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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主体、客体划分的基础层面突破人类行为动机研究的瓶颈
（引言：经济学和管理学都离不开对人类行为规律的研究，其中人类行为动机是人类行为研究的黑箱。人类客体的动机性和社会群体性经常是社会科学家为社会科学的较差的准确性进行辩护的理由。然而，把研究者当作主体，把其它人类当作客体，这种假设延续了成千上万年，以至我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假设前提下进行研究的。我们更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假设前提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对人类客体能动性的否定。本文摘编自中央政法委长安出版传媒有限公司2020年12月出版印刷的《思维方法高级教程》第2版 第八章）
如《思维方法高级教程》（第2版）第八章前一部分所述，正是由于客体的这种动机性和社会群体性，使概念所代表的很多现实对象变化极快，并且变幻莫测。例如，一个人的需求或动机今天是这样的结构，明天可能就受其他人的影响而变成另一种结构了；一个人现在的行为是这样的，当他知道自己正在被观察时立刻就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现象，等等。由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客体愈来愈具有易变性，导致抽象思维运用分析、归纳、传统综合、演绎技术的众多假设前提愈来愈难以满足，进而导致用抽象思维方法所形成的概念系统与现实的偏离愈来愈大。社会科学更需要有一种能代替传统抽象思维方法的整体性思维方法。
但首先应该引起关注的是，社会科学的整体性思维方法相对于自然科学的整体性思维方法亦有其特征性。社会科学由其自身特点所决定，在抽象思维方法的准确性方面远不如自然科学。特别是其概念的数量属性很难准确度量，其概念间的数量属性关系也因为很难归纳出同一的度量单位而无法充分运用数学语言来描述（参阅《思维方法高级教程》第2版第六章、第七章第二节）。正如本章第三节所描述的，自然科学的整体性思维，是由于大规模计算技术与数学、物理分别接轨而形成的计算物理和实验数学，才产生突破性进展；而多数社会科学不仅目前的数学应用水平低，即使将来也因无法归纳出有现实意义的统一度量单位而根本不可能沿着自然科学的数学建模的路径向整体性思维演化。
形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种区别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客体的动机性和社会群体性有天壤之别。
人类客体甚至一旦得知自己已成为考察对象就会产生和得知之前的巨大变化，同一个人处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时其行为的变化也非常明显。
自然科学的客体则要简单和稳定得多，其概念的数量属性比较容易准确度量，其概念间的数量属性关系也比较容易确定。
客体能动性的差异导致了两个领域抽象思维的深刻差异，以至不少自然科学家根本不认为社会科学是科学，因为它总结的规律的确经常不具备准确性和可重复性这两个科学标准。这两个标准是预测性的基础，而人类思维最根本的目标就是预测。
于是，也有一些自然科学家带着对传统社会科学的蔑视，开始向人类社会领域进军。他们的出发点和社会科学家不同，他们把人类看作自然的一种生物体，从生物体的构造出发探讨人的行为。如大家所知，在自然科学领域游刃有余的自然科学家，一旦涉足社会领域，就立刻陷入困惑。
社会科学家当然讨厌自然科学家对社会科学的这种蔑视，他们对自然科学家在社会领域的挫折流露出难以掩饰的幸灾乐祸。但迄今为止，无论社会科学家还是自然科学家，都没有提出令彼此信服的替代理论。
实际上，自然科学家的这种看法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前提，不可思议的是，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在本质上居然也隐含着同样的假设前提，那就是自然科学家或社会科学家把自己当作研究的主体，把其它人类当作自己研究的客体。这种划分是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准确性较差的根源之一。同样，这种划分也阻碍了自然科学家解释人类行为的进一步尝试。
客体的动机性和社会群体性经常是社会科学家为社会科学的较差的准确性进行辩护的理由，但仔细想想看，以高高在上的研究主体自居，把其他人类仅仅当作观察的对象，本身不就是在否认人类客体的动机性和社会群体性吗？
把研究者当作主体，把其它人类当作客体，这种假设延续了成千上万年，以至我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假设前提下进行研究的。我们更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假设前提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对人类客体能动性的否定。
人类社会越发展，人就越趋向于一个全面、生动、多样化的人，即能动的人；人类社会越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就表现出他们是全面、生动、多样化的人，即能动的人。当初的那个把其他人当作客体的假设就越来越不符合实际情况，就越来越把研究引向偏离现实。
也有一些聪明的社会科学家尝试自己就是客体来进行自省或尽可能地倾听客体们的意见，但这些仅仅是浅尝则止，没有从方法论的高度抛弃“自己是主体、其他人是客体”的假设，没有努力形成一套系统地“倾听客体们的意见”的方法。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人类客体越来越表现出其固有的动机性，它的复杂和瞬息万变越来越不适合用主体进行观察和归纳的方法来探求规律。自然科学的研究客体从来没有像人类客体那样复杂、易变和不可捉摸。人不仅是自然的生物体，它还是社会的一分子，它的复杂性最主要是来源于人和人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因此，一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即为适应数学方法的要求不断做深层归纳以寻求相同度量单位的方法，向人类社会领域的进军，其作用和效果都是有限的。
在另一个极端，另外一些人则继续采用回避概念的数量属性来粗略探讨人类行为规律的传统抽象思维方法。其作用和效果也同样会越来越有限。
就大部分情况而言，社会科学的整体性思维正是从抛弃划分主客体的假设开始的。
按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的要求（参阅《思维方法高级教程》第2版第七章），社会共同体的需要、社会共同体的选择不是单靠理论家的观察和归纳得出的，而是直接从共同体的每个成员自主表达的个人需要进行加总等数学处理而得出的。因此，要度量社会共同体的某种需要的程度，首先须度量社会共同体各个成员的这种需要的程度。
人类客体的能动性使其不如自然科学的客体那样易于通过观察来度量其数量属性，但人类客体的能动性又使其有了一个自然科学的客体完全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客体的自述和自我表达。
只要提供适当的概念性工具，他自己随时能表述出他的某种需要、欲望、行为动机的强烈程度。各个人类客体的数量属性易变性极强，主体考察客体的方法误差越来越大，客体的内省和自主表达的方法是唯一已知的可替代的方法。这并不妨碍在易变性不大的领域继续沿用主体考察客体的方法。
各个人类客体内省和自主表达的是他（她）在现时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状况下的追求、需要、欲望等行为动机的程度。
显然，科学具象思维方法在这里假设人们通过内省可以确定并表达出他自己的某一种追求、需要、欲望的强度。传统的抽象思维的主体观察的方法是假设人们无法确定并表达出他自己的某种追求、需要、欲望的强度，只有理论家或研究者才能知晓人们的某种追求、需要、欲望的强度。我们宁愿相信前一种假设更接近现实世界的真实状况。
我们很快将看到，这种单个客体的自我表述会成为我们研究一个人类群体、一个组织、一个国家的集体行为规律的重要基础。
我们当然承认生产力发展状况、社会制度等因素会对人类行为产生很大影响，但这与我们强调的人类行为动机直接决定人的行为并不矛盾。每个人在形成他的行为动机时就已经包含了他对生产力发展状况、社会制度等外在环境的判断，我们相信千千万万人在形成动机时对自身所处的外在环境的判断要大大优于个别理论家的判断。我们度量了千千万万人自我表达的行为动机，就也度量了千千万万人对生产力等外在环境的判断，我们没有理由用个别理论家对外在环境与人类行为相互关系的判断，来取代千千万万人自我表达的行为动机对人类行为的决定性，后者比前者更准确、更真实。
社会理论家同千千万万人一样，都只能观察到有限的局部现象，区别在于，理论家是从他所观察的有限的局部现象出发推演出宏观性、整体性现象变化规律；千千万万人则是从他们各自所观察的局部现象出发内省出或者简单归纳出千千万万个局部现象变化规律，从而形成千千万万人的个人行为动机，然后再由专业工作者从千千万万个局部现象变化规律出发，或者从千千万万人的个人行为动机出发，统计出宏观性、整体性现象变化规律。
显然，从观察阶段开始，汇总起来的千千万万人的观察，其全面性、准确性、连续性就高于理论家个人的观察。千千万万人的眼见为实要优于理论家个人的眼见为实。另外，在互联网时代，千千万万人从观察到形成行为动机，在无意识中都通过自然交流的方式经历了类似于德尔菲意见法那样的众人间的、多个轮回的相互启发过程和修正过程。理论家从观察到推演出规律，由于交流的组织成本和交流的时间成本等方面的局限，德尔菲意见法那样的相互启发过程和修正过程，在范围、次数等方面都有欠缺。最后，从对现实事物进行概念化处理和对形成的概念进行组合关系处理的角度看，千千万万人从局部现象归纳出局部概念和形成对局部规律的认识，进而形成个人行为动机，比起理论家从局部现象推演出宏观性、整体性规律，概念外延小，归纳层次少，在使用归纳技术时，忽略的现象差异性和现象变化性要少许多，归纳和推演的准确度会更高（参阅《思维方法高级教程》第2版第七章第二节、第三节）。
在人类动机的多样性和变化性较小的时期，以及在大规模、高频率度量人类动机的技术手段较差的时期，各种形式的由理论家粗略概括而成人类行为“客观规律”的分析方法可能是我们的选项。但是，在人类动机的多样性和变化性较大的时期，以及在大规模、高频率度量人类动机的技术手段较先进的时期，它们就不再是最优选项。千千万万人创造的人类社会是由千千万万人的动机共同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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