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专家称中国通胀形势不足惧 只需使流动性回落到09年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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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10107/3167935.shtml



凤凰网财经讯 1月7日，里昂证券中国宏观策略师罗福万为英国《金融时报》撰文称，中国2011年抗击通胀并不需要出台大规模紧缩措施，只需使信贷与流动性回落到2009年刺激计划实施前的正常水平。
以下为全文：
对中国而言，通胀有可能成为一个严重的经济与政治问题。通胀不仅会提高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成本，还有可能让他们庞大的银行储蓄(约占可支配收入的30%)产生负收益。因此，评估今年通胀率会升至多高、以及中国政治领导人会如何应对，就变得十分重要。
在我看来，问题并不算太严重，而政策回应将会温和有度。是的，未来几年，中国不得不习惯于略高一些的结构性通胀水平。但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快速增长意味着，“消费价格指数(CPI)危机”并非迫在眉睫。
去年CPI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恶劣天气导致新鲜蔬果供应锐减。因此，11月CPI 5.1%的同比涨幅中，有74%由食品价格上涨贡献。仅新鲜蔬果一类便贡献了11月中国物价近四分之一的涨幅。
天气的改善已使蔬菜价格较11月初的高点下跌了17%，而**抗击通胀的言论也让一些投机客见好就收，将目光转向其它领域。10月大蒜的批发价格同比上涨了131%，但自那时已累计下跌了14%。大蒜是少数几种“可储藏”蔬菜之一，因此易受投机客炒作。我预期，到早春时节，食品通胀便会消退。
中国通胀的另一个主要贡献者是CPI篮子中的居住类开支。这一类别并不包括房价——在几乎所有新兴国家，CPI篮子中都不包括房价——但包括公用事业费用。全球能源成本上涨，中国**决定将其中更多部分转嫁给消费者，导致公用事业费用上涨，在11月CPI的整体涨幅中，这一部分占到了7%。建筑和装修材料成本的上涨贡献了CPI涨幅的5%，而租金贡献了2%。
11月份，食品与居住类支出总共贡献了中国通胀的92%。显然，食品与居住成本很重要。但我们应该记住一点：随着财富不断增加，中国消费者应对此类价格上涨的能力要强于亚洲许多国家的消费者。
过去10年，中国城镇人口经通胀调整的收入年增幅每年都达到7%或更高。而农村人口的收入在过去5年也每年都实现了这个水平的增长。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WTO)以来，中国最低工资水平已提高一倍以上。
剔除食品与能源价格的核心通胀率(Core CPI)的上涨，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中国迅速累积的财富所带来的需求增加。从2006年到2009年，年均核心通胀率只有0.33%，而去年的平均值达到了0.9%，11月的核心通胀率更是高达1.5%(见图表)。但结构性通胀率的上升并不足以引发担忧，因为中国名义收入将再次出现两位数的增长，而2011年的GDP增速也将达到9.5%左右。
此番CPI快速上涨，货币政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作为中国**刺激计划的一部分，2009年6月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幅从1月的19%跃升至29%。
但是，情况并不像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所说的“无论何时何地，通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这句话尤其不适用于今日的中国。原因有二。40多年前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得出上述结论时，他假定货币流速(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的货币的易手速度)是一个常量。但在中国，在M2大幅增加的同时，货币流速却急剧下降，有效中和了货币供应量的大部分增长。
第二个原因是，严重的产能过剩限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把上升的投入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能力。近年来，原材料与能源价格不断上涨，制造业利润受到严重挤压，而核心通胀率依然极低。
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意味着当前的通胀形势还远远未到危险的程度。2011年抗击通胀不需要出台大规模紧缩措施，而只需使信贷与流动性回落到2009年刺激计划实施前的正常水平。
而这个正常化过程早已启动，去年11月的M2同比增幅已经从2009年6月29%的峰值回落至19.5%，而且今年有望回落到刺激计划实施前16.7%的5年平均水平(当时的年均CPI为3.6%)。
我预计，今年CPI上涨将呈现温和态势(平均值在4%到4.5%之间)，但高企的流动性水平与不断增长的收入很可能会加剧中国两大主要资产类别——股票与房地产——的价格上涨。
中国**很可能会维持目前对楼市的干预，但也会让信贷与流动性维持在足以支撑健康投资水平的高位。通胀将被制服，但不会对中国或是世界其它地区形成严重冲击。
本文作者是里昂证券(CLSA)亚太市场部驻上海中国宏观策略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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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流动性 中国通 Friedman 广义货币供应量 Finance 中国 形势 通胀 流动性 专家

罗奇：中国通胀压力已处危险区 必须毫无保留动用政策
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10106/3164445.shtml

2011年，全球经济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危机过后的触底反弹效果已经在2010年发挥完了它的作用。世界各国在危机之中采取的大规模刺激措施——不论是财政方面的还是货币方面的，其效果都已经被证明是暂时的。
全球决策者们会越来越倾向选择尝试一些未经试验而充满风险的方式。货币争端、量化宽松政策和主权债务危机成为令人不安的因素，新风险正在浮现。
作为全球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不得不首当其冲面对其他经济体新政引发的贸易和资本流动。正如2008~2009年的危机和衰退给依赖世界的中国经济带来巨大风险一样，在新的一年中，欧洲、美国、日本和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危机余波仍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威胁。
除了外部不稳定因素，就内部来说，中国经济的首要任务是经济结构调整。
经济重心向国内私人消费方面倾斜、重新平衡经济，是中国经济当务之急。好消息是，“十二五”规划似乎十分重视实现消费型经济增长。但是，不那么乐观的国际经济大环境却不能给中国充足的时间去逐步应对这一艰巨的转变。作为长期注重社会稳定的国家，中国必须抓紧时间打好消费型社会的基石，特别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减少过剩储蓄、努力提高贫困地区收入和工资水平，并大力发展服务业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如果中国能成功地将其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从外部需求转变为内部需求，这将对中国的经济，乃至全亚洲、全世界的经济都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对中国来说，一度十分忧虑经济增速放缓。但是，如果引导增长的主要动力转变为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产业，那么单位GDP就可以创造出比当前更多的就业机会。如此一来，中国经济就可以在比今天更慢一些的增长速度上运行，比如7%~8%，同时仍然能够保证社会稳定。这样的转变将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产业模式从能源和污染密集型的制造业转向资源节约型和环保型的服务业。这是中国在寻求发展的道路上竖立的重要里程碑——模式的着眼点将由量的层面转变为注重持续效益的质的层面。
如果中国能大胆推进以上提到的政策，私人消费在GDP中所占比将从当前36%的低点上升至2015年的42%~45%。就国际标准而言，这一数值仍然偏低，但对中国来说是一次重大转变。
要实现向消费型结构的调整，中国需要在3个方面同时采取措施——增加就业、提高工资、让工薪阶层从过度储蓄状态转变为增加消费。这些并没有任何顺序或优先性可言，每一部分对调整中国经济宏观结构而言都至关重要。
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所不能放松的是对通胀和过热房地产市场的周期性风险警惕。如果通胀率失去控制，或是房地产泡沫成型，中国经济就有可能硬着陆。鉴于此，中国必须尽快有效应对通胀，这样才能尽早地进行结构调整。
应对当前通胀压力，中国有三套主要的政策工具可以使用：首先是传统的逆周期稳定政策，诸如加息和货币升值；第二是进一步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以限制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第三是通过行政手段去应对那些推动农产品[17.40 0.00%]价格飞涨的个别问题。2010年的CPI涨幅已经达到5.1%，当前的通胀压力已经处于危险区。因此，中国就必须毫无保留地使用所有可以对抗通胀的政策工具。
到目前为止，中国在这三个领域都采取了措施。此前，中国对货币政策的调节幅度一直较温和，我也曾建议中国在这方面加大调节力度。可喜的是，在圣诞节当天，中国人民银行迈出了令人振奋的一步：央行宣布再次加息25个基点，这也与中国**在12月早些时候宣布采取谨慎货币政策的说法相适应。
在当前这一增长和通胀周期的关键点上，收紧货币政策显得至关重要。如果中国确实希望采取措施来提高工资水平，以增强家庭购买力和私人消费水平的话，就更是如此。因为如果工资在通胀加速的环境下快速增长，就有可能出现工资和物价的循环上升，并最终导致通胀预期加剧。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中国就不得不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来对付通胀，那又可能最终导致经济硬着陆。
历史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过度的通货膨胀越晚受到有效的控制，就越有可能发生这种痛苦的结局；而这也是中国最不想看到的。因此，中国必须抓住时机，不动摇地坚持控制通胀的努力。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亚洲非执行主席）

现在你方唱罢我登场，一个学术问题，似乎得出的答案是截然不同的，这个学科看似很迷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