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策略博弈>(Games of Strategy)之前言
关于本书及作者——代译者序
我在大学时代就开始知晓博弈论,并对她产生了兴趣。但是,也只是到了上世纪的90年代后期,才真正着手研究博弈论,同时开始给研究生和博士生开设博弈论课程。由于个人性格所致,一旦看上她就坠入爱河,愈陷愈深,不能自拔。于是,在研究上把主要的精力用在她身上,写文章,做课题,都逐渐向她靠拢。这么痴迷于博弈论,都是源于特别的个性。我本人天性比较内向,不善于与人打交道,于是在中学时代主攻数理化,尽管自己在人文方面也有着相当的兴趣。据说在美国有一句谚语说的是:“如果你在哪方面不具天分的话,你就会成为那方面的专家。(one would be an expert in the field in which he has less endowment)”我在那时就突发奇想,认为有一天由于科学的发展,人们也能够象数理化那样运用数学方法去研究人类行为。而倘若真的能够这样,我就会去从事这样的研究。这样的想法在当时只是一种不着边际的空想,没想到接触博弈论之后,发现她正是干这种事情的。你想想,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能够被她迷住吗!
除了对于人类行为进行严格的数理分析外,博弈论已经成为了“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急先锋。她入侵法律,政治科学,社会学,历史,语言等其它社会科学领域,甚至在包括生物学,人工智能和火箭工程等自然科学及技术领域也大展雄姿。在大学时代曾料想总有那么一天会有一种研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方法论,现在看起来就是非博弈论莫属了,尽管她离这个目标实际上还远得很呢!
在大学时代,刚刚知道博弈论时就把她与打牌下棋和战争角力联系在一起,觉得十分的好玩。后来随着研究博弈论的不断深入,对她的了解和熟悉程度不断的加深,感觉到的不仅仅是好玩,而且还十分的深遂厚重,魅力四射。如此美妙之学问,难道不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吗!
在经历了数学和物理学学习研究之后,最终情归于博弈论,从此此心专一,新鲜如初。七,八年下来,在博弈论方面的著述也有了一些积累,在国内外也结交了许多搞博弈论的学者,成为了博弈论一族中的一员。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马学亮先生来电话,说他们出版社买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阿维纳什·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与苏姗·斯克丝(Susan Skeath)的《策略博弈》(Games of Strategy)一书第二版的版权,并通知我说中国人民出版社决定由我来主持该书中文版的翻译。听到这个消息,我顿时兴奋不已。因为说起该书作者,久已如雷贯耳。在博弈论及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文献中(本人在转入博弈论领域之前曾在新经济增长理论领域劳作),此君大名早已耳熟名详。2004年,本人在香港大学工作时曾在港大校内书店看到该书的第一版,从其作者前言中知第二版的由来如下:阿维纳什·迪克西特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与芭莉·耐尔布夫(Barry Nalebuff)合作写过一本《策略思维》,该书是上世纪80年代国际上十分有影响的供MBA学生和广大博弈论爱好者阅读的博弈论通俗教材。该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中文本,在国内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在更早的时候,也就是1999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时曾在香港博弈论学者赵耀华(Steve Chiu)博士那里借过这部书的台湾译本,台湾的译名叫《大谋略——游戏理论的全方位运用》。但是,正如作者在《策略博弈》中的前言里所说,该书有一个缺点是在没有给出有关博弈论基本框架及概念的情况下讲故事,使得许多在博弈论方面缺乏基础知识的读者在阅读该书时感到别扭。也就是在这样的市场信息反馈下,迪克西特又与斯克丝合作撰写了《策略博弈》这本书。《策略博弈》在其内容体系上基本克服了《策略思维》的上述不足,在有关博弈论的基本概念介绍上十分系统和通俗易懂。现在我们翻译的这本书是《策略博弈》的第二版,与其第一版相比,正如作者在第二版序中所言,最为实质性的变化出现在构成第2到第8章(在第一版里是第3到第7章)的第二部分里。作者在第二版中重新撰写了这些章节,几乎是完整地详细描述了序贯和同时行动博弈的基本理论。作者们重新将素材的顺序加以了安排,以增进流畅性,删除或更换了某些太难或者是不太有意思的章节,并且还对作者借以提出理论性概念的大多数例子进行了更改或改进。
无论是《策略思维》还是《策略博弈》,都是以轻松的故事和颇为幽默的文笔为读者们讲授博弈论的精彩内容。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他们撰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使得这样一件事情成为可能,即不需要经济学或政治科学或生物学知识的先期准备,而只需要最低程度的中学数学知识,就可以为一年级或者是二年纪的大学生讲授导论或“原理”水平上的博弈论课程。事实上,目前绝大多数博弈论教材都基本上为研究生准备的,真正可供本科生阅读的博弈论教科书还是凤毛麟角的。《策略博弈》是目前国际上较为流行的既可用于MBA学生阅读,又可作为本科生博弈论教材的为数不多的佳品。
迪克西特教授并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经济学或者博弈论科普作家,他的著述也不仅限于经济学或博弈论教科书。阿维纳什·迪克西特是当代著名经济学家,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终身教授。他1944年出生于印度孟买,早年研究数学和运筹学,曾先后在孟买大学和剑桥大学获得理学士(1963)和文学士(1965)。因为与经济学大师费雪(Frank Fisher)的一次交谈,使迪克西特意识到自己在经济学研究中的潜力,于是依然放弃了数学领域的奋斗,转向经济学。1968年,他在MIT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从那以后,迪克西特开始在经济学的广泛领域开始了漫长的征程,在微观经济理论、博弈论、国际贸易、产业组织、增长与发展理论、公共经济学、政治经济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杰出的表现。1996年他还被挪威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授予经济学荣誉博士学位;2001年他担任了计量经济学会的主席;2002年担任美国经济学会的副会长。他曾于1992年当选为美国科学与艺术学院院士,2005年当选国家科学院院士。
迪克西特著述颇丰,发表有超过150篇的期刊论文,其中有相当部分论文见于AER、JPE、QJE、Econometrica等顶级期刊。他也曾长期担任Econometrica、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等杂志的副主编。漫长的教学生涯中,他也写下了许多著作和教材,包括《国际贸易理论》(与Victor Norman合作)、《经济理论中的优化方法》、《策略思维》(与Barry Nalebuff合作)、《不确定性下的投资》(与Robert Pindyck合作)、《经济政策的制定:交易费用政治学角度》、《策略博弈》(与Susan Skeath合作)以及最近的一本《不守法与经济学》。中国读者对他的著作已不陌生,因为其中的大部分已经有中文版。
在近40年的经济学研究生涯中,迪克西特始终活跃在学术研究的前沿,可谓经济学家中的常青树。这可能与迪克西特独特的研究风格和方法有关。他曾对青年学者的研究提出这样的建议:不要太在意课题的社会意义有多大,要真正关注的是这个课题能否充分发挥你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的、创造性的想象力。确定某个课题是否适合自己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看它能否使自己兴奋。这确是他的经验之谈,因为早年的迪克西特也研究了许多流行于其时代的问题,但他真正代表性的成果比如垄断竞争下产品差异理论、寡头垄断进入壁垒、国际贸易理论创新以及不可逆投资理论,都并不是时代潮流的产物。事实上,经济学中许多在后来被证明为最有价值的重要理论比如理性预期、信息与激励经济学、博弈论等等,与其所产生时代的时政和潮流并无多大联系。所以,许多年以后迪克西特这样总结说:“追求潮流、追求社会的热点往往不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方向。”
迪克西特甚至不主张频繁地参与各种研讨会。他这样告诫年轻的学者:“不要热衷于参加研讨会,除非他们指定的题目刚好是你所选的课题。因为写研讨会的论文会占用你太多的时间,而你本来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做些你更感兴趣的工作。坚持你的工作,如果成功的话,几年以后人们将会就你的题目举行研讨会。同时,你在自己专长领域的成功从物质上的回报讲,也会超过参加十个研讨会带来的荣誉。”
对于国内的学子,一些人太过浮躁,急于发表文章,而另一些则太过完美主义,总是希望将文章修订到尽善尽美结果长期无文章可投。在迪克西特看来,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取的。他认为一个学者应该对他的文章进行必要的修改,以提高质量,对于已决定长期以学术为职业的人来说尤其应注意提高文章的质量才有利于在圈内树立良好的声誉。但是,完美主义也并不可取,修改文章也应考虑到其机会成本。当你的文章修改到一定水平后,凭你个人的努力要想再提高则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而这段时间你本可以做其他更有效率的工作。追求一篇文章尽善尽美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不切实际的。从个人来看,它可能会延缓个人的研究工作进程,增加整个研究体系的风险。从社会来说,某些并不完美的东西发表之后,其他人可能从中发现其比较优势,从而完成进一步的改进。
最后一个问题是学者们都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学者是否应该宣传自己工作的重要性?迪克西特本人是谦虚的人,也从不过分地宣传自己的工作。但是,他认为适度的宣传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如果你做了重要工作而无人知晓,那么你的成果就不能起到推进学术发展的作用;倘若大家都很保守低调,捂紧自己的成果保持缄默,经济学的发展就会停滞不前。但是,如果过分宣传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则可能使一个人在圈子内的声誉变得很糟糕,从而影响到将来的工作被认可的可能性。究竟如何宣传自己的工作?作为博弈论专家的迪克西特给出的最优策略是:宣传时要把重要性讲得比实际的重要性稍微小一点;如果非要夸大一点的话也要采用比较间接的聪明办法。
尽管如迪克西特这样的大家,也十分注意把经济学或博弈论做成是一门快乐的科学,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据说英国近代哲学家边沁认为人们的行为是按照最大化其快乐的原则来支配的。这样一种理论后来又成为现代经济学最基本的假定,也就是“效用最大化假定”。是的,至少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说,寻求快乐是我们进行决策的出发点,只不过有些是直接的实现,而另外一些是间接地实现快乐而已。因此,在学习方面,也应该按照快乐的原则来选择学习的方式方法。快乐地学习,是我自少年时代就身体力行的。在我的少年时光里,由于性格内向,不太合群,就在书海里寻找快乐。于是,快乐学习就无师自通。现在,我将这种原则已经扩展到更加广泛的“快乐地学习,快乐地工作,快乐地生活”,朋友们将其概括为“3H”原则(Learning Happily,Working Happily,Live Happily)。我本人曾经读过三个学位,三个专业,在不同的专业里获得不同的学位。大学学数学,硕士研究生读的是物理,而博士研究生学经济管理专业,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快乐原则。在不同的时期产生了不同的兴趣,于是从学习不同领域里的知识中获得不同的快乐。
博弈论是数学家发明的,而数学又往往给人以艰深晦涩难懂的感觉,好象与快乐是沾不上边的。其实不然,博弈论是非常有趣的非常好玩的。博弈论的英文名称是“Game Theory”,一般认为在这里不能把Game理解为 “游戏 ”但我却认为不妨把Game就看成是游戏,博弈就是玩游戏,所以Game Theory也就是玩游戏的理论,因而也就是一种制造快乐的理论啊!数学家其实在数学研究中是十分快乐的,这一点可用本人曾经学习和研究过数学的经历得到保证。只不过数学家是用数学语言表达出博弈论的快乐,他们就象高雅音乐的爱好者那样从欣赏交响乐中获得快乐。同样,博弈论也完全可以不使用复杂的数学来加以表述,这就是讲故事。就象我们不一定要欣赏交响乐,从通俗音乐中也可感受到音乐的美并由此带来快乐。不仅如此,其实科学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从寻求快乐中产生的。这么说有何依据呢?我们知道,人类科学的雏形基本上是在古代希腊产生的(中国古代在技术上有很大贡献,但在纯粹科学上的贡献是要让位于古希腊的),而古希腊人生性乐天,豪放快乐,是他们最早在纯粹科学的探索上为后世建立了基本的规范。我们来看看法国哲学家丹纳在其名著《艺术哲学》中对于古希腊人的描述吧:“……腓尼基人长于经商,有一套数学用来算帐。埃及人会丈量,凿石头,有一套几何学,在尼罗河一年一度的洪水之后用来恢复田地的疆界。希腊人向他学了这些技术和方法,还欠不够;他不能满足于工商业上的应用;他生性好奇,喜欢思索;他要知道事物的原因和理由,他追求抽象的证据,探索从一个定理发展的另一个定理的观念有哪些微妙的阶段。基督降生前六百多年,泰勒斯已在论证二等边形的两角相等。据古人传说,毕达哥拉斯发现了“从直角三角形之弦引伸的方形,等于其他两边引伸的两个方形之和”的定理,欣喜若狂,甚至许下愿心要大祭神明。他们感到兴趣的是纯粹的真理;柏拉图看到西西里的数学家把他们的发现应用于机器,责备他们损害科学的尊严;按照他的意思,科学当以研究抽象的东西为限。的确,希腊人不断的推进科学,从不考虑实用。他们对于圆锥曲线的特性的研究,直到一千七百年后开普勒探求行星运动的规律,才得到应用。几何学是我们一切正确的科学的基础,他们在这方面分析的正确,使英国至今还用欧几里得几何作为学校教本。分析各种观念,注意他们的隶属关系,建立它们的连锁,不让其中缺少一个环节,使整个连锁有一项颠扑不破的定理或是大家熟悉的一组经验做根据,津津有味的铸成所有的环节,把它们接合,加多,考验,唯一的动机是要这些环节越多越好,越紧密越好:这便是希腊人在智力方面的特长。他们为思想而思想,为思想而创造科学。我们今天建立的科学没有一门不建立在他们所奠定的基础之上;第一层楼往往是他们盖造的,有时甚至整整的一间屋子。发明家前后踵接!数学从毕达哥拉斯到阿基米德,天文学方面从泰勒斯与毕达哥拉斯到喜帕恰斯与托勒密;自然科学从希波克拉底到亚里士多德和亚力山德里亚的一般解剖学家;历史学从希罗多德到修昔底德与波利比阿;逻辑学,政治学,道德学,美学,从柏拉图,克塞诺丰,亚里士多德到斯多葛学派和新柏拉图学派。——如此醉心于思想的人不会不爱好最崇高的思想,概括宇宙的思想。……….在别的地方,机能的天然的平衡受到文明破坏;文明总是夸张一部分机能,抑制另一部分机能;把现世为来世牺牲,把人为神牺牲,把个人为国家牺牲。文明造成印度的托钛僧,埃及与中国的官僚,罗马的法学家与税收官,中世纪的修士,近代的人民,被统治者,资产阶级。在文明的压力之下,人有时胸襟狭窄,有时兴奋若狂,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他成了一架大机器中的一个齿轮,或者觉得自己在无穷的宇宙中等于零。——在希腊,人叫制度隶属于人,而不是人隶属于制度。他把制度作为手段,不以制度为目的。他利用制度求自身的和谐与全面的发展;他能同时成为诗人、艺术家、批评家、行政官、祭司、法官、公民、运动家;他锻炼四肢、聪明,趣味,集一二十种才能于一身,而不使一种才能妨碍另外一种;这一段解释了什么叫做身心的平衡。他可以成为士兵而不变做机器,成为舞蹈家歌唱家而不成为舞台上的跑龙套,成为思想家和文人而不变做图书馆和书斋中的学究,……为神明举行赛会而不受教条束缚,不向一种超人的无穷的威力低头,不为了一个渺茫而无所不在的神灵沉思默想。仿佛他们对于人与人生刻画了一个感觉得到的分明的轮廓,……这才是真实的人,一个有思想,有意志,又活泼敏感的身体;这才是真正的人生,在瓜瓜而啼的童年与静寂的坟墓之间的六七十年寿命。我们要使这个身体尽量的敏捷,强壮,健全,美丽,要在一切加强的行动中发展这个头脑这个意志,要用精细的感官,敏捷的才智,豪迈活跃的心灵所能创造和欣赏的一切的美,点缀这个人生。(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下册,358——350,361——362)”。
好了,丹纳的这长长的几段话足以证明科学,艺术以及快乐原本是一家的,只不过由于近代以来学问的分工,才导致人的发展被局限在狭窄的领域内,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之间才造成“隔行如隔山”,所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互往来”的局面!所以我们需要“返朴归真”,重新追寻古希腊人的全面发展和快乐学问的精神。《策略博弈》在大量的非常有趣的故事里,为我们娓娓道来博弈论的精彩应用,在博弈中玩游戏,在游戏里讲博弈,十分的好玩。上个世纪初的大数学家希尔伯特教授曾说过,真正的数学大师是能够在乡间小道上向偶然遇见的农夫讲清楚什么是微分几何。这一点也适用于博弈论和《策略博弈》。现在我们也可以说,迪克西特教授是博弈论圈中真正的高手,是能够通过讲故事把博弈论的基本道理向基本没有多少高等数学知识背景的读者们说明白的优秀学者。
迪克西特教授本人十分关心《策略博弈》中文版的翻译出版。他亲自为中文译本撰写了序言,其中还大量引用了包括《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在内的中国经典。他还亲自回答了我们在翻译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并且通过电子邮件发来了《策略博弈》最新的勘误表。
本书的翻译出版是集体合作的成果。
博士生董志强(现为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翻译第1,2,9,12章;硕士生陈斌(现为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博士生)翻译第4,5,11章;博士生田盈(现为重庆师范大学数学学院副院长,教授)翻译第6,7,8章;蒲勇健与博士生杨红合作翻译第3章,博士生杨红翻译第18章,蒲勇健翻译第13,14章;蒲勇健与博士生刘渝琳(现为重庆大学贸易与行政学院副院长,教授)合作翻译第15章;博士生雷勇(现为长江师范学院组织部长,教授)翻译第16,17章;硕士生刘俊希与博士生刘渝琳合作翻译第10章并且负责全书初步校对。最后由蒲勇健对全书进行终校。
蒲勇健
2006,11,28 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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