大资源的调配权力，而消费者——同时主要也是劳动者——追求的却是财富。正因如此，只要两者互相结合他们的利益都会得到不断的增长。前面我们已经说明：货币是对有价劳动的记账。在此前提下，只要是对别人有用的劳动都可记账，从而产生价值。于是只要调动劳动者（也是消费者）的热情使之参与各种专业的服务行业、商业等。那么产生的有价劳动值就会能够超过工业对社会提供提前偿还品（商品）的价值，于是社会中的购买力就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市场空间，而工业企业换回的记账货币又使得它能调动各种资源进一步促使其生产；同时提供各种有价劳动，或者服务劳动的劳动者也将得到来自工商业或服务业的回报与补偿。一句话：市场对工业品的购买力不是以收入为基础，而是以社会付出的有价劳动的多少为基础，社会上存在的有价劳动越多其购买力也越大；而社会对有价劳动的需求似乎是无穷尽的，关键在于对有价劳动的记录与如何补偿，从而激发它们的发生。现代经济框架就可以看为：企业创造了大量实物财富与服务，同时又掌握了大量的可使用劳力与资源，人们享用别人提供的财富与服务之时也必须以有价劳动作为回报。结论，财富由有用劳动创造，记账货币与有价劳动的产生使得人类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财富增加。而记账货币本身的发展对有价劳动记账的合理与有效化完善了人与人合作的机制，促进了人类不断增加为财富而愿意劳动协调劳动的行为，使得整个人类社会在协作与合作的基础上不断得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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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设计助推国民经济转型升级
2009年，为推动创意设计产业发展，充分发挥其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国家产业竞争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文化部和教育部、科技部、北京市ZF共同推动了北京国际设计周的诞生。经过4年的实践证明，创意设计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北京国际设计周充分发挥了首都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示范作用，进一步提高了北京乃至全国创意设计产业的发展水平，同时也为北京成功申报“世界设计之都”提供了强大助力。北京国际设计周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逐年提升，设计周倡导的简约设计、绿色设计、低碳设计、为民生设计、为劳动生产设计等接地气的理念深入人心，创意设计逐步融入了城市发展、科技进步、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的各个方面；2012年第三届设计周吸引国内外观众超过500万人次，帮助各类设计机构、企业和独立设计师达成设计交易共56亿元人民币。 创意设计是指以文化为基础、以创意为核心，综合运用科技成果和美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多方面知识，对产品的内容、功能、结构和形态等进行整合优化的创新活动。创意和设计两者互为依存、相互支撑，好的创意设计充满灵性与美感，甚至可以引领生活方式的改变，调整人们对于幸福的认识。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推进，创意设计已经渗透到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农业等国民经济各行业各领域，在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品附加值、提高人们生活品质、增强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创意设计的各个门类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注重创意创新、淡化行业界限、强调交互融合的大设计观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青藏铁路、红旗渠等工程设计项目荣获北京国际设计周经典设计奖即是这一理念的充分体现。 当前，国际经济环境深刻变化，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迫切要求我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立足自主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国民经济各行业普遍存在产品附加值低、产能过剩、有效供给不足等问题，在给提升产业整体素质的战略任务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也给创意设计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有利机遇和广阔前景。在世界范围内，创意设计已经被看作是带动经济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产业，许多制造业产品包括新兴产品，都是通过创意设计得以萌发、发展、推广并壮大起来。事实表明，融入了创意设计的产品，创造的经济收益比普通同类产品要大得多。在我国，发展创意设计产业已经成为助推国民经济转型升级、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重要途径，但其过程也任重道远。我国创意设计产业还处在起步阶段，创意能力和设计水平还不高，在文化资源挖掘、知名品牌打造、高端人才培养、与实体经济对接等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有待ZF部门采取有力措施推动其加快发展。 文化部将按照中央部署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着力营造有利于创意创新创造的环境。具体来说，要做好这样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完善财税等政策措施，优化创意设计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统筹推动创意设计产业快速发展。二是推动创意设计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充分发挥创意设计对文化产业、制造业、城市建设、服务业等各产业领域的提升作用。三是推动实施文化产业创意创业人才扶持计划，重点加强对创意设计人才的培养和扶持力度，支持创意设计企业与高等院校探索合作培养机制，促进产学研一体化。四是优化提升北京国际设计周、中国苏州文化创意设计产业交易博览会等专业会展和各类综合性文化创意会展，提高市场化、专业化和国际化水平，为创意设计推广、交易和交流合作提供平台。五是加强创意设计知识产权运用、保护和管理，形成全社会鼓励创意、尊重设计、促进创新的良好氛围。蔡武 （作者为文化部部长）查看更多:http://www.nssd.org/index.php/Article/index/i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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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年度分区域国民经济核算数据（1985-2004）
分年度分区域国民经济核算数据（1985-2004）数据格式：Excel国内生产总值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建筑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增加值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增加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指数第一产业增加值指数第二产业增加值指数工业增加值指数建筑业增加值指数第三产业增加值指数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增加值指数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增加值指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国内生产总值指数第一产业增加值指数1第二产业增加值指数1工业增加值指数1建筑业增加值指数1第三产业增加值指数1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增加值指数1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增加值指数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最终消费居民消费政府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固定资本形成额存货增加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国内生产总值分配法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营业盈余全体居民消费水平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0-1312:49:44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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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核算》课程内容及学习方法
转载一篇学习方法学习《国民经济核算教程》，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主线，全面把握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国民经济核算的中心问题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核算，国内生产总值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国民经济核算是以GDP核算为中心展开的。掌握好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与核算方法，对于学习该课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国内生产总值是宏观经济指标，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间内全部生产活动创造的价值总和，它是以企业增加值为基础计算出来的。如果企业在一年中工业总产值和中间消耗已知，两者相减得到的差，即为企业增加值。而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增加值之和即为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的方法有多种：第一，可以从生产的角度，即从总产值中扣除中间消耗，得到GDP；第二，从收入的角度，GDP要素收入有劳动报酬、固定资产折旧、生产税净额和营业盈余，将如上四个数值相加，即得到GDP；第三，从支出的角度，国内生产总值的使用去向有总消费、总投资和净出口，如果将三个去向的数值相加，也可以得到GDP。从这个例子出发，我们可以较好地掌握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经济意义与核算方法，也为学习投入产出核算、收入分配与使用核算、资本形成与金融交易核算、国民资产负债核算、对外经济核算奠定了基础。二、以账户为重点，把握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主要内容教材共分十二章，其中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需要学员学习第一至第十章的内容（其中第八章第三节、第九章第五节、第十章第四节不作要求）。一共十章内容，而以账户形式出现的核算内容就占了八章，只有第一章基本理论和第十章指数核算没有涉及到账户，其他如生产总量核算、投入产出核算、收入分配与使用核算、资本形成与金融交易核算、国民资产负债核算、对外经济核算、国民经济账户的综合及其关系、国民经济其他核算等内容，都是以账户形式展开的。因此，账户在本课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学习这些章节时，一定要把账户的结构、内容、指标间的相互关系及经济意义学懂弄通，对于掌握国民经济核算的内容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三、按照课程阶段的安排进行有序学习该课程学习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全面学习阶段，基本要求是在全面系统学习的基础上掌握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学习方式为面授、自学相结合。学习内容以该课程教学大纲为指导，以指定教材为依据。该课程全面系统，涉及国民经济核算的主要内容，各章之间有很密切的联系。学生应全面系统有序地学习各章，记忆应当识记的概念、名词，深入理解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的内涵。全书包含的概念、指标很多，机械地去记忆效果不佳，建议同学们把指标与相应的账户结合起来学习，并主要对重点指标（大多是一、二级指标）进行识记，这样既能掌握指标的涵义，又能对账户的结构加深了解。要认识各章之间的联系，注意区分相近的概念，掌握他们之间的逻辑联系。学习完每章后，通过做学习指导书上的练习来检验学习的效果。在全面学习的基础上，要能够把握各章的重点和难点内容，反复理解，加强练习。第二阶段为全面复习阶段，基本要求是按照教材的体系，将前一阶段学习过的内容反复钻研，加深理解，强化记忆。特别是对重点和难点内容，通过自学、讨论、答疑等方式，弄懂弄通，做到举一反三。第三阶段为强化复习和备考阶段，基本要求是，将学习指导书上的练习题、其他辅导材料上的练习题及模拟考试题，在不查书、不讨论的情况下独立完成，并对照参考答案，找出错误及出现差错的原因，查阅教材上有关内容，对做错的习题进行改正，直到掌握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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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国民经济增长过快的荒谬说法
一个家庭在一年的经济收入是两万元，但下一年的经济收入增加到了三万元，在原基础上增长了50％，那么有谁会怀疑他的这种增长速度是错误的吗？会有什么不良后果吗？就是再笨的傻子也会想到这是好事，经济收入增长的越快越多，就越是代表这个家庭的富裕，没有人会认为一个家庭增加财富是坏事，而是财富增长的越快越多越好，这就是硬道理。 令人奇怪的是，国民经济增长过快的词语已经成为许多经济学者们的口头弹，产品过剩、商品滞销、企业举步维艰等原因都是经济增长过快惹的祸。我不知道这些人究竟是怎样的逻辑，国民经济增长与家庭经济增长有何区别，一个国家又何尝不是一个大家庭，产品过剩源于分配方式的不合理，贫富差距过度拉大，这与经济增长如何能扯上关系？假如一个国家加快经济发展速度能在两年之类达到小康水平，为什么一定要花上十年或二十年来慢慢发展、慢慢增长来实现小康水平？难道一下子实现小康水平怕老百姓不能接受吗？难道老百姓会怨恨财富来得太快吗？这根本就不符合逻辑。 在这里打一个比方，比如你是一个家庭的一家之主，一年生产粮食一万斤，一万斤粮食对于一个家长来说，一年绝对吃不完，但是你却忘了儿女们、家庭成员们都是要吃饭的，他们饿得发昏你也只给一点稀饭让他们吃，但粮食对于你这个一家之长来说，是绝对过剩，还要一个大仓库库存，而且你得守着，成为了你的累赘，结果是粮食在变质，老鼠偷食，浪费不计其数，此情此景，而你仍然不考虑儿女、家庭成员们的需要。而且你还把这个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家庭成员们生产过快，不该生产这么多的粮食，要慢慢的生产，生产的够你一个人吃就行了，生产多了会害苦你。这就是当今社会这个大家庭的真实写照，也是发表经济增长过快言论的文人墨客们的思想写照。 面对中国千千万万的贫困家庭，你怎么就不想想这些过剩产品就是他们的切身需要？你怎么就不想想财富增长的越快越多就是中华民族的富裕标志？你这个家长是怎么当的？你的财富是怎么分的？而且此刻，你仍然在考虑怎样利用自己的产品去换外国的货币，不惜浅卖和倾销，让老百姓继续过穷日子。老百姓提出救济的要求，而你却说，“我们国家太穷了”。我们国家到底穷吗？从1978年至2005年截止，社会生产积压80.5705万亿元的产品，平均每人能分到60000多元的产品，以这个数字足以说明我们全国人民都可以过上小康水平的生活，何况在这20多年的发展中，你正想方设法抑制经济增长过快，阻碍人民创造财富的前进动力，不然，中国早已是绝对富裕的社会了。 产品积压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合理造成的，纵然国民经济不存在增长，积压现象也会依然故我，只要存在不合理分配，就必然产生过剩积压，不信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假如全体中国人民停产一年，我们姑且不论这一年的停产会饿死多少人，但有一个事实会摆在你的面前，积压的产品仍然会积压。人在不停的饿死，而产品仍然积压在这里，这到底说明了什么，积压的产品为什么就是到不了贫困者的手中？这到底是分配不合理还是经济增长过快造成的？ 再比如，如果一个国家的财富增长速度达到100％的增长率，但是这个国家领导很懂得分配，按照全国人民的贡献率，包括残疾人、病人、学生读书、养老保障等进行合理分配，保证有多少财富都能顺利的分下去，那么还会出现产品过剩现象吗？有谁会反对自己不应该分到这么多的财富吗？有谁会反对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吗？可以肯定的说，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分到越多越好，这样的分法，哪怕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达到500％增长率，老百姓都会乐不可支，因为他们切身体会到社会越来越富裕了，福利待遇越来越多，没有人怀疑这不合理。 国家统一服务行业经营就完全能达到这种效果，统一服务行业，意味着社会财富首先被国家政府统购，再由国家政府完成分配，生产多少，国家就可以分下去多少，反正财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当然由劳动人民来享受，国家政府除掉社会教育、医疗、社保、政府开支、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环保等各方面的开支，剩下的财富通通作为福利分发给全国人民，又怎么会产生过剩呢？哪怕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再多，这样的分法也永远不会产生过剩。在这种状态下，劳动人民只顾快速生产，生产的越快越好，哪里存在国民经济增长过快的荒谬说法？ 在市场经济中，任何人也无法解决分配问题，也无法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市场经济独有的特征，所有的人们只能眼看着这一现象不断的恶化，不管你怎样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管你怎样的呼吁，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苍白无力，最终坠入万丈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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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学专业介绍
国民经济学专业本专业是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授予点。 国民经济学专业是从宏观、战略的角度来研究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它的研究领域广泛，但它具有宏观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特点，用宏观的、战略的、全局性的眼光来分析研究国民经济这个大系统中的各个问题，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预测。但它的基本内容是对宏观经济管理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概括来说本专业可以包括七个研究方向：1、战略与规划，2、宏观调控与政策，3、投入产出与经济预测，4、产业结构与政策，5、区域经济发展，6、国民经济核算，7、社会发展及其社会政策。 本学科点以宏观经济管理的理论与方法为研究对象，重点从事宏观经济调控与战略、经济分析与预测、外国宏观经济管理、价格理论与实践、数学模型应用等经济问题的研究。重视联系经济建设实际，加强同国家经济管理部门合作，承担国家重要研究课题，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和教师队伍建设，从多方面保证培养高质量、高水平的研究生。 本专业的培养目标是：通过努力，将学生培养成为具有宽厚、扎实的经济学知识，具有战略眼光和预见能力的，忠实于国家和社会的经济管理工作者、师资和科研人员。 本学科点由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和经济学院的经济学研究所共同组成，师资力量雄厚。其中既有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学科带头人，又有一批新一代中青年知名学者。根据本学科的特点，还聘请了部分校外著名经济学家和国内经济界领导人担任兼职博士生导师。目前本学科点共有博士生导师14名，硕士生导师18名。近年来每年招收博士生30余名，硕士生50余名，堪称国内本专业规模最大的培养基地。 本学科点博士生导师名单如下：钟契夫，胡乃武，刘成瑞，刘起运，刘瑞，武少俊，顾海兵，郑超愚，桂世镛，魏礼群，王春正，白和金，高铁生，邵汉青。 本学科点在同行中以建立最早（成立于建国初期的1950年）、培养层次最齐全（从本科生到博士后）、师资队伍规模最大、培养规模最大、注重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等特色而著称。在建国后一段时期内，国家和省市计委系统的大多数工作人员、全国各高校本专业的大多数师资都毕业于本学科点。因此本学科点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本学科点一直是全国高校宏观经济管理教育学会的会长单位。本学科点1981年成为首批硕士学位授予点，1984年成为首批博士学位授予点，1988年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2001年再次被评为重点学科。在1990-2002年期间，共出版专著、教材100余部，论文1000余篇，承担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省部级科研项目10余项，获得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北京市科技进步奖等省部级科研成果10余项。本学科点重视与国内外教育界、学术界的联系与交流，有多位教授担任着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中国数量经济学会、中国价格协会等全国性经济学术团体的领导职务，是多个全国性学会的理事长单位，与国内同行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本学科点的教师中，有10余位曾在美国、西欧、日本、俄罗斯、韩国等国家攻读学位或长期进修，先后有多名外国留学生在本系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本学科点还与数所国外大学建立了合作交流关系。 本专业具有"宽口径，厚基础"的特点，所培养的毕业生就业面广，毕业生可以进入国家经济管理机关、银行等金融部门、中外大中型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单位从事管理工作和教学、科研等工作。 国民经济学专业博士生主要课程如下：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 外语 经济学管理学前沿 优化方法 国民经济学专题讲座（原理部分） 国民经济学专题讲座（方法部分） 选修课2学分（包括"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等） 国民经济学专业硕士生主要课程如下：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外语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西方经济学 国际经济学 财政经济学 货币银行学 宏观经济管理 宏观经济预测与规划 产业经济学 经济发展理论 统计方法与技术 经济系统分析 社会发展宏观管理 市场价格理论与实践 国民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入学专业课主要参考书如下： 《国民经济管理学》李华、刘瑞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4月 《资源配置方式研究》，钟契夫主编中国物价出版社 《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基础理论与方法》钟契夫、许光建主编中国计划出版社2002年6月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国民经济管理》分册（近一年的）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分册（近一年的） "宏观经济数量分析方法与模型"课程参考书目： 《宏观经济数量分析方法与模型》刘起运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7月 《宏观经济预测与规划》刘起运、程卫平编著，中国物价出版社。 国民经济学专业硕士生入学专业课主要参考书如下： 《政治经济学原理》卫兴华、顾学荣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 《西方经济学》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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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山东大学国民经济学（807西方经济学）考研资料 考研试卷 大纲
10年山东大学国民经济学（807西方经济学）考研资料试卷笔记考研大纲咨询QQ：769334370EMAIL：tengjingshu123@yahoo.com.cn10年山东大学国民经济学（807西方经济学）考研资料试卷笔记考研大纲内容包括:807西方经济学考研资料试卷笔记考研大纲内容包括:4、山东大学经济学院西方经济学最后一期辅导班笔记（for2004,绝版），记录非常详细，很有条理，是山大自己举办的最后一期辅导班，非高联举办。30元。(注：该笔记不是市面上大量销售的8页或16页的笔记，那个笔记字迹非常潦草，只记录的些大概的内容，没什么参考价值)２０页5、2、08考研生总结资料：该生为2008年山大经济学院国际贸易专业总成绩第一名，西方经济学专业课成绩第一名。该生复习时认真阅读高鸿业和张东辉老师的教材，在山大经济学院优秀在读研究生的指导下，精心做的专业课总结，很好的把握了山大西方经济学课程的精髓，认真做出了长达134页的总结笔记，并取得专业课考试140多分的好成绩，该笔记字迹清晰漂亮，内容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对09考研生有很大帮助。80元6、个人总结资料一份，该考生在06年考试中已被高分录取：根据张东辉讲义总结而来，包括宏观和微观两部分，层次清楚，非常明了。106页50元4、《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课堂笔记：116页50元5、《西方经济学》课堂笔记（微观）41页30元6、《西方经济学》（微观）课堂笔记：50页30元（注：为保研生笔记，张东辉主讲7、西方经济学06-08年真题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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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学是如何沦为庸俗经济学的, 兼评张五常《经济解释》(转载)
国民经济学是如何沦为庸俗经济学的,兼评张五常《经济解释》F-53/013.2林国荣张五常教授以其《经济解释》一书，挟一股盎格鲁-萨克逊之风，风靡一时，无可匹及。教授本人也对自己的这本著作也相当自信，在某种意义上,教授的自信是有道理的,追溯一下其风行的原因,主要在于这样的一个事实：它是国内诸主流学院经济学所能承担的最有抱负的政治经济方案，它不只回护了自由经济,回护了这种经济形态的支配原则:“让个人通过为自己服务而为其同胞服务”，更以一种非常奇特的方式为自由经济提供了新的基础；它既投合了时代的口味，又不失简明和锋芒；或者说，它诸善兼备，又不陷入现存经济学派系的泥沼。有关自由经济的设想若想生存，不求得辩护，就得求之于再生。首要的事实就是重提那些来自理论和实践的挑战。二十多年来，对于生活于这一设想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这一设想本身已经变得不可信和没有说服力了，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有了这样的印象：那场变革乃是由贵族发起、操作并最终完善的。时至今日，来自现实的挑战到了极限，这不光是就人们的情感而论，也是就事论事。若真要就事论事的话，则人们的情感尤其具备决定意义，对于这一点，作为市场原则之父的亚当.斯密看得再清楚不过了。亚当.斯密提供了市场，也为市场提供了基础，即道德情感(moralsentiments)。只考虑前者，或者只考虑后者，都只能理解部分；必须联系两者，才能构想全部。在这个经济学之父的学说中，市场的原点乃是那个“公正的旁观者”，而“公正的旁观者”本身既是行动者，也是感受者。行为的合宜性乃是市场原则所要求的善恶标准。不用走太远，只要反思一下这套政治经济设想的伟大敌人——诸如马克思、尼采或者德国历史学派和法国重农学派的旗手们——，并反思其无可匹敌之处，就不难意识到我们今天危机的深重。但令人失望的是，教授对此不动声色，更不用说有所回应。尽管这是一部竭尽所能地捍卫自由经济的’经典”著作，但却并不是一部彻底的书。其视域甚至没有超出日常生活经验的深度。它根本就没尝试向希特勒和斯大林式的统治提出独特或新颖的问题，我们的目光只需扫一下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就不难看穿：教授的著作毋宁是对功利主义的一个修正，要强调的一个前提是：这种功利主义仅仅是边沁的追随者们所理解的功利主义。教授的意识是美国式的，顶多是盎格鲁-萨克逊式的。他致力的问题是已经取得自由的民族的经济自由，是已经繁荣的国家财富的再扩大和再分配，并为此提供制度保障。这个繁荣不仅是经济上的，似乎是政治上的。他的讨论充满着对自由经济的未来的憧憬，而这种憧憬本身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性格特征，它忘却了先于它的种种残酷、野蛮和战争。就象托克维尔所说，美国人只愿意生活在现在，只是偶尔也漫不经心地瞟一眼前面不远的未来和上面的天堂，但他们一定会厌恶过去\厌恶”历史”。教授并不对自由经济的敌人发言。字里行间，他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全错，他们应当到他的法庭亲自接受审判，而不是相反。我知道，教授无意于著述经济学史，他的确没有批判费尔默、马克思、尼采、魁奈或者施穆勒的义务。教授对待经济科学的态度是典型的美利坚风情：摆脱统一的思想和习惯的束缚、家庭的清规、阶级的观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民族的共同见解；他们只把传统看作是一种习得的知识，把现存的事实当作创新和改进的有用材料。在美国，人们见不到诸如霍布斯、帕斯卡、康德这样的人，因为，举凡这样的人，必定要象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那样，将求知的意志和欲望贯彻到底，尽其全部智力去清晰地揭开造物主的奥秘。每当想到他们为了专注于这项研究，使精神摆脱了人生的一切杂念，以致于象帕斯卡这样的人过早地耗尽了体内的心力，未届40就早早辞世，我不禁感佩不已。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从事科学研究的群体只想如何改变处境和如何增加财富，一切可以成为发财致富捷径的新方法，一切可以节省劳力的机器，一切可以降低交易费用的新发明，才是人类智力的最优秀成果。美国人就是从这个角度去认识和尊重科学的。即使本能的求知欲使人的精神上升到高等的智力活动领域，也将一无所成，现实的利益在驱使人们甘居中等的智力活动领域。只有在这个中等的智力活动领域，人的精神才能发挥它的力量和持久性，创造出最好的成果。连力学的一个普通原理都没有发现的美国人，却为航运业推出了一部使世界的海运面貌为之一变的新机器。诺贝尔经济学奖恰好投合了这样的时代口味，而诺贝尔本人却从来没有设想过这样的奖项。在这一点上，我最终想要说明的是，在一切科学当中，有些知识是对人人都有用的，而且凭他们自己的能力也能学到；但另有一些知识只有少数人能理解，而非多数人能研究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应用后一种知识是极其间接的。但正因为这种间接性，这种知识对于一个民族国家和人们在其中的生活实践来说,就尤其重要。决不要以为野蛮已经远离我们或者离我们尚远而高枕无忧，如果说象罗马这样的民族曾任凭蛮族将文明的火把从自己的手中夺走，那么有的民族也曾用自己的脚踩灭过文明的火把，对于生存于这个世界的各个民族来说，历史的路线并不是罗尔斯之流所划的从儿童社会经过青年社会，最终到成年人社会。罗尔斯只是在表达自己民族的一项共同见解。就象罗尔斯本人所承认的那样，他只是在对一块封闭领土上的人说话，并且他要求这些人都出生在这块领土上。就拿宗教问题来作例子吧。谁不知道，在美国宗教本身主要是作为一种共同的社会见解，而不是作为一种神启的教义在发挥统治的作用。在这样的国家，有大量现成的见解在时刻减轻人们构思己见的负担。美国人似乎向全世界论证了宗教信仰多元主义效果显著这一普遍道理，而论据却仅仅是自己的日常经验。而在洛克看来，宗教宽容只有在对真正的政治权力有所帮助的前提下，才值得珍贵。对于美国人来说，就宗教问题不用担心太多，只要限制几个招摇滋事的狂热分子就够了。美国人不知信仰为何物,对于信徒他们茫然四顾,不知道宗教部分地作为契约论思想家批判的结果,部分地作为自由社会的前身和后事已经全然改观。圣战者不可能为了可鄙的和平而放弃拯救的诉求。今天,美国人对这方面的体验同样效果显著.霍布斯、洛克、卢梭知道无法把宗教信仰简化成温和的公民见解，他们很清楚他们的学说与圣经启示水火难容,针锋相对。启示信仰对社会契约的挑战是尖刻的和无时不在的。人们既然相信骆驼穿过针眼比富人进天堂更容易,那什么是财富呢?既然人们相信病态是基督徒的真正状态,那什么是健康呢?自尊感和荣誉感如何与那些相信自己生来有罪的人调和呢?对于那些坚信“我的国不在此世”的信徒,又怎么指望他们为祖国而流血呢?选择是二而一的,要么它错了,当加以消灭；要么就得为它的行为辩护。为此,霍布斯拒绝与他所罗列的权力不相容的见解的有效性,而美国人对此一方面不置可否,一方面避而不谈,他们只重视那些符合自己社会的观点。霍布斯至少论证了今世生活的优越性,以及没有权力今世幸福就无法达成和维护。霍布斯论证说,人们不会知道什么能给自己带来幸福,虽然人们必须知道什么不会也不可能使自己幸福。但是,人们可以知道满足欲望的方法。因此,应当寻求这些方法,权力本身成为目的,低调、庸俗化、专注于自我保存和财富,对霍布斯来说是权力优先的结果。对资本主义的流行批判实际上是对霍布斯本人的批判。既然财富是存在的真实质料,你就不可能专注对公众来说什么是正义、对个人来说什么是伟大,要建立公共政策,你就不可能顾及这些问题。有趣的是,正是通过霍布斯和洛克的方法,经济学才得以突然崛起,进入政治学的核心,将治国艺术转化为一整套的治国科学。时隔不久,在美国或者在盎格鲁-萨克逊世界,经济学最终取代了政治学。从亚里士多德到博丹,在政治哲学的悠久传统中,“政治”一直都是作为一门“建筑的艺术”和一门关乎主权和国家的“整体的艺术”而存在的,回首望去,不禁有了托克维尔的担心：美国究竟要走向哪里?教授忠实追随美利坚风情,但是正如托克维尔所说：“朋友很少提供真理”,教授如果要令人信服,就必须回答诸如马克思、尼采这些人的问题。如果自由经济仅仅是通向另一类社会的一个阶段,教授就注定只是一个短命的学者。如果对价值的理性决断注定了不可能,教授就只是一个蛊惑人心的神话制造者。教授采取的方法是拿破仑式的“删除”策略,找一条捷径,绕过显得不可攻克的正统堡垒,以便证明自己创造新世界的能力。通读全书,你不能不怀疑：这本书是对政治经济事务的本质所作的永恒宣言?还是愉人悦己的意见集合?他是真理的追求者?还是某种历史意识的发言人?教授何以挣脱他所接受的历史或文化决定论的束缚?在这个范围内,经济学如何可能?经济学家意味着什么?若打算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求我们挣脱“历史意识发言人”的处境,回归观念史的源头。就“经济”一词,卢梭考证如下：“Thiswordisderivedfromoikos,house,andvouos,law,andoriginallysignifiedmerelythewiseandlegitimategovernmentofthehouseholdforthecommongoodoftheentirefamily.Themeaningofthistermwaslaterextendedtothegovernmentofthelargefamilywhichisthestate.Todistinguishthesetwousages,inthelattercaseitiscalledgeneralorpoliticaleconomy,andintheformercaseitiscalleddomesticorprivateeconomy.Onlythefirstoftheseisthesubjectofthisarticle.”就教授的《经济解释》而论,若跟随卢梭的思路,去询问一下色诺芬阐述于《家长》中的古典看法毕竟显得“不合时宜”,尽管对我们现代人来说,里面究竟包含了多少无可匹敌之处毕竟是一个有价值的问题,这个价值主要体现于这样的事实：若要理解卢梭,了解现代政治经济,就不能回避卢梭的斯巴达。卢梭接下来的一段话却是值得全文引述的：“Eveniftherewereasmuchsimilaritybetweenthestateandthefamilyasmanyauthorswouldhaveusbelieve,itwouldnotfollowasaconsequencethattherulesofconductpropertooneofthesesocietieswouldbesuitabletotheother.Theydiffertoomuchinsizetobecapableofadministeredinthesamefashion.Moreover,therewillalwaysbeanextremedifferencebetweendomesticgovernment,wherethefathercanseeeverythingforhimself,andcivilgovernment,wherethetheleaderseeshardlyanythingunlessthroughsomeoneelse’seyes.Forthingstobecomeequalinthisregard,thetalents,forceandallthefacultiesofthefatherwouldhavetoincreaseinproportiontothesizeofhisfamily,andthesoulofapowerfulmonarchwouldhavetobe,incomparisonwiththatofanordinaryman,whatthesizeofhisempireistothatoftheprivateindividual’spatrimony.”孟德斯鸠在描述欧洲封建法律的优美图景的同时,曾无限感伤地承认,“这件事情不会再发生了”。自欧洲走出封建时代以后的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些因其才华和狂妄而出名的人士主张先将一切财富集中于一个人或者一个中央机构之手,然后再由它把财富分配给所有的人,他们认为通过这个办法就可以为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求得永恒的原则。在这一原则中,如柏拉图所说的人对他可以很好使用的东西,或者如洛克所说人对他劳动所得东西,都没有权利可言。不过,这样的想法只见于圣西门的“新世界”,或者摩莱里的《自然法典》。把这些人的观念同魁奈的思想混同乃是一个可耻的错误。今天,这个错误正在支配着经济学家们的头脑。这个错误在他们眼前放射光芒,也把他们封闭在这些光芒之中。魁奈的经济表设计确实暗示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经济改革计划,在这个计划中,少有自由经济的考虑。但是,魁奈超群的天赋至少保证他看清楚了法国当时的社会情状：法国人须先要改革,后要自由。当时法国的处境正如托克维尔所勾画的那样：“当贵族不仅拥有特权,而且拥有政权时,当他们进行统治管理时,他们的个人权力更大,却不引人注意。在封建时代,人们看待贵族近似于我们今天看待政府：为了取得贵族给予的保障,就得接受贵族强加的负担。贵族享有令人痛苦的特权,拥有令人难以忍受的权利；但是贵族确保公共秩序,主持公正,执行法律,赈济贫弱,处理公务。当贵族不再负责这些事情,贵族特权的分量便显得沉重,甚至贵族本身的存在也成为疑问。”我不得不承认,魁奈所领导的学派都是一些德行温厚、平和善良的人,更是正直的法官和练达的行政官；是忠于他们事业的特殊才华在不断引导他们。他本人则洞见到了一个关键的政治事实：“如果国民经受教育,专制制度不可能存在。”人们往往容易对政府滥用权力而招致的灾难感到震惊,便想出了无数对付手段,却毫无用处,他们从根本上忽视了一个真正有效的手段,即就什么是真正的政治权力进行普遍的、持续不断的公共教育。将一种简单得可怜的自由经济引入与之格格不入的制度和思想,这个意图20多年来产生了多少次践行自由的尝试,随后又导致了危害极大的社会后果,直到今天,越来约多的国民对这些徒劳的努力感到心灰意冷,人们终于抛开一个目的,回到另一个目的,不管怎么说,在一个主子下面平等地生活毕竟还能尝到一点甜头。我们今天的处境很类似1750年前后法国的重农学派,不同的是,我们的危机更复杂,更深重。仅仅回顾这个世纪,根本找不到可与我们相比拟的时代,如果魁奈也为活在此时此地而感到头疼的话,那我就只能断言,我们的时代在历史上还未曾出现过。多少世代中,有些人和有些民族的心灵一直仅仅依恋着自由,使他们依恋的是自由的吸引力,是自由本身的魅力,与自由的物质利益无关。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东西,谁就只配享受奴隶般没有担当的浪荡生活。我相信,自有人类社会以来,还找不到一个依靠自己的努力而生存的民族,曾在自己内部建立过贵族制度的例子,就象洛克在反驳费尔默时所论,任何凭借人的努力起来的社会都必须以某种的同意或者共契(consensusuniversalis)为基础,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欧洲中世纪的贵族制度是征服的产物,征服者成了贵族。是武力将这一制度溶入民情,最终它才得以维护自己。它的幸运之处在于当时民族的不开化,上层在垄断财富的同时,也垄断了知识,教士本身就是上层的天然成员。还有一些社会,由于某些机缘,似乎使它成了天生的贵族社会。但不久,它们就不得不重新回到民主。罗马人和继之而起的蛮族的命运就是如此。但是,对于一个已经文明,并且与诸民主强国比邻而居的民族,如能通过加强不平等而日益团结,通过在自己内部建立不可侵犯的特权和惟我独尊的等级而获得成功,这倒真是怪事。民主制度要使一些人感到不快,而贵族制度将压迫另一些人。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你富了,我就穷了——这是一个自行成立和不需讨论的真理。”在现代社会,当人们怀疑某种见解时,最终总是要联系自己的本能和物质利益,因为本能和物质利益比见解更容易看到,更容易感觉到,更能持久。短时间来看,这是现代世界令人遗憾的缺点；长久来看,这是最大和最值得珍贵的优点。我并不是要把自由这门艰苦的艺术分析成一种摆脱了任何物质利益的高贵志趣,让人体味。罗尔斯回归的源头是康德,康德的道德观乃是”自我立法”的道德观,他的万民法乃是美国人的万民法,我重申一下,他是在对美国人说话。但无论如何,我们的处境已经使我们无法回避政治哲学史上最古老的问题,它由格劳孔和阿德曼图斯在《理想国》中向苏格拉底提出：“正义的人是幸福的人吗?”找遍教授的全书,我没有找到任何类似问题的迹象,尽管教授处处都不忘强调他的经济解释不同于所有其他人的解释。最后我不得不承认,我并没有发现有什么重要不同的地方。多少年来,我国经济学工匠们一直在大批量地产生着,各种理论范式也在不停地引进着、生长着、消灭着。据说,有些匠人们能从两个偶然巧遇的抽烟的印第安人那里推导出一整套的治国方略；另据说,只要将交易费用减到最低,即可将国立住了。可惜的是,这么多年来,这些匠人们只是在以不同的方式向人们讲述同一个故事：幸福先于正义,幸福决定正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这些理论都只是一再地改变并适应历史地生发于功利主义的感受。他们讲述故事的内容如下：人人都对“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享有平等权利，引导获利者接受自己的幸福最大化原则；说服少得利者,社会的不平等也是他们的利益所在,只要蛋糕大了,多少会有他们一份。理论一套又一套,东西却没有新的,经济学工匠们所做的一切只能用一句话概括如下：将最大化的当代社会福利原则包含进政治正义的根本原则,并尽其最大的智力,用前者取代后者。看得出,张教授的问题是传统的：一个理性的人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公民社会去生活,而且为什么即使于己不利他也得遵守社会命令?教授假定了一种公私利益和谐一致的政治经济形式。他接受了功利主义的立场,即每一个个体的善就是他自己认为的善,社会事务尽可能满足个体的需要,以不损害他人、不将关于善的观点加于个人、不设定集体目的为限度。在这个构想中,理性人的影子开始出现,并发挥作用。人在这种情形下不可避免地会选择自由制度,因为只要不损害他人,他至少被允许追求自己的目标,而在其他情形下,他就得冒丧失幸福的危险。两害相权取其轻,聊胜于无罢了。据信,这样出来的“制度”可以鼓励社会利用自然之所赐予,确保幸福的最大化。我得坦白承认,关于这个理性人,我最终也没弄清楚所指为何。他既不是亚里士多德阐述于《尼哥马可伦理学》中的懂得自爱的人,也不是洛克自然状态中一心要保存生命并靠劳动致富的人；既不是康德所说的有能力自我立法,并懂得将之普遍化的人,也不是罗尔斯“无知之幕”中晓得中性的“反思平衡”的人。剩下的答案就只有一个了,那就是懂得精明算计、只听从一己欲望的人。假定一个人,他想生活在社会里,如果问他所希望的社会是什么样子,他就会描述一个社会,符合他自己的善的观念,并能保证他幸福。但是,这样的人也应该知道,他人的善的观念别有洞天,两相掣肘,自己的观念不可能占上风,就算占了上风,也不可能说服别人接受。只知道必须有一个欲望的目标并非不合理,但是仅仅凭借这一点就指望人们协调一致,并博奕出一套自由制度,这着实令人称奇。教授的处方包含了权利平等尺度下的自私算计,但这并不能保证私利和公共的善之间的冲突就此消失,毋宁说教授更激发了这种冲突。何以保证“制度”?人怎么可能期望加入一个不能与他人一起增进幸福的组织?即使被迫加入,又怎么可能对这样的制度保持忠诚?细想之下,除了诉求人们在公平游戏形式下的微弱的公共精神之外,教授还能提供什么保障资源呢?这样的公共精神只存在于真正的公民社会开始之后,而教授也还只是在考虑这样的社会怎么建立起来。野心必须作用于野心,权力必须作用于权力,美国立法者们所提供的基本教训在教授这里令人不可思议地消失了。教授的整个理论若要在逻辑上成立,必须首先满足这样一个前提：欲望足以为人们提供一个靠得住的自私根据,并且能够普遍化，确保人们忠诚于一个致力于保护他们的制度。恰恰是这个前提,在教授这里无法取得任何支撑,因为它本身是作为前提存在的。欲望并不足以保证合法行为,如果制度中的人们,或者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忘记了这种保护的本质,他们有了自足的观念,他们追逐财富和荣誉,违法以求欢,教授将凭借什么来制约这些人,确保他们尊重制度,不至于象恺撒那样当着元老院的面大放厥词,说共和国算个屁呢?如果有人精明至此,嘴上不这么说,暗地里却在这么做,教授又能采取什么措施呢?不要忘了,成就这套制度的人都是欲望极强,并只听从欲望\且精于算计的人。更重要的是,宗教说服了另一些人,生命并非最重要的事情,以一种“更高级”权威的名义鼓励不服从公共权威,于此,“制度”又将安在呢?教授给予我们的,是以欲望和激情取代正义,以社会和经济取代政治和宗教。但是,一旦自我实现的欲望取得优先地位,顺从的动机也就荡然无存。“制度”,不管它是新的还是旧的,只是一个苍白的抽象,不足以提供任何可靠的保障。教授暗示,只要未来新社会的成员遵守制度,事情就算成了。但为什么强者会同意一套制度,为弱者的利益作出牺牲?弱者既然意识到了事情的原委,又怎么能说服他们加入这套制度?公和私要么和谐,要么根本就不和谐,如果不和谐,在两者间将如何裁决?或者说,谁判决?谁解释?在教授的这本书中,我找不到任何资源可供回答这个问题,这是因为在这本书中,我还没找到这个问题本身。而这个问题,恰恰也是来自盎格鲁-萨克逊世界,来自霍布斯.教授是个个人主义者,却不愿承担个人主义严峻的理论和实践后果。真正的契约论思想家都为类似的问题殚精竭虑。康德首先是一个严厉的道德家,他要求人能自我立法，他的道德观念中充满了奥德赛英雄主义。他认识到,必须在自然满足和道德行为,公与私,特殊与普遍化之间作出选择。这种张力使人们不可能简单地成为整体。正义情操与自私情感之间势均力敌,难分上下。教授不喜欢这样的选择,所以这样的选择就消失不见了。在教授懒散的社会中,个体自我克制的斗争无家可归。卢梭坚持自然倾向只是一种惟利是图的道德,决无可能为一个恰当的社会提供基础。如果要普遍化,如果要关注他人就必须发现更高的普遍根据.卢梭发现这一根据在于普遍化的个人愿望,把自己当作一个公民,而不是一个自然人,虽然这么做的动机仍然是自保的自然欲望。自然人和公民有天壤之别。在教授的理论中,公民同样无家可归。我们能想象一个没有公民的国家吗？契约论思想家坚持了一条根本的界线,即恐惧死亡(霍布斯)或者保存生命(洛克)是人最强烈的欲望,他们从消极一端取其意义,而教授却坚持有关幸福的诸多乐观的积极目标。从这些乐观目标中,我们仅仅得到一个更加乐观的许诺：只要遵循之,就会更加幸福。契约论思想家试图表明,事实中的冲突证明了观念上一致的不可能性。他们从这幅最惨淡的图景中汲取希望，并使政治哲学成为可能。即使人们关于善的观点处在“诸神冲突”当中,无法调和,只要人们在恶的观点上取得一致,并且有除恶的倾向,也能达成坚实的基础。这一结果的前提是减小对幸福的留恋幻想。对于幸福的若干幻想,看似就要到来，它却如但丁所说,“放弃一切希望”；对于“制度”和谐的几许指望,看似抓住了它,它却如帕斯卡所说,“永远消逝了”。在霍布斯,死亡是破坏契约的自然制裁,实在法仅仅从这种制裁中推演出来,并从人的自然中取得恒久的力量。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证明了死亡恐怖无可匹敌的残酷,面对此负面事实,明智之士必定同意,变幻的幸福目标不值一提。而在教授的理论中,这一切都没有了。对死的恐惧消失,进入公民社会并接受其规则的动机也一同消失了。教授对于进入公民社会的理由非常模糊,非常不可靠。教授没有致力于任何人性的确定观点,经济人也好,理性人也好,只是一堆欲望的束集,一堆数字的演算，我有三板斧子我怕谁。说白了,只是制度和欲望的奴隶,既不自由,也不理性。因此,仅仅在服从法律的意义上归附于一个社会、一套制度,对于人的自我实现是否真的重要?这样一个问题既没有被提出,也没有被提出的可能。伴随着畏惧死亡的第一动机的消失,对违反契约的制裁也消失了。在公民社会,契约受实在法及其惩罚的保护,而先于公民社会,神圣惩罚(柏拉图)或者自然惩罚(霍布斯\洛克)要么没有,要么就是绝对必要。在这个最低点上,霍布斯不指望作任何妥协。欲望和幸福观驱使人们破坏契约,没有制裁,没有权威,傻瓜才不去做。无论如何,人生不是游戏,人自然而然,公民社会却只是一套约定,它的基础只是人的同意。霍布斯诉求权力,而教授诉求幸福。霍布斯的主权者拥有绝对权力,他超越于社会契约之上,他不与人世的任何个人势力或团体势力立约,他直接从超越人世的全权上帝获得权力,凭借这个权力,他制定正义规则,并打击高傲者,安抚被征服者。对人间的冲突作出审判和裁决,并负责解释。他时刻洞察人间,准备随时拒绝个人欲望的不合法的诉求和行为。怪不得古希腊城邦习惯了请一个陌生人来为自己立法，若没有这样的陌生人，就让本城邦的立法者在立法之前先出去远游一趟。就霍布斯的权力观念,我只能说：权力导致正义,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正义!我不知道教授到底从盎格鲁-萨克逊世界学到了多少自由的艺术。当年,作为政治思想家的英王詹姆斯一世就“kingship”问题向国会发表演讲,在给儿子的信中,这位王者重申了这次演讲的主旨,他引古罗马诗人维吉尔来概括英国人对自由的看法：“[T]uregereimperiopopulos,Romane,memento(haetibieruntartes)paciqueimponeremorem,parceresubiectisdebellaresuperbos.”翻成我们的语言就是：“你将以帝国统治万民,罗马人,你要记住,这是你的艺术——以法为和平的王冠,施恩于被征服的人民,并摧毁高傲者。”洛克在他的《政府论》下篇章16专辟一节论“征服”，对这个演讲进行了评论，对本国的统治艺术给予了高度的赞赏。自由,对于英国人而言,似乎首先并不是在其独立的意义上来理解的,而是首先被理解成一种统治的艺术,一种审慎的、练达、有时又是狡猾的辅佐帝国秩序的有效手段,即parceresubiectisetdebellaresuperbos——“施恩于被征服者,并摧毁高傲者”。回顾上个世纪的盎格鲁—德意志战争因此就具有了象征性的意义。在抵制德意志虚无主义并守护现代文明的同时,英国人也守护了文明的原则本身。这场战争已经渐渐远离我们,它所表征的意义却将永远临在我们当中,只要人类仍在继续“历史”。德国人在一个关键时刻选择希特勒作为他们的领袖的同时,他们已经不再拥有认取帝国统治正当性资格。是英国人,而不是德国人,值得并持续成为一个帝国民族,因为只有英国人,而不是德国人,才懂得为了值得成为一个行使帝国统治的民族(regereimperiopopulos),必须花上很长时间去学会帝国统治的艺术——“施恩于被征服的人民,并摧毁高傲者”。有数个世纪之久，德国人始终都只能守着自己的狭隘乡土，满怀嫉妒和怨恨地盯着英国人。美国人,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开篇所指出的,乃是英国人的后裔。在《联邦党人文集》的篇1、6、10、11、16、26、34、37、38、41中,Publius重申了这项作为帝国统治艺术的自由技艺。以致于作为法国人前来考察的托克维尔不无嫉妒地感叹说：我“情不自禁地相信,他们总有一天会成为地球上的第一海上强国,他们生来就是统治海洋的,就象罗马人生来就是来统治世界一样。”作为对比,托克维尔分别描述了西班牙和俄国,值得全文征引：“当年,西班牙人曾用他们的猎犬象追逐野兽那样去追逐印第安人……与西班牙人相反,美国人对待土著的态度还有点讲究规矩和法制的表现。只要印第安人愿意保持他们的野蛮状态,美国人决不干预他们,而以独立的民族对待他们.在按照条约规定的手续购买以前,决不允许任何人占有印第安人的土地。当某一印第安部落因不幸事故而不能在原地上生活下去时,美国人会向他们伸出兄弟之手,把他们送到远离故土的一个地方去,让他们在那里自消自灭……西班牙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使自己遭受奇耻大辱,以史无前例的残酷手段,也未能灭绝印第安种族,甚至未能阻止印第安人最后分享了他们的权利。而美国人用十分巧妙的手段,不慌不忙,通过合法手段,以慈悲为怀,不流血,不被世人认为是违反伟大的道德原则,就达到了双重目的。以尊重人道的法律消灭人,可谓美国人之一绝。”与俄国人的对比如下：“当今世界上有两大民族,从不同的出发点,但好象在走向同一目标。这就是俄国人和英裔美国人。这两个民族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壮大起来。当人们的视线只顾他处的时候,它们突然跻身于各国之前列,而全世界也几乎同时承认了它们的存在和强大。其他一切民族不是停滞不前,就是历尽千辛万苦地前进。唯有这两个民族,正沿着一条还看不到尽头的道路轻松而神速地前进。美国人在与自然为他们设置的障碍进行斗争,俄国人在与人进行搏斗。一个在与荒野和野蛮战斗,另一个在与全副武装的文明作战。美国人的征服是用劳动者的犁进行的,而俄国人的征服则是靠士兵的剑……前者以自由为主要的行动手段,后者以奴役为主要的行动手段。他们的起点不同,道路各异。然而,各自都好象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终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运。”托克维尔以这段话结束了《论美国的民主》的上卷，5年后,托克维尔出版了这本天才著作的下卷。托克维尔提早一百年预言了俄国人的未来,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未来已经成为过去。一个庞大的帝国顷刻之间灰飞烟灭,我们不禁心生感慨：俱往矣!这恰恰印证了作者本人在著作第一章结尾处的感叹：“真是怪事!一些生存得好好的民族,竟从地球上消失得无踪无影,以致他们的族名都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他们的语言都已失传,他们的荣誉也象没有回响的声音那样消失得干干净净。但是,我认为,还有一样东西可以使人们想起他们,那就是他们留下的可以纪念他们过去的坟墓。人类劳作的最经久纪念物,还是最能再现人生空虚和苦难的坟墓!”托克维尔机锋暗藏地拒绝预言俄国人进一步的未来,但他还是留了一座坟墓供我们在今天去想象和凭吊.人类历史总有许多前身后事供我们参考。想想当年的日尔曼大将阿里奥维图斯,骁勇善战,但过于狂傲野蛮。狂傲自大使他无缘认识到和平技艺与自由德性对政治统治的重大意义.他攻陷高卢之后,以严酷暴政施加于被征服者,招惹众怒。高卢人民忍无可忍,派信使到罗马祈求外援,此正合罗马帝国的征服计划,恺撒因此以“解放者”身份进击高卢,并摧毁了这个高傲者,随后在高卢土地上植入罗马的帝国自由理念,高卢由此走出日尔曼人丛林暴政,但却走进了罗马的帝国版图,成了万神殿的一员,情愿也好,不情愿也罢,还能说什么做什么呢?同样作为法国人的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一再提请人们高度关注恺撒的名著《高卢战记》，就如同托克维尔提请读者注意俄国人的命运一样。我不知道教授领受了多少盎格鲁-萨克逊或者美国人的风情,我更无法通过教授的文字获知教授习得了几许自由的艺术。那好,就让我们领教一下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吧。斯密关于自然正义的见解在根本上要依靠他阐述于《道德情操论》中的“公正的旁观者”这一设想。“公正的旁观者”是一个设想中的人物,他代表全人类观察并评判每个人的行动。从这一观点作出评判意味着没有人能够有正当理由偏爱自己,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例外于一般准则。斯密说：“正象爱我们自己一样去爱我们周围的人,这是基督教的不朽法则；同样,象爱我们自己一样爱自己,或者,结果都一样,象我们认为周围的人爱我们一样爱自己,是自然的伟大律令。”公民社会的目的不是在道德上完善人类的本性,或者保障少数人幸福的完满，而是确保非常精心构想出来的公正。“纯粹的公正,在大多数情况下只不过是一种消极的美德,它只能阻止我们不伤害我们周围的人。一个人如果勉强控制住不对周围的人进行人身、财产或名誉上的侵犯,那么可以肯定他没有什么积极的优点。”公正意味着做“他的同类以合宜性标准来强迫他做的每一件事情,或者是做那些如果不做就可以惩罚他的事情。”在《道德情操论》的结尾处,斯密用一段话来论述自然的法理学、正义以及自然的平等法则.他认为所有这些都是“一系列的原则,这些原则应该贯穿所有国家的法律,而且同时也应该是所有国家的法律基础。”他许诺在以后的著作中再探讨这一题目。他唯一的另一本著作是《国富论》，关于他许诺的法理学问题或者国家问题的相关论述,斯密令人难以理解地在弥留之时让朋友当着他的面烧掉了。谈论斯密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尴尬的事情,他许诺了一本关于国家和法理学原则的书,却又把它付之一炬,因此,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之间,我们丧失了一座关键的桥梁,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意味着在经济和政治之间,我们也要丧失一座关键的桥梁,也无法确定斯密是不是要在他烧掉的书中谈论帝国的自由艺术。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国富论”的标题本身已经表明了一个重大的事实,斯密要谈论的是nationalwealth,而决不是什么wealth本身。那只手虽然看不见,毕竟还是只手,斯密终究还是给我们留有空间去询问：谁在操作这只手?谁在施行统治?谁在负责判决和解释?斯密当然不会忘记他的同族先驱霍布斯的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最终都凝结为政治哲学悠久传统最核心的问题：谁应当统治?毋宁说,这只手正因为其看不见,才使“自然的智慧”更加需要支撑,需要界定。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有一则关于英国人的评价值得注意：“英国几乎不同别的国家订立关税协定；税率随着每次国会的更易而更易,它常常取消或增添某些个别的税。英国希望通过这种措施来保持它的独立。它对外国在它那里经商极端嫉妒,很少缔结条约来束缚自己,而专以本国的法律为依据。[另起一段]别的国家为了政治的利益而牺牲商业的利益；英国却总是为了商业的利益而牺牲政治的利益。它是世界上最能够同时以宗教、贸易和自由这三种伟大事业自负的民族。”这段话构成了《论法的精神》卷四章20节7的内容,标题是“英国贸易的精神”。任何读者都不难注意到两段话里的矛盾。前一段强调国家独立和国家利益对商业利益的优先地位；后一段却又指出,“英国总是为了商业的利益而牺牲政治的利益”。孟德斯鸠把这个矛盾的解决归结为英国人的“自负”。但这种“自负”并非没有来源。在紧接下来的章21同样的第7节,我们立刻得到了答案,孟德斯鸠写道：“我们应该谈谈雅典的海上霸权.色诺芬说：‘雅典在海上称霸；但是阿提卡和大陆是连接着的,所以当雅典人出征远方的时候,雅典却受到敌人的蹂躏。雅典的首脑人物听任他们的土地受到破坏,而把他们的财产运到岛上保存起来。老百姓没有任何土地,所以没有任何忧虑。但是,假使雅典人居住的是一个岛屿,同时又控制了海洋的话,那么他们做着一天海洋的主人便将有一天的势力去进攻别人,而自己不受损害。’”在引述了色诺芬的这段话后,孟德斯鸠给出了一句简单却精妙的评论：“你也许要想,色诺芬这里说的是英国吧!”不妨设想一下英国人的这种岛屿处境给他们带来的天然优势：如果欧洲大陆列强可以对英国实行大规模海战,对付海战总比对付陆站容易得多,而且危险较小。海战只需要一种武力。在商业国家,只要人民同意向政府提供必要的资金,就会永远拥有强大的舰队。而且让人民在金钱上牺牲也比让他们在生命和人力上的牺牲容易得多。海战的败绩也损害到战败国本土的生存、独立和民情；如果取胜,则受益巨大。这种妙手空空的无本大买卖何乐而不为呢?何况,英国海军自从决定性地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以来,何尝不是把凯旋当成了习惯呢?上帝赐予英国人一个英吉利海峡的曼妙优势,美国人则把这个优势决定性地扩大成了整个大西洋,以致于托克维尔甚至多次为美国民族少经受“战争”敲打而表示了担忧。紧接其后,孟德斯鸠便以对希腊人如何经商的长篇描述最终完成了这一节。他说：“雅典人心里充满着追求光荣昌盛的计划；他们增加了嫉妒,却不能增加影响；他们较多注意扩充他们的海上霸权,而较少注意享受这种霸权……雅典人本来有希望经营庞大贸易,因为他们有矿山事业,有众多的奴隶,有大量的航海人员,对希腊各城邦有权威,而且最重要的一项是,他们有梭伦的善好法律。但是雅典人的贸易却局限于希腊和黑海,他们就从这些地方谋得生活。”对于希腊人的经商的探讨以一段反讽的话收场：“希腊的运动会,好象是供全世界玩赏的；它的庙宇,列国都加以供奉；它的节日,集合了来自各地方的人；它的神谕引起了八方的好奇心和注意。末了,它有高度的艺术和风趣,任何人想要在这方面超越它,必将败露自己对它的艺术\风趣的无知。所有这些东西曾如何给希腊带来繁荣啊!”谁不晓得卢梭对“科学与艺术”的虚假繁荣的嘲讽!谁不晓得卢梭对波斯和斯巴达德性政制的赞赏!事实上,我们用不着走那么远,在紧接其下的第8节,孟德斯鸠给出的标题正是：“亚历山大及其征略”!而第7节的标题是“希腊人的贸易”。通过这种方式,孟德斯鸠是不是在告诉他的读者：希腊人的贸易方式命定了就是在等待亚历山大的征略呢?如果我们尝试把“希腊人的贸易”作一个完全相反的理解的话,就不得不承认,那恰恰就是孟德斯鸠阐述于前一章第7节却欲言又止的“英国贸易的精神”，我们也因此可以得出一个自然的结论：孟德斯鸠对英国式商业共和国的推崇和赞赏,乃是因为英国式的商业共和国支撑了帝国的自由技艺,对商业的赞赏乃是出于对帝国自由的赞赏!正是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洞察亚当.斯密的节点。斯密许诺的那本书还是出来了,是从斯密在格拉斯哥授课时的一个学生的笔记整理出来的。在序言里,编者告诉他的读者：“把一个大学生的笔记拿来刊行,这是否妥当确有疑问。演讲者常常发现,显然最健全的思想,经过他的学生的头脑或笔记,便大大变质。可是,许多古代最伟大教师的教诲,都是由听过教师口授的学生所作的记录传下来的。”在这方面我们不难想到柏拉图就苏格拉底的言行所作的“笔记”,或者尼哥马可就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所作的“笔记”。编者继续向他的读者保证：“关于这本笔记,我们晓得这位学生是个忠实和理智的人。我们有最不平凡的方法来断定他的工作的准确性。我们发现他的工作经得起最严格的考验……假定笔记是无可指摘的,人们还可以下述理由来反对它的出版：这是对亚当.斯密的大不敬行为,因为这违反了他临死的愿望。”对此,编者提供了一种如何面对经典作家的态度：斯密在格拉斯哥任教时,曾对学生说过下面的话,“人们对一个已死的人,只有当脑海中还留有鲜活的印象时,才会怀抱敬意；对财产的永久处置权显然是荒谬的。”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斯密的主题是“公法”，在论述了政制的各项原则,以及共和政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以后,斯密立刻将谈论的主题转向了“自由是怎样失去的”。斯密说：“处在上述情况的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城市,并在临近地区拥有一小块领土,它们必须在自己的古老边界内闭关自守,或者通过侵略来扩大他们的领土.换句话说,他们必须是防御性共和国,或侵略性共和国——这些名称可以说是适当的.古希腊各邦是前者的好例子,而古罗马和迦太基是后者的好例子.我们现在要来说明每一个这样的国家是怎样失去自由的,首先要说明那些防御性国家是怎样失去自由的.”斯密的自由首先是帝国的自由.在谈论人民权利以及各种私法之前,斯密首先探讨了“公民权”，这一节因此成了随后关于人民权利和私法体系的讨论的总前提,他们只有在确立了公民权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成立,“谁享有公民权”的问题对于私法体系来说,便获得了首要的意义。就这个问题,斯密指出：“在蛮族国家,对于外国人和敌人,他们使用同样的词语来表示.在古罗马,每个外国人都是敌人……在不列颠,外国人不能购买地产,也不能继承土地财产,也不能提出关于不动产的诉讼.他不能立遗嘱,因为这是财产权的最大延伸,而且是基于对死者表示敬意和深情,外国人不能享受这个权利……在不列颠,取得公民权的方法有两个：第一,通过归化证明书,这是国王特权的一部分；第二,通过入籍法案,这是议会的权力。”至于外国人,斯密强调,他们或是外国友人,或者外国敌人.在他们和国王作战或损害国王的情况下,如果他们受法律保护,就按叛逆罪处置他们;如果不受法律保护,则按军法处置.“谁是一个国家的人民”、“谁是公民”,斯密以这两个问题结束了公法部分的讨论,同时开启了私法部分的讨论。在苏格兰启蒙精神的背后,隐藏了多少马基雅维力的政治风骨呢?又隐藏了多少帝国统治技艺的诉求呢?斯密以这样的话作答：“一个商业国可能在国外有强大的力量,可能以海军和常备军保卫自己,但在海陆军已被打垮,敌人已侵入国内以后,征服便易如反掌.对于罗马和迦太基也适用这种说法.迦太基在国外常常得胜,但当战事蔓延到国内时,他们便打不过罗马人.这些是商业精神的害处：人们的思想受到束缚,以致缺乏高瞻远瞩的能力；教育被轻视,至少被忽视；勇气几乎完全消沉.如何补救这些缺点,是值得认真注意的事.这样,我们讲完了法理学的头三个部分,即法律、政务和岁入.现在我们来讨论军备。”斯密以对军备和国际法的讨论结束了这本书,也完成了他的帝国的自由技艺。竟是如此周全的帝国自由技艺！我仿佛看到了罗马天主教权威形象的回归，在那里，统治者是牧人，人民则是羊群。前者时刻注意并细心看护后者。在《国富论》当中，斯密提出了一个未被在他之前的社会加以思考的观点：国家经济生活的大部分，必须处在商人和企业主的管理之下。不过，他对这伙人的谴责有时候是惊人得严厉。他反对他们主要是因为他们对获利的专注使他们同其他社会阶层和整个国家处于狭隘的冲突之中。因此，斯密指出，有必要运用统治的智慧，以防止他们的危害，防止他们出于自私利益的干扰，而只自由放任有益的活动，即他们的生产性活动。斯密并不象自由放任政策的某些倡导者那样后来变成了教条主义者。斯密并没有设想自己是在面对劳动大众详细地为资本主义辩护，象马克思致力于面向大众公开谴责资本主义那样。斯密坦率地暗示，他认为在分配秩序的基部存在着某种他所谓的“道德不规则”的东西，但所有人的相关利益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这种“不规则”的重要性。斯密并没有将自由企业形式称为“资本主义”，而是将其称为“自然的自由制度”，或者是一种状况，在这种状况中，“人们让事物朝其自然进程发展”。对斯密来说，“自然”意味着人类不能妨碍或阻碍的东西。让“自然”自然地发展下去，让人类按其本能的驱使发展下去，只要与“整个社会的安全”是一致的就可以。我们首先得承认，自然的与人为的、人的计划，或者强迫性安排是相反对的。但同时，世界上没有比既聋又哑的自然发生的不可阻碍的命令更顽固、更带强迫性了，而人类自由的动力恰好却在于他的理性能力，在于他的各种发明设计当中，在政治领域，我们不妨举立法者的例子。在这里，我们实际上遇到了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时所遇到的那个根本的难题：一方面他认定民主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自然进程”，在这一进程中，美国的民主生活方式否认了为任何一种生活方式立法的可能，因为它是“自然”的；但在另一方面，恰恰是这种生活本身本身又必须通过立法而确立起来。托克维尔没有明确回答这一难题，尽管在一开始就暗示了他的答案：美国这个国家及其人民的最伟大出现在联邦解体之时，人民诉求制宪权；它的伟大之处在于，人民在关键时刻没有听从自己的欲望或者利益，而是选择了跟随为数不多的几个伟大立法者一起前进!通读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的考察后,我们往往轻易就得出了一个错误印象,即认为不可抗拒的民主进步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一直占据绝对优势,并认为这是一个如托克维尔所说的“自然的进程”.发生错误的原因在于,我们仅仅将对平等的期望作为一种“激情”、一种几乎是发自内心或者出于本能的诉求来对待的.事实上,在早期的不发达社会,民主根本就没有任何地位可言.只是历史的不断作用才把民主推向正当的地位,而革命行动的出现又把它变成是惟一的和至高无上的东西.试看一下18世纪的英国.当时它的每个人民都对自己很满意,所以,认为他们的制度样样都好,没有可以谴责之处,甚至觉得它的一些明显欠缺也是好的.但在今天,或者说,自从边沁头脑里的一束光芒照亮了这套陈旧的体系之后,决大多数英国人好象又都认为他们的制度在许多地方是有欠缺的,甚至是愚蠢的.那么,究竟是18世纪的英国人对呢?还是今天的英国人对呢?对这个问题,恐怕任何人都无法提供一个明确的\或是或否的答案.不错,民主的诉求一旦与极端的平等激情相结合,就容易蜕化为专制主义,这并非什么新鲜事.但是,民主之所以具备这样的倾向,原因并不在于民主本身,而是因为陈旧的权威体系和自由能为人民大众所做的事情太少了.孟德斯鸠说专制的原则是恐惧,他只说对了一半.如果说在这样的政制里,人民恐惧主子的话,主子也在恐惧人民.恐惧是相互报答的,并且在方式和程度上都是对等的.这种相互的恐惧使得主子无缘认识帝国自由的技艺,使得人民丧失了正当的权利观念和义务观念,更丧失了公民精神和民族自豪感.主子不敢也不想在德性和知识两方面教育人民,人民为了活着,根本就无暇顾及生存之外的事情,他们只能偶尔抬头看看周围和上面.大多数民众被抛弃在完全的无知\悲惨的贫困之中,他们并不是被政治或者权力上占尽优势的敌人,以公开冲突的方式赶出自己的土地的,相反,他们是在日常经济生存这一无声而惨烈的斗争中变得每况愈下的.他们背井离乡,走向黑洞洞的未来.更糟糕的是,这些为生存而不断迁徙的人,对自己的权利、前途和本身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他们每天都在产生新的雄心和新的希望,他们在内心里在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但他们总是照例无法达到目的.面对现实的巨大反差,他们已经开始以一种朴素的方式去询问:这是为什么?经济学工匠们只知道社会在经历变迁,幸福的计算方法也需要更换,殊不知,这些时刻处在迁徙之中的人群,他们的内心也在经历迁徙和动荡.在他们眼里,服从逐渐失去其道德价值,他们不再认为服从是某种神圣义务,并且开始从自己没有过上一般的人的生活的观点去看待服从.在他们看来,服从即不神圣,又不正义.他们越来越把服从看成是一种虽不光彩,但可以求生的行为.他们之服从法律,仅仅是因为如果违法,就可能使自己的情况更艰难.他们的脑海里开始浮现出一种模糊而不完备的平等观念,尽管他们还再进一步确定:他们有权享有的平等是处在奴役的地位中就能获得呢?还是在摆脱奴役之后才能获得?在内心深处,他们对自己所处的受人支使\但能获得收入的卑贱地位表示反感.他们对奴役工作所带来的好处表示接受,但他们对主人本人并无好感,相反,他们也希望自己成为主人,并开始试图了解自己为什么没有成为主人.为此,他们把一切支使他们的人都看作是在非法剥夺他们权利的人.最终的结果是,无论是主人还是被主的人,双方都无法分清权威和专横\自由和任性\权利和本分的界线,谁都没有正确理解自己是干什么的,自己能做些什么,自己应当做些什么.事实上,如果把这个点上所存在问题的深重和可悲扩大到整个社会来看,我们就不难构想出整个社会的形象了.在今天,民主的命运仍然悬而未决.但平等的激情已经成为人们的最强烈诉求.来自外部世界的影响正在逐渐将这种激情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清晰地向下扩散,国内不提供这种知识，他们就向国外去寻求，另一方面，人在其内心里也决无可能放弃自己的意志和本能.从整个历史来看,这种激情是新出现的事物,但就生活在今天的每个人或者每代人来看,这种激情则由来已久.他在出生时就沉浸在这种激情之中,他在成长中获得的首批观念也是由这种激情来塑造的,他在死去之时,则会因为这种激情没有得到完全满足而留下遗憾甚至愤恨;他的孩子会继承他的激情和习惯,并进一步和自己的意志和理智更牢固地结合起来.当身份极不平等，且各个等级已经严格划定的时候，最大的不平等也不刺眼；而在人人划一的时候，一小点差别也会引发不快；若不设法加以阻拦，时间会让这种不快变得无法忍受，并会伴随巨大的社会能量。有些人在民主尚在成长的时候,便急于攻击民主,说它是一种敌对的力量;另一些人则已经把它作为无中生有的新神加以膜拜.但是,双方往往对他们所仇恨或膜拜的对象未有全面认识之前,就在黑暗中乱打,结果只是偶尔能击中对方一下.这样的争论既旷日持久,又毫无结果.而现实给我们进行选择的时机已经越来越少了.民众要平等,如果得不到独立的平等,也得要奴隶的平等,若人民执意要当奴隶,谁还有能力阻拦呢?假如已经没有进行选择的时机,而最高权力不征求任何人的意见或同意,就把你推进两种政府中的一种,那你至少应从你被推进的那个政府汲取它可能提供的全部好处,并在你认清那个政府或善或恶倾向之后,竭力抑制后者,促进前者.自由经济的设想是面对一个新社会进行的,毋宁说,它在尝试组建一个新社会.这种设想平等地诉求所有人的平等激情,但陈旧的社会组织所提供的空间只能满足一部分人的激情,并在满足的同时,也使这部分人的欲望变得更加强烈和没有节制;同时,另一部分人的这种激情也在相应地日益尖刻和剧烈,但原因相反.自由经济的设想一旦道成肉身,在任何的社会制度和民情状况中,都能将人们的激情和欲望解救出旧制度的藩篱,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能在同时恰当引导这种激情、并在必要时候能对之加以控制的政制却少之又少,往往出现的情况是:它平等地解救出了两部分人自我实现的欲望,却只能眼看着它们出走,按照相反的方向走下去,直到天涯海角,终有一天,双方要么不再会面,要么就以战争相见;一方不战则亡,一方不亡则战;或者结果都一样,一方不亡则战,一方不战则亡,你总不至于要求双方降低”战争”的交易费用吧!国家的边界却仅仅停留在中途的某个点上,在人们身后,这个点越来越远.这时,人们看到的国家只是一个虚弱而模糊的影子,他们不再从国土去看国家,因为他们认为国土已经变成一片不毛之地;他们不再从祖先传下来的习惯去看国家,因为他们把这些习惯看成是羁绊;他们不再从宗教去看国家,因为他们不知道宗教;他们不再从法律去看国家,因为他们不再自己制定法律;他们也不再从尊重立法者,因为他们害怕和鄙视立法者.于是,他们觉得一无是处,只认为自己对.他们虽然排斥了原先的偏见,虽然他们的道路相反,但他们有一点相同:都不承认理性的王国.任何社会都存在等级的区分.在美国,人们虽不认为各个阶层有同样的义务和权利去做同样的事情,但对各个阶层的作用却做同样的估价.各个阶层的命运虽然不同,但作为人来说,各自的价值则是相等的.他们虽然不认为下层也要以和上层同样的方式运用自己的理解力和智力,但他们坚信,下层的理智同样清晰,下层的理解力同样可靠.在美国,立法者一直在努力提高下层的地位,对于经济上不占优势的下层,立法者竭力在智力活动和道德领域中把他们提高到与上层相同的水平.美国立法者所做的工作也正是当年梭伦在雅典所做的工作,即,将“认识你自己”的德尔斐神谕从贵族手中拿走,给予下层民众,并且是主要地给予民众.联邦宪法就其意图而言,就是对德尔斐神谕的再解释.在美国,民情接纳了这个解释,并且这个解释也塑造了民情的主要部分.就象托克维尔所说：“他们使我觉得他们对民主进步的真正含义有令人钦佩的理解。”如果有人要问:美国惊人繁荣和国力蒸蒸日上的原因何在?答曰:应当归功于它的下层的优秀.除此之外,还有更可靠的说法吗?难道归功于它的经济学工匠们的幸福主义“制度”设计吗?在美国,民主使整个社会洋溢着持久的积极性,具有充沛的活力,充满离开它就不能存在和不论环境如何不利都能创造出奇迹的精力.立法者把人民主权原则确立为政制链条中最后、最牢固的环节,同时也把英裔美国人天生的关于独立的模糊观念和本能冲动牢固确立在人们心灵当中.他们理解了民主的真正好处,并因此收获了民主的真正好处.在我国,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一个富家孩子的生存竟然要数个穷人孩子的生存或者死亡为代价,无论我们今天如何责怪卢梭,卢梭至少不失先见地指出了:在法国,象巴黎这样的城市垄断了全国的精华.物竞天择的结果,并不一定象我们当中的乐观者所想象的那样,总是使高等的或者更有智慧和德性的人群胜出.我曾仔细观察过城市的小孩.他们从小就获得了一种家庭小霸王的权力,他们在人生中获得的首批观念中,就有他们生来就是发号施令者这个观念.他们养成的第一个习惯,就是叫奴隶们百依百顺地听他们指挥.因此,教育成功地把城市小孩培养成傲慢、狂暴、易怒、急噪的人.他们穷奢极欲,遇到障碍就不耐烦,一遭到挫折就泄气.更可怕的是,对欲望的无限听从和满足也使他们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和尊严.他们内心里没有善恶知识,根本没有理由指望他们在关键时刻成为柏拉图笔下的“城邦护卫者”或者“法律护卫者”.他们永远也不会明确知道“自我”是什么或者意味着什么,不会知道自己是在和什么人打交道;他们丧失了在敌-友之间作出划分的基本能力,甚至于要认清自己的朋友也得等到重大的关头,也就是说,要等到不可能再有更多时间的关头.因此,他们随时准备向任何人、任何力量伏首称臣,只要能满足欲望,他们并不打算考虑欲望之外的东西.极端的傲慢和无限制的奴性在他们身上乃是天然的一体.导致罗马灭亡的也正是这样的结合.在同一座城市当中,我也见到了一些农村孩子,他们跟随父辈前来城市讨生存,他们接受教育的地方叫作“打工子弟学校”.(相关内容可见张守礼先生于《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4期的文章,感谢张先生提醒我注意这个问题)我曾深入观察过这些孩子,他们的身体在城市,但他们永远是城市里的游荡部落,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财富上的匮乏,而是因为他们的灵魂在农村.他们在摇篮里就没有见过有奴隶在他们周围转来转去,或者我干脆就没有发现他们有过所谓的摇篮期,他们早早就学会了洞察人间的善恶,一旦洞明,他们就对此产生了顽强的意识和应付能力.即使将来他们为恶,也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有恶,而是相反.他们通常都得自食其力,就象鸟类中的鹰隼一样,只要出巢就不再回来.他们一进入社会,匮乏的观念就从四面八方向他们的脑际袭来.因此,他们很早就学会准确地判断自己权利的天然界限,践行自力更生.他们决不想屈从于强加他们身上的命令,他们有着农村孩子天生的顽固;而且他们知道,要想得到他人的支持,就得赢得他人的信任,并示之以威.在他们马基雅维力式的禀性中,时时透露出狮子的威严和狐狸的练达.因此,他们办事有耐心,思想缜密,对人宽容,行动从容不迫,定出计划就坚持到底.我曾亲眼目睹过他们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采取的一次行动.当他们突然被告知这座城市已经容不下他们的一张破旧书桌时,大人们都不在,老师们都已离开.他们在刹那间就联合起来,手拉起手,捍卫自己的教室.这是他们在瞬间采取的自主行动,中间没有任何哭闹.他们行为的合宜性表明他们对敌对力量的性质有着清晰的洞察;他们表情的镇静表明他们对自己能够做些什么、应当做些什么有着明确的把握.从任何角度考察他们的这次行动,我都禁不住为他们所透射出的见解和才干感到无限吃惊,为他们对人世间善恶知识的把握佩服得五体投地.在他们身上,我依稀看到荷西俄德阐述于《工作与时日》和维吉尔阐述于《农事诗》中的那种沉稳的大地品格;我甚至可以说在他们身上看到了马基雅维力阐述于《君王论》中的大地精神.尽管他们还小,这些品性还仅仅初露端倪,但我们始终有理由象亚里士多德那样,期望一颗种子长成成熟的植株;尽管他们还因为对城市里繁荣的诸多“艺术和科学”一无所知,而不时流露出自卑,但这是那种催人奋进的正当的自卑,我们也终有理由期待有一天,他们会象卢梭那样感受到“艺术和科学”的虚浮，并向国家之外的世界寻找自己的自豪感.令人遗憾的是,当一个人类群体出于社会组织的原因,无法适应环境的时候,其知识和德性双方面的光芒就会消失殆尽,要找回来可就难上加难了,人类历史上这方面的例子还少吗?在同一城市的一边,他们想要的一切都能得到即刻的满足,不必为经济生存担心,因为有另一些人在为他们操劳.由于在这方面可以无所忧虑,他们的想象力和智力便用于可观但无实用价值的活动方面.他们喜欢讲究排场,爱好沽名钓誉\高谈阔论\寻欢作乐,尤其是愿意悠闲自在.没有什么事情会使他们去为生活操劳,对一些必要和有益的事情,他们连想都不想;在另一边,机遇的平等和不平等都在促使他们去奋斗,他们整天在为隔壁的人们瞧不起的实务活动而操劳.他们在少年时期就为生活而奔波,并学会把奋斗致富放在一切精神的享乐之上.他们的想象力和智力不但能够集中,而且都集中在务实性的挫折之上.他们的思想不够丰富和广泛,但却比较切合实际和清晰明确.他们令人钦佩地知道利用自然和人力去创造财富,使人赞叹地了解从个人自力奋斗中去汲取一切好东西的方法.他们不仅有实际经验,而且也有学识.只是他们并未把学习科学视为消遣或者另作他途,他们渴望科学早日得到有效的应用.我不禁承认,就身体而论,前者是1750前后的没落的法国贵族,后者是工业革命初期的工厂贫民;就灵魂而论,前者是后现代的浪荡者(贫民毕竟还是有些操守和担当的),后者是古典贵族,他们拥有柏拉图所谓的懂得“回忆”的高贵灵魂,并且他们懂得去“辛酸地”回忆.在城市，每一代都是一个新的民族，在农村，民族只有一个。前者比后者更有文化,后者比前者更文明;前者比后者更有“科学”,后者比前者更有才干.我不禁吃惊,仅一墙之隔,我却恍若身处两个世界.我也不禁感叹,两边竟有一个天大的共同之处,即,双方无论就趣味、见解,还是就弱点、优点而论,都不具备中产阶级的基本品性.如果要让他们联合,仅仅告诉他们彼此利益相同(暂且假设这一步是成功的),而让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差别依旧,我看他们十之八九不会同意联合.可是,在我目光所及的时间进程的尽头,我们的未来必将是由这两大集团的成员各主社会一半的命运.看到塔西佗当年描写的日尔曼人的生活习惯和我现在可以目睹的这个城市游荡部落之间,竟然存在如此多的相似之点的时候,我不禁在想:既然同样的原因在两个半球和两个时代造成同样的结果,那么,要想在纷繁的人类活动中找出几个促使其他一切事实产生的主要事实,这并不是不可能,我甚至不妨说,这样的可能性足够超脱时空的限制,而无时无地不在.“一边要享受,另一边要战斗.”若按中产阶级的中等标准衡量,则必然有一方明显太高,而另一方则明显太低.太高的一方由于社会组织和社会观念的人为原因,没有机会向下靠近;太低一方则由于同样的原因,没有能力向上移动.事实很明显,要改变这种状态,指望单从双方的任何一边寻求力量都已经不可能,而且是荒谬的.需要一种伟大的力量,这种力量的来源在于政治权力之中,或者说,来源于施行正当和明智统治的国家当中.在《国富论》中,斯密认为,“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用经济学语言向历史发号施令的.得到”自然”的指令的历史,其宽广的道路可能是通向整个人类更舒服、更有教养、更安全和更自由的生活.斯密的乐观情绪在很大基础上是得到地理大发现的支撑的.他认为地理上的发现对人类来说具有空前的重大意义：“美洲的发现,以及通过好望角通向印度洋群岛的航线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两个最伟大、最重要的事件.”整个人类的交流和贸易从理论上说在人类的记忆中第一次可望得到实现.随着这一划时代事件的出现,一个使全人类能够相互“满足欲望、增添快乐、鼓励勤劳”的重要时机就来临了.事实上,真正收获这一果实的只有美国人.正如肯特在《美国法释义》中所说：“当土地过于分散,以致每一小块土地不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时,一定会造成巨大的灾难.但是,这样的不良后果在美国至今还没发生,只有再过很多代以后才会出现.我们的人烟稀少、地区广阔,我们的尚待开垦的土地甚多,从大西洋沿岸向内地迁徙的人流不断,现在足以而且在将来的很长时间内还足以防止土地的过于分散.”的确,当造物主把大地赐予人类时,大地上人稀而物丰,取之不尽.但人们没有能力和知识去利用大地.当人们学会开发大地的宝藏而获得好处时,大地上已经到处都是人.不久,人们便不得不为了获得在一个地方居住和自由生息的权利而相互厮杀.美国人是唯一幸免于此命运的民族.他们来到时,就已经高度开化.而这块丰裕的大地,仿佛是个空摇篮,正等着他们在全新的基础上创造一番大业.他们集所有文明民族的优势于一身,同时,又避开了所有的负担.正如托克维尔所说：“美国在这方面与在其他方面一样,都是比较特殊的,如果拿土地方面的制度作为美国的典型制度,那将是错误的.”在我们国家,单是人口问题就已经足以使我们无法成为和平主义者和幸福主义者,我们根本没有理由相信和平和幸福会在未来等待我们,更没有理由认为在我们的尘世生活当中,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严酷斗争以外,还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创造自由.我们已经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处境:人民的幸福并不在于自由,自由对广大民众来说已经没有什么真正或者长久的利益可言,民众需要的是进步、财富和安全,对自由的天真的狂热已经成为了对进步的一个阻碍.狂热往往是出于对对象本身的不够了解，这是人之常情。如果斯密对“自然的智慧”坚持一种教条式的看法，那么他就不可能去面对上述的诸多问题，并宣示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虽然都是关乎国家根基的问题,但它们都还处在”自然智慧”的范围之外,若真是如此,斯密就应该采取一种比托克维尔更低调的态度，尽可能将这些问题隐藏起来，让“自然智慧”自动发挥作用.但斯密不是孟德维尔,斯密勇敢地面对了这一问题，并指出了里面存在的致命的“不规则”。通过这种方式，斯密事实上为我们提供了他的如下看法：起支配作用的因素，即“自然”,乃是人类不自由的表现。这事实上构成了康德哲学的出发点，康德本人后来也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康德实际上对以霍布斯、洛克的“经验”道德观坚持了极端反感的态度，在他的形式伦理原则当中，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任何“经验”的或者“自然”的质料，正如康德常常提倡的那样，人应当为“自然”立法，这个“自然”当然也包括、并且主要是指向人自己，或者说，在康德看来，人是应当自我立法的动物。不过，康德没有意识到的是，自我立法也是一种立法，自我立法的道德也是一种经过立法的道德。斯密建议为民众提供一系列几乎是免费的基础教育,教育的内容包罗了托克维尔所说的“基本知识”,这些知识是自由政体的门票.斯密鼓励成立空前数量的宗教派别,多达三千个,每个派别必须很小,以使其中的每个成员都非常醒目,便于领受圣餐的同伴监督.他建议通过这些方法来减轻邪恶之疾的痛苦.真是奇怪,这竟然多少类似于柏拉图阐述于《法律篇》中的公餐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中,所有的人都会互相监督其道德,这样就不会有因为缺少兴趣而热情消退的危险.斯密不断地建议政府密切注意从事工业的大部分人的智力和道德状况,密切监督科学、哲学方面的教育课程,以及一些艺术场所和娱乐场所,如剧场等.我们有完全的理由将这样的政府比拟为柏拉图设计的“夜间委员会”,即使在所有人都昏睡的时候,这个机构仍保持了一双警醒的眼睛.很明显,在这个问题上,斯密借鉴的是卢梭的看法,在一个善的城邦中,剧场是有害的东西,如同在一个恶的城邦,剧场是好东西那样.斯密这样做,显然不是出于善心,他显然是为了国家的缘故.如果承认个人功利之间的这种自然和谐,如果承认它们都对公共财富作出了贡献,在社会中就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委诸政府了.那么,斯密在这个岂不是给我们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个人利益如何与公共之善取得和谐,这是政治哲学史上最古老,也是最困难的问题.即使是罗马这样的民族,虽然集合了最高超的哲理和最深厚的政治智慧,最终也因无法解决这一问题,而将自己手中文明的火把交给了野蛮人.罗马都灭亡了,还有谁能自诩能凭一人之力为国家提供永恒的幸福原则呢?而美国社会即使在今天，也象当年的阿克顿所清楚分辨的那样，也依然没有在自由和民主之间找到稳妥的解决办法，托克维尔所提供的那个“终极点”依然只是理想蓝图罢了。斯密作为政治哲学史上的伟人,当然不会不了解问题的深重.个人并不总是能完全一致地将他的利益合乎逻辑地发展始终.有时候他跟随对个人利益的误解,因而侵害他人的利益,最终也背离了自己的利益.在这里就存在着政府发挥作用的机会,国家应当随时准备担负起真理的逻辑和正义的要求,以反对不合理的利益要求,并从相对于利益集团或者集团利益的最大多数人的意志中得到授意.但凡经济、社会、司法等等机构,以及所有个人和集团的相互利益,都必须受到一条简单而普遍的原则的检验,即,它们是不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如果不符合,法律就必须加以摧毁.这不仅仅是为了穷人的利益,也是为了富人自己的利益.因此,斯密坚持,市场的主体并不是那个经济人(homooeconomicus),斯密很清楚,这样的人只是推理和算计的产物,用它,只可发财,但决不足以立国.英国的经济学家们只是把他当作设备,把他放进实验室,他们决不会愚蠢到拿这样的经济人当作一个大活人,把他打发到大街上,让他们“自由”博奕,指望出来一套幸福“制度”.对斯密来说,市场的真正主体乃是他耗尽《道德情操论》全书而加以阐述的“公正的旁观者”.和经济人一样,公正的旁观者也诉求人自我关心的本能;不同的是,前者只跟从一人的欲望,后者懂得考虑自己的欲望能否普遍化;在身体上,后者所持的乃是托克维尔所说的“正当理解的利益原则”,而前者还没有关于正当(right)的观念.前者认为人最好通过为自身服务而为其同胞服务,并自信这个命题是可以在现实中得到自动实现;后者并不反对前者,但没有前者的自负,它对人能否最好地为自身服务不抱过分的信心,正如它对人能否最恰当地为同胞服务也不抱太大信心一样,因此,它对“通过为自身服务而为其同胞服务”这一格言的实际作用,就抱有正当的怀疑和警惕.于此,它为政治德性的产生留有余地,若使人不完全退缩到自利的小圈子中,若使公民精神不致于完全消失,就必须教导人们,让他们明白,除了关心自身之外,他们还经常需要相互帮助,以及为了国家和公共的善,他们有必要牺牲他们部分的时间和财富.或者,至少要让他们知道,通过为其同胞服务而为自己服务,这并非不可能,并非不明智.双方最深刻的差别表现在精神上,前者就其灵魂而言,是单纯的自然人;后者是有操守、有担当的公民;或者,拿康德的话来说,后者是懂得自我立法的人,前者是经济人;更精确地说,后者的格言是“人为自然立法”,而前者相反.关于这个“公正的旁观者”,斯密定义如下：“对人类生活中的各种事变麻木不仁,必然会消减对自己行为合宜性一切热切而又诚挚的关注.这种关注,构成了德性的真正精髓.如果我们对自己的行为所能产生的结果漠不关心,则我们几乎不会挂虑这些行为的合宜性.感受到落在自己身上的灾难所带来的全部痛苦,感受到自己蒙受的伤害所具有的一切可悲性质,而更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品格所要求具有的那种尊严,决不听任自己受其处境必然会激发的那些散漫的激情所摆布,而是按照他内心的那个伟大居民、那个神一样的人所指定和赞许的那些受约束的和矫正过的情绪,来支配自己的全部举止和行为,这样的一个人才是真正具有德性的人,才是热爱、尊敬和钦佩的唯一真正的和合宜的对象.”斯密要求每个欲望分享“自然的智慧”的好处的市场主体,首先都得以这个“公正的旁观者”作为“内心里的法官”,为其行为和激情立法.在斯密的“经济人”和“公正的旁观者”之间的对比中,我们清楚看到了卢梭的“自然人”和“公民”之间的对比.若有人胆敢不行“自我立法”,而贪图独享市场的好处,则由国家代为其立法!这是国家的基本使命.在斯密的学说中,国家的职责决不是什么提供公共产品的“守夜人”,而是要去捍卫正义,摧毁不义.这是帝国自由技艺的实质性部分,而市场,取代了此前的征服、暴力和战争,无疑为践行这一技艺提供了最宽广、代价最小、也是最能持久的手段.最终说来，英国人,和希腊人一样,命定了在等待征略者的到来；不同的是,他们自己就是恺撒,就是亚历山大。回头来看美国人,它是一个非常古老而又开化,后来又迁移到一个使他们可以任意开发和容易丰产的广袤的新国土的民族.象美利坚民族那样轻而易举地成就一个伟大的文明,从整个历史来看,是最后一次机遇了,这样的机会不会再有了.正如当年的韦伯所说：“是天命,赐给德国人一段数千年的历史,赋予德国人一个人口稠密\文化精致的国家,逼使我们在一个战云密布的世界里,用武器维持我古国文明的光辉.是天命,把这些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必须面对这些问题。”比之当年的德国人,我们的天命是何其相象，唯一的不同是：我们的天命无疑更为惨淡，我们的传统无疑更为厚重。如何克服这样的天命?我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但我清楚一点：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或者起码要明白,经济学首先是政治学,经济是政治的仆人,这是我们的天命所在.盎格鲁—萨克逊精神据以主宰世界的不是关于幸福的奴隶语言,而是有关帝国自由的主人技艺.斯密的价值在于：将霍布斯、洛克塑造的尖刻传统作了尽可能宽和的延展.在经济和政治之间,斯密尝试在可能的范围内让后者黯然失色,但同时,恰恰通过放松政治和经济之间纽带的紧密程度,斯密也让这个纽带更为宽广和牢固.斯密是最后为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结合负责的人,他谈论的“经济”,仍是卢梭意义上的“经济”，即“为了公共的善而施行的智慧而正当的统治”。在斯密,“经济”的原初意义和其现代意义或者资本主义意义找到了承接点.斯密没有忘记人类政治事物中的一个基本事实：“在一个民族当中,如果那些身负统治人民之责的人们,凭借其所处的地位而成为国家的敌人,就不值得再费力去问一问这些人,为了人民的幸福他们应当做些什么.”以一种崭新的方式、从一个全然不同的角度,斯密重申了国王詹姆斯一世统治万民的帝国自由技艺,这门技艺在经历了人类数千年战争、暴力的激荡之后,在斯密创立的新经济科学中找到了一块平稳的栖息地，在这块栖息地，人类寻求自己的安全、幸福、自由、宽和.但这块栖息地却并非是永恒的。斯密采纳了孟德维尔“蜜蜂寓言”的方法论特征,顺从地接受了文明社会的种种好处,即使这些好处伴随着某些无可质疑的邪恶,而且斯密打算无限期地这样做,只要这些好处是巨大的,而这些邪恶又是不可避免的.但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明文批判了孟德维尔的“寓言”本身.通过恶来成就善,通过非理性达到理性,斯密将这样的方法接纳到自己的新经济科学当中,但没有预期目的,在彩虹的尽头没有天堂.斯密并不指望他所提供的这块栖息地是永恒的,他竭力划清和孟德维尔之间的界线,这个界线是狭窄的,但却是深不可测的。在这条界线的边上，斯密树起一道决然无法超越的屏障,这个屏障阻止了任何以经济取代政治的可能,并在促使人们站在这道屏障上面去正确理解“经济”,这道屏障就是帝国的自由技艺.斯密首先是在政治哲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伟人,其次才是现代经济学的鼻祖.单独理解前者,或者单独理解后者,其造成的结果在理论上是可笑的,在实践上则是可怕的.重申一遍,必须同时联系两者,才能看出整体。“千载已逝,方知命数；欲契运会,千载悠悠.个人能不能,会不会如卡莱尔所说,以这种历史的高度指导自己的角色和行动?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一个民族要在历史上永垂不朽,就必须具备这种历史的胸襟。”无论张教授是否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的民族若不想进入托克维尔设计的“坟墓”，就注定了要去克服自己的天命,原因很简单,我国乃是一个民族国家,经济学因而也是政治经济学或者国民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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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转帖]能源资源产品涨价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四重影响
2007年01月09日转自中国经济网王莉刚刚过去的2006年，煤炭、石油、天然气、水、电、土地价格的全面上涨，揭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能源资源价格大战的帷幕。在中国能源资源被严重低估的论调下，2007年能源价格注定要继续攀升。作为国民经济的上游产业，能源资源产品价格的上涨无疑会直接造成下游产业和人们生活成本的增加，但肩负着“扭转高耗能低效率经济结构”的重大使命，2006年以来的能源资源价格的全面上涨，对国民经济和人们生活方式带来多重影响。一重：提价抑制高耗能2006年12月22日，北京市举行民用天然气价格调整听证会，对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调整本市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的申请》进行公开听证。记者:李文摄2006年初，由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一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率先释放出能源资源产品涨价的信号。该报告称，“我国资源价格水平长期偏低，这不仅导致了资源浪费和粗放型经济增长，而且还导致了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扩大了贸易顺差，夸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央行认为，长期以来，我国水、电、煤气、热力实行政府定价，天然气和成品油的出厂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此外，政府还可干预电煤和土地的价格。与国外相比，我国的煤、焦炭、天然气、水、电的价格均相对较低。在地价方面，不少地区为招商引资，压低征地补偿费。原油和成品油的价格虽然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动情况进行调整，但调整时间滞后，调整幅度也低于国际原油和成品油的涨幅。“中国能源资源价格的市场化程度不高，价格机制无法按照市场规律来调节资源的生产和消费行为，缺乏对投资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导致企业和社会缺乏珍惜资源的压力。”国家发展和改革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大地近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2006年国民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GDP达到10.5%，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一数字却是建立在高耗能、低效率的经济结构之上，对能源资源粗方式的开采与我国资源严重短缺的现实形成极大反差。”他不无忧虑地表示，我国能源资源价格较低，对资源的低价或免费使用，无法形成一个竞争有序的资源市场，使得严重破坏资源、损害环境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大行其道，“明显提高能源资源价格符合经济发展需要。”有关数据显示，2006年上半年我国单位GDP能耗增加0.8%，而该年的目标是促其下降4%。“数据表明经济的增长方式还没有调整过来，能耗产业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还是没有得到转变。”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官员如是说。从能源利用效率来看，作为占全球总人口1/5的中国，2004年GDP占全球GDP只有4%，但单位产值能耗却是发达国家的三至四倍，主要产品能耗比国外平均高40%。其中，原油消耗了全球的8%、电力消耗了10%、铝19%、铜20%、煤炭31%、钢材30%。我国单位GDP的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虽然扭转高耗能、低效率的经济结构有待于一系列降低能耗的措施和政策的出台，也需要大力倡导节能产品的开发利用、加快新能源的研制和开发，但与此同时，采取多种措施着力改革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提高其价格市场化程度，已成为促进资源节约、抑制能源超高消耗的一柄利刃。二重：直接波及下游产业能源资源产品全面提价在优化经济结构的同时，也深深刺痛了一些行业、企业和普通百姓的神经。据了解，去年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在全国范围内提高天然气出厂价格。根据不同油田供气情况不同，各油气田供工业和城市燃气用天然气出厂价格每千立方米提高50至150元；化肥用天然气出厂价格每千立方米提高50至100元，涨价的平均幅度在10%左右。这对以天然气为主要原料的下游化工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四川某气质尿素生产企业每年需消耗天然气20亿立方米，如果按化肥用天然气每立方米涨5分钱计算，该企业一年就要为涨价的天然气多支出1亿元。“由于尿素属于支农产品，由国家定价，因此天然气涨价给企业带来的成本增加，目前只能靠企业自身消化，大企业还能支撑一段时间，对于小企业而言，将是灭顶之灾。”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国都证券能源领域资深分析师贺炜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预测，相对国际天然气价格而言，国内较低的天然气出厂价格以及其他可替代能源的价格变动因素，将使今年的天然气出厂价继续保持上涨态势。他说：“虽然目前国家发改委还没有正式下发有关天然气提价的文件，但如果价格上涨，将会对天然气下游企业的业绩造成重大影响，一些小型化肥生产企业甚至会在今年难以为继。”如果说天然气的涨价揭开了2006年能源资源涨价的序幕，那么国际原油价格戏剧性的走势则为国内成品油市场以及更大范围内的下游产业带来了不小的震荡，再加上煤炭、电力等能源资源价格的持续坚挺，无论是化工行业、电解铝行业，还是交通运输业，成本的骤增使许多企业告别了盈利高增长的时代，一些规模较小的企业甚至由此而陷入绝境。“下游用户市场面临洗牌，一些‘不合理’需求被挤出市场，同时企业为了积极应对未来持续走高的价格，也在进行节能环保方面的技术改造和升级。”贺炜表示，一些企业虽然亏损甚至倒闭，但对于整个行业而言，具有更积极的意义。三重：节能生活扑面而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能源消费的需求也在迅猛增长，对能源资源的依赖与日俱增。以浙江省为例，有关数据显示，浙江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耗电量已从2000年的319千瓦时，上升到2005年的656千瓦时，增长了105.6%；五年间农村居民人均电费和燃料支出增长了57.5%和99.0%。2006年12月21日，北京市居民生活用天然气价格每立方米上调0.15元的前一天，北京市很多银行代卖点都出现了前来“囤气”的普通市民，他们穿着臃肿的棉衣，排着长队，只为了能在涨价前多买150立方米，节省22.5元的日常燃气支出。据有关部门测算，此次涨价会使一个三口之家每月在燃气消费上多支出3元左右，因此不会给普通市民的生活带来很大影响，但实际上，很多居民因经历了多次电价上调，而形成了“囤积”的习惯。“虽然电、水、燃气的涨价每次都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但如果一直这样涨下去，就会对一些人的生活带来影响，尤其是低收入家庭，所以价格的上涨更重要的是培养人们的节约意识和节能生活方式。”一位业内人士这样告诉记者。如果说日常性的生活支出并不能触及人们对能源涨价的强烈反响，那么成品油价格的一路飙升可以说已经成了都市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敏感话题。有关资料显示，自2002年至2006年上半年的四年半中，国家对成品油的调价次数多达18次，基本上呈直线上扬态势，尤其是2006年3月份和5月份连续两次大幅上调，浙江省的汽油和柴油零售价格攀升了17.4%和17.8%，与2002年1月相比，2006年6月杭州市90号汽油和柴油的基准价分别从2.0元/升和2.05元/升上调到4.18元/升和4.27元/升，涨幅高达109%和104.2%。私家车主黄小姐在油价屡次上涨后终于决定把自己高耗油的爱车送到了二手车市场。据黄小姐介绍，每天开车上下班，仅油钱每月就有1000元。“我完全可以坐地铁上下班，既避免了道路交通的拥堵，又能省不少钱，这种生活方式值得提倡。”来自中国汽车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以来无论是小排量车还是微型车的销售都处于上升趋势。上半年处于轿车销售排行榜榜首的是夏利，10万元以下的小排量汽车销量占了接近一半。分析人士认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节能环保型小排量汽车的市场仍将继续扩大。显然，随着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及对未来能源产品提价的心理预期的增强，环保节能的生活方式正在成为都市生活的新风尚。四重：加剧潜在通胀压力央行近期发布的《2006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预测，由于水、电、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将加快推进，公用事业产品价格会陆续上调，国际原油、有色金属价格高位运行，对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拉动作用将进一步显现，因此从宏观经济运行的角度而言，未来一段时期内，能源资源的价格上涨将使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大。国家统计局的一份调研报告与这一观点不谋而合。这份名为《能源价格上涨对浙江经济生活影响不断加深》的调研报告显示，2003年至2005年的三年间，浙江省汽油、柴油、电、液化石油气、管道燃气、其他燃料等居民消费能源价格不断上涨，对CPI上涨贡献率分别为3.8%、6.68%、21.6%，成为推动价格总水平上涨的重要因素之一。能源资源作为国民经济的上游产业，其价格上涨无疑将直接造成产业链中下游行业的成本上升，而这一成本压力必将转嫁到最终消费品领域。“要么企业压缩利润，要么导致物价上涨，能源资源的涨价加大了下游企业产品价格上涨的压力，同时也加剧了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分析人士如是说。此外，能源资源价格的上涨直接导致外汇支出的增加。仍以浙江省为例，作为耗油大省和原油净进口省，浙江石油市场油价的高低直接影响了石油进口贸易，油价上涨导致外汇支出增加。2003年至2005年，浙江进口原油支付外汇从2.2亿美元增长到6.1亿美元，年均增速120.2%，仅这三年国际油价上涨浙江进口原油分别要多支付0.06亿、1.36亿和1.74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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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5年2月28日 2004年，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国家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各项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得到抑制，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等方面的薄弱环节得到加强，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部分行业投资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各项改革稳步推进，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就业再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取得新进展，城乡居民生活继续改善，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加快发展，较好地实现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 一、综合 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13651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0744亿元，增长6.3%；第二产业增加值72387亿元，增长11.1%；第三产业增加值43384亿元，增长8.3%。第一、第三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9.2%和29.0%，分别比上年提高5.2个百分点和2.8个百分点。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3.9%（见表1），其中服务价格上涨2.3%。商品零售价格上涨2.8%。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6.1%。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1.4%。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上涨5.6%。农产品生产价格上涨13.1%。表1：2004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情况指标全国（%）城市农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3.93.34.8食品9.99.111.5其中：粮食26.425.727.7烟酒及用品1.21.21.3衣着-1.5-1.5-1.6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1.4-1.9-0.3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0.3-0.80.5交通和通信-1.5-2.1-0.2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1.30.82.1居住4.94.35.8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980万人，比预期目标多80万人。全年有510万下岗人员实现了再就业。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上年末下降0.1个百分点。 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达到6099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2067亿美元。人民币汇率继续保持稳定，年末汇率8.2765元人民币兑1美元，比上年末上升2个基本点。 全年各项税收收入25718亿元（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比上年增加5256亿元，增长25.7%。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达11342亿元，比上年增长38.1%。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农业基础还不稳固，保持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难度加大；在建和新开工项目较多，投资盲目扩张的冲动仍较强；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幅度较高；煤电油运供求关系紧张的矛盾仍然很突出；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时有发生；资源浪费、环境污染问题还比较严重；部分居民生活仍较困难。 二、农业 全年粮食种植面积10161万公顷，比上年增加220万公顷；棉花种植面积569万公顷，增加58万公顷；油料种植面积1452万公顷，减少47万公顷；糖料种植面积157万公顷，减少9万公顷；蔬菜种植面积1767万公顷，减少29万公顷。 全年粮食产量46947万吨，比上年增加3877万吨，增产9.0%；棉花产量632万吨，增产30.1%；油料产量3057万吨，增产8.8%；糖料产量9528万吨，减产1.2%。蔬菜、水果在扩大优质品种的基础上平稳发展（见表2）。表2：2004年主要农产品产量（单位：万吨）产品名称绝对数比上年增长%粮食469479.0夏粮101044.8早稻32088.8秋粮3363510.3油料30578.8花生14316.6油菜籽130414.2棉花63230.1糖料9528-1.2甘蔗8948-0.8甜菜580-6.1烤烟2146.2茶叶848.7水果152435.0蔬菜54927 1.7 全年肉类总产量7260万吨，比上年增长4.7%。其中，牛、羊肉分别增长7.9%和10.6%。全年水产品产量4855万吨，增长3.2%。 全年新增有效灌溉面积98万公顷，新增节水灌溉面积130万公顷。 三、工业和建筑业 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62815亿元，比上年增长11.5%，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54805亿元，增长16.7%（见表3）。产品销售率98.1%，比上年提高0.2个百分点。表3：2004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主要分类情况（单位：亿元）指标绝对数比上年增长%工业增加值54805 16.7 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23213 14.2其中：集体企业2877 9.9股份制企业24054 16.5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15241 18.8其中：私营企业8290 22.8其中：轻工业17762 14.7重工业37043 18.2 全年一次能源生产总量18.46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15.2%；发电量21870亿千瓦小时，增长14.5%；原煤19.56亿吨，增长17.3%；原油1.75亿吨，增长2.9%。 全年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6.8%，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增长22.4%，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分别增长18.2%和19.9%。主要原材料产品中，粗钢产量2.73亿吨，增长22.7%；钢材2.97亿吨，增长23.3%；水泥9.7亿吨，增长12.5%；十种有色金属增长16.4%，硫酸、纯碱、烧碱、乙烯等主要化工产品增长2.4%至18.5%。 全年通用设备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2.2%，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增长17.7%，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14.0%。大中型拖拉机产量增长101.4%，发电设备增长92.9%；汽车产量507.4万辆，增长14.2%，其中轿车231.4万辆，增长11.7%。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3.1%。在高技术产业中，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26.9%，其中光通信设备、程控交换机、移动电话机、微型电子计算机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14.7%至40.3%（工业主要产品产量见表4）。表4：2004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产品名称单位绝对数比上年增长%纱万吨1120.0013.9布亿米420.0018.8化纤万吨1424.5420.6机制糖万吨1017.61-6.1卷烟亿支18744.136.5彩色电视机万部7328.8012.0家用电冰箱万台3033.3835.3房间空调器万台6646.2237.9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亿吨标准煤18.4615.2原煤亿吨19.5617.3原油亿吨1.752.9发电量亿千瓦小时21870.0014.5粗钢万吨27279.7922.7钢材万吨29723.1223.3十种有色金属万吨1430.0016.4其中：铜万吨217.0018.0氧化铝万吨699.0014.7水泥亿吨9.7012.5硫酸万吨3994.2418.5纯碱万吨1302.4614.9烧碱万吨1060.2612.2乙烯万吨626.582.4化肥（折100%）万吨4469.4715.2发电设备万千瓦7137.8892.9汽车万辆507.4114.2其中：轿车万辆231.4011.7大中型拖拉机万台9.83101.4集成电路亿块211.4642.6程控交换机万线8464.7814.7移动电话机万部23344.5828.1传真机万部1380.4384.9微型电子计算机万部4512.4140.3光通信设备万部13.9628.0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5312亿元，比上年增长42.5%；集体企业实现利润512亿元，增长31.3%；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5448亿元，增长39.4%；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利润3455亿元，增长25.5%；私营企业实现利润1237亿元，增长40.1%。 全年全社会建筑业实现增加值9572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8.1%。全国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实现利润621亿元，增长19.5%；上缴税金959亿元，增长26.4%。 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70073亿元，比上年增长25.8%，增速比上年回落1.9个百分点。其中，城镇投资增长27.6%，农村投资增长17.4%（见表5）。 分地区看，东部地区投资40242亿元，比上年增长24.8%；中部地区投资15126亿元，增长30.2%；西部地区投资13749亿元，增长26.6%（见表5）。表5：200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单位：亿元）指标绝对数比上年增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7007325.8按城乡分 城镇5862027.6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3371314.5农村1145217.4按地区分 东部地区4024224.8中部地区1512630.2西部地区1374926.6 在城镇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由上年下降19.6%转为增长20.3%；第二产业投资增长38.3%，增速比上年回落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投资增长21.6%，回落0.5个百分点。 在城镇500万元以上项目中，钢铁投资比上年增长32.3%，增速比上年回落63.9个百分点；铝业投资由上年增长86.6%转为下降1.8%；水泥投资增长43.3%，增速比上年回落70.1个百分点；汽车投资增长53.5%，回落24.3个百分点；纺织投资增长30.3%，回落56.4个百分点。 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13158亿元，比上年增长28.1%；商品房销售额10376亿元，增长30.0%，其中销售给个人增长30.4%，所占比重为93.3%。 主要生产能力继续增加（见表6）。表6：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新增主要生产能力指标单位绝对数新增发电机组容量万千瓦505511万伏及以上变电设备万千伏安14996新建铁路投产里程公里1433增建铁路复线投产里程公里352电气化铁路投产里程公里409新建公路公里46411其中：高速公路公里4476港口万吨级码头泊位新增吞吐能力万吨11958新增局用交换机容量万门7020新增光缆线路长度万公里65新增数字蜂窝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万户6049 长江三峡工程累计完成投资1114亿元，累计投产11台发电机组，累计新增发电机组容量770万千瓦；青藏铁路累计完成投资198亿元，累计正线铺轨743公里；西气东输管道工程年底全线正式商业运营；南水北调东线、中线同时开工建设，5项单项工程累计完成投资21亿元。在中央政府投资支持下，累计改造县际和农村公路15万公里，解决了农村5020万人的饮水困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累计完成项目163个，国家疾病预防控制网络体系1296个项目基本竣工。 五、国内贸易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53950亿元，比上年增长13.3%，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10.2%。分城乡看，城市消费品零售额35573亿元，增长14.7%；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18377亿元，增长10.7%。分行业看，批发零售业零售额44840亿元，增长12.5%；餐饮业零售额7486亿元，增长21.6%；其他行业零售额1624亿元，增长1.5%。 在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零售额中，文化办公用品类零售额比上年增长22.7%，通讯器材类增长41.7%，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13.7%，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增长27.1%，家具类增长21.8%，食品、饮料、烟酒类增长17.9%，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增长18.7%，汽车类增长23.4%，石油及制品类增长45.9%。 六、对外经济 全年进出口总额达1154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5.7%。其中，出口5934亿美元，增长35.4%；进口5614亿美元，增长36.0%（见表7）。进出口相抵，顺差320亿美元，比上年增加65亿美元。表7：2004年进出口主要分类情况（单位：亿美元）指标绝对数比上年增长%进出口总额1154835.7出口额593435.4其中：一般贸易243633.9加工贸易328035.7其中：机电产品323442.3其中：高新技术产品165550.2进口额561436其中：一般贸易248232.3加工贸易221736.1其中：机电产品301934.2其中：高新技术产品161435.3 对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额保持较快增长（见表8）。表8：2004年对主要国家和地区进出口情况（单位：亿美元）国家和地区出口额比上年增长%进口额比上年增长%香港地区100932.31186.1日本73523.794427.3韩国27838.462244.3东盟42938.763033.1欧盟107236.970128.8俄罗斯9151.012124.7美国1249 35.144731.9 全年批准设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43664个，比上年增长6.3%；合同外资金额1535亿美元，增长33.4%；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606亿美元，增长13.3%（见表9）。表9：2004年外商直接投资分行业情况（金额单位：亿美元）行业名称合同项目（个）合同金额实际使用金额总计436641534.8606.3农、林、牧、渔业113032.711.1采矿业27911.65.4制造业303861097.4430.2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45539.611.4建筑业41117.77.7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63823.712.7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162220.29.2批发和零售业170025.07.4住宿和餐饮业117421.78.4金融业435.82.5房地产业1767134.959.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266167.428.2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62910.12.9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1648.22.3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2515.41.6教育591.70.4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211.50.9文化、体育和娱乐业27210.14.5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20.10.0 全年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175亿美元，增长26.0%；对外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38亿美元，增长13.4%。 七、交通、邮电和旅游 全年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业实现增加值7777亿元，比上年增长14.9%。 全年各种运输方式完成货物运输周转量66698亿吨公里，比上年增长23.8%。其中，铁路19289亿吨公里，增长11.8%；公路7596亿吨公里，增长7.0%；水运38973亿吨公里，增长35.7%；民航72亿吨公里，增长24.0%；管道768亿吨公里，增长3.9%。 全年各种运输方式完成旅客运输周转量16324亿人公里，比上年增长18.2%。其中，铁路5712亿人公里，增长19.3%；公路8765亿人公里，增长13.9%；水运65亿人公里，增长3.3%；民航1782亿人公里，增长41.1%。 全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40亿吨，比上年增长21.3%。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11.5亿吨，增长18.4%。集装箱吞吐量6150万标箱。 年末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达到2742万辆，比上年增长15.0%。其中私人汽车1365万辆，增长12.0%。民用轿车保有量达到920万辆，其中私人轿车600万辆。 全年完成邮电业务总量9791亿元，比上年增长34.9%。其中，邮政业务总量566亿元，增长4.4%；电信业务总量9225亿元，增长37.4%。全年新增局用交换机7020万门，总容量达到4.2亿门。新增固定电话用户4970万户，年末达到31244万户。其中，城市电话用户21085万户，乡村电话用户10159万户。新增移动电话用户6487万户，年末达到33483万户。年末全国固定及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64727万户，比上年末增加11457万户。电话普及率达到51部/百人。 全年入境的旅游、商务、探亲等人数10904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9.0%。其中，外国人1693万人次，增长48.5%；港、澳、台同胞9211万人次，增长14.8%。在入境旅游者中，过夜人数4176万人次，增长26.7%。国际旅游外汇收入257亿美元，增长47.9%。全年国内出境人数达2885万人次，增长42.7%。其中因私出境2298万人次，增长55.2%，占出境人数的79.7%。全年国内旅游出游人数达11亿人次，增长26.6%；旅游总收入4711亿元，增长36.9%。 八、金融、证券和保险 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25.3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4.6%；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9.6万亿元，增长13.6%；流通中现金（M0）余额为2.1万亿元，增长8.7%。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25.3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5.3%；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18.9万亿元，增长14.4%（见表10）。 全国农村信用社人民币贷款余额1.9万亿元，比上年末增加2532亿元。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消费贷款余额2万亿元，增加4327亿元。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1.6万亿元，增加4073亿元。表10：2004年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情况（单位：亿元）指标年末数比上年增长%各项存款余额25318815.3其中：企业存款8943816.4城乡居民储蓄存款12619614.0其中：人民币11955515.4各项贷款余额18856614.4其中：短期贷款908087.4中长期贷款8101022.1 全年证券市场通过发行、配售股票共筹集资金1511亿元，比上年增加153亿元。其中，发行Ａ股（包括增发及可转债）123只，配股23只，筹集资金836亿元，增加16亿元；发行B股、H股共28只，筹集资金675亿元，增加137亿元。年末境内上市公司（A、B股）数量由上年末的1287家增加到1377家，市价总值37056亿元，比上年末减少12.7%。 全年内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4318亿元，比上年增长11.3%，其中寿险保费收入2851亿元；健康险和意外伤害险保费收入377亿元；财产险保费收入1090亿元。支付各类赔款及给付1004亿元，其中寿险业务给付308亿元；健康险和意外伤害险赔款及给付129亿元；财产险赔款568亿元。 九、教育和科学技术 全年研究生教育招生32.6万人，在学研究生82.0万人，毕业生15.1万人。普通高等教育招生447.3万人，在校生1333.5万人，毕业生239.1万人。各类中等职业教育招生548.1万人，在校生1367.9万人，毕业生351.0万人。全国普通高中招生821.5万人，在校生2220.4万人，毕业生546.9万人。全国初中招生2078.2万人，在校生6475.0万人，毕业生2070.4万人。普通小学招生1747.0万人，在校生11246.2万人，毕业生2135.2万人。特殊教育招生5.1万人，在校生37.2万人。幼儿园在园幼儿2084.4万人。 全年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1843亿元，比上年增长19.7%，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5%，其中基础研究经费102亿元。年末国有企事业单位共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2716.3万人。全年国家安排了824项科技攻关计划课题和1071项“863”计划课题，新安排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333项，新建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0个，安排国家重点实验室改造项目40项，择优支持53家企业技术中心进行创新能力建设，累计认定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332家。全年共取得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3.1万项。全年受理国内外专利申请35.4万件，授权专利19万件，分别比上年增长14.7%和4.4%。全年共签订技术合同26.5万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1334亿元，比上年增长23%。全年成功发射卫星8次。 年末全国共有产品检测实验室18983个，其中国家检测中心263个。全国现有产品质量、体系认证机构169个，已累计完成对3.1万个企业的产品认证。全国共有法定计量技术机构4098个，全年强制检定计量器具3400万台（件）。全年制定、修订国家标准893项，其中新制定458项。全国共有天气雷达观测站点255个，卫星云图接收站点382个。全国共有地震台站1253个，地震遥测台网30个。全国共有2706个海洋观测、监测站点。测绘部门公开出版地图1767种，测绘图书430种。 十、文化、卫生和体育 年末全国共有艺术表演团体2599个，文化馆2858个，公共图书馆2710个，博物馆1509个。广播电台282座，电视台314座，教育台60个。全国有线电视用户11470万户，30个城市开展有线数字电视业务，用户122万户。年末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4.1%；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5.3%。全年生产故事影片212部，科教、纪录、美术片44部。出版全国性和省级报纸257.7亿份，各类期刊26.9亿册，图书64.4亿册（张）。年末全国共有档案馆3982个，已开放各类档案5626万卷（件）。 年末全国共有卫生机构27.7万个，其中医院、卫生院6.2万个，妇幼保健院（所、站）3000个，专科疾病防治院（所、站）1718个。医院和卫生院床位300.4万张。卫生技术人员434.3万人，其中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189.2万人，注册护士128.6万人。全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疫站）3590个，卫生技术人员16万人。卫生监督检验机构1270个，卫生技术人员2.7万人。乡镇卫生院4.4万个，床位67.4万张，卫生技术人员89.8万人。全国共有333个县（市）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约覆盖10691万农村人口，实际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8040万人。 全年我国运动健儿在27个项目中共获得了106个世界冠军，7人2队16次创16项世界纪录。在雅典奥运会上，我国运动员共获得金牌32块，银牌17块，铜牌14块，金牌数和奖牌总数均居世界第2位。在雅典残疾人奥运会上，我国运动员共获得金牌63块，银牌46块，铜牌32块，金牌数和奖牌总数均列第1位，创造历史最好成绩。全民健身运动蓬勃发展。 十一、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29988万人（见表11）。全年全国出生人口1593万人，出生率为12.29‰；死亡人口832万人，死亡率为6.42‰；全年净增人口761万人，自然增长率为5.87‰，比上年下降0.14个千分点。表11：2004年人口主要构成情况（单位：万人）指标年末数比重（%）全国总人口129988100.0其中：城镇5428341.8乡村7570558.2其中：男性6697651.5女性6301248.5其中：0-14岁2794721.515-64岁9218470.965岁及以上98577.6 全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6.8%，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2元，实际增长7.7%。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即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为47.2%，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7.7%。按年人均纯收入低于668元的标准，年末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2610万人，比上年末减少290万人；按年人均纯收入669-924元的标准，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为497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640万人。 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16342万人，比上年增加836万人。其中参保职工12242万人，参保的离退休人员4100万人。全国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为10584万人，增加211万人。全国参加医疗保险的人数为12386万人，增加1484万人。其中参保职工9033万人，参保退休人员3353万人。年末全国企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离退休人员3770万人，全部实现了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年末仍有国有企业下岗职工153万人，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下岗职工全部按时足额领到了基本生活费，并由中心代缴了社会保险费；年末全国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为419万人，与上年末基本持平；全国共有2201万城镇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比上年减少46万人。 年末全国各类收养性社会福利单位床位133万张，收养各类人员102.3万人。城镇建立各种社区服务设施17.4万个，其中综合性社区服务中心9888个。全年销售社会福利彩票226.4亿元，筹集社会福利资金79.2亿元，直接接收社会捐赠款14.2亿元。 十二、资源与环境 2004年，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和落实，国家加大了对资源与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资源的有效利用与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一定进展。但是，资源消耗高、浪费大，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更加突出，环境保护的压力增大。 加强土地资源管理取得成效。通过土地市场治理整顿，查出往年未变更上报的建设占用耕地14.8万公顷。全年实际建设占用耕地14.5万公顷，比上年减少37.0%。灾毁耕地6.3万公顷。生态退耕73.3万公顷，因农业结构调整减少耕地20.5万公顷。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34.6万公顷。当年净减少耕地80.0万公顷。 当年人均水资源2040立方米，比上年下降4.0%。全年平均降水量620毫米，下降2.8%。年末全国422座大型水库蓄水总量1758亿立方米，增加70亿立方米。全年总用水量5500亿立方米，比上年增长3.4%。其中，生活用水增长2.2%，工业用水增长2.8%，农业用水增长3.8%。全国人均用水量为423立方米，增长3.0%。全国有79个城市缺水，有2340万人口、1300万头大牲畜发生临时性饮水困难。 根据第六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1999-2003年）结果，全国森林面积1.75亿公顷，森林覆盖率为18.21%。活立木总蓄积量136.2亿立方米。森林蓄积量为124.6亿立方米。 国土资源调查及地质勘查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5处，其中，能源矿产地24处，金属矿产地66处，非金属矿产地113处，水气矿产地2处。有56种矿产新增查明资源储量，其中，石油10.98亿吨，天然气3802亿立方米，原煤96.54亿吨。 初步测算，全年能源消费总量19.7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15.2%。其中，煤炭消费量18.7亿吨，增长14.4%；原油2.9亿吨，增长16.8%；天然气415亿立方米，增长18.5%；水电3280亿千瓦小时，增长15.6%；核电501亿千瓦小时，增长15.6%。主要原材料消费中，钢材3.1亿吨，增长15.1%；氧化铝1284万吨，增长9.7%；水泥9.6亿吨，增长12.4%。万元GDP能耗1.58吨标准煤，上升5.3%。 七大水系的413个水质监测断面中，有41.6%的断面满足国家地表水3类标准，比上年上升3.5个百分点；30.5%的断面为4～5类水质，下降1.7个百分点；超过5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占27.9%，下降1.8个百分点。珠江、长江水质较好，海河、辽河、黄河、淮河、松花江水质较差。 全国近岸海域246个海水水质监测点中，达到国家一、二类海水水质标准的监测点占49.6%，与上年基本持平；三类海水占15.4%，比上年下降4.4个百分点；四类、劣四类海水占35.0%，比上年上升5.0个百分点。全国海域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为16.9万平方公里，比上年增加19.0%，其中，严重污染海域面积约为3.2万平方公里。对15个海洋生态监控区监测表明，主要海湾、河口及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处于亚健康或不健康状态。 全年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达7402万立方米，比上年增长11.7%；集中供热面积20.5亿平方米，增长8.4%。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32.3%，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43.6%，提高1.2个百分点。在监测的319个城市中，有132个城市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占监测城市数的41.4%，与上年持平；有119个城市为三级，占37.3%，比上年增加5.5个百分点；有68个城市为劣三级，占21.3%，比上年减少5.5个百分点。在328个城市的道路噪声监测中，噪声污染严重的占2.1%，中度污染的占5.2%，轻度污染的占9.1%。 生态环境建设稳步推进，黄河连续5年实现不断流，塔里木河连续3年实施向下游台特玛湖应急输水，黑河连续6次将水输送到东居延海。全年完成营造林面积716.7万公顷。全国共批准国家级生态示范区166个，自然保护区达到2194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26个，自然保护区面积14822.6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14.8%。国家地质公园达85个，新建地质遗迹保护区27个。综合治理水土流失面积4.9万平方公里，实施水土流失地区封育保护面积11万平方公里。 全年因洪涝和干旱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975亿元，比上年减少50.0%；因洪水和沿海风暴潮死亡人口1282人。全年全国农作物受灾面积3710.6万公顷，比上年下降31.8%。其中，绝收436万公顷，下降49.0%。全年因海洋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54亿元，比上年降低32.6%。全年发现赤潮96次，比上年减少23次；累计赤潮面积约26630平方公里，比上年上升83.0%。全年共发生各类地质灾害15954起，共造成697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20.6亿元。全年共发生5级以上地震22次，共造成8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9.5亿元。全年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56.8万起，造成9.9万人死亡、45.2万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27.7亿元。 ———————————— 注： 1.本公报为初步统计数。 2.各项统计数据均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 3.国内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算。 4.表2中的水果产量含果用瓜。 5.钢材产量及消费量数据中含部分使用钢材加工成其他钢材的重复计算因素。 6.表5中固定资产投资按地区分类，东、中、西相加不等于总数是因为有部分不分地区的投资未计算在内。 7.电话普及率的计算含接入用户交换机的话机数。 8.邮电业务总量完成额按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 9.第六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涉及的全国森林面积和森林覆盖率含清查间隔期内新增的国家特别规定的灌木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