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差距呈现先短暂下降后持续扩大的变化过程。在这种倒“U”字型前半段线段中,各地区第二产业的恢复性发展和第一产业发展对缩小地区差距起了关键作用;在倒“U”字型曲线的后半段后段中,地区差距的扩大在产业结构上归结为大陆地区第二产业整体上发生了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特别是1995年以来这种集聚趋势尤为明显(范剑勇、朱国林,2002)。基于这种感性认识,我们需要探讨的是产业集聚与地区差距扩大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在以往研究中国地区差距的研究文献中,多数学者是从新古典增长理论理论框架出发,探讨了影响地区增长的各种因素,认为只要缩少在这些这些因素的地区差异,就有可能缩小地区差距。已有的研究得出的这些因素是,中央政府投资的地区倾斜(杨开忠,1994;魏后凯,1992)、乡镇企业发展的地区差异(张平,1999;万广华,1998;Rozzelle,1994)、地方性权力增强(Raiser,1998)、开放程度的地区差异(王绍光、胡鞍钢,1999;Jian and Sachs Warner,1996)、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地区差异(Demurger,2001)。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这些因素都隐藏在技术进步外生变量中。退一步讲,即便承认这些因素是造成地区增长发生极化的原因,但是,我们还是无法找出真正能说明地区差距扩大的内在机制,因为技术进步犹如一个黑箱,使人们无法探明其内在作用机理(杨小凯,1998,第十八章)。”
现在的主要研究是产业聚集是由制造业规模报酬递增、厂商为节省制造业产品的运输成本而作的努力、要素的流动性等综合而引发的。由于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具有上下游联系的产业往往能集聚在某一地区,使之成为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群。
改革以来东部沿海地区日渐成为中国甚至世界的制造业中心,这一产业集聚是与目前中国现阶段地区间高贸易壁垒、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和东部沿海本身具有丰富的人口因素、国外投资的区域差异性等因素紧密联系的,进而推动了中国地区差距的持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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