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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和这一百年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1914年到现在又过去将近百年了，对西方来说，这一百年是值得深刻反思的。
身在东方的我们，惯于以意识形态的眼光来看问题，对西方的了解往往失真。80年代以来，大批西方学术著作再版重印，引发了我们自洋务运动、五四运动之后对西方文化的第三次亲密接触。这批著作实际上创作年代不一，跨度极大，涵盖了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到后现代各个时期的经典。又因为语言问题，专业问题，迟至二十一世纪初，较为明晰的西学线索才渐次在业余读者的视野里展开。
其中，海德格尔无疑是一位原创级的大师，他在现象学、存在主义、解构主义、诠释学、后现代主义、政治理论、心理学及神学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当然，天才总是自窄门而出，他本人也身处于学界的冷热两极。赞誉者高歌他对形而上学的解构，仰慕他出入于语言思想和释义学思想，而驰骋于实践哲学的翩翩风度；恶评者抓住他与纳粹哲学的联系，要将他牢牢钉在 “纳粹思想先锋”的耻辱柱上。
海德格尔所受的这种待遇并不鲜见，在他之前的尼采，在他之后的波普尔都是身处冰火两重天。不过，人无完人，智者也不过是知其愚也。看待海德格尔应该放诸时代背景之中。海德格尔出生于1889年，病逝于1976年。他17岁时就因阅读布伦坦诺的《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存在的多重意义》一书，而对存在的意义产生浓厚兴趣。25岁，他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应征入伍，1918年，从战场回来后，海德格尔正式成为胡塞尔的高级助教。其实，海德格尔是个自我使命感很强的人，他的思想虽受胡塞尔熏陶，却保持了自己的纯洁性，他是那种天生具有首创精神的人。1923年，他开始担任马尔堡大学哲学教授，此时期开始专注于写作他一生中影响最大的著作《存在与时间》，直至1927年完成，并分别在《现象学年鉴》第八卷上及以单行本面世。这是海德格尔学术研究的黄金期，之后他与德国纳粹党关系越来越密切。1933年，他加入了纳粹党并当选为弗莱堡大学的校长。他的就职演说（Rektoratsrede）中运用了大量的纳粹的与纳粹宣传合拍的言词，使他臭名远播。如果说尼采的思想有纳粹精神鼻祖的嫌疑，海德格尔则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坐实了与纳粹的联系。站在这个角度，那些关于海德格尔的诟病与非议也就可以理解了。不过，如果我们站到他一生以及相关历史背景下来看，就会发现，其实他的学术生命青春期，也就是他最大的贡献期应该是在整个20年代，围绕《存在与时间》所引起的哲学反思才是他真正的价值所在。而后期他与纳粹的种种合作，应该看作是他本体思想的迷失。
现在让我们返回来看他的《存在与时间》究竟有什么重大的哲学价值，或者说对人类文明的跃迁产生了何种意义深远的影响。我们知道随着19世纪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与文明的自我认同，到20世纪初，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达到了强盛的顶峰，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更加体系完备，德美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也迎头赶上，世界沉醉于一片繁荣景象之中。然而骤然而至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击碎了各国人民的美梦。这次空前的灾难历时四年多，使三十多个国家、十五亿人口卷入其间，4700余完人在战争中伤亡，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两次工业革命的成果遭受到中世纪以来最为沉重的打击。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人们开始意识到自身引以为傲的文明出现了重大问题。
对战争的反思成为两战之间的主旋律，以此为使命引发出各路思潮。海德格尔主要是站在对现代主义思想反思的立场上，他认为，现代是一个“完全没有问题的时代”，现代精神的实际意义就是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和不能达到的，只要我们对它有“意（志）”。这种最高、最极端的意志，“它迫使算计和安排一切成为它的基本表现，但只是为了无条件地持续确保自己。”这种意志最终排除了人的“能在性”，使存在者成为可表象和被表象者。海德格尔的这一思想无疑是深刻的，他所使用的“亲在”、“共在”、“能在”无一不是为了宣扬人的存在价值，从而旗帜鲜明地反对现代化对人的蔑视。海德格尔的哲学看起来“卑之无甚高论”，但是，正如他的学生伽达默尔所指出的那样：“他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新的问题。它不是在西方形而上学内部提出的，而是针对这个形而上学本身。它并不问最高的存在者（上帝）和所有存在者的存在这些形而上学问题。它是问什么东西首先展开一般这样问题的领域，建立起形而上学本身得以活动的空间。因此，海德格尔问的是形而上学传统毫无问题预设的东西：何谓一般存在？”海德格尔是要借对形而上学的解构来展开他自己的哲学建构，他之所谓“操心”即是对“能在”的人的一种意义化，在他的眼里，这个世界是人的世界、时间的世界、现象的世界，而非机械的世界、物化的世界。他承认世界的不确定性，又反对叔本华的悲观和尼采的虚无，他走向了自我的实践哲学。然而，这一次他的步子迈得太大，走向了迷失，走向了众矢之的——纳粹主义的实证。我一直认为哲学是危险的，越伟大的哲学越危险，事实上，政治上的拾漏者正翘首期盼着属于他们的最美妙的哲学，稍有不慎，这种哲学就跌落到人类文明的天平之外。
一战后的思潮当然不止海德格尔这一路，然后不管有多少路，他们最终又到二战的十字路口会合了。纳粹主义、绥靖政策、苏维埃模式，二战成为人类思想错误的博览会。筑高坝，拦大水，二战是一战决堤后的堰塞湖释放。
二战过后又是什么？是波普尔的“渐进工程”，罗素的“参差多态”，还是罗蒂的“保持对话的继续”？二战后西方的思潮趋于琐碎而凌乱，这是对宏大叙事的一种反动。“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句我们东方妇孺皆知的俗语准确地概括了二十世纪人类的心态，当然还有另一句如影随形“好了疮疤忘了痛”。人类的步伐就是这样摇摆不定，自相矛盾。
海德格尔走了，关于他的理解与误解同在。根据海德格尔的说法, 所有至今的哲学蓝图, 都是对世界的单向度的理解，这种单向度,他认为是所有形而上学的标志。不知道打破了这个单向度之后，会不会又有新的单向度出现。毕竟，我还记得雨果那句话“人有两只耳朵，一只听上帝的声音，一只听魔鬼的声音。”
参考书目：
1、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2、爱玛努埃尔·法耶：《海德格尔，纳粹哲学的滥觞》
3、张汝伦：《<存在与时间>为什么重要？》
4、Heidegger. Beitrge zur Philosophic. Gesamtausgabe 65.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89.
5、Heidegger. "berwindung der Metaphysik". Vortrge und Auftrge, Pfullingen: Neske,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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