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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专论之六（终结篇）
韦森
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奠定了当代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凯恩斯本人也成了20世纪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的《通论》也是一本被世人公认的晦涩难懂的著作。当代经济学的泰斗萨缪尔森就曾自我承认开始读不懂《通论》，并回忆说：“在该书出版后的一年半载中，在麻省剑桥（这里指哈佛、麻省理工等名牌大学汇聚的地方──引者注）没有人真正懂得该书的内容是什么。”
以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论战为切入点重新读《通论》，笔者发现，整本《通论》是凯恩斯继承、转换、改造和发展了魏克赛尔的“货币均衡论”思想来进行理论分析的，且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把整部著作看成是继续与米塞斯和哈耶克进行理论论战的副产品。
在扬弃了魏克赛尔的“资本的自然利率”概念而改用“资本的边际效率”后，凯恩斯首先创造性地提出了“有效需求”这一概念，并认定有效需求为“预期的消费和预期的投资的总和”。根据这一思路，凯恩斯认为：“如果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这三个因素均保持不变，那么，有效需求也不可能改变。”
凯恩斯指出，由于“消费倾向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函数”，因而“资本的边际效率相对于利率的波动，可以被用来分析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在此思路上，凯恩斯建构了他的经济周期理论：“对危机的更加典型的而且往往是更加决定性的解释在基本上并不是利率的上升，而是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正是由于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所以萧条状态才如此难以治理……要恢复资本边际效率并不那样容易，因为资本边际效率在目前是由无法控制（uncontrollable）和不服从（disobedient）的工商业界的心理状态所决定。用普通语言来说，在个人行为自己做主（individualistic）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信心的恢复远非控制所能奏效”。
由此，凯恩斯得出了他的政府干预市场的基本思想：“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条件下，除非投资市场的心理状态使自己做出毫无理由这样做的巨大逆转，要想避免就业量的剧烈波动是不可能的。我的结论是：安排现行体制下投资的责任绝不能被置于私人手中。”凯恩斯还具体解释道：“有鉴于资本边际效率的日益为甚的下降，我支持旨在由社会控制投资量的政策；而与此同时，我也支持各种提高消费倾向的政策。”
凯恩斯在《通论》中所提出的这种政府干预市场的主张，多年来受到以米塞斯、哈耶克、罗斯巴德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的批判。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可能都还没有注意到，在凯恩斯的《通论》出版后，哈耶克本人也对他自己的货币和商业周期理论进行了调整和改进，并且在很多地方与凯恩斯《通论》的理论思路有相同之处──尽管结论几乎完全相反。
在《通论》出版三年后，哈耶克出版了他的《利润、利息和投资》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中，像凯恩斯一样，哈耶克也抛弃了魏克赛尔的“自然利率”概念。但是，与凯恩斯把魏克赛尔的“资本的自然利率”替换为“资本边际效率”有些差别，哈耶克较倾向于用“利润率”与“货币利息”的关系来讨论信贷、投资与商业周期问题。哈耶克明确指出，尽管他仍然从储蓄与投资均衡的角度来探讨资本的稀缺问题，但他发现，“从许多方面来看，利润率是比利息率更有效和更具根本性的一个概念”。现在看来，哈耶克这时所使用的“利润率”，与凯恩斯所用的“资本边际效率”，大致是指一回事，且分析思路也大致相同。
与凯恩斯不同的是，在《通论》发表后，尽管哈耶克接受了凯恩斯《通论》的宏观经济学框架中的“预期”、“消费倾向”、“乘数”乃至“加速原理”等概念，但哈耶克还是坚持了他之前在《价格与生产》等著作中所拓展出来的货币供给和利率变动对社会生产结构之影响的研究思路，认为利润和利率的变动会对“消费品生产部门”和“资本品生产部门”产生不同的影响。哈耶克认为，如果在经济上升时期利息率太低，对投资方向的错误引导就会发生，资本品生产部门就业的增加将会使“危机必不可避免”。
哈耶克认为，尽管在现实世界中货币利率的决定取决于一些“偶然的”和“任意的”因素，仍然可以提高和降低，但是它的变动可能更迟缓或变化太小，从而对企业家决策的影响可能并不大。由此哈耶克认为，只有利润率的变动才是“最决定性的”。在这一点上，哈耶克与凯恩斯的判断又基本上趋同了。
如果说利率降低不一定能撬动投资从而对深陷萧条中的经济自动复苏不会产生很大影响，那么究竟什么因素才能使一国经济从萧条中走出来？哈耶克本人似乎也没有提出更加明确的思想和更可行的政策主张。哈耶克只是提出，在资本并不稀缺的情况下，应该研究：（1）、消费者如何分配他当前的消费和未来的消费；（2）、企业家们在各个阶段上是如何分立和独立地为生产消费品所做决策的──而后者又与企业家的预期有关。但是，哈耶克却明确提出：“任何对经济危机的解释必须假定企业家会犯错；然而事实是仅凭企业家会犯错这一因素又很难对任何危机做出充分的解释。”最后，哈耶克相信，在将来需要有对危机和商业周期发生机制的“内生理论”和“外生理论”的解释，尤其是需要一个系统的资本理论。
在这一时期，哈耶克本人也确实是闭门多年而殚精竭虑地撰写他的《资本纯理论》，但后来看来并不是很成功。在1941年出版的《资本纯理论》中，哈耶克并没有给出一个完整的理论解释。
哈耶克的《资本纯理论》已经出版70多年了，这一状况是否有所改变了？要回答这一问题，只要问这样一些简单问题，就知道这一经济学的核心研究领域是否有真正的理论进展了：在2007年前，全世界有几位经济学家曾预测到了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乃至接踵而至的这场世界性的经济大衰退？目前又有哪位经济学家敢说自己已经为深陷大萧条中的欧盟各国乃至美国和日本经济找到了复苏的药方？
自2009年以来，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已经相继采取了数次量化宽松政策，银行的借贷利率也一直被人为压低到几乎接近于零，但到目前为止，似乎种种凯恩斯主义的恢复经济复苏的药方全失灵了。另一方面，尽管数年来西方国家采取了量化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西方国家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出现任何严重的通货膨胀，这无疑也宣告了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预言的破产。
再看中国国内。自2008-2009年世界性经济衰退以来，中国政府决策采取了极端的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但在财政政策上提出了“四万亿”的刺激计划，而且在货币政策上实际上催生了30余万亿元的银行贷款，到2011年年底中国的贷款余额已经是GDP总量的123.4%。多年来，中国央行又人为地压低利率，使利率大大低于可能的“自然利率”（资本的边际收益率），结果导致“铁公基”和各种高资本化的生产项目盲目上马和极度扩张，地方政府和企业负债累累，以致在短短的两三年中就有一些盲目扩张的企业资不抵债而“走路”甚至自杀。2012年之后，鉴于诸种宏观经济指标均表明中国经济增速正在下行，中国政府决策层目前似乎又要来个四年中的第四个180度的货币政策转向，欲再次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阻止宏观经济下滑……中国经济这列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驾驭的“无轨电车”正在奔向何方？这难道是凯恩斯本人所要真正看到的？──因为凯恩斯在《通论》最后坚持说：“除了要实现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之间调整中的中央控制外，我们没有比过去更多的理由来使经济生活社会化。”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互联网的计算机高科技时代，经济学也已经高度公理化和数量化了，但是，人类社会的经济运行法则和机理，对全世界的经济学家们来说，目前看来还仍好像是一个“必然王国”，还不是一个“自由王国”。由此我们也可以大胆地断言，只要还有人类社会存在，哈耶克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还会不断再争夺人类思想和经济理论的制高点。故事还将继续，理论还会有新的进展吗？
（本文作者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和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学。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学术著作主要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与伦理学》、《经济学与哲学》、《经济理论与市场秩序》、《经济学如诗》、《思辨的经济学》以及《市场、法治与民主》等。本栏目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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