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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的饥荒经历影响了人们的储蓄行为吗? | |
| ——对我国居民高储蓄率的一个新解释（一） | |
2012-05-04
内容提要：本文对我国的居民高储蓄率提出了一个新解释，认为我国居民偏爱储蓄的特性很可能与经济起飞之前人们遭受长期物质匮乏的经历有关。作为物质匮乏的一种极端形式，我国1959—1961年大饥荒为检验这一假说提供了一个自然实验。为此，本文使用2002年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CHIPs)数据，估计了大饥荒对家庭储蓄行为的长期影响。我们发现，在控制收入等其他因素后，那些早年经历较严重饥荒的户主家庭表现出更高的储蓄倾向：饥荒程度每上升1个点，家庭储蓄率大约提高23%-26%。这说明早年的饥荒经历确实对人们成年后的家庭储蓄倾向具有重要影响。考虑到在早年时期受大饥荒影响的人们，目前正是我国社会中有较高收入的年龄群体和储蓄主体，他们的高储蓄倾向或许是整个社会高储蓄率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经济起飞，饥荒经历，居民储蓄率，消费习惯
一、引言
为什么中国人偏爱储蓄？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解释是生命周期理论框架下的“人口红利说”，即在我国目前较为年轻的人口结构下，老年抚养比较小，储蓄人群的比重大，因此整体储蓄率较高(Modigliani，1970；Modigliani & Cao，2004)。但这一结论在中国家庭层面的近期研究中并未得到证实(Chamon & Prasad，2008)。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转型时期的各种制度变革，如失业、教育和医疗体制改革等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加以及社会保障相对滞后促使中国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Blanchard & Giavazzi，2005；Chamon & Prasad，2008；Chamon etal．，2010；何立新等，2008；杨汝岱等，2009）。但这一观点则难以解释2003年以来中国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市场化程度已经得到改善的情况下，居民储蓄率为何仍居高不下。也有一些学者从其他角度对中国居民高储蓄率进行研究，比如黄少安(2005)探讨了中国父母对子女的遗赠动机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陈斌开等(2010)研究了户籍制度对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等等。
与已有文献不同，本文提出对我国居民高储蓄率的一个新解释。我们认为，人们的消费-储蓄行为不仅受制于预算和商品价格本身，还受制于以往的生活经验和行为模式。因此，我国居民偏爱储蓄的特性很可能与经济起飞前人们遭受长期物质匮乏的经历有关。为此，我们以1959-1961年大饥荒为例，检验了户主的饥荒经历对家庭储蓄行为的长期影响。我们的研究证实，在控制收入等其他因素后，早年经历较严重饥荒的户主家庭表现出更高的“节约欲”和储蓄倾向。考虑到在早年受大饥荒影响的整整一代人，目前正是我国社会中有较高收入的年龄群体和储蓄主体，其旺盛的“节约欲”或许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居民储蓄率。
我们的灵感来自于对经济生活的观察，但前人关于消费习惯与储蓄倾向的研究也给予了我们启发。早在Marshall(1898)就发现消费习惯的存在，即人们当前消费的效用水平受到过去消费的影响。Deaton(1992)、Carroll & Weil(1994)进一步指出，习惯导致消费对未预期到的收入增长反应迟钝，从而在短期内形成了较高的储蓄率。在此基础上，Carroll et al．(2000)认为新兴工业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来了收入的提高，但消费惯性的作用使得人们倾向于保持原先的低消费模式，导致高储蓄率形成。这一观点为理解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高储蓄率提供了一个新思路。然而，前人的研究并未说明发展中国家的高增长低消费模式为何得以形成和保持。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注意到了曾经的饥荒或长期物质匮乏经历对人们储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曹树基(2005)发现，人们对饥荒是有历史记忆的。经历过较严重饥荒的地区人口更珍惜粮食，并有一套应付饥荒的办法（比如更多的粮食储藏）。Harbaugh(2004)则认为对大饥荒的记忆是中国居民倾向于高储蓄的原因，且饥荒强度和居民的储蓄倾向正相关。徐滇庆等(2005)认为中国的高储蓄率存在所谓“第一代人效应”，即长期遭受物质匮乏的第一代人在经济和收入迅速增长的过程中，仍然保持了原先节约的消费习惯，因而有较高的储蓄率。美国2008年12月3日的《纽约时报》干脆将中国高储蓄率的原因归结为“对饥荒的记忆和不完善的社会安全体系”①。然而，中国乃至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居民高储蓄率是否与群体性的饥馑经历有关，并没有得到严肃的验证。
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提出了对我国居民高储蓄率的一个新解释，为探讨我国乃至新兴市场国家的高储蓄率起因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二是我们的研究可能首次评价了大饥荒对个体的偏好选择以及宏观经济的长期影响。三是本文也有较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从微观机制上证实了，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外部环境深刻影响着人们的偏好和习惯形成。人们的消费-储蓄行为受到其早期经验，甚至遥远的童年时期经验的影响。
其余章节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简要介绍了大饥荒的历史背景，并提出我们的理论假设；第三部分介绍了本文的数据来源、变量及描述性统计；第四部分阐述了本文的识别策略和模型设定；第五部分是结论和讨论。
二、历史背景与理论假设
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个饥荒频仍的国家。而最近一次全国性的严重饥荒出现在1959-1961年。发生大饥荒的原因主要是自然灾害、苏联索债和政策失误（彭尼·凯恩，1988）。饥荒几乎涉及了中国所有的省份和地区，目前大约年龄在49岁以上的成年人都经历过这次大饥荒。
大饥荒造成了深重的灾难。首先，大饥荒带来了死亡率的急剧上升。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1956-1958年全国死亡率仅1.14%，而在1959年上升到了1.45%，1960年更激增到2.54%，1961年有所下降，但仍达到1.44%。②与此同时，妇女生育率也急剧下降。在大饥荒之前，39岁的妇女大约平均生育5.6个孩子，但这一比例在1961年下降到3.01(Peng，1987)。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自然状况、地区政策、人口状况，以及灾害的严重程度不同，各地承受饥荒的冲击并不完全相同。其中安徽、四川、贵州等地的饥荒最为严重（曹树基，2005）。
一个家庭主要通过几种途径来应付饥荒。首先是减少粮食消费，尽量使家庭中的每个人都得以保存。同1957年比较，1960年农民消费水平下降22.8%，1961年下降21.4%，非农民消费水平1961年下降26.1%，1962年下降23.5%（李子超，1990）。其次是拓宽粮食获得渠道，或是动用储蓄或借贷高价购买粮食。饥荒期间，城市家庭除了国家计划供应的商品外，可以用货币购买高价商品，或黑市交易来获得额外的食物，当然价格极为昂贵。③因此，如果一个城市家庭有足够的收入或储蓄，家庭成员也可以吃得比周围的人饱些。在农村，由于农民需要上缴公粮以供应城市，而国家的征购额又往往超过农民的负担，因此家庭生存的关键在于能否保存一定的余粮。在黑市交易方面，农民由于较为贫困，加上饥荒时期粮价猛烈飙升，农民微薄的货币储蓄对家庭生存的帮助并不大。
我们推测在这种情况下，大饥荒对幸存者的储蓄行为可能造成了两方面的长期影响：
一是在饥荒中度过童年时期的幸存人群形成了节俭的消费习惯。童年时期是指个体从出生到成年之前的整个发展阶段（张向葵，2002）。在大饥荒中得以存活下来的儿童，大多都经历过仅能维持生存的消费水平。Becker(1992)认为，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外部环境深刻影响着人们的偏好和信念形成，并对成年后的欲望和选择产生影响。因此，即使这些饥荒中幸存的儿童在成年后生活环境发生显著性改变，收入水平或财富有了显著提高，但孩提时代养成的节俭习惯仍然持续对其消费行为产生影响。研究证明，节约型消费习惯的影响越大，人们的储蓄意识就越强烈(Seckin，2000；Carroll et al．，2000)。这意味着，在大饥荒中形成节俭消费习惯的人们，往往将收入增长的大部分结余下来而转化为储蓄，从而表现出更高的储蓄倾向。另一方面，已有研究发现，人们的效用水平往往取决于当前消费与过去消费的比较，因此逐渐小幅的提高生活水平，而不是一下子将消费量提升到高标准，将使人们的效用达到最优化(Becker，1992)。所以，相对节俭的生活方式也是符合人们理性的最优选择。
二是大饥荒的惨烈记忆，给人们留下了永恒的心理创伤，造成了非理性的预防性心理动机。心理学派认为，人类行动的依据来源于人们对过去的知识和经验的记忆。通过条件反射和学习，人们会形成对当前和未来行动的指导（弗洛伊德，1915）。尤其是童年经验，将对人们的心理倾向、人格结构等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童年经验是指一个人从童年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心理体验的总和，包括童年时的各种感受、印象、记忆、情感、知识等。惨烈的大饥荒使未成年人过早地体验到了生存的艰难与困苦，对他们的身心发展有着至关重要影响。
早年的饥荒经历对人们的身心发展至少造成了两种心理状态：一种是缺失补偿心理。童年时期造成的缺失体验，人们往往在后来的生活中寻求满足和补偿。已有研究发现，大饥荒往往导致儿童时期的营养不良和成年后的大吃大喝错配(Gluckman et al．，2005)。二是对饥饿的恐惧记忆可能引起非理性的预防性储蓄行为。童年时期食不果腹的经历，将引起孩子们巨大的心理恐惧，并影响其成年后的行为选择。由于只有积蓄的家庭才能在饥荒中较少挨饿，孩子们过早地认识到了储蓄对于生存的重要性。正如Schlag(1999a，1999b)模型和社会认知的经验检验所发现的，个体倾向于模仿过去成功的行为模式，即使环境发生了改变。在这种心理状态下，不断增加的储蓄能够增加他们的安全感。即使成年后不再真实面临饥饿的危险，但他们依然倾向于增加储蓄，异常珍惜粮食和金钱（曹树基，2005），因而表现出更高的储蓄倾向。
不管是何种原因，早年的饥荒经历都刺激了人们更高的储蓄-收入比。因此，我们提出本文的假设：家庭的高储蓄倾向可能与人们过去的饥荒经历密切相关；人们早年遭遇的饥荒越严重，其成年后家庭储蓄倾向越高。
三、数据来源、变量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使用了两套数据：一套是2002年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CHIPs)。该数据集覆盖了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调查了6835户城镇家庭和9200户农村家庭，记录了受访家庭的家庭结构、人口特征、经济收入，以及消费支出等多方面信息。另一套数据来自于2005年的1%人口调查。该数据样本量为170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31%。我们使用了各地级市、各年龄阶段的人口规模数据，用以推断该地区在大饥荒中的严重程度。
（一）主要变量定义及其测度
1．被解释变量
对被解释变量“家庭储蓄率”我们采用两类指标衡量。对于城市家庭的储蓄率，我们依照Deaton & Paxson(1994)、Chamon & Prasad (2008)的方法，将城市家庭的储蓄率表示为log（家庭可支配收入/消费支出）。目的是降低估计结果对极端值的敏感性，使误差项更好地满足正态性假设。而对农户储蓄率的衡量，我们除了货币储蓄外，还考虑了农户的粮食储藏。指标构建方法与城市家庭储蓄率指标相似，为log（（家庭纯收入+粮食储藏）/消费支出）。其中粮食储藏为2002年底农户家中结存的各类粮食，按照当年相应的市场价格进行折算。④
2．解释变量
(1)饥荒严重程度的测量。考虑到饥荒的严重程度实际上包涵了人口死亡与妇女推迟生育两方面的因素，我们参考了Huang & Martorell(2009)测量人口缩减率的方法，来确定各地区的饥荒严重程度。我们首先使用1%人口调查中各地级市层面的每个年龄上现存的人口规模数据，计算大饥荒之前三年（1956-1958年）和大饥荒之后三年（1962-1964年）共计六年间的出生人数的平均规模⑤，作为正常水平的人口指标（标为Nnormal）；再计算大饥荒期间（1959-1961年）的出生人数的平均人口规模（标为Nfamine），作为大饥荒时出生的人口规模；然后通过下述公式得到地级市层面的、用以衡量饥荒严重程度的人口缩减指标：
drt=(Nnormal-Nfamine)/Nnormal
即饥荒年代出生的人口相对于正常年份出生人口的减少程度。一般而言，该值处于0到1之间，且饥荒越严重，该数值越大。
(2)出生队列(cohort)。我们以户主的饥荒经历作为一个家庭的饥荒经历。依此思路，我们通过每户户主的出生年份，推算该户户主在1959-1961年时的年龄，再按照人类成长阶段划分出生队列。在阶段划分上，按照现代发展心理学的观点（张向葵，2002），人类整个童年时期又可细分为婴儿期（3岁之前），幼儿期（3-6岁），狭义童年期（7-11岁）和青少年期（12-18岁）。其中，童年期和青少年期是儿童认识和理解世界、保存永久性记忆和性格形成的最关键阶段。因此我们将户主在大饥荒中所处的生命阶段分为未出生、婴儿期、幼儿期、童年期、青少年期、成年期这6种类型。并将在大饥荒中处于无记忆的婴儿阶段和未出生的户主归结为同一出生队列，将曾在大饥荒中处于最重要的狭义童年期或青少年期阶段的户主划为同一出生队列⑥，于是我们得到4个出生队列的哑变量Cohort1～Cohort4。
表1 户主出生队列的划分
调查时年龄（岁） | 出生年份 | 1959—1961时 年龄（岁） | 1959—1961 时 所处生命周期 | 出生队列 |
＜44岁 | (1958— | ＜3岁 | 未出生或婴儿期 | Cohort1 |
[44,48) | [3,7) | 幼儿期 | Cohort2 | |
[48,61) | N[7,18) | 童年-青少年期 | Cohort3 | |
≥61岁 | 1941年以前 | ≥18岁 | 成年期 | Cohort4 |
（二）主要变量测度结果与描述性统计
1．各地的饥荒严重程度计算
我们按照上文设立的drt指标计算了各地级市的饥荒严重程度。图1标出了按照地级市层次加总后各省层面的人口缩减率（图中实线）。从图1中可以看出，受到饥荒影响最严重的是安徽和四川（包括重庆），其次是贵州和湖南，黑龙江、吉林和上海受到的影响最弱，西藏没有发生饥荒。可以看出，经加总后各省人口缩减率的变异与Lin & Yang(2000)给出的省级死亡率大体类似⑦，说明我们所使用推算方法是大致可靠的。
图1 各地的饥荒严重程度
2．不同年龄阶段户主的家庭储蓄倾向与描述性统计
表2列出了城市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当户主为48-61岁，以及61岁以上时，家庭人均收入分别达到最高的9.13千元和次高的8.38千元；而当户主年龄为小于44岁，以及44-48岁之间时，其人均收入仅分别为7.62千元和8.18千元。
表3进一步给出了根据户主出生队列划分的各分位数上的城市家庭储蓄率。表中显示，几乎在每一个分位点上，当户主为48-61岁及61岁以上时，其家庭储蓄率都比其他年龄组更高。因此，户主年龄在48岁以上的家庭不仅有着较高的家庭收入，其储蓄倾向也较高。考虑到调查时年龄在48岁以上的户主在大饥荒时正处于人生的童年-青少年期或成年期，正是对大饥荒有着深刻记忆的人群，因此这部分有较高收入的年龄群体的高储蓄倾向或许与户主早年的饥荒经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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