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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的背影
--悼张培刚教授
田国强 文
2011年11月23日，我的老师张培刚教授在离百岁尚有一年多之际去世了，令晚生后辈、学生的我感怀不已。在近一个世纪的岁月中，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走过了一段充满传奇色彩而又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从张老的身上，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个人的荣光与沉浮，也可以捕捉到时代变迁中的国家剪影。
从湖北到哈佛
张老生于1913年，与我是湖北同乡，不过他是红安人，我是公安人。少年时期的他，一边过着砍柴、放牛、插秧的普通农家生活，一边在乡下读私塾、小学。这一时期的农村生活体验，对张老的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曾回忆说，如果没有少年时期在农村的亲身经历和生活感受，不可能写出本文后面会提及的那篇饮誉国际的发展经济学奠基之作的。
1930年，他考取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被选送到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村经济研究工作。其后的一段岁月里，张老对旧中国农村经济和粮食经济进行了大量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实地调查研究。在扎实的调查研究基础上，他先后撰写出版《清苑的农家经济》（1936年）、《广西粮食问题》（1938年）、《浙江省粮食之运销》（1940年与张之毅合著）三部著作及一系列论文报告。
1941年是张老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他考取了清华大学庚款留美公费生，赴哈佛大学学习工商管理，一年后又转到哈佛文理学院经济系学习。如前所述，由于出身农村且长期关注、调查和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他选定《农业与工业化》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他说：“我满怀激情和向往,脑海里装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中国将面临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这一中心目标,特地从世界范围来探寻农业国或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将要遇到的问题,特别是工业化的理论和政策,以及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及其调整和变动等等问题。”
这篇博士论文第一次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比较系统地探讨和研究了农业国或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这一崭新课题，于1947年获得哈佛大学论文最高奖——大卫˙威尔士奖，也是亚洲获此殊荣的第一人。其后，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农业与工业化》一书，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张老也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
断续的学术路
抗战结后的1945年，中国百业待兴，亟需大批建设人才。张老接受当时在美工作的武汉大学周鲠生校长的邀请, 决定回国任教。次年，他抵达武汉大学经济系任教授兼主任，讲授经济学、经济学说史等课程。1948 年1 月, 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邀请张培刚去该会担任顾问和研究员。在征得周鲠生校长的同意后，他接受了邀请，先后赴东南亚各国调查研究农业国工业化问题。一年之后，他毅然辞去联合国的职务，再又回到武汉大学任教。
1952年的全国院系大调整是一次向苏联教育模式学习的“大跃进”。根据当时计划经济和工业建设的需要，大量独立建制的工科院校相继设立，而人文社会科学则由于其“资产阶级性质”而被大量裁撤。1952 年冬, 经济学出身的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专业，张培刚先生被调任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 建校规划办公室主任、基建办公室主任。此后几年，他完全脱离了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做着与其专业毫不相关的校园规划和基建工作。随之，1957年开始的整风反右运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动荡的时代一次又一次地将张老越来越远的脱离经济学的志业。
幸好，历史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改革开放带领中国走向了一个新时代，也使张老的学术生涯进入了一个新时期。1978年，张老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之邀，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辞典》的编撰，他参与主编了其中的“外国经济思想史”部分，这也许是张老回归经济学学术研究的标志。
1979年，张老再又出任华中工学院社会科学部主任、经济研究所所长。其后，他在现代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教学和研究方面做出了大量卓越的贡献。1980年，他与厉以宁教授合著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为“微观”、“宏观”概念及其分析方法在中国的推广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1992年，他主撰的《新发展经济学》出版，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的思想，为发展经济学走出困境做出了重要贡献。
传道授业毕生情
我与先生结缘于华中工学院。1977年5月，我被招进华中工学院物理师资班，在这个班待了一段时间，又被调整到数学师资班。当时的我，对于经济学还是一个门外汉，对于学业进一步深造的理想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由于当时主政的朱九思老校长非常惜才，给全校下了一个规定：优秀学生不让考外校研究生。就这样，我阴差阳错地于1980年进入了当时华工为数不多的几个招收研究生的专业之一的经济数学专业，林少宫教授是主指导教师，首届招了三个学生，我是其中之一，于是成为这个专业的首届研究生，由此与张培刚、林少宫、李楚霖等教授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时经济学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对现代西方经济学几乎一无所知，况且刚成为经济数学专业研究生的我们。林少宫教授想让我们学习和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正好武汉大学要请张老给他们西方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上《经济学》的课，林老师于是要求我们去听张老的这门课，所以我的经济学的入门课就是张老传授的。张老讲课非常清晰、深刻，至今我们依然能清楚地回想到当年张老给我们上课时的情景，比如，边际成本的概念首次就是从张老那里了解的。张老也很风趣、健谈，武大每次派车接送张老，我们几个研究生也就跟着坐张老的车从华工去武大听课，来回的路上听张老谈了许多他的人生经历，特别是他留学的经历，使得我对出国留学有了憧憬。张老的经济学原理，与林少宫老师的计量经济学，李楚霖老师的数理经济学，给我后期在学业上的进一步深造打下了深厚的经济学基础。
随后，我申请出国留学，张老也不吝笔墨给我写了很强的推荐信，使得我于1983年元月去了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当时的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师资阵营非常强，给我上过课的导师中，至今就有四位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是：Leo Hurwicz （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Edward Prescott、和今年刚刚获奖的Thomas J. Sargent 和Christopher A. Sims，这些老师的言行和对我的耳闻目染，知识和研究方法的传授，让我至今受用无穷。如果没有张老和林老两位的推荐信，我也许根本去不了当时美国顶尖的明尼苏达大学的经济系，一想到这点，我就非常感恩他们。
张老对人生也有他独特的感悟，也许是他长寿的原因之一。2004年夏天，我回母校庆祝经济学院成立10周年，顺便看望了张老和他夫人，也曾经是中南财大的校花谭慧老师。为了逗两位老人的开心，我一见到他们，就口无遮掩地开玩笑的说：张老师看起来越来越年轻和有精神了，我看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有小您10多岁校花谭老师相伴和精心照顾，一下子就逗得两老十分开心，笑呵呵的。张老一高兴，谈话的兴致很高，于是将他十分有哲理的对待人生态度传授给我：“认真，但不能太认真，应适时而止；看透，不可以全看透，须有所作为。”
继林老2009年11月驾鹤西去之后，两年后的今年11月，张老也辞世仙游，给我们这些后生晚辈留下了无尽哀思。不过，值得高兴的是，张老和林老未竞的事业正在被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们继承着。
憾不能躬往送别张老，即作此文，以寄哀思，并作挽联：
学通中西 经苑教坛世人共仰
哲人其萎 桃李同悲兹情永在
祈愿先生一路走好！
学生 田国强
2011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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