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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法的隐忧
张维迎
明年（指2008年）8月1日，中国的反垄断法即将开始实施。这是一部重要的法律。大约十年前，我曾经参与过这部法律的立法讨论。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继续参与这项工作。到现在，终于看到这部法律的出台。不过坦率地说，我对这部法律的前景并不乐观。无论是对它赖以建立的经济学基础，还是对它即将产生的实际影响，都感到很大的担忧。
企业的三种定义
要说明我的观点，首先要介绍有关企业与市场的几个定义。以下，是经济学理论中关于企业职能的三种定义：
第一，企业是一个生产函数；就是说，把企业看作一个投入资源、产出产品的单位。与之对应，可以把市场理解为一个静态的、通过价格竞争来配置资源的机制。这是经济学教科书中最为流行的观点。
第二，企业是一个创新函数；就是说，把企业看作创造新技术、新产品、新市场、新的商业模式和生产方式的专门组织。与之对应，市场可以理解为动态的、通过创新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第三，企业是一个信誉的载体；就是说，市场是一个以分工专业化为特征的合作体系，企业是使这个体系能够维持的信誉基础。企业的存在和运作，使市场经济中的信任得以建立，并促成陌生人之间的广泛合作。
反垄断法的兴起，是建立在企业的第一种定义之上的。在那里，企业仅仅当作是一个生产单位，它面临的市场环境（如消费需求、技术水平等）是给定的。企业惟一的职能是通过价格、产量的选择，实现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并使得社会效率最大化。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下，人们认为，企业数量越多，竞争越激烈，效率就越高，对社会越有利。相反，一个市场如果被少数企业占有——即形成所谓寡头垄断的时候，对社会来说就是一件坏事。而衡量垄断的指标，就是市场份额的集中度。似乎市场越集中，垄断越严重。于是，有人设计出反垄断法，希望限制市场份额向个别企业集中。
从上述意义讲，反垄断法就是反对大企业及其成长的法案。但在现实中，我们看到，标志经济发展的很多现象，如新产品的出现、劳动收入的提高、社会财富的增长等，很大程度上是靠大企业来实现的。可以说，反垄断法的理念跟现实经济的状况并不相符，特别跟经济发展中不断涌现的企业成长形成一个明显的矛盾。
寡头竞争对社会有利
要解释上面的矛盾，需要从经济思想史中寻找新的启示。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论述。他认为，企业是一种创新的工具，经济增长是一个动态的创新过程。在这个他称为“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中，新产品替代旧产品，新的生产方式替代旧的生产方式，是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过去年轻人听音乐经常用Walkman，但MP3出现后，市场上的Walkman消失了，可以说，MP3厂商用新产品“毁灭”了旧产品。
由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出发，我倾向于认为，寡头竞争是最适应创新需要的市场结构。因为在一个所谓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很难有真正、持续的创新者。在这样的市场上，创新所依赖的研发投入是难以保障的。而市场竞争是否激烈，也并非由行业中生产者数量的多少来决定。
在传统农业里，有很多农民，但如果你去问农民关于竞争的感受，他常常不太重视。相反，在一些由少数企业主导的市场上，如汽车、电器、软件等领域，企业每时每刻都感到竞争的威胁。比尔·盖茨经常讲“微软离死只有18个月”，因为在软件业，创新是生死攸关的事，虽然微软是软件业的一个领导者，但如果不努力，很快就会被对手取代。跟微软一样，任何一个企业一旦成为行业的主导者，创新就变成了一个制度化、常规化的过程，成为他们每时每刻都要考虑的事。
一个运作良好的市场，经常是由少数品牌企业主导的。其中，大企业起着维护市场秩序的作用。它不仅要对自己员工的行为负责，而且对所有供应商的行为都具有连带责任。好比一个餐饮企业，如果它的员工操作失误，损害顾客健康，企业要负责。一个汽车制造厂商，如果它的上游供应商提供的零部件有问题，导致汽车出现事故，也是由它来承担责任。只有这样，市场中的信任才能建立，消费者才能放心地购买商品。而在那些由大量不知名的小企业构成的最终产品市场中，建立信任是非常困难的。
在反垄断法的理论基础中，有一个隐含的前提：产业中的市场份额越集中，企业的产量就越小，价格就越高。但从产业发展的很多例子来看，情况正好相反：产量的快速增长、价格的大幅下降，经常是跟市场集中度的提高相伴随的，就像我们在汽车、电脑、手机等行业中看到的那样。而一个市场如果承载着过多的企业，即在所谓的完全竞争市场下，我们经常看不到产量的增长和价格的下降。这一点经常被人们忽略。
准入自由：垄断与竞争的真正界限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把企业定义为一种创新的工具、一个信誉的载体，而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单位，反垄断法所依赖的经济理论基础就不再存在。经济学家们不喜欢垄断，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没有对垄断和非垄断提出一个很好的界定，这是一个遗憾。其实，仔细想想，垄断真正成为一个问题，只是因为政府强加的限制，破坏了市场竞争的基础。如果没有政府给予的保护，市场上所有的垄断都不具有实体性。
这方面经济学家应该向管理学家学习。管理学家特别强调，企业要取得成功，一定要为消费者创造价值，这才是自己生存的唯一道路。任何一个企业，如果不能为消费者创造价值，而是按传统的经济学教科书所指的那样，随心所欲地压榨消费者，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要相信，市场会通过竞争，消灭那些不创新的企业，消灭那些仅靠压榨消费者而赚钱的企业。
在计算机芯片市场上，按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看，英特尔是一个高度垄断的企业，但在过去30年里，英特尔的芯片速度提高了多少？价格下降了多少？大家都看得到。不管是英特尔，还是微软，都要不遗余力地保持创新、降低成本、提高产量。为什么？因为他们所在的市场有自由的准入，只要他们稍微一马虎，其他的竞争者就会跟上来。这也是比尔·盖茨经常说“微软离死只有18个月”的原因。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由政府规定，一个行业有1000家企业——这已经是足够分散的市场，同时告诉你，以后谁都不能再进入这个产业了，这个产业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相信，最可能出现的，是由政府设立的合谋，并伴随着技术进步缓慢、服务意识陈旧、价格长期不变的局面。所以，真正衡量竞争的指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准入自由。
在中国，石油、电信等行业经常受到批评，真正的问题在哪儿？是政府没有把行业放开，只允许一部分企业做，不允许另一部分企业去做。要使中国的电信企业、石油企业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惟一有效的办法就是解除行业进入的管制。这样，即使当前没有新企业立刻进入，仅仅由于潜在的竞争威胁，他们也会努力迎合消费者。如果不是这样，而只是通过经济管理部门监督他，告诉他怎么制订价格、怎么改进服务，问题不会得到根本解决。
一年以后，反垄断法即将实施，但我不敢对它报以乐观的期望。反垄断法所指向和限制的企业行为，很多其实是市场创新和信誉机制的一部分，是市场竞争的本质。而在破除政府保护的行业垄断方面，这部法律几乎无所作为。所以我很担心，一部以反垄断为目标的法律，最后变成反市场竞争的工具。这是需要我们警惕的。
本文由作者于2007年10月13日在“中国的竞争政策与反垄断法”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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