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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十二五”时期的主线。正确而有效地推动这一转变，需要将其放在国际经验与中国自身工业化增长历史进程背景下加以分析和理解。观察和比较国际工业化的历史经验，我们注意到了一些重要的典型化事实。首先是“挤压式增长”以及高速增长后的速度回落。与先行国家相比，后起国家以较少的时间完成了大体相同的工业化、城市化“工作量”，而且越是后起的经济体，似乎所用的时间越短一些。我们使用“挤压式增长”的概念来描述这一现象。增长速度在“挤压”之下提高，出现了高速增长期; 一旦“挤压”增长的潜力释放完毕，将会合乎逻辑地发生增长速度的回落。以往的增长理论较多地关注高速增长的发生，如“经济起飞”问题，而现在需要关注的是“经济回落”问题。其次，我们注意到工业化进程中两种不同类型的增长回落。一种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发生的增速回落。典型的例子是拉美国家。另一种增长回落出现在我们称之为“成功追赶型”的经济体，典型的有德国、日本、韩国和其他东亚新兴经济体。这些经济体的增长回落是在高速增长潜力基本释放完毕的情况下出现的。一定意义上说，增长回落是成功渡过高速增长期、进而转入中速增长和高收入阶段的标志。第三，是“成功追赶者”增长回落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大幅度变动。高速增长期的典型结构，是工业加速增长，比重相应提高，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与此相对应，投资率保持在较高水平。当高速增长接近尾声，增速开始“下台阶”时，经济结构也出现剧烈变化。其趋势是工业比重趋稳并逐步下降，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容易引起误解的是，此时的“结构调整”，并非由于服务业比过去增长更快、具有更高的生产率而取代了工业的领跑者位置，而是由于工业的增长放缓相对提升了服务业的地位。投资与消费比例，也属于这种“相对变化”。第四，是随着增长速度下台阶，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增长的动力机制也将发生实质性改变，由此引出了增长模式转型的问题。增长模式的转型是体制、战略和政策的系统转变，尤其是对那些曾经有效并取得巨大成功的体制、战略和政策来说，转起来更为不易。
中国已经经历了超过30 年10% 左右的高速增长，无疑是另一个“挤压式增长”的典型案例。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回落，需要放在“挤压式增长”的全过程观察。我们采取三种不同但可相互印证的方法进行测算，结论是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很大可能性在2015 年前后下一个台阶，分布是2013—2017 年。增速下降的幅度大约为30% ，如由10% 降低到7% 左右。当然，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台阶何时出现仍具有不确定性，但这个趋向看来是确定的。在这种背景下，借助对国际上“挤压式增长”后期增速回落的研究，可以深化我们对长期讨论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问题的理解。
从“挤压式”增长过程看，产业结构中的工业高比重和投资消费结构中的投资高比重，与整体经济的高速增长高度相关。分析中国过去一些年的经济增长数据，能够清晰看到，消费增长通常是比较稳定的，净出口增长有较大不确定性，决定增长速度的主要是投资比重，而投资比重又与工业比重密切相关。由于体制、政策方面的原因，中国确实存在着工业和投资比重过高的问题，但应当把这种“过高”与“正常的高”谨慎地区分开来。当“挤压式增长”结束、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后，工业和投资比重将会趋稳并逐步下降，相应地，服务业和消费比重将会上升。当高速增长潜力犹存时，为了“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人为压低投资比重和工业比重，并不会出现“结构合理、效益提高”，相反，将会出现增速下降、企业盈利和财政状况变差的情况。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这种状况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当年的情景极为相似。而当高速增长潜力耗尽后，随着增长速度的回落，经济结构的大幅度变动将水到渠成。
发展方式转变，或增长模式的转型，首先涉及到对已有增长模式的评估。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但我们对这一奇迹仍处在“知其然”，很大程度上“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在国际视野下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不难发现中国的增长模式具有不少重要而独特的优点。例如，达成自上而下、广泛而持久的“发展是硬道理”的社会共识; 推动以“摸着石头过河”、“双轨制”等为特色的务实而有效的市场化改革; 实施多层次而稳定持续的对外开放，较深程度地介入国际分工体系; 以世界上最大规模人口为基础、虽不平衡但可互补的国内市场体系; 在保持社会和政治稳定的条件下求得改革和发展的平衡推进等。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显著特点是“地方竞争”。省与省之间，市与市之间，县与县之间，以至更低层面的ZF之间，都进行着通过改进本地投资和发展环境而争取外部资源、促进自身发展的竞争。值得研究的是，这种也被称为“发展型ZF”的特点并
非出自预先设计，而是在改革实践中通过适应性调整逐步形成，事后被观察和认识到的。这一点恰恰体现了中国改革的特点。
当然，这样的观察并不否定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缺陷，问题依然是如何理解这种缺陷。通常认为，现有增长模式导致了几大不平衡，包括内外不平衡、投资消费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平衡等。那么，这些不平衡是真正问题所在，还是更深一层问题的外在表现?
我们认为注意力应主要放在深层问题上。目前最值得关注的深层问题有两个方面: 一是能源、土地、金融、劳动力等要素市场不同程度存在的扭曲，导致资源误配和结构失衡。比如，要素市场扭曲促成了“虚高”的出口竞争力和比重过高的资源消耗产业。二是以国有经济为主、垄断性较强的非贸易部门( 以基础产业为主) 与以非国有企业为主、高竞争性的贸易部门( 以出口导向型产业为代表) 并存的二元结构。不少研究表明，前者在占有大量资源的同时产出效率大大低于后者，并包含了日益增长的金融财政风险。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后者。中国经济下一步面临的问题是，如果高增长不可持续，将会发生什么? 这里所说的高增长不可持续，并不是指所谓“主动调控”、人为压低的结果，而是潜在增长率下一个台阶。我们认为，在这种情景下，中国经济将会面临两方面的严重挑战。首先是高增长时期能够掩盖的矛盾和风险无法继续被掩盖了，正所谓“水落石出”。部分是由于规模扩张速率放缓所致，部分是增长预期改变后资产重新估值所致。如果说美国由于过度消费而引发了次贷危机，那么，中国需要防备的是由于过度和不当投资引发的某种金融财政风险乃至危机。其次，增长速度下台阶不仅是速度本身的改变，背后是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的改变。寻找和培育新的增长动力是所有曾经经历这个阶段的经济体都要面对的问题，但中国在增长动力转换中遇到的问题将会与那些成功追赶型经济体有所不同。概括地说，中国在增长速度下台阶背景下的经济转型将会面对防控风险和增长动力转换两方面的挑战。回过头再看增长模式转型，我们可以把问题分为三类: 结构性、体制性和时效性。浮在表层的是由一系列不平衡表现出来的“结构性”问题，背后则是资源配置中的扭曲所体现的“体制性”问题。值得探究的是，体制上的缺陷与优势很可能是共生的。尽管人们期待“兴利除弊”式的改革，事实上改革难度很大，不是因为没有“可改革”的空间，而是因为“能改革”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了。然而，只有经济仍有高增长的潜力，经济增长的势头并非像有些人担忧的那样不可持续。这说明既有的增长模式与高增长阶段具有相当强的适应性，不仅表现为可以启动和维持着高增长，更重要的是可以容纳、消解或后推看起来相当严重的不平衡、低效率和风险隐患。这可以理解为“时效
性”。需要强调的是，当“时效性”成为一个问题，即潜在增长率下台阶、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平台时，不仅必须面对原有结构性、体制性问题所引致的矛盾尤其是风险冲击，而且要构造一个与新阶段增长特征相适应的增长模式。这正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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