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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从晚晴时期的“买办商人”，到民国时期的“民族工商业者”，企业家逐渐替代了旧时期的“商人”概念，而成为越来越职业化、专业化的人群，中国也诞生了一批极具国家责任、市场意识甚至国际化头脑的伟大企业家。在计划体制的官办经济下，企业家精神被认为是非法的、被禁止的，所有试图通过私人交易以谋取交换价值的行为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而都不能存在；这种体制下，也存在类似企业家的厂长或经理，而且许多厂长或经理非常具有经营才能，但可惜，他们只是在一个指令性的管理体系下运行的一颗螺丝钉，本身并无独立决策权力和剩余索取权。因此，尽管文化革命下的私人经济并不能百分之百根绝，但就整个中华大地而言，晚清以来积累起来的企业家精神早已成为历史的尘埃，不见踪迹。
当邓小平决定改革开放时，他发现没有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商品经济，是没有灵魂的，他只能通过把荣毅仁等五位在文化革命中幸免的老商人请出来，续上中国的企业家精神的根脉。
事实上，当今天我们后人来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和成就时，不难发现改革开放的成功，是因为它成功地激活了存在于中国人心底的商业意识和聪明才智。从1979年某一天中国第一家个体工商户注册成立，到2011年，中国已经拥有了超过1100万家民营企业和3600万户个体工商户。这些被称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基本单位，是我国市场经济赖以可持续增长并取得阶段性成功的基本要素。隐含在这些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背后的，则是蕴藏于中华大地13亿普通居民内心中对个人财富和美好生活的追求。这种通过满足别人来获得个人社会收益、实现自身价值的行为，就是市场经济中被歌颂的创业精神和企业家精神。
30年来中国有三次大规模鼓励创业的放松管制浪潮
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可以看作是一次从完全管制到逐渐向市场化放松管制的过程。管制每放松一点，中国人的创业冲动和企业家才能就被释放一点，中国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数量就多一批，中国经济就更加繁荣一些。从历史重大节点看，30年来中国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鼓励创业和企业发展的放松管制浪潮。
第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末打破计划体制、允许农村承包制和城乡民营经济发展的放松管制浪潮。尽管整个80年代仍然充满了“左”、“右”的政治争议，但城乡民营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不争的事实。农村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令中央计划者大呼意外，兴奋不已。城市民营经济则为解决城市的严重失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许多80年代的创业者今天回忆起来，仍然觉得整个80年代充满了通过创业来赚取个人财富的“自由市场经济”气氛，人们也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初，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及随后中央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激发出来一股强大的创业浪潮。这是一次真正的解放思想。如果说第一次放松管制浪潮中，创业者多为没有身份地位、知识水平不高的普通老百姓，那么第二次放松管制浪潮中，创业者则前所未有地大批增加了原来在机关办公室看报喝茶的干部。这被称之为“下海”。今天，这批在邓小平南方讲话鼓舞下创业的企业家，被称为“92派”，他们中有著名的企业家如俞敏洪、冯仑、史玉柱、朱新礼、黄怒波、郭广昌等，也有著名的民营大企业如海南航空、复星高科、河南建业、顺丰速运、大连实德、汇源果汁等。
第三次是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而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引起的企业国际化浪潮。至此，中国国内的低成本制造优势得以在全球范围显现，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中国企业500强中，就有好几家在这一时期成立并迅速成为中国500强的企业，比如江西赛维LDK等。这一时期，TCL收购了施耐德，联想收购了IBM-PC，吉利收购了沃尔沃，在这三次大规模放松管制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家，逐渐以自己的胆识和魄力、市场敏感性和时机判断力，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
今天中国的创业精神和企业家精神面临断代困境
今天，三次大规模放松管制的政策红利似乎正在用尽，作为八九十年代时代特征的创业精神和企业家精神，似乎正面临着断代的困境。有四个现象值得关注：
第一个，中国企业家赴海外移民潮流滚滚。2011年10月，中国银行与胡润研究院发布的《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显示，我国千万富翁中，有14%已经移民或正在申请中，有46%正考虑移民；其中，南部、东部、北部、西部分别有27%、24%、11%和9%已经移民或正在申请中，分别有46%、46%、50%、41%的正在考虑移民。与该白皮书数据吻合的是，2011年4月，招商银行与贝恩资本发布《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我国亿万富翁中，约27%的受访者已经完成移民，有47%的受访者占正在考虑移民。
第二个，中国的第一代创业企业家“后继无人”。从80、90年代开始创业的第一代企业家正在逐渐垂垂老去，在他们手中茁壮成长起来的许多民营企业，却出现“后继无人”的困境。并非第一代企业家没有子女，而是没有愿意接替父辈继续从事实业打拼的子女。他们通常被称为“富二代”。这是一个有很强烈贬义意味的词汇。这些孩子兴趣多样化，经商未必是他们的兴趣和职业选择，流行音乐、旅行或艺术，远远比天天看各级政府官员脸色、吃饭喝酒、迎来送往的“中国企业家”自在得多，幸福指数高得多。还有很多第一代企业家，根据国内实际情况认为，“商而优则仕”，考公务员、做官而不是干实业，在中国更有地位，更有前途。
第三个，中国出现汹涌的“考公务员潮”和“进国企潮”，“下海潮”再也找不到了。近几年以来，公务员考试成了一门生意兴隆的考试培训项目，大多数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博士生毕业前都要考一考，试一试，看看能否有幸端上国家的铁饭碗。每年的公务员考试也成为一个新闻热点。同时存在的，还有90年代难得一见的“进国企潮”。大型国有企业代替了外资企业、民营企业，成为高收入、高福利的好归宿。今天，还有几个不愿做官或不愿意在大国企呆着而辞职创办民营企业的！
第四个，广大小型微型企业、个体工商户勉强糊口，在几十种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税收和收费（中国只有三个税种是全国人大批准的，分别是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车船使用税，其他80多项税费都是行政条例、部门规章或地方规定，还有难以统计的胡乱收费），以及城管、卫生、工商、城建等“联合执法”下艰难生存。
创业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的衰落根源于公权力的无限膨胀
中国创业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的衰落，体现在人才越来越多地从创造财富的企业部门流向主导分配财富的政府部门。周天勇教授在《中国向何处去》一书中，详细研究了一下中国纳税人供养的党政事业人员的数量规模：包括党的专职工作者、行政公务员、拿国家拨款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人员、以及协助党政事业工作的临时和非编制人员和正式编制的退休人员在内，2007年全国有6700万，占全国人口的5.07%，平均19.7个人供养一个人。尽管每一次政府机构改革都来一次人员精简，但由于官僚体系的“帕金森定律”，如果没有严格约束，公共权力机构必然越来越膨胀，他们必然越来越多地分走社会财富，不断挤压居民创业和企业经营的空间。
在公共权力部门工作有什么好处呢？周天勇教授总结了六个方面：第一，就业利益：通过各种关系往行政和事业单位挤，谋的一份稳定的工作、工资和保障；第二，权力利益：可以用审批许可执法等公权力从被管理者那里“寻租”；第三，升级利益：级别越高，获得的权力越大，寻租机会越多，公务消费也越多；第四，下级贡献和侍奉利益：下级要向上级“进贡”，上级到下级单位去检查，也可以得到各种利益和满足；第五，规模膨胀利益：机构越大，下属单位越多，掌握的资源越多，获利机会越多；第六，利益享受最大化：在从事行政公务时，尽可能地享受和消费资源，包括舒适的办公、出行、观光、豪华培训、休闲娱乐、招待餐、公费医疗和养老保障等。
庞大的供养人员，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巨大的“看得见的手”。这只手远比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掌握着更多的资源和命脉，使得企业不得不惟后者马首是瞻。但是，这只“看得见的手”，并非“服务之手”，而是“干预之手”、“掠夺之手”：它制定了高昂的税负，使企业尤其实体经济负担沉重；它制造了掠夺性的“官办商业银行体系”，将实业部门创造的利润源源不断地掠夺进政府的腰包；它制造了垄断性的国有部门，它们控制着中国的钱流（商业银行）、物流（民航、铁路、航运）、能源流（石油、煤炭、电力）、信息流（电信、邮政），占据在民营企业的产业链上游，源源不断地吸取民营企业创造的财富；更不用说民营企业所遭受的“吃拿卡要”、胡乱收费、强制拆迁等无处不在的腐败和违法行为。
重振创业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必须启动第四次大规模放松管制
必须说，近年来我国也出台了不少政策来解放思想，放松管制，比如2004年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2005年国务院的非公36条，2010年国务院的民间投资36条，等等，想法都很好，政策制定目标也对，但很难形成像90年代初那种“创业潮”和“投资潮”。中央领导人、著名学者、企业家也都意识到，改革已经到了攻坚阶段。这就意味着，修修补补、小打小闹的改革措施，只能用来“维稳”，而不能重振近年来日趋衰微的创业精神和企业家精神。
未来的10年，可不是普通的10年。根据美日韩等国的经验，从人均4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到人均11000美元的高收入国家阶段，通常需要8-14年的时间。换句话说，如果在8-14年的时间里，不能快速脱离中等收入状态、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那么极有可能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国家、部分东南亚国家、许多非洲国家都是在有限的时间内没有进入高收入阶段而长期止步不前了，政治动荡、社会犯罪、失业率高等坏现象纷纷出现。
因此，未来10年，也就是十二五、十三五时期，是决定中国能否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脱离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可以想见的是，国民财富的大幅增加，不可能依靠强政府和大国企，必须依靠民间创业和民营企业快速发展带来的就业和收入增加，必须依靠国家行政权力对创业和企业经营的大规模放松管制。
胡锦涛主席在2011年APEC会议上指出，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改善商业投资环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温家宝总理提出要“坚持市场优先和社会自治原则”，“凡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行业组织能够自律管理的，政府就不要设定行政审批；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就不要再搞前置审批”。2012年初，温家宝总理也在多个场合指出必须通过改革开放解决发展中的问题，通过改革解决发展困局的意图十分明显。希望这种政策思路能够更加解放思想，锐意改革，形成新一轮的创业潮、下海潮和国际化潮。
作者： 中企联经济学博士 冯立果 来源： 财经网 2012年0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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