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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有学者研究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都下降了。很多人据此认为，2002年以来中国新一轮高速经济增长的质量低下，是资本积累型经济增长，是粗放型增长，不可持续。这种观点在2006年以前相当盛行。之后，很多学者根据中国2004年经济普查的数据发现，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我国企业的资本回报率很高，企业盈利水平超过日本企业，逼近美国企业。换句话说，新一轮高速经济增长的质量其实很高，有其微观基础。
那么，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的质量到底是高还是低呢？较低的全要素生产率与良好的企业资本回报率是否可以共存？中国最近一些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比率的相对下降，是有其历史阶段必然性，还是表明经济增长质量的下降？经济增长质量的判断标准，是全要素生产率，还是企业资本回报率呢？
二、无形资本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
克鲁格曼在1994年发表的《亚洲奇迹的神话》中，以当代东亚四小龙经济发展中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比率低下而断定这些经济体经济增长质量低下，不可持续。随后的亚洲金融危机似乎验证了克鲁格曼的说法。对此，郑玉歆（1999，2007）以及易纲、樊纲、李岩（2003）和林毅夫、任若恩（2006）等国内著名学者，对于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经济增长的质量的不合理性作出了深入的探讨。他们明确指出，不考虑各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使用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来衡量经济增长的质量，本身就是不合适的。
通常而言，全要素生产率是通过计算索洛剩余的方法求出来的。在最简单的经济增长核算中，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率－资本产出弹性×资本增长率－劳动产出弹性×劳动增长率。从表面上看来，索洛剩余似乎是产出减去所有要素投入后的剩余。
但实际上，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索洛剩余本质上是那些无形投入生产要素的贡献，需要企业、个人与全社会付出成本。当索洛等人在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时候，他们往往只是计算了有形生产要素的投入，也即有形的劳动投入与有形资本的投入，其索洛剩余中包含了大量无形资本投入的贡献，例如研发投入、教育投入（人力资本）、工人在岗培训投入、广告投入等。对整个经济体来说，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比率的提高，主要是表明教育、研发、卫生、制度变革等方面无形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比率的上升。约根森和格里利歇（1967）指出，作为索洛剩余的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只是一种计算上的误差，这个误差来自于对投入要素衡量的不准确，或者是因为某些对生产有贡献的要素没有被包括在生产函数中，如果把各种投入要素都包括在内并准确衡量，全要素生产率就会变为零。
根据刘遵义等（2004）的一项研究，由于1980年代以来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迅速增加，全要素生产率在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与新加坡三个经济体增长中的贡献比率大为上升，但是如果在增长核算中考虑研发投入的贡献，1995年之前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比率就会接近于零。而西方发达国家在扣除研发投入的贡献后还有剩余，存在全要素生产率所表示的“技术进步”，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无形投入除了研发支出外，还包括品牌建设、商业方法研究、软件研究、管理研究等方面的无形资本投资。正是这些研发投入之外的无形资本投资产生了西方发达国家全要素生产率所表示的“技术进步”。
三、经济增长的阶段性与全要素生产率
由于索洛剩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无形资本投入生产要素的贡献，因此并不能够主要根据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衡量经济增长的质量。无形的投入仍然是投入，仍然需要付出成本。对于企业来说，衡量投资效率的指标是资金回报率，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衡量一个经济体的总体运行，从宏观上来说主要就是经济平稳、快速地增长，从微观上来说主要就是企业盈利状况良好。一个国家在其经济增长的较早阶段，把有限的资金大量投入到研发当中，无疑会提高该国无形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但是这种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型发展战略，必然会降低该国的资金使用效率，降低经济增长率，降低企业的盈利水平，最终反而会降低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质量。
根据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布拉莫维茨（1993）和速水佑次郎等人（1999）对美国和日本经济史的研究，两国在其现代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都经历了一个主要依靠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有形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不大。只有等到经济进入了成熟阶段，教育、研发等无形资本投入取代有形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全要素生产率成为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在实现这种转变之前，在资本-劳动比率急剧上升的快速工业化时期，由于资本收入份额的增加，两国甚至都还经历过一个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均产出增长贡献比率下降的快速经济增长阶段。
一般而言，一国快速工业化时期，往往也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占GDP比例相当高的时期，这些建设需要大量的有形资本积累。由于这一部分有形资本积累对于产出增加的影响是长期的，其短期产出增长效应不大，造成产出一资本比例的下降，这必然也会导致短期内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比率的下降。美国在19世纪后半叶全要素生产率对人均产出增长贡献比率的下降，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美国大量投资于铁路等资本密集型基础设施的建设紧密相关。这一阶段基础设施的大量投资，为下一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在以后的时期，美国就可以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教育、研发、卫生等无形资本的积累方面，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从1890年以后，学校教育、研发等无形投入就取代了有形资本积累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全要素生产率对于人均产出增长的贡献比率超过了三分之二。
四、借用技术与全要素生产率
类似的历史经历在作为工业化后来者的日本表现得更加明显。当日本开始工业化的时候，人均资本非常低，有形资本积累对于日本的经济增长显得更为重要。劳均资本占有的快速增长对劳均产出增长的贡献比率超过了80%。在工业化快速进行、劳均资本快速增长的20世纪最初的20年，日本同样也经历了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均产出增长贡献比率相对下降的时期。
当美国在19世纪进行工业化的时候，美国与欧洲最发达的工业国家差距不大，有很多技术是美国自己研发出来的，因而全要素生产率在美国早期工业化时期劳均产出增加中的贡献比率仍然较高。而当日本快速进行工业化的时候，日本与欧美工业化国家的技术差距相当大，日本的技术进步主要依靠体现技术的机器设备的进口，其技术进步主要依靠有形资本的积累来获得，自主创新的成分相当稀少。尽管日本的技术水平在快速进步，但是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十分低下。
从1920年到1937年，日本快速的工业化渐进尾声，日本与欧美工业化国家的技术差距大为缩短，本国技术创新能力逐步培养起来，依靠体现技术进步的机器设备的进口来获得技术进步的重要性降低。到了这个阶段，全要素生产率对于劳均产出增长的贡献就达到了一半左右。
在自主创新获得技术进步的情况下，研发活动的无形资本投入的贡献不被计算到资本的贡献当中，而是被划归到全要素生产率所代表的技术进步当中，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在依靠进口技术获得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尤其是在通过进口体现技术的机器设备的条件下，为获得技术进步的设备购买投入被划归到资本生产要素的贡献，导致了追赶型工业化国家实际的快速技术进步与衡量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份额低下并存的情形。正因为这样，当代东亚四小龙在其快速经济追赶的时候，全要素生产率对人均产出增长的贡献比率大大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从而被克鲁格曼看作是依靠要素积累的经济增长和没有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
对于那些依靠引进技术来获得技术进步的追赶型经济体来说，他们从发达国家所引进的机器设备往往是根据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所创造设计的，往往是高度资本密集型而劳动节约型的，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难以完全发挥这些机器设备的效能，并且造成劳均资本占有的过快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就必然会降低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均产出增长的贡献。
对于曾经的日本、东亚四小龙与当前中国这样的追赶型高速发展经济体来说，快速的资本设备更新也是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低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由于这些东亚经济体追求快速的技术进步，很多机器设备在尚未完全发挥其经济作用的情况下就被淘汰了，通过边干边学熟悉机器设备运行导致生产效率提高的作用远未得到有效利用，资本设备的利用不足，必然会造成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下降。这种，隋况在新加坡与中国香港地区这两个城市经济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根据艾尔文·扬（1992）的一项研究，由于新加坡**追求技术的快速升级，很多先进设备尚未完全发挥作用就被淘汰，结果导致技术升级更为迅速的新加坡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十分低下，接近于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不如中国香港地区。
根据林毅夫和苏剑的研究，一个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考察该国经济增长的期初阶段的人均GDP成正比。按照购买力平价换算成1990年美元，人均GDP每增加1000美元，平均而言，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就增加2个百分点。
不过这个回归主要是考虑了横向对比。事实上，对于那些追赶型现代化国家来说，即便他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由于存在更加富有的技术领先国家，他们仍然是技术进口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比较低下。例如，日本在1958-1970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按收入水平来说已经进入到成熟经济的阶段，但由于日本与美国之间存在很大技术差距，日本需要大量进口外国先进技术，因而全要素生产率对日本经济的贡献仍然不是很高，TFP对于劳均产出增长的贡献比率为54%，远低于1855-1915年英国的73%。
综上所述，速水佑次郎认为，对于那些主要依靠借用技术获得快速技术进步的追赶型后进国家来说，资本积累型的经济增长表现得更加典型，也更加持久。只有等到这些国家的技术水平逐渐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依靠借用技术获得技术进步的收益下降，这些国家不得不更多地依靠自己研发来获得技术进步，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会成为最主要的部分。
五、当前关子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争论
如前所述，很多研究认为，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相对下降了，低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尽管最近几年有所回升。因而很多人据此认为2002年以来新一轮快速经济增长质量不高，是粗放型增长。随着2004年中国经济普查数据的公布，微观上发现我国企业盈利状况大幅度改善，宏观上GDP总量不仅没有如外界所猜测的被高估，反而是被低估，学术界的导向开始改变。王小鲁等人最近根据调整以后的数据重新进行了研究，认为1989-2007年扣除了人力资本改善后的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不仅没有低于1978-1988年水平（平均为2.66%），反而更高。即便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资本积累的贡献比率有不小的上升，导致1999-2007年全要素生产率有所下降（平均为3.63%），也仍然与1989-1998年水平严均为3.74%相差无几。
这些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假定资本的收入份额不变。这与我国的现实情况有很大差距。根据我们现在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在改革开放初期，劳动者收入的份额有所上升，进入199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劳动者收入的份额不断下降，资本的份额不断上升，表现为企业留存利润的比例不断上升。改革开放初期资本实际收入份额相对较低，采用统一的资本收入份额，例如说50%，就会导致资本增长贡献比率的高估，全要素生产率的低估。而进入1990年代后期以来，资本收入份额大幅度上升，仍然采用原来的资本收入份额，就会造成资本增长贡献比率的低估及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估。
这一点很容易根据最简单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公式推导出来。TFP＝产出增长比率－资本收入份额×资本增长比率－人力资本收入份额×人力资本增长率，由于资本增长率在我国总是大幅度地高于人力资本增长率，资本收入份额的上升，造成“资本收入份额×资本增长比率”这一项的扩大幅度，超过“人力资本收入份额×人力资本增长率”这一部分的下降幅度，从而造成TFP的下降。
事实上，在美国19世纪后期、日本20世纪早期快速资本积累加速工业化的时期，两国资本收入份额都上升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上升，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了。考虑到我国转轨经济的特殊情形，这一点就会更加明显。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制度变革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会造成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随着制度改革红利的逐步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会逐步降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不断下降。加上前述资本收入份额上升、资本积累速度加快的影响，当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下降，是完全有可能的，也是属于正常的，完全可以和同一时期企业微观经营效率上升并存。
六、对下一阶段我国TFP发展变化的展望
很多人认为，当前资本积累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我国压低资本价格实施低利率政策的结果，造成企业大量使用资本，而不是追求由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所代表的技术进步。正如林毅夫和苏剑所指出的，资金价格的下降，造成的主要是劳动与资金相对价格的改变，导致企业使用资本替代劳动。其后果主要是导致劳动使用型经济增长被资本使用型经济增长所取代，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增长被资本积累型经济增长所取代。
当前中国依靠有形资本积累来获得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当前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加速阶段，基础设施建设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很高，并且由于这些基础设施的效益是长期的，短期内产出效益相对于资本投入的比率较低，必然会导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
当然，导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偏低的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中国主要通过引进技术而不是通过自主研发来获得技术进步。这就导致我国快速技术进步的同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却较低，被人们认为是缺少技术进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
当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也与我国在全球国际分工所处的地位紧密相关。根据弗农所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当一种产品处于初创阶段的时候，主要是在发达国家进行生产，其产品的特征是人力资本密集与研发密集型，无形投入在这些产品的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较大。等到产品进入到标准化的成熟阶段，产品的生产逐渐进入到技术后进国家。产品到了成熟阶段以后，就成为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产品，厂房与机器设备的重要性上升，使用熟练劳动力进行生产，产品研发与设计等无形投入的重要性下降，产品成为资本密集型产品。由于技术后进国家集中于标准化成熟产品的生产，因而有形资本积累对于技术后进国家的经济增长就变得非常重要，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较低。
把资金更多地投入到自主研发、品牌建设等无形投入领域，确实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率。但是在当前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它反而会降低资金的回报率，降低企业的利润，降低经济运行的质量。品牌的建设需要付出大量的资金，需要付出长期的努力，需要企业积累雄厚的资金与技术研发育幼，并且面临非常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是当前中国绝大部分企业难以承担的。在企业产品研发与设计能力不高、资金实力尚不雄厚的情况下，从事代工制造的资金回报率会更高，更有利于我国企业的成长，尽管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会较低。
总而言之，由于我国当前处于技术追赶阶段，引进技术是我国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式，主要从事标准化成熟产品的生产，这就必然会导致我国在技术水平快速提升的同时，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比率偏低。与此同时，随着我国进入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大发展的阶段，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效率提升作用的递减，以及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必然会导致有形资本积累对于我国经济增长贡献比率的上升，呈现出资本积累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现阶段我国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有其经济发展阶段的合理性，并且更加有利于资金使用效率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为下一阶段主要依靠无形资本投入的经济增长模式奠定基础，加快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早日实现。
[作者简介]文礼朋，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史研究（广西桂林541004）；郭熙保，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研究（湖北武汉430072）。
作者：文礼朋 郭熙保 来源：《国民经济管理》201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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