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来说重工业优先和价格管制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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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大国！没有完整工业体系行么？重工业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之前根本就不可能转化为消费的，而这个周 期有多长，十多二十年的时间，也就是十多二十年没有利润。但对于长远改善生活水平更快。
假如78年以前任 然重工业优先，不要让那么多科研项目下马，那么2000年时中国已经是第一工业大国，第一经济大国，GDP 完全可以压倒美国（按购买力算）。走自主工业体系的道路，虽然我们没有波音飞机那么豪华，但国产的大机飞依 然可以带着我们游山玩水。美国能生产奔4，我们有奔3的水平，根本用不着给人刷盘子打工，天天在里玩游戏创 造GDP。
当然短期对于人民之惨酷这是肯定的！发展轻工业对于改善生活水平就像加一个常数一样不断的加，
而重工业优先短时间改善生活不快，可对于长远确是成指数性增长的。
所谓消费带动经济，那是在西方重工业过 剩的前提下！人家到是有重工业体系了，你消费带动经济，要进口多少机床，利用多少外国技术，那么专利费是多 少？消耗你本国多少资源，生产的大部份实物产品不规中国，而让别人来消费，换回的只是一点点有高附加值的东 西。看看那些血汗工厂的人们有多可怜。
些经济学家鼓吹什么价格双轨制，取消价格管制，放弃计划经济。由于 价格管制取消，那么重工业就没有技术进步的资金，轻工业的发展也遇着瓶顶。怎么办，这就出现了引进外资，可 越引进外资，中国的重工业越没落，对外依赖性越强，流出的实物就越多，民众更加贫富分化，形成恶性循环。
由于城市正规的重工业的工人下岗导致内需不足，朱镕基的做是给公务员发工资而不是用在重工业上（这不是一样 给银行制造坏帐么？还不是由国家印的票子来填充。朱镕基是什么人？为什么美国之音的吹虚它吹得最厉害，我看 这厮多半是间谍！）然而这样也解决不到问题，这里大量低档消费品出口到国外（这些让本国人消费多好），用外 汇成套引进别人的技术和设备，这样就形成了越来越强的依赖性，造成恶性循环。为什么现在贫富差距这么大原因 就在这里。
计划经济是一种很好的体制，所谓票证那些，那只不过是制强性工业化的结，通过故意的价格扭曲，
强制性工业化，这对于长远完全正确！当超赶战略成功，调整为均衡的计划经济就是了。
先倾斜式计划经济，然 后就是均衡式计划经济。
均衡式计划经济：
首先要搞清项目计划和国民经济有例有规律发展的区别（计划规律 或者说是程序）。
当然对于斯大林那种计划体制来说区别不大，因为俄罗是后进工业化国家没有国民工业体系，
它的一切计划都是在模范西方现有的工业结构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整个国家就如同机器一样。（斯大林体制对于 后进国家很有效，对于现在的中国也还是一定程度上需要的，不能过度到均衡的计划经济，如果这个国家想搞社会 帝国主义那么可以一直价格扭曲）。
斯大林体制就是对一切产品的生产都纳入指令性计划，这就是斯大林体制！ 这种体制在实行赶超战略时十分有效。
一旦工业体系建成或本身就是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这样就有区别了。 这时国家只对大型的科技项目（这里有专门的资金比例核算，不能超过一定的比例），如载人航天、军费、电子工 业、半导体上的重大项目的攻关，教育和医疗也可以一定程度上纳入这比例体系。这就要看大家的民主决策了，但 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超过一定的比例，这是法令！和规则！
而其它社会上的绝大多数部门则是按计划规律，即国民 经济有比例有节凑的规律来发展。这好比市场经济有价格规律，而计划经济也有它的规律。
那就是算出价格体系 （各种物资之间的的价格比值），实际全面的定价。这个价格不直接反映供求关系，而是反映行业之间的一个例关 系（当然要考虑到重工业和资源的限制，必须把这两个变量代入到价格体系的方程组中），中央计划局推导出最基 本的5000到6000种以上的价格，其它的价格由分计划局依据这个价格计算。每企业必须以这个价格来进行 资源交换，这是计划经济的法令，必须遵守。并且周期性的往下调拨资金流，和调整格体系。中央层面的价格体系 周期时间很长，这是符合现代工业的，往下的价格周期则越来越短。
需求是企业的事情与中央计划局和各分系统 计划局无关，企业自行决策生产，基础的原料、原件通过周期性的调拨资金，以固定价格从其它生产生产资料的企 业（当然上由企业必须标准化和规模化，通常会是超大企业）得到。
只要价格系体合理就没有短缺和生产过剩，
不同行业的从业人员之间获得了均衡的购买力，这不像实际赶超战略时需要故意价格扭曲来强制性工业化造成的短 缺与过剩。这样下游的完全标准化清一色的中企业之间就不存在成本上的竞争，
根本不会像市场经济那样打价格 战，直接计算到了均衡的价格系体和社会均衡的购买能力，因此企业很难破产或不营利（不会像市场经济那样破产 或亏损率那么高），当然微观上还是会出现错误的这不可避免也不能预知，而产品的效用需求企业自己来寻找，企 业根据上游产业提供的原料、原件进行排队组合和创造，创造出什么消费品是不可预知的，当然这就使得企业之间 可能存在非成本的竞争，这也是不能避免的（这里指出现在消费市场上的产品价格，不代指企业间内部的管理之间 的比较），但由于没有成本上的竞争，那么其它竞争不会导致企业破产（如两支部队的军事演习一样不会有伤亡，
但是会有物质消耗这个该企业员工的自身福利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企业的产品导像很容易就复制到其它企业（ 因为没有成本上的竞争，没有价格战）。
企业必须上报自己的经济核算情况给监督机构（还包括向企业内部的职 工公布），企业必须按“制约诂价”消耗比例小的方式来安排生产，这样大多数工作就比较容易计量的，如果可以 计量那么责任就很明确，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效率损失和内部摩擦。当然这样就使得计划经济的监督成本会很 高，但市场经济有交易费用和竞争造成的社会整体效率损耗，与其相比这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这样社会上几乎就 没有什么失业率，大多数人都拥有了合理的购买能力！还有一点理想中的计划经济有一个唯一的利息率，正好用来 扩大再生产。很多民众得到货币他们是不会就立即兑现分配的，必定是把钱存起来，这就产业了这个利息率。正映 在产业比例上就是一定程度的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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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价格管制 重工业 正确性 价格双轨制 扩大再生产 中国 价格 管制 重工业 正确性

暂且不评论价格的资源配置功能，就重工业化问题谈论一点看法。

1、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来看，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要经历由轻工业化走向重工业化的道路，这是被实践所证明的。我们国家建国以来实行的重工业化，是在轻工业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的前提条件下的超前发展，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必然导致重工业的畸形发展和对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人民的正常消费都不能满足，这能说是比资本主义更优越的社会主义吗？

2、改革开发以来的轻工业发展和目前的重新重工业化，才是符合了经济规律的正常发展路径。

3、不能说吸引外资一无是处。当然，自己的一些专有技术和关键企业是不能轻易卖给外资的。

1、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来看，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要经历由轻工业化走向重工业化的道路，这是被实践所证明的。我们国家建国以来实行的重工业化，是在轻工业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的前提条件下的超前发展，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必然导致重工业的畸形发展和对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人民的正常消费都不能满足，这能说是比资本主义更优越的社会主义吗？

我看是你是学文科的吧？

的确轻工业是直接在面对民群消费。请问轻工业优先？那么生产消费品的车床、原料、组装消费品所需的零部件从哪的来？？？？？？？？？？？？？

是不是zsd608先生脑子里边空想就能想出来？（请记住生产消费品的一切设备、原料、原件都是来自重工业）

你也太搞笑了么？

既然本国没有，那么是不是要从国外进口？这样会有多少实物资源流出？会制造多少血汗工厂？？？？？？？？这样就成了别人的殖民地了！

轻工业优先不可以实现工业化的原因：

一、先行出发的西方重工业体系已经领先了数百年，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精度、灵活程度都远远超过后发国家。西方可以用更少的资源和人力成本制造出比后发国家更先进、质量更好的产品，更何况西方国家早就通过投资、军事占领、政治扶持等手段控制了许多资源富矿，资源采集成本要低的多。如果这时候解除贸易保护，商业和轻工业自然会选择向更发达的重工业体系获得物资。鉴于重工业体系最终还是要通过向传统产业部分输出工业物资来换取资源、人力，检验自身的发展方向，一旦传统产业部分有机会用同样的人力和资源交换到更多更好的物资，本国的重工业体系也就死期不远了。这种压力在国际上体现在西方要求开放市场的压力，在国内体现为那些要求与西方重工业体系相结合，进行看起来更"合算"的贸易的轻工业-商业集团（买办集团）为实现自由贸易而做的努力，具体到个人，则体现为西方重工业体系可以用更高的薪水和发展前景挖走第三世界国家的全部工业化人才。

　　落后的重工业体系无法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与先进的对手进行竞争，除非前者努力发展，缩小与后者的差距，才有可能改变不利的局面，但在落后国家的重工业体系不断升级追赶的过程中，在经济上遇到的阻力往往越来越大，事实上，西方和买办集团要求开放市场的理由往往正是由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努力所制造并加强的。这听起来很荒谬，但确实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下面的模型可以解释这个问题：

　　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某国的传统农业部门在得到工业物资A(可能是某种数量的化肥，也可能是机械、农药、种子）后可以多生产价值10亿元的粮食，那么，在这个国家没有重工业体系的情况下，西方可以为工业物资A索要9.9亿元的高价格。反正只要价格少于10亿元，这个国家的农民就必然会接受，即便西方只用1亿元成本就能制造这些物资，农民们也无可奈何。但如果落后国家一部分人努力打造了独立的重工业体系，可以以5亿元的成本制造同样数量的物资A,那么西方索要的价格就不可能比5亿元更高，随着西方对先进工业物资的要价越来越低，西方发达国家和买办集团要求解除贸易保护的理由（互惠互利）也越来越充分（与索价10亿元相比）。只是一旦这个独立的重工业体系解体，根据资本获利的本性，价格又会重新跳回9.9亿。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象中国和苏联这样的人口和资源大国脱离西方中心体系后，其余国家所能提供的人力和资源相对过剩的现象也有了很大改观，甚至为了保证不再有国家继续脱离西方体系，西方还可能会在工业物资和技术的价格上向某些位于对抗前线的"边缘国家"如台湾韩国倾斜照顾。这种现象也使西方的霸权看起来更加"温柔"，往往会成为买办集团主张贸易自由的论据。

　第二种阻力来自思想文化领域。

　　根据前面的分析，既然自由贸易将使落后国家永久性的居于依附性地位，既然只有贸易保护和在政府下有意识的建立重工业体系的努力才能改变这种命运；那么，极力提倡自由贸易和政府不干预经济运行的西方经济学和与之配套的社会、文化结构自然会对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制造障碍。事实上，即便把包括英国在内的发达国家考虑在内，历史上也没有在自由贸易下进行工业化的先例，诸多试图通过自由贸易改变命运的落后国家更是无一成功。西方经济学的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

　　当详细分析西方经济学时，作者不得不承认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确实有其合理性。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结论在逻辑推理上无懈可击，从微观上看，基本假设也都能在现实中找到例子。如果各个文明在生产技术上始终处于大致平衡的状态，如果没有哪个部门能够对所有其他生产部门造成显著影响，西方经济学确实可以解释和指导大部分经济活动。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工业革命把庞大的重工业体系塞进了平稳发展的传统社会，彻底改变了经济体系的绝对生产能力和发展规律。从此，地球的边界限制使全球资本主义无法找到足够的购买力，进而限制了西方重工业体系的发展。再考虑到既有重工业体系对新兴重工业体系的干扰、考虑到全球知识产权-专利制度下边际成本为0的技术商品因天然垄断性而无法按边际成本出卖、以及建立重工业体系的规模壁垒........这个世界事实上长期处于重工业体系相对稀缺的不平衡状态。本书作者认为西方经济学最致命的问题就在于无视这种重工业体系的相对稀缺，或者认为这种状态只是一种暂时的不平衡，长期的世界经济发展自然会使这种不平衡迅速消失。看来，西方经济学的要害并不在于自相矛盾，也不在于逻辑上的混乱，而是因为没有与工业革命以后的现实社会相结合。当然，如果我们放长眼光，把1000年作为我们考察经济的时间单位，那些认为不平衡态会消失的学者们或许是对的；不过，1000年后的大同世界只对追求理论完美的学者有意义，对于本文作者和同时代的读者而言，更现实的是如何让自己和同胞们享受到工业化的利益，让每个人都能在工业时代赶上时代的步伐，活的象个人。

　　既然后进国家无法用西方经济学来指导自己的工业化进程，为了避免重新走上错误的发展道路，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为什么一个与现实严重冲突的理论能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然后才能提出解决方案。

　　首先，虽然理论与现实的冲突总是以理论让步而告终，但认识到理论与现实的矛盾需要对现实社会做长期的观察和总结。在我们的时代以前有许多天才，有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但没有任何经济学家能象我们一样回顾数百年的工业化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一代人观测到了中国苏联两个重工业体系的崩溃，这才能让足够多的人深刻的认识到西方经济理论的问题，并给出经过修正的替代方案。在这以前，因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相对反对者发展的足够完善，因为西方经济学确实能解释一些局部问题，所以这种理论一直能占据学术界的上风并干扰后进国家的发展。不过，光用理论自身的完善程度解释一种学说的社会地位是远远不够的，毕竟理论只是社会运动的副产品，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必须简单的回溯一下历史，找出西方经济学的社会基础：
　　在早期农业-手工业社会，由于农业-手工业技术没有得到充分扩展，生产波动非常大，同时社区冲突不断，个体农民和商人不可能进行独立生产，只有贵族（或祭司、长老）介入生产，组织生产，把生产和战争（进攻和防御）相结合才能保证社区得到最大限度的财富。欧洲中世纪和中国前秦时期，以及日本明治维新以前的社会都是这种社会的典型例子。在这种诸侯割据，军事-宗教贵族垄断公职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必须安于自己的位置（一般来自血缘继承）；贵族既要管理社会，又要对社会里的每个人的生计负责；自由市场和纯粹的经济竞争只发生在无法互相吞并的社区之间，一般与个人没什么关系。

　　随着整体经济水平的发展，农业技术逐渐扩散，交通网络不断扩张，各个地方社区在战争和文化的作用下合并，经济和军事安全问题都逐渐好转，自耕农和独立商人才有逐渐出现的可能。而上层阶级也逐渐发现，让原来被严格控制的属民转化为自由经营、纳税的自由民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上层阶级的任务逐步由管理整个社会收缩为治安、水利等少数职能，大部分人民能够自主的选择职业和经营方式，通过个人和企业间的自由贸易来维系物资的周转。这种社会的典型例子是工业革命以前的近代欧洲社会，中国汉朝以后的社会，尤其是宋朝、清朝社会也基本上具备了这种社会的特征。显然，提倡自由市场、私有产权，指望竞争提供经济动力的经济学思想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才会出现，这与史实是一致的。而大部分成熟农业社会也在这个阶段建立了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相类似的观念，并乐于在低关税条件下与整个世界进行贸易。

　　在工业革命爆发以后，幸运的西方国家率先建立了重工业体系，得以在一个接近自由贸易的世界体系中占据了优势，而且还能通过自由贸易来巩固这种地位，对于他们而言，西方经济学当然是一种非常合适的理论。而西方以外的落后国家除了日本以外，均未能建立独立的重工业体系，因此在这些国家，最强大的经济集团是组织本国原材料和简单劳动力出口，进口先进工业产品的买办经济集团，从短期效果来看，向自由贸易体系中出售更多的资源和劳动力，进口更多的先进产品也确实提高了利润。按照社会运行决定思想文化的规律，无论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都因各自的经济结构继承了前工业时代的经济思想。在以西方为中心的经济体制下，未将工业革命本身纳入理论的自由贸易学说得以保持了自身的主流地位。

　　当然，各个农业文明的发展水平和方式都不同，在成熟农业社会停留的时间不同，因此文明内生的自由贸易和弱势政府倾向在程度上也有很大差异。以相邻的中国和日本为例，中国自汉朝以后就基本消灭了世袭贵族，以向自耕农和商业收税来维系一个相对较小的政府，日本则在大航海时代前后才开始进行这种转变，直到明治维新前夕仍保留大量贵族和对平民的人身控制，对西方经济思想的抵制较中国要强的多，并因此成为唯一一个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后发国家。事实上，这正是近代以来中日发展道路差异的深层文化原因。
　　
　　第三种阻力缘于重工业体系的自身特性。

　　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力量，无论是在军事领域还是经济领域，掌握重工业体系的人从此控制了百倍于以前的能力。正如人类历史上历次进步一样，工业革命也在社会中创造了巨大的不平等，而且因为生产力的巨大飞跃，造成的不平等也是史无前例的。另外，由于工业革命使各个经济部门紧密结合在一起，而进步的动力却依赖于是少数几个核心产业部门，因此在重工业体系内部也存在巨大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反映在经济运行中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常谈的"剥削"，即拥有更多选择和权力的人可以把搏弈对手的要价压到成本线上。拥有相对稀缺的工业资源的资本家可以剥削工人，拥有先进工业技术的发达国家可以剥削第三世界，即便在落后国家内部，能控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的社会集团也可以剥削剩余的国民。工业革命在打破成熟农业社会的社会层次的同时，建造了更加高大的社会金字塔。

　　任何熟悉历史的读者都一定清楚，任何两极分化的社会都是不稳定的，除非有新的措施缓解或回避工业革命造成的前所未有的不平等，否则这种不平等迟早会把整个社会撕成碎片、送进火海。在经历了1848年大革命和30年代大萧条以后，西方国家明智的通过社会福利和转移矛盾等方式将矛盾转移到第三世界。其中施行的最普遍的措施就是用严格限制人口流入发达国家（显然违反自由贸易原则，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竟然不能自由流动！），这样富国的劳动力相对穷国的劳动力就具有了很大优势，重工业体系不得不多雇佣本国的人口来完成一些必须在本国进行的工作，虽然这并不符合资本追逐最大利润的原则，但这是为了社会本身生存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另外，在金本位崩溃以后，由于发达国家占据了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地位，它们发行的货币（尤其是美圆）即是全球硬通货，西方国家政府可以通过印钞票来供给国内福利、缓和矛盾，引发的通货膨胀则由全球共同负担。

　　通过把社会矛盾转移到第三世界，让本国下层人口中产阶级化的方式，发达国家成功的保持了国内的稳定，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购买力不足的问题。虽然国际间的经济鸿沟依然会引发很多矛盾，如恐怖主义，但无论如何，高山大洋和严密把守的国界把一无所有的穷人和富饶社会隔离开来，发达国家得以安宁的享用工业化的利益。后发的工业化国家要贫穷的农业社会白手起家，无法剥削经济殖民地，自然不能象发达国家一样向外释放矛盾。要想完成工业化，它们必须对工业化收益的分配进行严厉管制，防止控制工业化进程的社会集团在无法在国界外进行剥削的情况下将大部分本国收益据为己有。否则承受了大部分工业化成本的下层阶级会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最终拒绝配合整个工业化政策。不过，由于指挥工业化进程的官僚集团和对整个社会负责的政府往往是重合的，指望官僚集团自我节制欲望显然不太容易。因此社会内部冲突严重影响了初步建成重工业体系的后发国家的稳定。毛泽东曾经尝试解决对官僚集团的监督问题，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最后是后发国家的追赶战略本身制造的结构性矛盾。

　　从前面简述的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和重工业体系的特征，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个理想的工业体系应该是由基本实行计划经济的重工业体系和需要自由贸易、强调企业独立性和自由贸易的装配工业、轻工业共同组成的。前者对有限关键技术和资源进行投资开发，提供基本的工业物资和机械，后者则基本保持前工业时代的体制，利用这些物资和机械完成最终的产品制造（包括非实物产品）。发达国家通过对核心产业部分国有化和企业之间的互相渗透，基本建立了这种经济体制，只是装配工业和轻工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第三世界国家。而对于一般落后国家而言，后者并不缺乏，缺乏的是无法通过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建立的重工业体系。因此，所谓工业革命就是要建立重工业体系。在建立重工业体系的过程中，资源和社会力量被集中控制，有计划的投入关键工业部门，其他传统工业部门和轻工业则被尽量压制。

　　对于穷国而言，这当然是正确的战略，但问题在于任何政策都存在运行惯性，在重工业体系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集中一切力量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是对的，但在重工业体系已经初步完善的前提下，必须有相应的轻工业和装配工业来配合重工业体系，才能把潜在的财富生产能力转化为真实的财富。而集中控制一切资源，通过严格计划进行工业投资的体制要么压制了轻工业的发展，要么不区分工业门类试图把根本不适合进行集中控制的企业纳入直接的指令性计划体系。所以，在中国和苏联，都因为缺乏下游轻工业企业而无法完全利用工业化的成果，苏联尤其严重。日本也存在这种问题，但由于日本的先发优势，可以通过对外贸易，由落后国家承担简单劳动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通管一切经济活动的政策往往与官僚集团谋取特殊利益的举动相结合，并渗透到文化、教育、地方社区管理等方面，过度的集权和计划毁灭了计划本身。苏联的重工业体系是通过计划突然消灭的，中国的重工业体系是通过计划逐步消灭的。

【原创】没有工业体系的大国发展GDP等于蠢猪吃屎

工业化国家和非工业化国家GDP增长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一个是资源实物大量流入，而后者确是流出。而且就算非工业化国家GDP每年以两平数增长，工业化国家不增长，令你自好骄傲讲面子的人均GDP到时候也永远超不过别人（因为一旦人力成本一高，外资马上就走人，把它们的基干产业一彻，接着中国就瘫痪了，接着人民币狂贬），面子上也不会好看，而且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会被别人像抽血机一样抽走财富，这是工业体系白痴们所无法明白的。 其实只要重工业发达，把人民币的币值调过来就是了，各位没有脾气，老子的人均GDP就是每美国的十倍。这样做不是胡来，可多数学文科的和据具有文科思维的人是无法理想解和想像的。 其实道理很简单，不断你国家的币值与美元的币值是多少（官方定为多少，国际贸易为多少），只要你的重工业体系优秀，美国人能生产的，你也能生产，而且产量不低，技术水平一点也不比人差。但是由于不同的工业体系，技术标准根本不一样，也几乎没有什么交流，所以对换率根本不说不了什么？如：美国人当初有IMB的个人电脑，苏联人有自产的六边形个人电脑，美国人有它们的汽车，苏联人有自产的莫斯科人、福特加等汽车，而且生产能力相当。这个币值对换率能说明什么？ 不同的工业体系之间的之种道理，其实马克思也论述过，正如村里的人把村内的有特色的农产品带到大一点的村，有时他们的东西就会变成破铜烂铁一样。又如宽轨上的列车把它放在窄轨上那会怎么样？不就变成破烂了么？相过来窄轨列车放在宽轨上也是如此。所以就算以后的俄罗斯人均GDP超过苏联时期，也不可能真正达到苏联时期的水平一样，因为这时俄罗斯已没有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它以参加国际大循环。 实际上朝鲜和韩国这种国家本质上也是没有区别的，前者依附于当时的苏联工业体系（在苏联没有解体之前日子也是不错的），后者依附于西方工业体系。 实际上非工业化国家，生产和组装消费品的机床、零部件、核心原料、技术等都来自工业化国家，只不过是给人组装罢了。根本不需要什么技术，要人肉机器就行了，所以大学生在这些国家也只不过是人肉机器的候补对像。而且要进口大量的生产资料，那么就会有大量实物资源流出。中国现在的状况正是如此，在搞去工业化，融入西方工业体系，放弃自主的工业体系融入国际大分工。 所谓消费带动经济，完全是汉奸经济学，那么生产消费品的机床、零部件、核心原料、技术等来自哪里？还不是工业化发达国家，这要输出多少实物，完全是人均拼人家的机器，只有蠢猪才会去做，从这个意义上就可以说GDP是一砣屎，多数蠢猪一样的中国人喜欢吃屎！重工业两三年就可以翻一翻，它有在指数上增长和技术上不断加速的作用，这一点轻工业、第三产业一切其它行业是无法比拟的。 实际上70年代末中国已经算发达国家，已有完整的工业体系。80年代以前经济也是高增长，为什么改善生活不快，因为一切资源都用在重工业上，也就是用母机来复制母机、只进行技术研究和更新，不准备把有限的资源用在消费上。这种对法对于长远完全正确。假设一下，以轻工业、消费业为主，我们要进口多少机器设备，会有多少资源流出，这和殖民地没有什么区别。大家难道不能用数学公式算一下么，对于长远哪一种方式改善生活更快。在基干产业没有强大之前，改善生活是对民族的犯罪。如果继续压强消费，不要改善生活之么快，到2000年时已经是第一工业大国，到时候人均GDP也会是世界一流的，而且还会有大量实物资源流入，没有必要一定要与西方工业体系进行循环，与第三世界循环是一样的，没有钱就印，贷款给第三世界国家，让它们用我们的机器、加工出的原料和技术给我们生产消费品，消耗它们的无穷人力和资源。慢慢从第三世界入手就可以架空西方工业体系，到时候世界也是我们的，任何国家的GDP（钱），必须建立在中国工业体系之上。中国就会像抽血机一样抽走它们这些夷类贱种的财富，中国人将永远生活在自己的天堂之中。

为什么不是人民币狂升，进口国外的原料、低档消费品越来越便宜。我们出口有高附加值的机器设备就行了。一切都以人民币结算，把西方工业体系架空！一切国家的GDP都必须建立在中国的重工业体系之上。

对于现实很无赖，因为中国已经是依赖型国家，人民币升值，那么下游的产业会破产，会中国人冲击很大，这样中国人就即没有重工业也没有轻工业了，接着由于没大量企业破产，人民币还是会反过来狂贬的。这就是依附型国家的下场！

工业革命所改变的世界
　　

　　我们可以观察身边的社会，许多职业其实和我们1000年前的祖先并没有本质区别，厨师依旧要生火作菜，木匠加工木材，超市的收银员做简单的计算......至于警察、法官、政府官员等职业，更是自从文明起源就出现了。而另外一些职业，譬如汽车司机、打字员、流水线工人等等，固然在农业社会不存在，但如果通过时间隧道拉来的唐朝农夫，肯定可以在简单训练后胜任这些工作。上述两种职业基本包括了我们日常接触的职业，既然这些工作和农业社会没有本质区别，而且也没有证据证明我们比祖先更勤勉。那么，为了解释今天巨大的物质进步，我们必须要在这些工作之外寻找解释。

　　解释显而易见，拥有电动木工机器和化学处理过的硬木的木匠肯定能比古代的同行做出更多更好的家具，开汽车或许并不比驾马车更复杂，但载重量和速度都上了不止一个数量级，固定工序的工人或许只是在重复简单劳动，但整个流水线的生产能力会超出任何古代人的想象力，即便是最传统的农夫，在农药、化肥、优选的种子、现代水利设施支援下也可以轻松获得超过祖先数倍的收获--庞大的钢铁厂、化工设备、机器、万吨轮船看似和我们的生活没有直接关系，但每个人都知道那是工业社会不可缺少的保证，这是我们这个社会区别于农业社会的物质基础，这就是前面所说的重工业体系。

　　重工业体系建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爆发的工业革命，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煤铁复合体的出现。蒸汽机和机床加工的工具可以显著提高矿井的效率（煤、铁的采掘），廉价的煤炭和钢铁通过冶炼工序，又可以反过来提高蒸汽机与机床的产量。另外，机床可以用来制造更多的机床和精密的蒸汽机，蒸汽机也可以提高机床进行金属加工的加工能力。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一系列的相关技术通过如此之多的相关工序互相促进，最终形成了一个加工能力和能源采集的正反馈系统，煤铁复合体可以不依赖于其他行业自行发展，持续的投资可以使这个复合体的规模和精密程度指数化扩大，直到自然发展的界限，类似于生物一般的繁殖能力和进化能力，并能够为第一产业、轻工业和第三产业体系提供更多而且也更先进的机器设备来使得这些产业的进化成为可能。

比如集成电路的制造技术上，以CPU为例，从8086、80286、80386、80486直到今天的Pentium-IV，在技术指标上来看，一直都在按照Moore's Law而迅速进步。为了达到这种不断加速的技术进步，Intel公司的实验室只有依靠重工业体系所提供的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复杂的设备，仅仅有轻工业、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无论如何都也是不能做到这种技术进步的---即便是第三世界国家可以在国际市场上通过廉价抛售自己的自然资源、第一产业产品或轻工业产品来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如果让我们暂时撇开国界而继续追根到底的话，那么就会发现实现技术进步并开发出先进技术的西方巨型公司最终也都还是依靠重工业部门所制造的设备。

重工业体系不仅具有在质量和技术上不断加速的进步能力，在数量上呈现指数型发展的惊人能力。当我上小学时，曾经在历史课上听到了这样的一种说法是："Stalin饿死了乌克兰的农民，将他们的粮食拿到欧洲去换到了一座钢铁厂，然后用这座钢铁厂所生产出来的钢铁又建造了一座钢铁厂，这样Stalin就有了两座钢铁厂，然后又用这两座钢铁厂生产的钢铁来建造两座钢铁厂，于是Stalin就有了四座钢铁厂，接着再用四座钢铁厂生产的钢铁来建造了四座钢铁厂，Stalin就有了八座钢铁厂，最后Stalin又用这八座钢铁厂生产的钢铁来建造了八座钢铁厂。这时，Stalin就有了十六座钢铁厂，然后Stalin就有足够的钢铁来制造坦克打Hitler去了"。虽然这种说法听起来十分地幼稚，但是仔细地考察Stalin时代的苏联历史与相关统计数据，就不难发现30年代的苏联经济的确是以类似的方式运行的。这也正是1914-1918年间德国在法国颇为艰苦而在俄国却相当轻松，可是1941-1945年间德国在法国颇为轻松而在苏联却相当艰苦的根本原因。

通过不断地增加对重工业的投资来进行重工业生产体系的简单自我复制，的确可以实现类似生物繁殖一般的指数型数量增长。如果让我们观察一下1950年、1960年、1970年、1980年、1990年、2000年和2004年的中国钢铁产量，比如说中国的钢铁产量在1950年不到100万吨。1958年是1070万吨，1980年是3700万吨，1996年则是1亿吨，2003年则是2.1亿吨，2004年则是2.7亿吨,我们马上就能够发现这种指数型增长。某些中国的经济学家将之归功于1980年以来的中国政府的政策改变，但是这种增长的真实原因其实在于重工业生产体系能够实现数量的指数型增长这一关键特性。至少对于一个大国和中等国家或一个有潜力成为这种国家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如果没有重工业体系，就根本不可能实现经济腾飞。

而农业、手工业或第三产业都无法如此自行促进本身的产量和质量，除非同比例的增加人口。例如传统农业，无论你为下一年的耕作准备多么充分，在土地上流出多少汗水，种下多少种子，也很难让下一年的产量在历史最高产量上提高10%。手工业与现代工业相对比更能说明问题：手工业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完全取决于手工业者的技术水平，拜个名师或许可以让你迅速的变成熟练工人，但和农业一样，想持续的提高工作效率是不可能的，你最好的结果是让效率停留在与你的师傅不相上下的水平上。当然，农业与手工业中也存在技术进步，但单项的，孤立的，无法与其他技术成果互相促进的技术进步不具有持续性，一旦新技术普及，进步也就此停滞。与此相对比，现代工业不仅规模可以指数化扩大，更重要的是加工精度的和技术可以在一代代机器中积累，各种技术之间可以相互支援、提高；手工工具可以用来生产最初的机床；而机床本身又可以生产更精密的尺子，更精密的机床，为自身生产动力机械，同时通过提供标准化的实验器材促进整个科学的进步，再从科学的进步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最终，我们可以得到整个现代工业体系。在差不多2个世纪的时间里，简陋的机床和蒸汽机进化成了今天的太阳能电厂、数控机床、气象卫星，而且能源-资源的采集和加工能力的提高还没有触顶的迹象，这种进步是手工业-农业社会根本无法想象的。

　　重工业体系的生产能力指数化扩张提供人类社会各个传统经济部门普遍需要的东西。所以现代重工业体系在扩张自身的同时可以为人类提供各种工业物资，比如给农业提供了优良种子、农药、化肥、机械，给建筑业提供了吊车、水泥、钢筋，给医学提供了医疗器械、药剂、无菌手术室，运输业则得到了飞机、轮船、卡车，军队得到了坦克、轰炸机、导弹......各行各业都因为工业产品的注入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就连在传统社会中一贯与经济发展不太相关的军事力量也在工业时代得到了巨大的飞跃，富饶的国家被贫穷的野蛮人征服的往事，在工业时代再也不会发生了。急剧扩大的物质生产能力、军事能力和伴随而来的文化、政治变革最终导致了现代社会的出现。

　　在现在的经济学看来，由蒸汽机和机床所代表的工业革命固然重要，但也不过是在合适的制度下必然发生的技术进步，虽然步子相对大一些，但和其他技术进步，比如发明了更省力的拔羊毛工具没有本质区别，至于后面的一系列技术进步，也被现代经济学解释为制度的结果。制度能创造一切奇迹吗？如果把整个经济体系看做一个系统，其实这个系统可以看做人类社会从自然界获取负熵流、利用负熵流的一个工具，而重工业体系的两项核心技术--能源采集技术和加工技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体现为采煤业和使用机床金属加工业）正好与这两项要求相对应；因此，当这两项技术能够互相促进、不依赖于其他产业的进步而发展时，能够自增殖的煤铁复合体就彻底的改变了经济发展的方式。可以假设，假如地球上从来不曾存在煤炭、石油等矿石资源，或金属的特性与现在略微不同，无法被精密加工到毫米级别。在这样的世界上，工业革命以前的历史不会受到任何实质影响，但无论制度或社会条件多么优秀，这样的世界上也不会爆发工业革命。不可否认，人类有一天会发展出依赖于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电厂，核聚变）和可再生资源（资源回收、生物工程）的工业体系，但这种工业体系绝对不是手工加工和肌肉力量可以构筑的。应该说，工业革命是自然的礼物，如果没有足量的矿石能源和可加工物质，再神奇的经济理论和制度也不能带来持续的增长。

日本的经济体制


二战后，日本一片废墟，殖民地纷纷独立，原有的财阀体系被盟国解散，剩余的军舰飞机等军用物资也被收缴一空，几十年的工业积累毁于一旦。整个日本的经济体系必须在这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从头开始，然而，20余年后，日本一跃而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分析这段奇迹般的发展过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日本的经济现状。

战后的日本，百业凋敝，极端缺乏资本，但日本并没有开放市场，吸引投资，指望外国投资者解决问题，而是于1946年成立了经济安定本部。也就是后来的经济企画厅（相当于中国的计委）。关于这个机构的性质，从经济安定本部1947年的《经济实相报告》可以看出个大概："基于收集的资料和统计数字，把我国的经济现状向国民传达，想要国民一起考虑和解决问题。每个国民需要像考虑自己的家计一样考虑国家经济"，提出了"国も企業も家計も赤字"著名的口号，意思是无论国家、企业还是家庭开支都出现了赤字，以此号召全体国民团结起来共度难关，争取国民理解和协助。经济安定本部迅速宣布了一系列硬性的经济管制措施，主要有四项：

1．基于"临时物资需给调整法"的物资管制；

2．基于"物价统制令"的物价管制；

3．基于"金融机关资金融通准则"的资金管制；

4．基于"贸易等临时措置法"的贸易管制。

四项管制，管死了企业的方方面面。而严格的金融管制和币制改革则抹杀了一切贫富区别，无论是皇族、华族、财阀家族，还是平民，在剧烈的通货膨胀中，每人每月只能从银行提取500圆的存款（当时的工资约500圆），所有的存款、国债、社债、股份都在猛烈的通货膨胀中化为废纸。日本的上层能够在经济崩溃时与人民同甘共苦，而不是先富，这是我们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

主持复兴计划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派的经济学家有泽广巳，提倡"倾斜生产方式"。所谓倾斜生产方式，就是抛弃利润，产权等如今最热门的概念，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煤炭，钢铁两个行业，生产焦碳是为了炼钢，炼出的钢材又优先供给与煤矿生产相关的工厂，煤铁两部门循环扩大，最终恢复基干产业，为下一步发展做准备。在这个循环过程中，资金全部来自复兴金融金库（政府全额出资的国营银行，任务就是向煤炭、钢铁、电力、肥料四部门重点融资）的贷款，由于工业部门没有生产任何最终产品，也就无所谓利润，帐面亏空由国家银行印钞票弥补，因此引发高通货膨胀在所不惜。尽管这个煤铁复合体在狭小的国土上滥采自然资源，不关心任何利润，但经过数年艰苦的努力，日本再次在缺乏外汇的情况下重建了独立自主的核心产业，最终能够做到出口成套设备，进口原材料，在获取长期利润的同时保护了国家的资源。（日本的煤铁复合体不是特例，欧洲战后也有类似的煤钢同盟。）

在重工业优先的国策下，整个日本的资源都被集中，服务于体内循环的重工业，消费品工业（轻工业）无法从重工业取得物资，被迫停产。日本人的生活水平被压到最低，只能靠本土残存的农业生存。农地改革，使农民获得土地，使他们能够承受低的粮食收购价格和高的税收。粮食和极少量生活必需品均采取统购统销，按人头配给，自由市场则被取缔，每个日本人每天只有四支火柴的定额，一年才能得到一块肥皂（《日本经济白皮书》："配给的实绩，比如火柴1人1天只有4支，肥皂1人1年1个"），只有少量来自美军基地的物资及一些隐匿物资能够在黑市上缓解这种极度匮乏。这种匮乏不仅仅限于日本平民，而是基本平均的施加到整个社会，举个例子，1947年10月，东京地方裁判所就有一名34岁的法官，由于遵纪守法，拒绝食用黑市的粮食，营养失调死亡。

严重的普遍贫困，并不能阻止日本人继续实施经济管制和政企不分的国策，1946年8月，经济界成立了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连），它是战前的日本经济联盟会及战中的重要产业协议会的延续，这个团体包括了所有的大型工业企业、金融企业和高技术工业。1948年2月，在已经存在的行业协会、地区企业协会基础上，进一步成立了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日经连），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也被联合。日本的企业从此要受到统一的指导，至于这种联合体更重要的作用，后面谈日本政治结构的时候将会详细论述。

2002年5月，大企业团体经团连与中小企业团体日经连合并，组建了新的经团连。会员总数1，623社、团体。其中，日本的主要企业1，306社、行业协会（如日本钢铁联盟，日本自动车会等）性质的全国团体129个，地方性质的经济团体47个。会长是丰田自动车的会长奥田硕，副会长则是新日铁、三菱重工、住友商事、东芝、SONY等日本大公司的会长。

以上介绍的是日本战后的应对措施，但在战争带来的冲击过去以后，这些政策并没有作为临时措施受到取缔。而是成为了日本的一贯国策。主要的表现就是日本财阀集团的重建。日本战前，几个财阀家族拥有大部分工业资产，垄断了大部分行业，战后，财阀家族不再拥有股权，也被强制排除在管理阶层之外，并禁止出任公职。但这种变革并不导向一个产权清晰，自由竞争的市场化经济体系，相反，产权集中程度比战前更甚，财阀垄断转向了政府垄断。改革手段也不是采取宏观调控政策，基本以直接行政干预为主。1946年日本政府强行从资本家手中征收了相当于GNP10%的财产税，并通过金融紧急措施、农地改革等，在战后猛烈的通货膨胀中用纸币赎买各种资产，到1947年，日本的财阀及非财阀系的主要企业，大部分股份被集中到持株会社整理委员会、闭锁机关整理委员会、大藏大臣等政府机关的手中。等到重组结束，日本的大企业有国家股，个人股，各企业间也相互高比例持股，纠缠不清，同集团的经营者结成社长会，如金耀会（三菱）、五日会（三井）、白水会（住友），进行情报交换和协调行动，统一及调整集团意志，占有全部的经营权力。在这种体制下，根本不能指望个人通过买卖股权或参与股东会议来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

拥有大部分工业资产的财阀家族被赶走了，但由于这些家族下属的企业之间分工配合紧密，股权又多半被收归政府，在短时间内，与原来的财阀企业相对应的大企业集团又纷纷出现，日本的经济又重新被大企业集团所控制，与战前相比，垄断程度变本加厉，而企业股权又多集中在政府或由企业相互持有，经济体系距离理想的自由市场经济越来越远。50年代中期出现了三菱、三井、住友等企业集团，60年代初又形成了富士、第一和三和，共6大集团。日本的大银行也归属各个企业集团，并且一一对应--三菱银行、三井银行、住友银行、富士银行、第一银行和三和银行。近年由于银行不良债权问题进行了合并重组，剩下4大银行，分别是三菱银行、住友三井银行、瑞惠（富士、第一）银行和UFJ（三和）银行。这些大型集团的成立，并非各个组成企业各自的独立选择，而是日本经济部门统一的规划所致。

大企业集团本身掌握了日本的核心资产，还能够干预大量集团外企业的活动，进而掌握了整个日本经济的脉搏。它们的主要控制方式有两种：

1．利用金融进行投资控制和利用技术优势进行控制。金融控制是指大企业集团所控制的银行为外部企业提供资金,战前各个财阀银行主要给本集团的企业融资，如今各个大集团银行大约只有20%的贷款是提供给下属企业的（伞下企业），这使大量的中小企业听命于大集团，增强了大集团的控制能力。在高度成长期，日本企业的平均自我资本只有17%，据1993年的统计，企业的总资本中，私人股份仅占23%，个人大股东已经消失，剩下的主要集中在以金融机关为中心的法人手中。政府对金融机关实行"护送船团"的保护，并进行"窗口规制"和"窗口指导"，以统一计划引导贷款的投向。近年由于银行大量的呆坏帐，政府大量购买银行股份或向银行大量注入公的资金，事实上国有化。份大企业的会长和社长，基本不拥有股份，而是由从业员逐步提拔上来的管理者，所有权和经营权彻底分离。

2．技术优势控制是指以大企业为核心，控制大量的配件工厂、合作工厂等中小企业群。大企业不断挑选中小企业进行间接控制，通过持股、金融援助、人员派遣等进行经营指导，特别进行质量管理等技术指导，还把它们编入自己的经营计划。特别培养，比较典型的有日产的宝会，丰田的协丰会，三菱和川崎重工的下请协同组合等。

当然，鉴于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结合之紧密，两种控制方式并没有被严格区分，例如大集团的下属银行采取一种被称为"系列One set支配"的独特投资政策，对新兴产业进行成龙配套的投资，便于系统地利用外国技术，中小企业只是在名义上才享有经营上的独立性。

日本即是资本主义又是社会主义，又两者都不象，可以称为会社主义或企业主义（引自《日本经济史[2002年版]》）。日本整是一个会社（企业），叫"日本株式会社"。下面的图引自《日本经济入门[2004年版]》，这本书从1985年开始，一年一版，是日本大学经济专业的参考书。此书直接称呼"日本型社会主义"，图是原图，只是为了理解方便，把片假名词汇用英语原词替换了。


图1 高度成长期的日本经济体制

日本不是资本主义吗，怎么又变成社会主义了。其实名字不重要，关键看是如何运做的。日本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围绕Full Set产业构造，Full Set是全套完整产业链的意思。金融部门向重点产业低利融资，日本企业自我资本很少，大部是银行的金融资本。如果银行清理呆坏帐，追求经济效益，日本立即休克。政治面是自民党一党支配的官僚体制，其实自民党只是代理人，真正支配的是背后的经团连"民僚"。官僚--民僚对价格进行控制，价格竞争排除。输出产业奖励，因为日本没有资源，要靠出口换取资源。输入则严格限制，强制进口替代，积极导入技术。整个产业采用护送船团方式，即协调统一发展，不是某个行业超常发展，也不让另一些行业掉队。总之，日本的经济政治体制是以计划为主导的保守僵化的体制，运行效率是不高的，效益是很低的。政府为了培养自己完整的产业，欠了一屁股烂债。银行也有数不清的呆帐，还没有办法清理，只有靠政府印钱补贴银行，来个事实上的国有化。即使是民营，也不知道老板是谁，日本企业的大股东是法人，法人间相互持股，个人大股东早被消灭了，日本是经营者支配，产权不清。进入90年代后，日本经济不景气，进行构造改革，但只是嚷嚷，没有实际动作。

日本的这套体制与苏联有很深的渊源，叫社会主义也不过，反正现在也没有人能够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1939年，日本在中苏边境与苏联打了一仗，全军覆没，被苏联现代化的装备吓呆了。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获胜，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日本还西伯利亚出兵，与列强一起绞杀俄国革命。20年后，日本远远落后了。于是，在1940年仿照苏联模式，物资调拨，向重点产业倾斜，摒弃"利润"，构造了战时计划经济体制。现在的日本经济体制也被称为1940年体制。苏联模式很有成效，但很快也发现了问题，于是进行了一通改革，最终形成了战后的经济体制。在《工業化の軌跡--経済大国前史》（岡崎哲二. 読売新聞社，1997年2月）的封面上这么写着：计划与市场纠葛的经济体制在战后的废墟中保存了下来。战败后，财阀解体，农地改革，资本家和地主被清除，企业由从业员支配，越发象苏联的体制。战后的倾斜生产，则由社会主义计划主义派经济学家有泽广巳主导，完全是苏联的做法。其后又进行了改革，最终形成了现在的1955年体制。

这套体制有3个明显的特征，1是整体协调，2是价格控制，3是进出口控制，找不到自由市场的影子。除了内部的垄断（或寡头）经营外，日本对外贸的严格管制一直持续到今天，尤其以技术引进为甚。日本企业引进技术是需要个别申请，由外资审议会后才能获得外汇和引进许可的。主要不是为了节约外汇，而是着眼长远，防止成套技术引进打击国内的自主研发能力，日本制定了如下的审查基准。

1．只能促进不能损伤自主技术的发展；

2．技术导入不能使即存的产业秩序发生混乱；

3．技术导入不能使中小企业陷入困境；

4．技术导入的企业有其它相关技术和资金配套，能够灵活使用导入的技术。

这些判断基准是暧昧的，可以有多种解释，具体负责的官员有否决权。贯彻"一号机输入，二号机国产"的方针。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给外资超国民待遇，无保留的放纵外来技术打垮自己的研发力量形成鲜明对比。

在大企业集团的垄断经营下，日本的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基本为少数联系紧密的集团企业垄断，剩下的只有农业。但农业也不是市场经济的天堂，战后日本确实进行了农地改革，土地被无偿平均分配，产生了大量的自耕农，但农民并非单独面对市场，而是加入农业协同组合等组织，农资的购入和农产品卖出主要通过农业协同组合进行。农业协同组合的组织图如图2。


图2 农协系统的主要组织图

根据2000年的统计：农产品贩卖类农业协同组合在农业相关产品贸易中占的比例为谷物96%、牛奶95%、肉类85%、蔬菜水果92%。农资购入类农业协同组合占的比例为饲料67%、肥料83%、农机具71%。这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解散农民组织的政策完全相反。不过日本的农业并不是赚钱的产业，主要还是作为日本这个岛国的一种储备资源，保证在国际市场动荡，粮食进口困难的时候日本人不至于没有东西可吃，这里就不做过多比较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21 19:18:49编辑过]

写了区区百字就引起“岳飞”大将军如此激愤，看来也值了。

我的确是学文科的，但是如果你以此就认为我的观点中没有正确的细胞的话，那么正好说明你的可笑。如果你没有学过经济政治这些人文学科，那你还有可能在这里发表宏论吗？

轻工业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优先发展，并不否定重工业的重要作用，我们当然知道机器设备、固定资产是重工业提供的，我们的意思只是说，在人类工业化过程的早期，发展重工业不能仅仅为了发展重工业，像苏联那样，发展钢铁、国防、航空等等，是为了和美国争霸，那这种思路就错了。在工业化早期，重工业发展是为了给轻工业提供更好的机器设备和动力装备。比如说英国工业革命，蒸汽机发明了，可是，优先发展起来是什么行业？我们都知道，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纺织工业为主导部门。

中国在建国之后实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其实也是建立在旧中国轻工业已经有一定的发展基础上的，不是象某些先生想象的那样，好象我们一夜之间就建成了195个大型工业项目。

像苏联那样，发展钢铁、国防、航空等等，是为了和美国争霸，那这种思路就错了。在工业化早期，重工业发展是为了给轻工业提供更好的机器设备和动力装备。

你要明白，重工业强，不发展军事，军事力量都超强，一夜之间就可以成为军事强国。相反无论如何以轻工业算出的GDP如何之高，也是依附形国家，最低级的不入流的角色。

苏联怎么了，你以为苏联人的生活水平差么？如果这样认为就大错特错了。苏联的民用工业只不过是相对军事工业落实，并是不民用工业、轻工业一定很差，因为有重工业撑着再怎么差也差不到哪里去。

到74年联盟内都是百分之百的就业，70%的家庭有汽车，50%以上的人一年能到黑海渡假一次，半数的人都有别墅，全免费的医疗、教育、水、电、电话费等，商店里产品丰富（90年除外）

就是那些认为苏联农业很差的人只看来了一面，虽然苏联的农业的亩产是是出名的低（还不如沙俄时期），可以这些人确不知道，苏联农业的人均效率，由于机械化在全世界都是排前三位的，农业人口每年都减少，可是人均效率确在不断提高，苏联的铁路系统的行车效率居然高出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5到6倍。

那些人认为计划经济下没有个人电脑，可这些人确不知道，苏联的六边形等个人电脑是相当有名的，苏联也不像其它国家认为的那样没有民用的计算机网络，苏联有USRNET网。苏联的安－225是世界上军民两用的最大飞机，可以载1/4的列车。

这些人把苏联贬得一钱不值，就是想否认存在过一个繁荣、富强的计划经济国家！都是一个意识形态份子，就是想为了证明市场经济的正确性。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虽然各种宣传、书籍、资料下一再压低苏联的数据，但是实事是无法掩饰的。

而这一切的财富都是重工业造的。

的确经互会解体以后，那些国家生产的东西可以说一钱不值，因为国际分工链环断裂。一大堆零部不能组装当然是破铜粉烂铁。

中国在建国之后实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其实也是建立在旧中国轻工业已经有一定的发展基础上的，不是象某些先生想象的那样，好象我们一夜之间就建成了195个大型工业项目。

中国的重工业和轻工业无关，你别忘了中国的重工业的资金是来自农业（通过剪刀差的价格扭曲），也就是计划经济，没有计划经根本不可能有重工业。而且轻工业的那些工人也要技术工人么？

一个后进国家能否进快速进入工业社会，最重的就是进行思想上、行动上的工业化的文化革命（斯大林最先提出过这种理论），使整个国家理工科化。通过大锅饭，现场主义培养大量的技术人员和技工。工厂首先应该是一个学校，现场主义大锅饭对于重工业来说最好，可以产生裂变反映，由一座快速企业分裂成两座，然后是四座、八座、十六座。老企业的技术人员很快就可以在新企业变成技术和管理上的骨干，培养大量的工业人口。看一下苏联之所以能在两个五年计划能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大国，就是由于这期间培养了大量技术人才。苏联的技术人员从战前不到德国1/6的技术人员发展到是英、法、德、日四国总和的6倍之多。

像卑斯麦时的德国也是这样的，首先就是进行文化革命，然后直接发展重工业，文化革命是后进国家快速变为工业化国家的不二法门。

工业的特点的是规格化大量生产。但建立现代工业的体系非常困难。首先要有巨额的资金，除了大工厂的建设费用以外，相配套的道路、港口、劳动者的住宅和城市设施等基础建设。为了资金蓄积，国民需要勤勉和清贫的精神。同时还需要建立可以信赖的金融制度，能够正确运用资金的组织和知识。其次，对现代工业进行操作和管理，需要大量的中层管理人员和优秀的工程师者。需要大量建立商业学校和工业学校。企业内部也需要进行职业培训。再次，要为大量规格生产的工业品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船舶和铁道等商品运输设施需要整备。统一度量衡和规格，如交流电的频率，铁道的轨距，道路的构造，建筑的基准等。相应的人才教育也采用整齐画一，抹杀个性的学校教育。而这一切，在工业体系完备以前，是不会有任何回报的。
1949年的中国也是一片废墟。所不同的是，国民绝大多数是文盲，现代技术几乎为零，只能仿制汉阳造。所谓的知识分子是满口之乎者也，与现代工业技术几乎毫无关系。祖上留下的土地和资源，人均也不见得比日本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毛泽东远见卓识，中国崛起唯一的依靠其实与日本一样，是人！而不是土地和资源。1949年时点，从人的角度来看，日本已经领先中国近百年。日本已基本消灭了文盲，有大量的熟练技术工人，门类齐全的专业技术人才。而中国，绝大多数是文盲，极少数的科技人才，包括后来回国的钱学森，也是只读过书，没下过水的，知识分子几乎与工业生产不沾边。如何造就工业化人口是发展经济的最优先的课题，而不是优化配置土地和资源，这一点上毛泽东至少领先现代中国主流经济学家50年。他们还在鼠目寸光地研究该如何优化配置资源。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政策简单的说就是"抓革命促生产"。中国首先是个学校，目的是改造人。生产，也就是打工刷盘子挣钱，是从属的，只是为了支持学业。所以，在经济方面对毛泽东时代的争论完全是不得要领，无论评价高还是低。

首先要进行扫盲初级教育。那个时代政治运动不断，读毛选，贴大字报，好象很荒唐。但奇怪的是，中国人读《子曰》两千多年，绝大多数是文盲。读《毛曰》只20余年就扫盲了，真是奇迹。

中国的工业化是漫漫长路。要尽快把工业文明之风吹到农村。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工业化训练。被许多人指责积极性不高，阻碍了农村发展。其实，人就算是机器，没日没夜地干活，中国也打不了多少粮食。还不如多些闲暇时光，学知识学文化，掌握现代科学技术。集体劳动，分工协作，进行初等工业化训练。兴修水利，机械化，电气化。靠科学技术推动农业前行。中国的人口，平均寿命，平均身高体重得到了迅速增长。而农民也得到了再造，扫除了文盲，接触到了现代的农业技术，学到了科学知识。日本电视台经常有反映第三世界农村生活的节目。其它国家的农民生产积极性非常高（可能土地是私有的原因），轻壮年在田间拼命干活，但非常贫困，没有文化，家徒四壁。而中国农民，积极性差很多，老弱病残干活，因为有各种农机具，轻壮年外出打工，家里多少还有几样电器。但中国农民的文化技术水准还停留在毛泽东时代。相比日本农民，中国农民还算勤快的，但日本农民非常富裕。

工业的扩张，完全是与经济学原理背道而驰的。在工业急剧扩张的过程中，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人均收入增长缓慢。但却使更多的人卷入到工业生产之中，已经熟练的技术工人，没有必要积极且重复机械高效率地生产产品，而是带更多的学徒。节省下的时间，学知识学文化，进夜校，搞小发明，小革新。或者自己组装半导体收音机，自学无线电技术，可别小看半导体收音机，当时可是高新技术，一点不亚于现在的计算机。组装半导体收音机获得的知识，比现在拼电脑多多了。看6、70年代的《无线电》杂志，就能清晰体会到这人才的再造。经过这种违背市场经济规律中等教育，中国完成了中级人才的准备，大量熟练的技术工人，大量中层技术和管理人才。

毛泽东时代的高等教育是个奇迹。中国几乎所有的第一都诞生在那个年代。即使现在的神舟五号，火箭也是那个时代的作品。中国的这些第一，与世界的先进水准相比是幼稚的，不符合比较效益的经济学原理，但它们完成了中国高等人才的准备，使中国只能仿制汉阳造一跃成为科技先进国家。在最新技术领域，中国的第一与世界第一诞生的年代相差不远，虽然质量和性能上还有很大差距，但对于学生来说，是了不起的成就。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22 17:47:58编辑过]

第五节 以轻工业经济效益为中心的错误

旧中国工业化的轨迹完全不同于日本，是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奉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也开始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军事和科学技术，开始了洋务运动，时间上与日本差不多。洋务运动开始以"自强"为主，重在创办使用机器生产的军事工业和训练新式军队。洋务派兴建的第一个兵工厂是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则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左宗棠在福建成立的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设备最齐全的船舶制造厂，也极为著名，曾经建造过排水量2千余吨的军舰。

不过，很快发现这些现代工业没有经济效益，与其造军舰还不如修后花园。洋务运动在后期又提出"求富"的口号，创办纺织等民用工业。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洋务运动宣告破产，清朝风烛残年，中国走上了政治变革的道路。

辛亥革命后的北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律和政策，经济法制急速整备。推进这些政策的中心人物是1913-1915年担任农商务部总长的张謇。他是立宪派的代表人物，1890年代在其家乡南通创办了一系列的纺织工厂。

张謇认为"清末创办的公营事业浪费很多，收益无法与民间企业相比"，他对现存的公营事业强烈不信，提出原则上撤废公营事业，优先振兴民间企业。对外关系上，主张采用开放主义，但对纺织等轻工业进行保护，重工业则吸引外国投资，利润分成，公营事业限制在最小，不与民争利。民国政府初期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法规的整备，由于军阀混战，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但为2、30年代的民间轻工业的急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制定的法律和政策，实际是清末光绪新政期政策的延续和充实。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一战爆发，江南造船厂1919年承建美国"官府"级万吨运输船。但是建造所需的材料，关键部件及设计图纸都由美国提供。自己没有任何技术，只是组装，没有对基干产业产生推动作用。以至于"官府"级建造完成后，再也没有建造类似的船只。

1928年，北京政府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1928-1931年间的实业部长孔祥熙提出了以重化学工业为主导的国营企业发展计划，以国家的国防为目标。但孔祥熙的计划没有资金支持，没有进展就结束了。1931年末，孔祥熙的后任陈公博提出了以民间轻工业为主体，"输出志向工业化"的战略，提出了"保税工厂"等措施，陈公博的经济政策是战后一些国家共通的策略。1928-1933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也积极推进民间轻工业的发展，反对发展国营企业，反对强化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反对建立重化学工业。宋子文的主导思想是：1活用民间资本；2抑制政府财政支出；3国际分工协力。

为什么重视轻工业发展，陈公博如此解释：作为国家的根本大计来说，毫无疑问应该发展重工业。但为什么着重发展轻工业呢？首先中国缺乏重工业的熟练劳动力；其次重工业需要大量投资和相关产业配合，民间资本很难投资；第三外国政府对本国的重工业有大量的援助金，中国政府没有这个财力。

中国需要采用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资源委员会的翁文灏有如下论述：现在各国的经济体制，概括的说有三种类型。[甲]完全国营和计划经济，苏联为代表。短时间重整了军备，成为强国，但民众付出了巨大牺牲。但可以参考其计划经济的方法和勇敢前进的精神。[乙]政府完全统治下的全体主义经济，以德意日为代表，同时容忍私人企业。增强国家全体的力量和军备，侵犯其它国家利益。这种体制能够克服自由散漫，在短时间取得成果。但是，中国爱好和平，要为国际和平做贡献。[丙]以自由竞争为主，部分政府控制，以英美为代表。部分政府控制与上述的两类体制不同，是守护和促进市场经济的自由，比较适合中国的国情。

但翁文灏是计划经济论者，希望国防优先，政府应该负更多的责任促进国营事业的发展。民国期间以民间轻工业为主，采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抗战时则向计划统治经济倾斜。有意思的是，积极推进民间企业的张謇、宋子文、陈公博等都拥有自己经营的民营企业。

由于采用民营资本为主体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民国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按Chang　(1969)的记载，工业增长率在1912-20年间高达13.4%, 1921-22年有一短暂萧条，1923-36，为8.7%，1912-42，平均增长率为8.4%，整个1912-1949，平均增长率为5.6%。而在二战前民国时期，尽管连绵战争，工业增长率仍高达8-9%　(Chang 1969, pp20-74)。

而在同一时期，日本采用重工业优先的统制经济模式，效益低，增长率低下。一战期间（1915-1918）工业增长率为13.4%，战前工业增长率仅3.8%，20年代的增长率又退回到3.8%。1932-1936由于向战争突入，工业生产又加速，工业增长率达到11.1%。（《工业化的轨迹》P109-110）

中国日本在甲午战争后才拉开差距，但中国锐意进行了政治和经济改革，民国期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增长率远远高于日本。2、30年代是中国的黄金十年，上海非常繁华，有东方巴黎之称。但这繁荣却是虚壳，918不战而丢东北，抗战时英勇的中国士兵要用大刀向装备精良的鬼子头上砍去，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抗战期间中国工业不能为前线提供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门重炮。而日本却可以建造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舰"大和"，生产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零战"。经过高速经济增长，中国远远落后于日本。中国所谓的工业增长实质上是把自己的资源加工好后送到国外，人民生活迅速降低，挣来的钱用于奢侈消费，而没有用来提高民族的知识和技术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