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彭培根：王道或任何一道的思想与一个国家城市面貌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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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或任何一道的思想与一个国家城市面貌的因果关系

2011年南京海峡两岸学术论坛

2011年4月21日 南京紫金山庄

清华大学建筑学教授  彭培根

    主题：拥护国家五部委2007年元月十五日联合颁发的《建质字第一号文件》。一个对中国二十年来，城市建设的一个拨乱反正的文件。拥护温总理在2006年的有关城市建设的批评：“大型公共建筑有很多是：贪大、求洋、浪费国家资源和没有中国特色”。

首先，我们要为中華传统文化中：“王道思想”，找出一个相对普遍而又有当代现实意义的概念或理念。我现在尝试给“王道思想”找出这样一个比较实际的社会概念：我们可否认为“王道思想”就是符合“以人为本”(联合国的同声传译的英语标准翻译是：“People First”)、“科学发展观”(“The Perspective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以及国富民富的“和谐社会”的思想。如果基本同意我提出的概念，那这个“王道思想”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就是一种：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富民的、亲民的、开放的、透明的和便民的政治和政绩。这是在2011年3月，中国政府的人大和政协“两会”的核心精神。当然，中国政府以前也提过多次；但这是最郑重的一次！与此相反的、非王道思想所体现出来的政绩是：假的“为人民服务”的、实际是贪污腐化为贪官服务，造成自己富而民穷的、远民的、封建的、不透明的、高高在上的和不便民的政治和政绩。因此，“王道思想”的英文可否翻译成：“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People First”

这种王道或非王道的政治的影响，能够最彻底地体现到一个国家的人民的行为和精神面貌上。当然，王道或非王道的政治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能像镜子或里程碑一样，更具象地将当时的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审美的特点，都一一体现到一个国家的城市面貌和建筑风格上。例如五十年代全民学习苏联老大哥；于是，我国主要的公共建筑都有浓厚的俄罗斯新古典建筑的风格；接着“反苏修”，大陆又和台湾一样，走了一段只抄袭中国古代建筑的符号，而没有体现古文化艺术在现代文明中，再生的创造力的建筑物；所谓的“穿西装带瓜皮帽”的建筑。到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西方的国际形式的建筑，鱼龙混杂地在中国的地平线上出现。一直到2007年元月十五日国家五部委联合颁发的：《建质字第一号文件》出现，这是一个对中国二十年来，对城市建设的第一次拨乱反正的文件；这不就是以王道的原则来拨乱反正和来规范极少数害群之马的外国建筑师的霸道的行为吗！

有关这一个观点我在文章的后面还有论述。现在，先举出两位先生与以上的 概念有呼应的观点。我非常钦佩王岐山在2005年说过的一句话：“2008年，世界各国的朋友们到北京的时候，他们主要不是要看我们的高楼大厦，也不是我们的体育设施，最能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我们的市民的精神文明面貌”，他的这种观点，刚巧与清末民初的鸿儒辜鸿铭的哲理相通。他在用英文写的书《The Spirit of Chinaman (故意用外国人轻视中国人的称呼) 》中说：“要看一个国家，高楼大厦或车水马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国家或民族所养育出来的人民是什么品质，他们的男人和女人是什么样子的素质和气质”。但是北京如果到处都是洋建筑师来练“狂草建筑”的城市空间；再加上温总理批判的：“大型公共建筑有很多是：贪大、求洋、浪费国家资源和没有中国特色” 那我们拿什么样子的城市空间环境来熏陶我们的市民？许嘉璐在多次重大会议上，声嘶力竭地呼吁警世之语。他希望大家努力创造中国文化的自我再生和更新；希望大家警觉地重视到新的文化殖民主义者，一直在严重地侵略我们的国家；当然，建筑风格是这种侵略中很重要的一个构成部分。美国一家文化产业集团的年产值，竟然与我们一个国家的文化产值一样。我们听过他演讲的人，都非常感动和受了有真实的危机意识的教育。其实，他们两位的警世之言都是建立在王道思想的辩证基础之上。

我写过一篇拥护国家有关城市建设政策的文章，首先我要申明我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我们并不反对外国的建筑师在中国做设计；我们在培养民族建筑师的同时，绝不反对继续交些学费，引进国外的优秀建筑设计，但是我们坚决反对再引进那些把中国当新武器实验场的，那些外国建筑师在他们自己的国家绝不允许实施的建筑。还有那些建筑设计是违反国际可特续发展的原则，违反基本结构原理，或国际通用安全规范的建筑设计。我就举一个三年前的活生生的例子：我应邀去太原担任【山西大剧院】的设计竞赛的评委（国家大剧院竞赛时我是第一轮的评委）。因为上述的国家五部委《建质字第一号文件》的影响，可喜地见到北京、上海的几家顶级大设计院，都是以自己的名义来参赛；没有与任何洋大师联名。只有山西省设计院还是与法国夏帮杰（上海大剧院的设计人）联合参赛。但是非常地巧；我觉得这次还真的只有夏的方案最好！完全符合周总理讲过的：“实用、经济和美观”的要求。同时还有恰到好处地雕塑式的、简洁的、像剧院的和非常有时代感，但绝不过分的造型。我还在评选会上为这个设计做推荐的说明。结果他得到了第一名。和我一起开会的还有一名人，居然说：“彭先生不是反对外国建筑师吗! 我说：”那你就太不了解我了；我是反对把中国当成新武器试验场的外国建筑师！我是对事不对人的啊！”。他推荐的方案是一个造型比较奇特的设计；回到北京后，在电话中他说：“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和城市的建筑设计，应该要有所突破”。我们认识有二十多年了，所以，我给他开了个又是玩笑又是讽刺的笑话：“那你把马桶放在你们家客厅好啦！那是最大的突破！” 没想到我的老友把电话给摔了。建筑设计是可以突破的，但是必须在国际性的原则、结构常识内和当地国家的政策、经济条件内来突破。

2007年的时候，朋友们劝我:“老彭，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奥运就要上场了，您就别凑热闹泼冷水啦！”。谢谢朋友们的好意！彭德懷大将军和我都是湖南人，25年前先父鸿文将军引导我回到祖国工作，就是为了愛国愛同胞；在我的专业上为人民服务。几代中国领导人都鼓励大家要说真话；中国人说“瞒病必死”；如果为了面子而去自欺欺人，那就是鸵鸟。在国际上已经有很多的批判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总结经验，像2007年国家有关城市建设的《建质一号》文件和另外三文件一样，勇于总结过去的错误；亡羊补牢，这才是真正“实事求是”的科学发展观的态度。有关的主管就把我当作一个当代的愛国的诤友“魏徵”吧！

我的专业是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环境心理和建筑评论；今天来参加论坛的有海峡两岸的国际知名的社会学科的哲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或政治学家；因此，我的论述尽量只限于我的专业之内。但是，我所涉及的廣义建筑学所涵盖的学科，都是与社会学科有密切的关系的；因此，我的论述就显得有些像“雜家”的文章。也因此，如果我们要进一步探讨《王道或任何一道政治与一个国家的城市面貌的因果关系》，那就要先探讨与城市建设的根本关系的“建筑”下一个定义：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建筑是反映人类文化进程的，为将来创造更好的（或者毁损现存的）生活环境的科学、哲学和艺术的最具象的综合结晶。哲学家/大教育家路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说过“如果人类历史有任何意义的话，没有一个时代能够完整地被理解或者阐述清楚，也不能提供一个准绳来衡量人类其它所有的成果。唯有纵观人类发展历史的长河，才能将真正的时代创造性的作品和那些仅是疯狂的“原创作品区分开来。如果没有这个联结，那人类的生活、价值和意义就消失了”。

因此，如果我们尊重芒福德的观点，我们作为建筑师，就很难用一个普遍的准则来评判其他建筑师的设计作品。这也是因为评论建筑并不像1+1=2这么简单。因此建筑界最高奖项 — 普立兹克奖的奖牌是铜制的，而不用金的或银的寓意也在于此。然而，我们可以借用奖牌背面的刻字作为评价建筑师作品的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那就是两千年前，罗马皇帝的御用建筑师《建筑十书》的作者泊里欧（Vitruvius Pollio 但是大陆将他的名字翻译成了姓：维特鲁威）提出的：“作风严谨，功能良好，造型优雅”（Firmness, Commodity and Delight）2008年我曾应邀，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主要内容就是根据国际“可持续发展”的普遍规则和纪律、建筑设计的基本常识性科学的数据和国际通用的建筑安全法规，来批判中国过去十五年以上建造的三栋“妖魔鬼怪”建筑物 – 国家大剧院、CCTV新大楼和“鸟巢”体育场。我的评论曾通过清華大学转呈到国务院。在中共十七大之前，国务院办公厅曾经电话通知我本人（还有清華大学当时的党委书记-陈希教授）- “…..国务院领导要我们通知您，他认为您的评论写得很中肯！…”

我很幸运地得到建筑界和媒体对我的常用的描述是：“著名建筑大师和建筑评论家”。而同行的一些专家们还认同我是一位：“以理服人的建筑评论家”。原因是我的建筑评论依据基本都建立在：（1）根据国际“可持续发展”的普遍规则和纪律。（2）建筑设计的基本常识性科学的数据。（3）国际通用的建筑安全法规。

我在清華大学教了三十年的书，其中，有一门课，已经教了24年。课程名称是：【理性建筑】，这门课是直接用英语/英文授课的，已经被清華大学学术委员会，不记名投票评选为，“精品课”之一；英文课名是：【Rational Architecture】。现在，就根据这三点理性的和客观科学的依据来评论以下三栋非王道的建筑物：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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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因果关系 Architecture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Scientific 中国ZF 清华大学 联合国 科学发展观 为人民服务

  国家大剧院的建筑设计是一个不符合国际通用安全法规的建筑

国家大剧院的第一轮设计竞赛时，我是评委会的评委之一，我们评选出来的已故的北京设计院的总建筑师魏大中建筑大师的方案。后来就说这一轮竞赛不算，要重新再来一轮。我觉得这个竞赛的操作既不符合国际建协（UIA）的规定，也不符合中国政府自己颁布的有关常规。我就没有再担任第二轮的评委；其它的外籍评委也都先后退出评委会。参最后的评审的十一位评委都是中国籍。但是，其中有一位真正的大科学家和建筑大师，坚持了王道思想的原则，投出了始终如一的反对票；他就是两院院士，曾任建设部副部长和全国政协委员（也是九十年代重建政协礼堂的建筑大师）周幹峙。周院士反对的原因很简单；我反对的理由基本与周院士一样，我们从来不用主观的建筑艺术观点来评论其它建筑师的作品：例如；“与周围环境不协调”、“像个大坟包”或“太难看了”等等。这些都是非专业群众可以随意评论的语言。我们就只谈一点；世界各国的与建筑安全和疏散有关的法规，都明确规定有大众聚会的场所，在遇到火灾、地震或恐怖袭击时，群众打开安全门之后，奔跑到室外空间的距离不得超过18米或20米。而国家大剧院的逃跑距离是250米左右；而其中150米左右是要在那极为危险的，放在玻璃水池内的五万吨的水的下面通过。这种设计不但绝对不符合王道思想，而且迟早会造成对人民的惊人的危害！

　

2008北京奥运会建筑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建筑物有很多。于篇幅限，我只对奥运会建筑提出一个普遍的评论，并以“鸟巢”作为重点分析。因为我个人认为这是所有2008奥运会建筑中的唯一有争议的一个建筑。无论好的还是不好的，所有的2008奥运会建筑都有一些与往届奥运会建筑不同的特征：一，建筑建设费用占奥运会筹办总费用的比例高到极致。二，绝大多数建筑物由外国建筑师设计，没有体现出应有的中国文化特色。这两个特征都是在最初的“举办最好的奥运会”这一设想的宗旨指导下产生的结果。然而，国际奥委会主席Jacques Rogge 已经号召成员国调整这一想法。因为每届奥运会的时间地点都不同，因此根本不具有可比性。2003年上任的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认为Rogge 主席的呼吁是可取的（sound）因此2008奥运会的预算减少了，一些建筑物的建设也被取消了。但是，对于一些已经开始开工的超级结构体来说已经太晚了。

为什么“鸟巢”体育场是一个非常拙劣的设计

      （1）从国际惯例上来讲，有一个评价大跨度建筑通用的科学的标准：如果屋顶重量占建筑物总重的百分比在20-30%以下，就是一个很先进的结构设计；在40-50%之间为一般；70%属极差的，高于80%结构就危险了。鸟巢总重量为710KG/㎡,屋顶重量为542KG/㎡。屋顶所占百分比为76.3%。如果我们看与设计鸟巢的同一建筑师Jacques Herzog设计的安联体育场（2006慕尼黑足球世界杯比赛场）时，就会发现建筑总重量少于200 KG/㎡，屋顶重量估计少于60 KG/㎡，是鸟巢屋顶重量的11%。本来是要“建造”这个体育场的，但是后来绝大部份是被“焊接”起来的。如果这是能被常识接受的话，以后的所谓“未来派建筑”就不再需要“营造商”了。我们只需要“造船商”了！我们既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公平地说，鸟巢是一个非常拙劣而且极端荒谬的设计，它是违背常识的，它也违背了2008年奥运的目标和官方标语“绿色奥运”。这样的建筑在设计建筑师自己的或者其他任何西方国家都是不能被允许用国家的资金建起来的。

     (2) 再让我们将鸟巢与世界最大的室内体育场，底特律的Silver Dome(现Ford Field)作对比。尽管它们的结构体系并不相同。后者的屋顶重量仅有25 KG/㎡。前者是后者的21.68倍。后者的屋顶重量仅占建筑总重的5%，它的结构设计工程师也是今天的演讲者。这个想象的鸟巢是一个真实的鸟巢的180万倍；绝对没有结构的“四两拨千斤”的工程艺术之美！

    (3)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历史上唯一政府没有出资过一块钱的一届奥运会。

   奥运会由很多私营企业赞助举办。然而，在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洛杉矶奥运会的组委会在比赛场地中禁止商业广告活动。并且也是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出现2.5亿美元的盈余（surplus 不是商业运作;所以不能叫利润-profit）。但是我要很伤感地说，很不幸的巧合，这笔钱刚好够浪费在那个很滥的设计“鸟巢”的屋顶上。

真理有时是在少数人手中

   在为2008奥运会主会场方案投票过程中，两院院士周幹峙是7个中国评委和6个中国评委中唯一给鸟巢方案投反对票的人。周幹峙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评论在建筑界和媒体中被廣泛引用。他说，“在体育场看台上方建一个风雨棚是为了防晒和防雨。所以打把阳伞就足够了（洛杉矶奥运会比赛场甚至无风雨棚）。我们为什么要把谢尔曼（美国最好的坦克的发明人名字）坦克车顶在头上，这不是花钱找罪受嘛！？”还记得那句俗语吗，“真理有时是在少数人手里”。建筑大师Mies van der Rohe（密斯）曾经说过；“我相信建筑与小趣味的形式或因个人着迷的事物而做出的创作无关，真正好的建筑总是客观的，它是洞察它所处的特定时代的内部结构的精神；并将之表达出来。”

当我们在伦敦，巴黎，纽约，多伦多或者香港乘坐城铁或者公交车时，总能看到一句很流行的广告语“回归根本”(Back to Basic)过去三十年内西方国家建筑领域的主流思想就是一直在鼓励建筑师要“回归根本”，那就是要求作设计能够遵从：“形式服从功能”的建筑。建筑形式应该是优雅的，亲切的，而不是像穿着时装去上班的建筑。但是，在最近十年里，大概略低于5%的所谓的“建筑大师”外国建筑师利用了很多中国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月亮圆”的心态，设计了很多一味追求视觉刺激和妖魔鬼怪立面的建筑物。这些设计都与国际建筑师协会提出的发展地域文化特色的原则背道而驰。

CCTV新大楼是违反结构基本常识的建筑设计

CCTV新大楼的设计人是荷兰的 Rem Koolhass，他在八度地震设防的北京居然将大楼的顶部几层楼悬挑出来75米！这是违反结构基本常识的建筑设计。为了弥补他这个愚蠢的设计，这个建筑的地下三层，除了维修通道外，都是实心的钢筋混凝土。浙江大学黄河清教授还揭发了Koolhass在自己写的书content 中（有些人将这字的中文翻译成“内容”；那是错误的，如果重音在t 那就应该翻译成：“得意”写书的人“得意”了就忘形）自己得意忘形地用不堪入目的图片显示，

他的CCTV大楼的设计是用肮脏的淫秽概念做出的隐喻的设计。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再一次公平地说，Jacques Herzog, Paul Andreau（国家大剧院设计者）, Rem Koolhass（CCTV大楼设计者）和一些其他少数的明星建筑师，将中国当作他们的新武器试验场；来满足他们个人的着迷的事物。这些设计都是一种过度狂妄的行为。

谁应该受责备？建筑师？领导？还是评委？

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简单地下结论说，这是因为缺乏王道思想的社会造成的吗？不是的！我们实事求是地理性地分析一下是一下这些原因造成的：

（1）    这是发展中的国家在城市建设的进程中，都有过这一段被西方建筑师们糊弄的经历。只是受害的时间长短而已。

（2）    “建筑师”的职业头衔在中国80年代初才被承认。但是在西方国家从工业革命就开始了（此头衔也许甚至从罗马皇帝的御用建筑师维特鲁威就开始了。至少如果要从“近代西方建筑师的祖师爷”－威尼斯圣马可廣场的设计人帕拉迪奥(Palladio)算起，那也有五百多年了！

（2）因此，中国的大人民群众，决策者和大多数不合格的评委（也包括一些外国评委，尽管他们可能被只显示出一层表皮的渲染图给误导了），他们都没有足够的知识背景，实践经验和一双火眼金睛来分辨出哪些是：“真正具有时代创造性和哪些仅仅是“疯狂的“原创”设计”他们不能够识别出一个像是穿上时装表演的衣服来上班的建筑物。这样的建筑物在那个设计的建筑师本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都是不可能被允许建起来的。

所以，我们当然应该责备那些没有表现出任何职业道德或良知和对主办国尊重的狂妄的少数的外国建筑师们！！

外国建筑师在中国的害群之马

有很多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建筑师对中国的建筑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中国工作的90%以上外国建筑师，都秉承包豪斯传统，遵循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金科玉律“形式随功能而生”（Form follows Function）但是，一些外国建筑师在中国做出很差的设计都落入同一种套路：

    （1）完全的形式主义，不考虑可持续发展和任何基本原则。把所谓的“艺术”放于科学和哲学之先，就像驾马车时将马车放在马前面。

    （2）他们侧重个人喜好，并寻求在建筑界为个人修建纪念碑的机会。把这些看得比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还要重。

一些普立兹克奖获得者和获奖后的狂妄之举

    一些建筑师在获得普立兹克奖——建筑界的诺贝尔奖之后（我们百分百的欣赏并尊重他们的获奖作品和这个奖项），就认为自己做设计时就有了绝对的自由。中国人民对于鸟巢的印象就是“狂草”。

我们是建筑师，不是画家、雕塑家、音乐家或者书法家，他们在创作时很少有限制。建筑师在创作时有很多方面的限制，包括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对自己的约束，还有在相对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中，对人民（他们是纳税者，是人民血汗钱的真正的有权支配者）的同情和尊重。

政府出台新规定，防止大型公共建筑再出现恶劣的设计作品

中国政府有很好的开放的态度，在大型公共建筑的设计上对外国建筑师提供了公平的机会。但是有一些外国建筑师中的害群之马浑水摸鱼地分得了一大杯美羹。这些建筑师（略低于5%的在中国工作的外国建筑师）所做的卑劣可笑的设计使中国建筑界、知识分子以及人民代表们极为愤怒。于是，不乏有人上书抗议、写建筑批判，甚至在人民代表大会提案。这些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于是签署文件出台规定来防止大型公共建筑出现一些恶劣的设计。2007年国务院《建质1号文件》(五部委联合颁布)是关于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的，因为已有的外国建筑师的作品不尽人意就减少了所有外国建筑师的参与机会。在过去十多年中，国务院1号文件都是关于农业方面的内容。这是第一次针对城市建设。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建筑设计没有邀请任何一个外国建筑师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建筑设计竞赛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一些外国建筑师的一些已建作品在民众引起不好的反响，竞赛组织者没有邀请任何外国建筑师参加。这是那些设计了极为丑陋且昂贵的建筑物的外国建筑师造成的消极影响。这对中国建筑界和国际建筑界都不是一件好事。这样盲目排外和“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月亮圆”的想法是同样有害的。

呼吁普立兹克奖委员会和建筑评论杂志建立一个“金酸梅建筑奖”

现在我们有一批建筑师和工程师、有中国的和外国的，准备联名写信给普立兹克奖委员会，建议他们建立一个“金酸梅建筑奖”。就像跟奥斯卡对应的，评选差导演，差演员的“金酸梅电影奖”一样。我相信这个奖项在实行的前几年，我们在前面批判的那些拙劣的建筑都能轮流得奖。这个奖项的设立可以警告那些在作品中宣泄个人喜好着迷的事物的“建筑大师”三思而后行。也能够教育建筑师更多的关注国际通用的职业道德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的尊重和社会责任感。是这些人民尽管他们的国家并不富有，然而还是支付给他们世界顶级的昂贵的设计费用！

附注一：加拿大著名建筑师Michael Kirkland，哈佛校友，给中国前领导人写信，“如果这种设计（Paul Andrau 设计的中国大剧院）能付诸实施，那我们作为建筑学的老师，就可以把所有的课本都烧了”因为这个设计的做法与我们教给学生的内容完全背道而驰。另外：请参看在1999年1月的英国Architecture Review杂志上，社论对国家大剧院的批判。标题是：“outrage”（无法无天）

彭教授的思路很值得搞经济学的借鉴，我们的以人为本的王道经济学在哪里？

而没有体现古文化艺术在现代文明中，再生的创造力的建筑物；
原文古打错成股，改过来了。
有一段关于王道的论述加蓝色了。

国家大剧院、鸟巢、CCTV新大楼，劳民伤财荒谬的建筑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