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王建：货币不是导致通胀因素 用财政补贴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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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hgds/20110429/04499771211.shtml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王建
　　当前国内与国际的经济环境都趋于复杂，在风云变幻的经济形势中理清宏观政策思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虽然在加强，但是仍很弱。而中国目前的通胀不是货币供给过量的结果。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趋弱
　　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曲线是“前高后低”，从一季度的11.9%下降到四季度的9.8%，从这个趋势看，经济增长的动力有逐渐衰减趋势。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率继续下降到9.7%，增长动力似乎还在下降，但工业增长率去年四季度是13.3%，今年一季度是14.4%，有明显增强，所以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有所恢复的。
　　但这种恢复是很微弱的，从三大需求动力看，出口一季度出现10亿美元逆差，而去年同期是140亿美元的顺差，实际消费增长去年一季度超过15%，今年下降到11%，从投资看，去年一季度实际投资增长超过了22%，今年下降到18%，所以三大需求水平都是下降趋势。
　　我比较关注经济增长的先行指标。一个是“新上项目计划总投资”，这代表着未来可能发生的投资需求，2009年上半年这个指标的增长率曾经超过90%，达到新世纪(19.50,0.70,3.72%)以来的高峰，这明显是由**反危机的投资政策造成的，但随着**刺激政策的逐步退出，到2010年1-11月，新上项目投资的增长率就下降到 25.6%，今年一季度进一步下降到负的12.7%。由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拉动，未来投资需求显著趋弱，对增长曲线的下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个重要的先行指标，是PMI指数中的生产订单和出口订单的变化。根据有关机构的跟踪研究，过去6年的3月份，这两个指标平均会上升4.4个百分点，但是今年3月份仅上升了0.9个百分点。由于在此之前PMI指数已经连续下跌了4个月，而在一般都会出现季节性反弹的3月份又是反弹力度很弱，也说明了增长动力不足这个现状。
　　今年以来，**宏观调控的重点在于反通胀，但反通胀的相关措施也会削弱增长动力，目前这种情况虽然还不显著，但是如果继续加大反通胀的力度，在增长动力已经很弱的背景下就应该慎重了。
　　目前通胀不是货币供给过量的结果
　　中国目前的通胀，是由输入型通胀、食品推动的结构型通胀，以及由工资推动的成本推进型通胀复合形成的。这三类通胀的共同特点，都是首先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上涨，然后是企业为保住利润水平，以提价方式向市场释放成本上涨压力，所以这三种通胀，又都可以归结为成本推进型通胀。由于成本上升，企业对投资资金与流动资金的需求都会增加，所以也会引起货币量的增长，但是货币量的增长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这几年通胀反复出现，很多人都把发生通胀的原因归结到是中国的货币长期超发，由此形成流动性长期过剩，因此顺理成章地认为应该通过紧缩货币来治理通胀。这样的认识恐怕有很大问题，因为说近十年来，特别是自 2003年的新一轮经济增长期以来，中国的货币供给量过大是依据不足的。
　　所谓货币超发，是指货币供给量超过了经济增长的实际需求。从货币(M2)增长率看，1991-2002年的平均增长率是23.1%，同期的经济增长率是10.2%，货币超前经济增长11.7个百分点，而 2003-2010年，货币增长率是18.9%，同期经济增长率是10.9%，货币超前经济增长7.2个百分点。所以货币增长率超前于经济增长率的幅度，近8年来是大幅度下降的。根据西方货币学派的理论，货币超发导致通胀一般最长只有9个月的滞后期，如果20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货币是严重超发的，那早就会爆发严重的通胀，而不会持续到今天才爆发，更不会在1998-2002年出现年均0.4%的消费物价负增长，也就是一般所说的“通缩”。
　　如果说是自2003年以来新经济增长期存在货币严重超发，就更站不住脚，不仅因为近8年来与1991-2002年比较，货币增长率低而经济增长率高，更因为在新一轮经济增长期中，中国经济货币化的程度更深，规模也更大。
　　在转轨过程中的中国经济，货币供给量最终会被三个部分吸纳，第一是经济增长会吸纳货币，第二是通胀，第三就是由市场化体制改革所形成的经济货币化，比如以前产权和土地都不能交易，但是现在有了股市，土地也可以交易了，而这些都需要货币。所以，在货币增长率中扣除了实际经济增长率和代表通胀水平的GDP平减指数后还有货币余量，就可以看成是经济货币化所产生的货币需求。
　　比较1991-2002年与2003-2010年这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的年均货币余量是5.4个百分点，后一个时期是2.4个百分点，说明近8年来超过现价GDP增长率的货币余量显著低于以前时期，但是必须看到，自2003 年以来的8年，中国的货币化程度更深，规模更大。比如2005年股票流通市值首超万亿元，2008年土地出让金总额首次近万亿元，2005-2010年货币M2增长了1.86倍，而股票流通市值增长了14倍，全国土地出让金增长了4倍，这说明近几年的货币深化过程，已经足以全部吸纳货币超前于现价经济增长的全部余额，甚至连以前年份的货币余额也吸纳掉了。如果近十年的货币增长率低于前十年，而经济增长率与货币深化的程度和规模又高于前十年，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近年来是货币供给过量，而又导致了当前的通胀呢？
　　如果货币不是导致当前通胀的因素，则紧缩型的货币政策就不会产生抑制通胀的效果，而只能产生压抑增长的效果。从压抑通胀的宏观调控实践看，自去年10月以来央行已经10次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和4次加息了。存款准备金率的提升可以看成是为了对冲外汇流入所导致的人民币投放，但加息和贷款控制则是直接指向了通胀。紧缩货币对通胀的影响从国际经验看，应该在6个月后能够看到效果，到目前已经过去了6个月，然而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4月份前10天50个城市主要食品平均价格变动情况看，除了部分蔬菜价格在下降，粮食、植物油和肉类的价格还是在上涨，而国际油价正是在4月份上到了110美元的新高点。所以我可以肯定地说，继续货币紧缩是不可能解决通胀问题的。
　　从今年一季度货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货币M2的增长率是16.6%，而现价经济增长率是17.6%，因此货币供给不仅没有给货币深化留出空间，而且对经济增长也形成了1个百分点的负面影响。有人会说没有这低于增长一个百分点的货币供给，通胀就下不来，但是请不要忘记，2008年上半年当出现货币增长低于现价经济增长7个百分点后，到下半年中国经济就出现了急剧下滑，这中间当然有外部金融风暴的影响，但宏观调控失度恐怕也是重要的原因。目前由于贷款投放控制过严，企业普遍感到资金紧缺，民间借贷的利率也急剧飙升，这些情形都在2008年上半年出现过，所以如果坚持认为继续加大货币紧缩力度，就可以抑制住输入型与结构型通胀，就会重复2008年上半年的历史。
　　如果不能使用货币政策反通胀，宏观政策的重点就应该向财政政策转移，就是通过财政的转移支付，对中低收入人群进行财政补贴，以使他们在通胀过程中的实际消费水平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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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补贴 消费者 Finance 2003年以来 GDP平减指数 财政 货币 通胀 消费者 王建

孙立坚：让钱回到实业中才能从根本上遏制通胀
　　
　　因为造成中国当前通胀压力高企不落的原因错综复杂，货币紧缩政策的效果有限，笔者因此认为，目前唯一要做的应该是怎样在生产成本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疏导产业资本回到真正做大财富的实业舞台上。这样，才能从本源上遏制或抗衡这种成本(非需求)推动型的通胀和资产泡沫。说到底，这本是一个解决货币配置的问题，而不是解决货币超发的问题。即使货币存在超发，但在目前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面前，通过提高货币配置的效率来缓解货币超发的冲击会显得更加有效。从这个意义上说，相对而言，非对称的货币政策手段效果会更好些，而这又牵涉到**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效率与企业相比孰强孰弱的问题。而把配置资源的问题交给市场，**做好为市场服务和针对市场配置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超发”现象实施有效监管，应是政企之间增强市场活力的最佳分工形式。
　　当然，缓解日益严重的“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压力，眼下可以有两种“选择”。
　　首先，降低企业税负和增加产业转型过程中企业的人力、财力资源扶持，以此提高企业实业投资所需要的盈利空间。同时，目前保持利率和汇率的相对稳定，对抗衡成本型通胀可能利大于弊。因为让产业资本回到实业舞台上的举措，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寄希望于企业通过结构调整来提高盈利能力，尤其在金融危机阴霾还未散尽，内需的形成还需要解决好疏通富民的良性循环机制、改善社会福利、保护消费者权益、提高企业产品质量等问题的时候，更不是能靠简单地加工资、转移性福利补贴等手段就能带动内需增长的。所以，配合现在**对扭曲的市场价格机制的整顿，财政部和税务局应通过减税来降低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生产成本，继续鼓励民营资本做自己擅长的实业，这些可能都是让大量产业资本重回实业舞台所不可或缺的手段。无论如何，两条腿走路(即一方面适合国情进行破旧立新的结构调整，而另一方面不要丢掉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积累起来的成功经验——传统不等于落后)是确保今天中国结构转型成功的必要条件。如果一味地加息和升值，或默认成本上升会“倒逼”企业结构调整，都有可能会催生更多的“产业资本”变成“金融资本”，从而使这些事前看上去“出发点很好”的宏观调控政策最终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其次，在加快要素市场改革步伐的同时，充分发挥金融体系在配置大量产业资本重回实体经济舞台的作用。因为要素价格的上升必然会使得盈利能力无法提高的企业退出实体经济，他们手中大量的产业资本为寻求资本运作的高收益而涌向社会，如果此时没有一批社会责任感强的专业化金融机构的存在，包括专业能力强的私募基金、创投基金、风险投资机构等，那中国就缺了一个将大量的“资金”转为能给社会创造财富的“资本”的重要环节！于是，流动性泛滥甚至都不会在日益监管强化的正规的银行业内和股市或楼市的渠道中出现，而会以千姿百态的“豆”你玩、“姜”你军、“蒜”你狠、“盐”死你之类事前无法有效监管的灰色投机渠道中频繁现身。从这个意义上说，规范金融体系外的金融活动，发挥民营金融机构的专业化资源配置功能，去吸收大量流失在银行体系之外的社会资本，然后将其配置到高效率和高收益的实业投资项目上，也是一种克服当前流动性泛滥的应对方法。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如果为了加快金融的发展，而破坏了企业控制生产成本的能力，比如，大宗商品被热炒，人民币升值步伐加快，融资成本日益攀高，商业地产泡沫严重等，那么，这样的“金融繁荣”所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就会冲销制造业通过“性价比”建立起来的竞争能力。如何在保持制造业价格竞争优势的同时发展好金融业，无论在中国还是其他制造业为主的东南亚国家，都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目标。
　　因为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仍处于低端中游环节，希望能尽快成为金融大国而站上世界附加价值最高的产业链末端的愿望很迫切。可是，鉴于中国内需不足所带来的市场消化能力有限的状况，笔者认为，我们不该抛弃自己擅长的制造业，或者不顾目前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对可能出现的金融冲击的承受能力，贸然地加快“金融创新”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因为如果在“破旧”的同时无法迅速“立新”，那么，在残酷的全球化竞争环境中，就将失去自己原先依托的生存环境。由于到目前为止国内资本市场还未完全同世界接轨，所以，我们避免了多次金融风暴的猛烈冲击。而也正因为我们没有体验过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灾难，致使不少人理想化地希望中国既可成为制造业大国，又能成为金融大国，而这种美好的想法往往会让我们迷失发展方向。
　　日本、韩国以及多个后起之秀的东盟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曾既想通过稳定的汇率制度来保住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又想通过资本市场开放来实现金融大国的目标，结果让投机资本乘虚而入获取暴利，而这些制造业国家却都先后陷入灾难性的金融危机之中。他们的教训告诉我们：在一个制造业的土壤上，如果过度发展高风险的金融业务，结局必然是让擅长驾驭风险的投机资金，以所谓“公平的方式”顷刻间就拿走制造业国家经过多年才创造出来的宝贵财富。
　　事实上，在全球国际分工所形成的产业链上，每个国家和企业都可以寻找到最适合自身发展的生存方式。千万不要太在乎自身的位置在哪里，而忘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真髓——只要把自己手头的工作做到极致，那么，你就是最好的、最强的、也最有安全感。一言以蔽之，盯住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并努力保持、完善强势地位，等经济发展到成为“金融大国”的客观条件开始成熟时，再循序渐进，迈出一些边际上的新突破，才是中国今天抗衡通胀的有效方法和今后的发展选择。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