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一票难求”的经济学分析与讨论

对春运一票难求解决方案的对策思考
对策一：火车票以后实行竞票制。一张票只对一个人(一个身份证)。由于节假日人多票少，都想买到最好时间最好的票。那么根据车票需求情况，设定阶梯和加权系数。将每天的车票对社会透明公布，扣留铁路方面所谓的内部票，其他全部对外公开拍卖，可以提前一个月甚至几个月进行各种媒介的累计拍卖。克服防止恶意竞票，恶意竞票属违法行为，将票与身份证号码对应起来，一旦确认有人恶意竞票，禁止该身份证号码一年内参与竞票。竞票途径可采取：电话、网络等多种途径。实行竞票制后，可以有效打击票贩子，增大票贩子的风险和成本。又能将车票以合理价位对社会销售，还可以调剂出行时间，双方都可以接受，降低社会成本。
对策二：火车票实名制。众所周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由于近年人员流动频繁，年年节假日火车站都会出现爆仓。火车不像飞机，单就现在每张火车票上剪洞，1000张票就要至少提前40多分钟检票候车。“如果实行实名制，还要逐个核对身份，恐怕票没检完火车就开跑了。”因此，火车票实名制会造成大量乘客赶不上火车，不符合现在实际，反而更像是在春运紧张期间“添乱”。 从这些角度来讲，火车票实行实名制实际上困难重重。
对策三：要市场化解决春运“一票难求”。“一票难求”不仅是运力不足的问题，更加关系到铁路系统内部管理的问题，铁路部门不只是**部门，同时也是一个企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加快推进铁道、邮政和城市公用事业等改革，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对自然垄断业务要进行有效监管。历史已经把铁路推到了改革的风口浪尖上，推进铁路建设、管理和运营体制的改革，积极推行投资主体多元化，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运输效益。

黄牛党的出现并不能被看作是春运“一票难求”的原因，至于造成回家难的真正原因，未经详尽思考，在此不妄下定论。本人认为，黄牛党应该被正名，而不是被围追堵截而致无立锥之地。
首先，要弄清楚所谓“黄牛党”的“业务范围”。“黄牛党”是指恃气力或势力，采购物资及票务凭证后高价出售以图利的人群。此处假设黄牛党是通过自己排队买火车票再加价出手，排除通过关系垄断火车票的情况（这个情况归在旅游团垄断情况中）。以下原因足以说明春运“一票难求”不是由黄牛党造成：
1、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说，“黄牛党”是社会分工细化而产生的一个阶层，其本身并没有违法之处。黄牛党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是给车票赋予了二次价值。在黄牛党出现前后，这种机会成本大小是相同的，只是体现方式不同而已：自己排队购票，花费的是高昂的时间成本，而让黄牛党代为购票，则将车票的成本货币化了。
2、从市场供求产生的先后顺序而言，黄牛党是春运车票紧张的产物，而不是相反。在供给和需求这一对关系中，往往是需求引致供给，即供给是滞后于需求的。在供求关系失衡的情况下，供不应求，需求方中的一部分人不能获得车票，其中的一部分人愿意支付较高的价格获得火车票，黄牛党伺准商机，为这部分人提供了“代购票”服务，并收取相应的“手续费”，由此产生了黄牛党群体。
3、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黄牛党造成的社会影响也是正面的。建国初期的投机倒把的商人，利用职权和势力，垄断基本生活品的供给，囤积居奇。他们所耗费的成本仅仅是职务之便，几乎为零，而获得的利益是巨大的。相比之下，黄牛党的成本收益比就合理得多。他们的成本是自己的时间和劳力，收益的是和购票者商定的价差。
因而，我们应该为“黄牛党”正名，只要他们是通过自己努力排队买到火车票，就应视为服务提供者，我们真正应打击的是利用关系垄断火车票的群体，而不是将这些所谓的“黄牛党”赶尽杀绝，要看到谁才是暴利的真正获益者。

春运买票难，其固然的根本原因是供需的严重不平衡。这种春运火车票需求的旺盛当然与春节作为我们国家的传统节日，人人都要回家有关。由于我们国家贫富不均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火车票作为一种带有一定公共品性质的商品，成为穷人回家过年的首要选择。这就造成春运时几亿人的大迁移。供需的严重不平衡当然最终也就只能通过增加供给或者降低需求来解决，对于前者增加列车只能是临时措施，而多建铁路快建高铁则又难以在短时期内达到增加供给的目标。春节回家的需求年年如此，基本上不可能有下降的空间；不过如果更多的人如果选择坐飞机或者自己开车回家，那么春节回家对铁路车票的需求多少还是可以下降的。这样的双管齐下后，也许多少可以弥补供需的巨大鸿沟。不过最终要让供求达到平衡，需求定律的最基本做法当然是提高价格，所以在春节时车票价格提高一些百分比其实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的。黄牛党向来令人愤恨，但其实黄牛党多少其实起着一定满足需求的作用。黄牛屡抓不绝是因为这其中巨大的利益让人心动，一票难求中的消费者花了更高的价格能买到票对于消费者来说也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由于传统因素，许多人都想借春运与家人团聚，从而造成了短期内的车票需求量大幅增加，与此同时，由于票价和车票数量是既定的，所以就造成严重的供不应求！（一票难求）
解决方案：1、国家增强人流运输能力   2、人们改变观念，可选择其他时间回家与家人团聚

对于“一票难求”现象，其实归根到底还是供需矛盾过大的情况。其实，这种现象的模型在生活中屡见不鲜，比如对于我们这些在校生来说的自习室占位现象，地价飞涨现象。主要因素就是，供给方提高供给的能力有限或者短期无法提高供给，其次就是产品的提供者是单一的，也就是说是完全垄断。那么对于有限的供给和大量的需求，中介（黄牛也算一种中介）组织就出现了。中介的情况有以下几种：
1内部非盈利中介，以团体为单位团购车票，降低团体内部的交易成本，对内部人来说是福利增加，但对于整个购票团体来说，加剧了竞争。
2盈利中介，也就是黄牛，他们购票的动机不是自己消费，而是为了盈利。一方面他们加剧了供求的矛盾，另一方面，对于高收入阶层来说，与排队买票付出的成本相比高收入阶层更倾向于从黄牛手中买2手票，所以在高收入层面增加了交易量。
但是，综合来说，以上2着虽然加剧了供求矛盾，但并非是导致“一票难求”的主要因素。
那么需方动机是：根据效用论分析，人的行为动机由效用的净增量决定。车票的正效用为：过年团聚，过年消费倾向，亲人相见带来的情绪高涨。负效用：买票的交易成本，过年加班的高薪的机会成本，回家各种麻烦导致的情绪下降，现代通讯带来的交流便利。
一般来说净效用为正，当然偏好不同或许对某些人来说净效用为负。从总体讲，由于流动人口巨大，所以供求矛盾短期无法有效解决，但是可以提高车票的有效利用率，就是使车票对于使用者的正效用最大化，或净效用最大化。
一：对于团体优先度的区分
对于不同的团体，车票带来的正效用是不同的。正效用由大到小排列为：1 学生，在外务工人员，一般低收入，多指农民工
                      2在外地上班的人，较高收入，公司白领，有选择交通工具的权利，如买2手票或改飞机）
                     3去外地旅游者，并非必须要车票，若价格高可等待或改换交通工具
一，可以采取先网上预约，加身份证验证。设农民工或学生专列，购票时可按目的地区域分类，由雇工单位提供介绍信加本人身份证享受快速购票通道，降低团体的交易成本。
二，可以采取实名验证，同一人在规定时间内只能买一个目的地的车票，需倒车者可给出证明后给予一次性购买直达目的地的车票，包括倒车的车票。
三，适度减少高档列车的车次和减少部分卧铺列车，增加车内位位置

首先，春运的出现，是由多方面构成的，有人口总数因数。有经济发达程度因数，还有交通发展程度因数，，等等。其次，我们不能单方面对其市场进行划分，我国实行**调控与市场开放向结合的市场经济制度，但还有许多不完善，还有很多潜规则。第三，供求的不相称行，导致资源的稀缺性。这还是由于经济发展部平衡据顶的。

　春节期间，“恐归”的情绪在外来人员的心中蔓延开来。他们被称做“恐归族”。而这些“恐归族”形成的主要原因包括了怕春运折腾、怕被父母“催婚”等。这其中“春运”是最主要的，一是我国供求矛盾的问题，目前我国的交通系统13亿的国民，二是东西南北交通系统疏散能力不均，交通线路分布不均，这一点是很多人忽略掉的。

其实这个看点也不错
http://www.zxeee.com/Html/WebSite/html/19681.html

推荐：美国人是如何解决“春运”问题的 http://women.sohu.com/20090120/n261837556.shtml

涨价解决不了火车票一票难求

总结起来，支持涨价的理由有三个，即减少旅客滞留、减少黄牛和增进社会福利。第一个理由的道理很简单：价格涨了，想坐火车的人自然就会减少。第二个理由的根据是提高票价压缩黄牛的利润空间，从而可以让他们自动离开市场。第三个理由需要经济学关于社会福利的背景知识，对此进行详细讨论远远超出了这篇短文的范畴，简单地说，如果一项举措可以提高社会成员的满意度之和，则社会福利就增加了。从这个定义出发，我们可以理解第三个理由。每个人对坐火车的需求度不一样，那些需求度高的人——比如那些急于回家的人——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涨价之后，那些需求度较低的人就不会去排队购票了，票因此集中到需求度较高的人的手中，后者获得的较高满意度——或者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效用——足以抵消前者失去的较低的效用，社会福利之和因此提高。持这种观点的人由此还推论说，在现在票价较低的情况下，黄牛的存在具有提高社会福利的性质，因为他们间接地把火车票从较低效用的人的手中转移到较高效用的人的手中。但这些看似有道理的理由，其实都是似是而非的。
　　持第一个理由的人忘记了，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和家人团聚又是国人的传统，对于那些在外工作的人来说，春节可能是他们回家的唯一假期。因此，春节期间要坐火车的人对价格的敏感度比平时要低很多，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对火车的需求弹性大大下降。这当然不是说提高价格一点作用都没有，火车票涨价之后，一些人会乘坐其他交通工具，比如长途汽车，或者干脆不回家。但要想用涨价的办法消除火车站里拥挤的人群，非得天价不可，拥挤没有了，但旅客的福利水平也下降了。
　　第二个理由站不住脚，是因为它没有考虑供求关系。我们刚才说了，春节期间对铁路运输需求的弹性很低；事实上，这期间铁路运输的供给也没有太大的弹性。为了保证春运，铁道部门增开了许多列车，几乎把能够挖掘的运力都用完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车站还滞留了大量旅客，说明春节期间的需求远远大于供给。想坐火车的人可能有一个亿，但铁路运输能力只有八千万，因此总是有两千万人没法坐上火车。在这种情况下，需求和供给几乎是两条平行线，市场无法在可预见的价格范围内达到供需的平衡，黄牛因此也总是有利润空间。
　　第三个理由是一些经济学家最为津津乐道的，我这里必须多花一些笔墨来说明，为什么它是似是而非的。在通常情况下，市场供给和需求都是有弹性的，即价格提高，需求会下降，供给会上升。此时，如果把价格限制在低于市场价之下，就会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道理是，较低的价格导致较低的产品供给量，这时候购买者从最后一个单位产品得到的效用高于供给者的成本，提高价格——因此提高产品供给——可以提高社会福利总量。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对房租的限制。为了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许多国家都对房租有最高限价的立法。开始的时候，这些限价还可以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但随着整体物价水平的提高，这些限价作用就显得非常低了，其直接后果是住房供应量的下降，从而让许多愿意支付较高房租的人也没有房子住。
　　但是，如果供给是没有弹性的，则限制价格就不会有任何的社会福利损失，道理显而易见：价格再低，供给量也不会下降！春运恰好符合这个条件，因此，不涨价不会产生任何社会福利损失！相反，提价会产生什么效果呢？答案是，提价只会把财富从旅客手中转移到铁路部门。旅客和铁路部门都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后者的所得刚好等于前者所失，两相抵消，社会净福利没有任何变化。我粗略了解了一下，发现那些主张提价的人都是反对垄断的，可是他们却情愿让旅客受损，让我们的“铁老大”挣个钵满盘盈！
　　那么，是不是提价真的可以把车票从低效用的旅客手中转移到高效用的旅客手中，从而提高社会福利总和呢？答案也是否定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每个火车站只有一个售票窗口，所有的购票人都排在这个窗口后面的一条长队里，排队的规则是先到先得，早来的人排在队伍的前头。那么，什么人会早来呢？答案是，对车票的渴望度越高的人：他们太想得到票了，因此愿意提前几个小时甚至一天到窗口前来排队。在通常情况下，价格只是决定队伍的长度。但不管怎样，更为重要的是，价格不能改变排队的顺序：不管价格多高多低，排在队伍前面的人永远是那些回家欲望较高的人。所以，提高价格并不能把车票从效用较低的人的手中转移到效用较高的人的手中，社会福利也不会提高！
　　依我之见，短期内解决春运的拥挤没有什么好办法，除非我们取消春节长假。否则，我们就只好忍受车站的拥挤了。如果你不能忍受，那就和我一样，改变偏好，降低春节回家的效用，这样你就不用加入等票的长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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