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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强：改革建言者
《长江》第三十三期 作者：颜格http://www.ckgsb.com/Article/Detail.aspx?ColumnId=1576&ArticleId=9641
美国德州A&M大学终身教授、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首批“千人计划”入选者及评审专家、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面对所拥有的众多头衔和称谓，田国强最看重的还是自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正是出于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得他在埋首艰深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同时，也热衷于从思想、理论和制度的高度，批判现实弊病，勾画愿景目标，思考改革路径，成为中国改革的建言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田国强教授和当时的一些留美经济学者预感到中国将会掀起一场经济市场化改革大潮，但同时他们也发现，国内民众对什么是市场经济根本不了解，于是就组织编写了中国第一套主要由海外中国学者编写的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丛书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和通俗的语言全面、系统、详细地阐述了市场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及其运作规律，对市场经济知识在中国的启蒙和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因此获得了中国图书奖等四个国家级图书奖。
而近些年来，他的目力所及涵盖关乎中国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性制度问题和当前一些经济热点问题。思考的结果，是他通过不同平台向决策层递上的一份份研究报告：《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坚持市场导向的城市化道路——关于加快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政策建议书》、《固本治源，缓急相济——关于综合治理房地产危情的政策报告》、《破除中国模式迷思 坚持市场导向改革——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关键是**职能的两个根本转变》等等。其中一些建议已被决策层采纳成为具体的政策。田教授也为自己能直接参与中国改革进程而感到欣慰。
实际上，这一行动的伏笔早在20多年前他初次踏上美国的国土时就已埋下。刚到美国时，中美两国在各方面巨大的差距让他感到震惊，强大的反差迫使他开始思考，如何才能让中国像美国一样富强。从那时起，他就开始结合国外的经济社会发展、变革模式思考一些关乎中国经济改革与中国体制转型的制度性问题。也是出于这个原因，1984年秋在为自己的博士论文确定选题时，他没有选择自己在明尼苏达大学的恩师奇普曼教授所主攻的国际贸易和计量经济学，而是选择师从“机制设计理论之父”利奥尼德•赫维茨教授。
赫维茨教授2007年因其所开创的机制设计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该理论最核心的两个命题是激励和信息，就是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如何解决经济人可能的激励扭曲问题，即在参与性约束条件下如何设计制度安排或游戏规则，使得委托人的目标和经济人的目标能激励相容，并且最有效利用信息。“这个理论的一些结果和思路正好可以用到中国的经济制度转型和经济改革当中去。”田教授认为，计划经济实践的失败，从根本上讲就是计划经济体制激励不相容、信息成本太大的固有缺陷造成的。
尽管经过了30多年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中国当前仍有很多经济政策的出台缺乏经济理论的指导，形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激励扭曲。所以机制设计理论对于中国经济进一步的深化改革，依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田国强教授认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可概括为“三重三轻”：重**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市场与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界定不合理。
他也不认为有所谓的“中国模式”，他认为，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不外是满足了一个经济机制良好运行的四个先决条件，即承认个人利益，允许老百姓发家致富；给予人们更多的经济自由；实行分散化决策；引入激励机制。这些体现了经济学的内在逻辑，是在东亚乃至西方一些国家已经被一再验证的共同经验。
当然，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历史特征，但这种独特性并不表示终极目标没有共同之处。“从转轨和发展路径上讲，由于初始条件、内生状况、外部约束不同，后发国家不可能重复先发国家走过的老路，因而既需要、也只能另辟蹊径。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条道路的指向与现代性社会的终极目标偏离或背离，中国的最终目标仍应是构建起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国家。”他说。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可逆转，而要和世界经济体制接轨，真正崛起为世界经济强国、商业强国，需要大量经济、管理方面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而林少宫教授、奇普曼教授和赫维茨教授在田国强求学和学术生涯中提供的无私帮助，让他感受到教育对于一个人的成功可以起到的关键作用，也让他对推行教育改革具有超乎寻常的热情。但他发现，虽然改革已经在很多领域开始深化，但是教育体制改革却相对滞后，他开始思考如何引进和培养高层次的创新型经济学和商学人才，并将经济改革的思路和方法应用于推动教育变革。
“在现有的条件下，短期内培养出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不太可能，但我们要有这个愿景和眼光，要在国内继续努力推广经济学的教育和研究，引进现代经济学的教材和教学方式，抓好本科生经济学的基本训练和打好数学的扎实基础，这些都是培养世界一流经济学家的必要条件。”他说。据此，他写就了《对引进海外顶尖、领军和高层次优秀人才的若干建议》、《关于充分重视商学和经济学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的建议》、《对中国大学办学理念和杰出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等一系列与海外人才引进和教育改革有关的建议书，其中一些建议措施，特别是关于引进海外顶尖人才的建议已得到采纳和实施。
“客观而言，对中国现实的关注对我个人进行经济理论研究有一些影响。”田国强教授说。这使他每念及恩师利奥尼德•赫维茨教授，心下都会有些许歉疚——赫维茨教授一直希望自己的得意门生能够在机制设计理论方向上有更大的发展，有更多理论建树留诸后世。尽管以论文发表数量和被引用数量而论，田国强已名列经济学大家殿堂，但恩师对心爱的弟子总是会有更高的期望。“然而，从这件事情的外部效应看是完全值得和有意义的，因为处在中国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历史时期，以我个人在经济理论上的创新突破来换取中国教育的改革创新和中国经济的制度觉醒，哪怕做出些许的贡献，那也是完全值得的。”田国强教授接言道。
《长江》：您近年关注比较多的中国经济和社会问题是哪些？为什么？
田国强：主要关注如何让中国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性制度问题和当前一些经济热点问题。比如中国为什么没有苹果、谷歌这样的具有强大创新能力的公司，根子在企业家精神被日益强化的行政官僚体制所扼杀了。不仅仅是**带来的官僚体制干预，也包括公司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形成的官僚体制。如何有效克服这一点，首先需要将**主导创新的环境扭转，让企业家精神自由生长。
中国经济的大起大落问题。频繁的**宏观调控，一会儿吃补药、一会儿吃泻药，使得中国经济的体质受到很大的损伤。**将市场看成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一样，把所有问题都大包大揽，对市场力量在维护效率、公平与和谐方面的作用缺乏信心。如何改变这个现状，值得深思。
现代化与现代性的问题。在我看来，二者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现代化是以现代性为导向的转型，是指向市场经济、法治社会、民主政治的动态过程。二者的关系有点类似城市化和城市，一侧重过程，一侧重状态。而国内一直以来对现代化的理解侧重于经济层面，这显然是不完整的，现代化的过程也离不开自由、法治、民主、正义、福利等现代性价值元素的逐步构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依然任重道远，而现代性则是发展的长远目标和参照系，尽管不能一蹴而就，但要一步步向其迈进。
除此之外，我每年还撰写关于中国宏观经济的年中报告和年度报告，近年来对中国房地产也有些研究。
《长江》：从您的专业角度出发，中国企业近年出现的“国进民退”现象是否值得担忧？
田国强：非常令人担忧。经济内生增长靠的是利于激发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市场机制，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其根本因素就是民营经济成为了中国经济的主体。一旦形成逆市场化的过度“国进民退”，必定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巨大负面影响，必然会扭曲要素市场价格，影响市场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从而会在深层次上影响经济走势。如何解决这一不合理现象？那就是公平竞争和经济选择自由。
从长远来看，要真正实现**提出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两大战略目标，必须改变**主导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思维，率先打破**自身带来的行政垄断和行政管制，为市场机制发挥更大作用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在更深层次上，需要严格界定**和市场边界，转变**职能，建立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基本规则，实现无为而治和科学发展。
《长江》：您如何看待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田国强：中国本来应该可以更快达到目前这样的国际地位。中国以如此之大的人口规模、幅员，只要遵循市场经济内在逻辑，必然会取得现在这样的成果。
不过，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从人均GDP、人均收入等相对经济指标看，中国还在百位左右。并且，支持中国达至世界第二的经济发展方式还是相当粗放的，必须做出重大转变，否则发展将是不可持续的。
此外，以中国的规模，不能仅满足于世界第二。要在兼及现代世界强国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中国自身历史现状的具体国情基础上，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发展道路，一定要符合经济学内在逻辑，即：欲强国，需先富民；欲富民，需赋私权；保私权，需限公权。反推回去论证，通过建立有限和有效**，建设强效的国家能力，赋予并保障个人自由选择权、私人拥有财产权及个人生存权。
《长江》：作为学跨中美的学者，您觉得中国的高等教育存在哪些问题？
田国强：中国的核心竞争力在科技、教育和人才，而这三者中最根本的是教育。短期看，“引进+模仿”的知识进步模式也许还可以在一段时期内支撑中国的经济增长，但从长期看，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只能依靠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进步来推动。中国要真正崛起，必须要有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
与人们的期望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高等教育体制和管理模式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缺乏良好的办学理念。如缺乏像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包并”的教育理念和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精神等办学理念，使得当今国内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普遍缺乏独立思考和批判思维能力，从而没有大的创新创造能力；其二，教育体制行政化，缺乏开放式竞争；其三，行政管理模式和学术评价标准落后。
在现有环境下，要走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道路，可以采取以下三大基本措施：第一，实行松绑放权的教育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国际学术标准和国际同行评审制度；第二，大量引进海外优秀人才，从事科研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第三，鼓励改革创新尝试，办教育特区，比如办教育特区，给出一些特殊政策，让试点大学先行先试，摸索出一条路径出来。
《长江》：您如何界定经济学家的职责？
田国强：经济学现在是一门显学，加上中国经济改革仍处于深水区，经济学家在意见市场上拥有很大的发言权。然而，经济学家一定要慎用自己的影响力。因为任何一个经济学理论都有其边界条件，需要充分注意其结论成立的前提条件，不能夸大其作用，不分对象、时间、地点滥用。如果盲目运用，拿社会本身去做试验，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所以，经济学家建言时一定要严谨再严谨，严肃再严肃，不能为了追求媒体的光环，哗众取宠。经济学家也不是算命先生，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应该采用经济学的内在逻辑分析方法。 经济学家在应用现代经济学的时候，需要注意与现实环境相结合，根据客观现实环境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灵活地应用现代经济学中一些基本原理和理论结果，以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透彻地分析各种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并据此提出具有可操作性、可行性的解决方案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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