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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这是基于当前财政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一是财政收入“两个比重”下滑的现象已有所突出，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跌破20%，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则从最高点的55.7%跌至46.6%，表明财政从经济增长中的汲取能力和中央财政整体宏观调控的能力有所降低。二是现有分税制对于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功能转弱，税收收入占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有所下降，近年来均衡性转移支付对地方税收的“支柱性”作用形成替代效应。
控债务与稳增长是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关切。控债务方面：地方政府债务发行额和到期偿还额均创下历史新高，当前地方债务偿还压力在逐年加大，从各地发行再融资债券的情况来看，在全部偿还本金中再融资债券所占比重已接近90%。财政稳增长方面：从收入端来看，由于土地出让收入持续下滑程度明显，使得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和财政收入同比下滑；从支出端来看，地方“三保”支出压力较大，根据中央提供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分配情况来看，2023年相比于2022年增长了15.9%。
通过对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四国在政府间财力分配、债务结构、转移支付情况及纵向财政失衡的分析，我们发现四国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主要分为中央财政集权和财政联邦制两种模式。中央财政集权的核心在于“上收”财权和支出责任，财政联邦制的核心在于下放财政“自主权”和加强监管。但不论哪种模式，我们发现近年来各国更加倾向于通过中央政府大规模举债来来改善财政纵向失衡，其基本逻辑是通过加大对地方转移支付来偿还地方债务，同时将地方债务置换为中央债务。比如，新冠疫情后美、英、日、澳通过大规模发行国债向其地方政府提供流动性支持，疫情后这些国家的地方债务比重反而相比于疫情前有所下降。此外，部分国家实行严格意义的分税制，其实质是“分税种”，而非“分收入”。我国当前以中央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为主，纯粹的地方税种很少而且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较低，从长期来看建立地方税体系势在必行，重点是将地方经济增长和地方税收收入增长联动起来。
短期债务化解的关键在于货币工具和中央财政兜底，即通过债务展期、债务降息、债务置换和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等金融方式化债，以及通过加大中央政府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为化债留出空间。而长期化债的关键在于，一方面，通过改革着力解决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另一方面，激励地方政府在完善自我管理的基础上，不断培育地方的经济实力和财源根基，即建立地方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的联动机制，构建拉动消费、驱动投资和壮大财源之间的挂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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