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文明崛起的文化基因系列之一 (文姚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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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崛起的文化基因

文明崛起的文化基因系列之一 (文/姚国华)
　　·编者按·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力者同样重要，只是，没有灵魂的躯体是不能走远的。纵观历史，一个文明的存亡，往往与军事没有根本关系，关键是其文化传统。大国何以崛起？不是坚船利炮，亦非奇技淫巧，而是他们的文化规则，是理性和智慧，这是现代文明内在的文化基因。文明崛起，背后是文化基因。
　　分析不同的文明样本，探究各自背后的文化基因，正是时代所需。
　　发表姚国华先生《西方文明崛起的文化基因》，是为“文明崛起的文化基因”系列之一。
　　　　　　
　　人类文明并不是一堆堆杂乱无章的人造物，它们是一个个有活力的有机生命体。每一个文明的肌体里都有一个整体性的内核，或者说基因，构成这个文明之内所有要素的约束力量，并且贯穿于文明进化的始终，这便是文化。
　　现代生物学理解生命，要把生命的所有基理落到基因研究上。相同的道理，考察每个文明的历史进程，必须了解它的文化基因。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指出，在公元前8至2世纪之间的所谓“轴心时代”，人类的精神基础几乎同时，但却又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本文要说的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文化基因，主要是希腊人的理性主义哲学与巴勒斯坦犹太人的超越性信仰结合而成的。
　　
　　1.怪诞的“现代化”
　　现代化也好，时尚化也好，其标准都在美国，在西方。“现代化”的内里，实质就是西方化，美利坚化。
　　“现代化”这个概念，本来是很怪诞的。欧美现代化是一个已经完成的过程，他们由传统农耕社会走向工业社会是一个自然的进程，这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在西方之外，明明是现代，生活在当下的人们，居然还要“现代化”？难道我们还在古代？为什么会有这种时间坐标的错乱呢？如此明显的错乱，又是怎样被默认为天经地义的世界潮流的呢？是怎样进入学者们严谨的学术语言的呢？
　　各民族的文化体系本来都有自己的历史坐标，在人类史的几百万年、文明史的几千年间，各部族、各民族间有过复杂的文化交流，但从来没有“现代化”问题，也没有一种跨民族的普适价值坐标。如果有概念癖的学者要谈“现代性”，试图在现代联结过去与未来的意义上赋予这个词某种普适价值，譬如说自由意志在当下的自主性与能动性，那么它对任何人都是对等的。可现在，凭什么只有非西方民族要现代化呢？
　　我们生存着的这个世界一定发生了某种突变，所有人都得服从于统一的文化坐标和时间尺度，而西方世界却又超然于这个坐标之上。
　　事实上，五百年前，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最初在美洲获得优势，在那里进行伊比利亚化，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罗斯人继下来在不同的时期与区域获得优势，也在各自统治的地方实施尼德兰化、英吉利化、法兰西化、德意志化、俄罗斯化，连日本也要建立皇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圈。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美国人竭力在全球推行现代化。因为“现代化”、“现化性”之类的概念抹煞了个体性色彩，看似具有普遍意义，这样表面上显得比较公正，不带民族主义的狭隘与偏见。
　　但是，现代化也好，时尚化也好，其标准都在美国，在西方，因为它们才先进。因此，“现代化”的内里，实质就是西方化，美利坚化。
　　　　
　　2.古希腊文明本是奇怪的生存方式
　　古希腊人的思维离开自然的生态进程越来越远，更强调准确的构思，精确的设计，普遍的规则。
　　西方文明在最近五个世纪里取得全球优势，进而在最近的一两个世纪里取得绝对优势，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是一种偶然的突变，但也是一种必然。在遥远的古代，人类本来跟所有动物一样直接生存于自然生态里，随着谋生技能与社会协作程度的提高，生活资料有了剩余，人类才能在直接的谋生基础上，形成更为稳定的生活，拥有自己的产品，这就是文明。游牧部落漂泊不定，受自然条件的局限太大，文明程度有限。历史上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都是依畔于大江大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因为这里有稳定的农业耕作条件，使高度聚居的文明社会成为可能。
　　照常理，农业文明是不可超越的。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农业文明，拥有辽阔的黄河与长江流域可以开垦，任何天敌即便能征服它，也不可能毁灭它。因此，华夏文明延续数千年，从来没有彻底断裂过。古代世界如果有人要“现代化”，其坐标无疑是中国这样优越的生活了。实际上，18世纪以前西方启蒙思想家心目中理性精神的楷模，除了古代希腊人，就是遥远东方的中国人。不过后者空间距离造成的隔膜，比前者时间距离的隔膜还大。
　　古希腊形成伟大的文明，本是在这一常理之外。希腊半岛上，斯巴达人因为获得了一小块极为稀罕的肥沃平原，这对他们如此宝贵，他们世世代代的使命就是当兵打仗来守护它。然而，在他们旁边，没有如此优越条件的雅典人却形成了另一种古怪的生存方式，这是他们从腓尼基人那里学来的，就是与周边地区展开贸易来获得自己土地上生长不出来的生活资料。由于整个希腊镶嵌在地中海上，航海十分方便，亚非欧三大洲不同的区域有丰富的贸易资源，他们自己的山地上又盛产葡萄酒和橄榄油可以交易，加上手工业的发达，制造出航海、贸易及殖民战争所需要的大量手工制品，这种机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得以壮大。
　　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还积淀成了相应的文化。与依赖土地的农耕文明不同，他们主要不是以直觉经验与熟悉的自然生态接触，而是要在陌生的地点、变幻的人群、丰富的商品中找到一种确定的规律———航海强化了几何与天文学的知识，频繁的交易强化了数字思维，专业性的手工制作强化了机械思维，在广阔的市场上与陌生人之间发生复杂的利益往来和冲突，强化了人们的契约与法律意识。总之，他们的思维离开自然的生态进程越来越远，更强调人工的创造，准确的构思，精确的设计，普遍的规则，这种理性的思维方式典型地体现在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代表的希腊哲学里。
　　
　　3.工业文明何以席卷全球
　　我们曾以为，只要掌握西方人手中的产品、工具、技术，就达到了与他们同等的强大，却不知这些有形的东西只是西方文明的结果，它背后是被广泛认同的文化原则。
　　希腊哲学蕴含了后来工业文明的文化奥秘。万物直接呈现的物质形态是由其背后的理念、形式或逻各斯决定的；形式(Form)规定着事物的本质，而质料(Material)只是被动的可能性；这种形式、理念可以由确定的逻辑和数学、几何学理论表述。因此，人掌握万物的关键就在于把握普遍的理论思维。从毕达哥拉斯的数学主义到欧几里德的几何学，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到阿基米德的力学，则指明了具体掌握自然万物规律的方法，由斯多葛学派到罗马法，进一步以这种思维来规范社会制度体系。
　　这种思维方式虽然在古代社会里还没有形成绝对优势，就随着希腊与罗马社会的衰落而沉寂了。但它作为一种文化因子还一直存活着，并且渗透进了基督教神学里，虽然这种理性思维被神学体系的信仰外壳紧紧地包裹着，但它的生命力随着社会的进化而释放。近代大学的产生让它一步步从神学中独立出来，近代工商业城市的形成更给它广阔的生存空间。
　　西方近代工商业文明比地球上其它所有文明都强势的关键，就在于它超越人们的直接经验，运用系统的理性思维及数学、几何学、逻辑学方法形成科学理论，指引人们设计、制造出层出不穷的超越自然生态的产品，并且不断地精致化、精确化、高效化，而这个过程不完全依赖个人手艺，要通过社会的教育和培训体系来实现。到了18世纪，工业革命从自然生态之外的矿物中解决了大规模生产需要的动力和原料，大批量的生产复制可以机械化。19世纪以后，各门科学理论全面改变了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而电力能源的广泛使用又把它们联系为一体。近几十年来电子自动化、信息化的普及，更实现人工智能对自然的全面控制。今天，人类几乎完全回到了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唯心主义世界，脑子里的观念就可以支配现实，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反过来，一切现实都能由简单的数字支配。
　　同时，这种理性思维还表现为社会生活中普遍的契约和法制，规范人们的交往行为，整合全社会的自由意志和创造力，实现人类的高度自觉与自律。这就是西方文明几百多年来席卷全球每个角落的几乎全部奥妙。
　　每一个识时务的人，都无法拒绝现代西方文明带来的高效与舒适，人们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自然。然而，绝大多数人却只能被动地接受既定的产品和方法，却不了解这种文明背后的文化奥秘，更无法形成相应的文化体系来与之抗衡。因此非西方民族统统只能被动地“现代化”。
　　我们曾以为，只要掌握西方人手中的产品、工具、技术，就达到了与他们同等的强大，却不知这些有形的东西只是西方文明的结果，它背后是人们设计产品和制造工艺所依据的智慧，是系统的科学研究与发现体系，是为被广泛认同的文化原则。居城市中心的教堂和大学，一个代表人们心中无条件的敬畏，一个代表人们心中至高无上的理性原则。有了信仰与理性的支撑，人们才有了不断发现、发明与创造的智慧，这就是现代文明内在的文化基因，是所有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代文明背后的灵魂所在。
　　几年前，一本名为《白银资本》的书很流行，拥有众多中国读者。作者弗兰克反对西方中心论，认为西方崛起只是最近一两个世纪的事，而且它是踩在亚洲包括阿拉伯、印度尤其是中国的肩膀上实现的。其最重要的经济杠杆是白银资本，这是他们从中南美洲获得的。形象地说，原本贫穷的欧洲人靠着这些白银，先是在亚洲经济列车的三等车厢买了一个座位，加入到旅行中，赚了钱之后买了一节车厢，最后控制了整个列车。
　　作者反对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当然是正确的。但同时他却认为，西方崛起与它内在创造力没有关系，甚至说科学革命对于工业技术的推动，也是西方中心主义者的神话：经济增长与科学领先之间的联系不是直接的，时间上是分开的(伽里略与工业革命相隔150年到200年)，而且直到1875年前后甚至更晚的时候，西方经济中应用的技术大多并非发端于科学家。
　　可是，在我看来，作者执意否定西方崛起的内在文化基因，这一点还是错了。早在五百多年前，导致欧洲人获得白银资本的哥伦布，就是受了西方地理学知识指引。即使他弄错了自己到了哪里也无妨，也算发现了新大陆，从而最早启动了全球化进程。而比他实力强上千倍的郑和，即使在此之前几十年就到了美洲，那也只是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而已，不能算发现新大陆，因为他并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也就没有实质意义。
　　在18世纪开始的蒸汽机时代，科学与技术已经高度结合。过去我们的教科书刻意强调瓦特只是一个工匠，没上大学。其实，瓦特从小就受过数学几何学和物理学训练，他的理论修养水平可从他创立功率单位“马力”得到证明(“瓦”就是后人纪念他而确立的)。瓦特本人就在大学实验室工作，并且受到著名科学家约瑟夫·布莱克教授的关键性理论指导。瓦特还是伯明翰太阴学会会员，每个月参加一次同众多科学界、文化界、工商界等各方面人士的聚会；他不到50岁就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不久还成为法国科学院院士。这不是表明当时的科学与技术已经高度相关了吗？
　　《白银资本》一书里，为了贬低科学理论对技术的推动作用，罗列了这样的数据：18世纪英国的680个科学家中只有36％，在240名工程师中只有18％，在“著名应用科学家和工程师”中只有8％，曾与牛津或剑桥有联系；另外，在后一种人中70％以上根本没有受过大学教育。
　　可是，科学理论并不一定只在牛津与剑桥两所大学里有，一般大学也有。那240名工程师受过大学教育的有多少呢？没有说明。我们只有根据后一种人中的30％受过大学教育，其中与牛津或剑桥有联系者为8％，大略地推算这些工程师里约有67.5％进过各种大学，尽管不一定是牛津或剑桥这两所。这么大比例，不反过来说明越是高级的工程师，越是需要大学的科学训练吗？而且大学也不应是为卖文凭、混资历而设吧。
　　
　　4.现代文明的信仰基础
　　基督教，先后在西元5世纪和12世纪综合了希腊文化的理性基因，成功地把一神教信仰转化为全面的理性思维，构成西方现代文明的精神平台。
　　现代文明的文化基因主要形成于古代希腊，为什么古希腊没有实现工业化呢？一个民族生机与活力的迸发需要某种契机，而且不是无限的。
　　第一，希腊人在希波战争中打败波斯人后，登上古代文明的顶峰，之后长期缺少挑战，久而久之养成了文明的惰性，无论是在现实生活里，还是精神世界里，都失去了进一步开拓的动力，他们面对太多辉煌而自负，这在苏格拉底时代已经非常明显，终于被更具活力的野蛮民族征服。
　　第二，希腊人在挑战中靠团结和信任战胜敌人走向强大，但失去共同的敌人之后，各城邦之间的竞争又瓦解了共同的信任基础，失去约束与禁忌，城邦内部的自由演变成任性和散漫，民主反而促成纷争与狂乱。
　　第三，尽管地中海世界的各大文化圈实现了充分的交流，但范围仍然有限。古代世界的技术手段整体上还未成熟，东方的技术成就还没有影响他们，尤其像四大发明这些革命性的技术手段尚不具备。
　　其实，就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完成了希腊文化的深刻总结和系统归纳时，希腊文明已经由成熟走向烂熟。哲学家们自己已经沦落到社会的边缘，苏格拉底引起公愤而被民主地处死，柏拉图甚至把理想寄托在与雅典精神截然相反的斯巴达人身上，亚里斯多德则收了一位蛮族王子做学生，这就是后来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不过，正是他们把希腊文化的基因细心地清理、阐明，通过他们的著作流传后世。像秋天里成熟的种子，经历了生命的繁荣和凋谢，眠于冷寂的土地，仍顽强生息。
　　希腊文明复活不是简单的再现，还需要新的文化载体或平台。个人的自由，基于对理性精神的尊尚；社会的民主，基于对共同法则的遵循；文化的创造力，需要对共同价值的认同；思想的想象力，需要逻辑的约束和现实的关怀。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人们内心深处需要一个坚实的信仰、普遍的理性作为平台。这个平台需要由犹太人的一神教演变来提供。
　　所有宗教信仰，都是一种禁忌，为了约束人的自然欲望的放纵，都是为了“存天理，灭人欲”。而源自犹太教的基督教，先后在西元5世纪和12世纪综合了希腊文化的理性基因，尤其是15世纪的新教，成功地把一神教信仰转化为全面的理性思维，构成西方现代文明的精神平台。
　　在我们看来，拉生意、做买卖这样的俗事，就是机会主义，就是一锤子下去的事，跟文化扯不上关系；拉扯上的人一定在作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然而，西方现代商业却是真的离不开信仰与理性这一平台。
　　市场经济是高度社会化的经济。一个村子里生活的人们不需要市场，因为你有的我也可以有，专门的交易就没有必要。市场是大规模的分工协作，越是与远方的陌生人做交易，差异越大，互补越强，利润越多。
　　可是陌生人之间要合作很难搞得成，无商不奸，熟人之间都常有坑蒙拐骗呢！一定要做，非得经常跑路不可，实地监督查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要提心吊胆，事先做出各种防范；要花费苦心巴结权力，寻求荫护；要经营关系，网络人情，减少冲突。这一切都意味着巨大交易成本，一个社会缺乏基本的文化信任，支付再多的成本，也可能根本无法奏效。
　　基督教信仰提供了一个普遍的精神平台。人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人们心中有它，陌生人也成了“一家人”，形成有共同文化关怀的市民社会。上帝是永恒的第三者，它不收佣金，更不收贿赂，用人们心中的理性和良知作尺度，监督着所有交易进行；它是最后的仲裁者，以终极价值与归宿引导着现实的行为，人们向往自由平等博爱，害怕地狱之火。
　　当然，真实的社会永远不是完美的。宗教的作用也不是无限的，宗教的演变过程本身也要消耗社会成本，甚至伴随着残酷的迫害与战争。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也会有虚伪与腐败，其智慧的背后也有偏见和狭隘。
　　
　　5.现代文明的崛起，离不开大学与教会
　　有了信仰与理性的支撑，人们才有了不断发现、发明与创造的智慧，这就是现代文明内在的文化基因，是所有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代文明背后的灵魂所在。
　　“大国崛起”不久前成了流行中国的话题。为什么现代文明强国会在西方世界一连串地崛起，它们崛起的背后有没有共同的基因呢？
　　无一例外的是，每一个现代文明的强国，在它们崛起的过程中，都有教会与大学的参与。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大学运动在每一个现代民族立国之前或者之初，都已经全面展开了。因为现代文明由自给自足的小社会走向大规模分工协作的大社会，特别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文化认同。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让人们把天国的信仰，转化为现实的理性思维，从而构成社会普遍的理性文化，具体表现为科学思维和契约精神。在牛顿的时代，相信自然神论的新教徒中科学家的比例，六倍于天主教徒。而韦伯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精神，也是以清教徒的信仰为典型代表。
　　理性文化最纯粹的体现是西方大学文化。最早的大学在中世纪意大利由医学和法律学校演变而来，12世纪后半叶法国也有了依托修道院的巴黎大学，随后英国也有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大学可以追溯到13世纪，远在航海时代来临之前，古代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的地圆说就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荷兰莱顿大学是1575年成立的，当时荷兰还刚刚爆发摆脱西班牙统治的独立战争，十多年之后他们建立自己的共和国。在德语地区，布拉格、维也纳、海德堡和科隆于14世纪建立了大学，而普鲁士更于1810年建立了全新的柏林大学，很快成为世界文化与学术中心，获得的科学成就比英法两国的总和还多，这样德国很快实现统一与强大。美国立国之前一个半世纪，北美殖民地的第一批清教徒移民，生怕脱离欧洲大陆的文化传承，也建立了自己的剑桥大学，即哈佛学院。
　　俄罗斯虽然处在欧洲的边缘，但它的东正教也西方文化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彼得一世的强行改革，使俄罗斯融入欧洲文明的进程。1725年俄罗斯建立的西方式科学院，1755年建立的莫斯科大学，则标志着它以深刻的文化创造力，努力实现国家发展的自我推动。
　　日本是全球几乎唯一一个本不具有西方文化基因却成功跻身于强国之列的国家，它是以自己特殊的努力，发展出类似于西方文化的基因。譬如说，以天皇信仰代替基督教信仰，以等级秩序和团队精神弥补法治秩序，以神道教对应清教徒式的信念。明治维新之前十年，福泽谕吉于1858年建立了庆应义塾，以他的文明开化论，鼓吹脱亚入欧的文化战略。大批日本社会的精英留学归来，实现了一个脱胎换骨的文化基因改造工程。
　　犹太人的信仰虽然不是基督教，但两者有同源关系；而且犹太人长期与生活的欧美，文化基因已经高度互通。以色列立国之前二十多年，也建立了希伯莱大学，首任校长就是后来的首任总统。
　　教堂、大学居西方城市的中心，一个代表人们心中无条件的敬畏，一个代表人们心中至高无上的理性原则。有了信仰与理性的支撑，人们才有了不断发现、发明与创造的智慧，这就是现代文明内在的文化基因，是所有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代文明背后的灵魂所在。还有无数的博物馆，提醒日常生活里的人们那些东西有永恒的文化价值，它们的源头在哪里。
　　现代文明的演变不是单纯的文化过程，也不是单纯的经济过程，更不是政治家的文治武功，而是文化、制度、经济三者的协同演进。本文揭示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是要强调人类文明进步的最终依据，基于生命的内在智慧及创造力，而不是有形的经济产品和政治制度的照搬与沿袭。
　　(作者任职于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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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昌明：重塑现代文明自信

文明崛起的文化基因系列之二 （　文/姚国华）

·编者按·
　　“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中国近代的落后与劫难，令人扼腕叹息，究其原因，外部因素固不可忽视，但这钟悲剧其实已根植我们文化深处。
　　几千年来，中国崇尚自然主义，形成了直觉思维，缺乏精密的逻辑思辨能力，注定自然科学发展土壤的缺乏，难以诞生现代科技。而崇尚自然注意社会人际，难以形成基于信任的契约关系，因而难以诞生基于契约的经济组织和市场经济。崇尚自然主义，缺少理论思维，难以形成稳定的制度与权力制衡秩序。
　　这种文化色彩，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完全褪去。中国已融入“现代化”之潮，崛起之时日近，这需要重塑我们的文化自信。但国学热、讲经热风行，我们究竟要从传统文化中寻找什么呢？
　　我们需要思考。
　　
　　如果不是五个世纪以来西方文明异军突起，那么毫无疑问，中华文明是世界上难以超越的伟大文明。农耕文明是古代世界里最为稳定，最有保障，最为丰厚的一种文明形态。中国有辽阔的黄河、长江流域可以开垦，东西有海洋和高原作屏障，南方是丛林，只有北部虽有游牧民构成挑战，但没有毁灭性的威胁。
　　伏尔泰说，当我们还在阿登森林里游荡的时候，中国皇帝已经把辽阔的东方治理得像一个家庭一样和谐，皇帝本人就是无比仁慈的一家之长，500年前我们还不识字，4000年前他们已有编年史。
　　　　
　　1.自然主义的生存方式，形成天人合一的直觉思维
　　中国传统的宇宙观集中体现于道家哲学里，《道德经》揭示的就是一种典型的生态哲学，天、地与人浑然一体，即天人合一。
　　农耕生产里人们打交道的对象主要是庄稼和牲畜，是自然界的植物和动物，人们只能顺应生命的自然节律生长，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势利导，培养、调节、引导，而不能随意地征服、制造、重构，尤其不能标新立异、拔苗助长。对于这些熟悉的生命对象，人们可以用自己的直觉来体验和把握，因为人与它们有相似的生命结构，可以与之形成感应，却不能把它们当作纯粹的客体加以分析、解剖，活的生命一解剖就死了。
　　在农耕世界的汪洋大海里，必要的手工业和商业也只限于服务地位，难以构成独立的社会体系，没有独立城邦，不足以支配农村。城市最终要由农村提供的产品来生存，商人和手工业者虽然富有，在古代能够养活的人口毕竟很少，一旦超越土地的负荷，再多的钱都没有用，就会自行衰落。因此，中国城市只有政治中心作用，经济中心的作用并不突出。
　　以农为本的乡土中国，崇尚依赖自然、融入自然、回归自然的生命取向。社会生产和交往的方式简单朴实，循环往复，稳定少变，无需直接经验之外的专业知识、技能。分工和交往复杂化反而会导致社会的重负和不稳定。生活无需太多人为设计，经验多于理性认知，务实多于理想追求，朴素多于浪漫情感，循规多于创造实践。人们祈盼着国泰民安、自由生息的太平盛世，没有扰民，没有动荡，就能有经济繁荣，生活富余。
　　人们重视身体感受与直觉经验，以静观、玄览、坐禅、反求诸己的方式获得对人生与世态的领悟，用比喻、虚拟的方式形象生动地把握具体事实，通过修身养性，追求浩然之气的境界。主观与客观的没有界限，一切经验与智慧都在生命的直觉里，口传心受，得心应手，妙不可言。
　　中国人不习惯于概念化、逻辑化、数理化的思维，更习惯于感性的、直觉的、形象的思维。汉字是象形文字，汉字文化都基于人的感性直观，很少有驳离经验内容的抽象思维。汉字书法是传统文人非常重要的功夫，与人格修养程度相联系，既是形象的视觉艺术，又像有动感与节奏的音乐艺术。《周易》到《诗经》，从《老子》到《庄子》，生动的形象远多于抽象的概念。古典艺术直接表现生命的神韵，重视内在的协调和自律。
　　中国传统的宇宙观集中体现于道家哲学里，《道德经》揭示的就是一种典型的生态哲学，是人对于生命的兴衰荣辱祸福的思辨理解。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与人浑然一体，即天人合一，反映的就是农业文明中人对于自然，对于土地、气候、生态的依存关系。
　　万物从何而来呢？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是，道是什么呢？它好像是自然规律，类似于希腊哲学里的逻各斯，但它只能为人的直觉所把握，却不能以理性来把握，不可以表达为逻辑化、数学化的理论，甚至所有语言也无能为力。
　　
　　2.没有理论思维，也就不可能产生牛顿式的自然科学
　　中国人的智慧和技艺非常精致，造纸与火药之类的发明能做出来，却没有理论体系，讲得出道理也是直观理解及形象比喻。
　　与西方工业背景下的机械论、分析主义、数理思维相区别，中国农耕背景下的生命哲学、直觉思维、辩证思维里，主体与客体没有明确分化，重视生活的直观体验，用生命的尺度把握世界，领悟人生的意义，重意会不是言传，重体验不是分析。传统文人很少站在客观对象的对立面，去研究、观察、追问、拷问、分析，并获得客观的普遍的必然的规律。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坐在竹林里几天几夜，要参透宇宙人生的哲理，这便是所谓“格物致知”，最早翻译西方科学就用“格致”一词。然而，格物致知的目的，并不是要通过观察与分析认识自然对象，而是一种道德人格的修养方式，与它相接的是“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西方实证科学的精确观察和理论解析表面相似，实质上却完全不同。
　　中国传统的文化人，很少数学与逻辑训练，没有严格的演绎逻辑，没有系统的理论科学，不能对事物进行实证把握。因此，传统中国人没有现代意义的自然科学。他们很少研究和探索自然的兴趣，几乎没人操心千变万化的自然背后的普遍规律，但很多欣赏和赞美自然的诗兴雅趣，诗词歌赋比比皆是，人们试图从多变的自然中捕捉人生的瞬间。
　　大体上与手工业生产相一致的墨家文化，在先秦时期属于两大显学之一，已经有比较丰富的逻辑学、数学、力学及物理学思想，讨论过很多自然科学问题。墨子制作的木工防御设备甚至超过鲁班的攻城设置，因此他成功劝阻楚王攻打宋国的战争。但墨子思想在农耕文化趋于成熟之后不仅没有发展，而且退出了历史舞台，几乎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
　　中国人的智慧和技艺非常精致，一些被西方拿去推动工业革命的重大技术发明，在中国只是无关紧要的雕虫小技。人们吃、穿、住、用、玩，极其精致讲究，相应的技艺达到很高的境界。但农业文明讲究质朴简单，国人的心智主要在直观的经验领域，理性的、分析的、复杂机械结构的把握不及后来居上的西方人。高超的技艺模仿只知其然而不究其所以然，个别人有极高境界的创作，却无法大规模传给众人。历史上的技术发明大多失传，至今难以恢复，不构成社会演进的力量，只在较低层次上循环。
　　祖冲之算出的圆周率非常精确，但主要是计算的技术。造纸与火药之类的发明能做出来，却没有理论，讲得出道理也是直观理解及形象比喻。庄子“庖丁解牛”的故事，被现代语言重新解释为通过实践掌握了客观规律才得心应手，其实本来只是典型的顺应自然的直接经验和技艺。
　　中医、气功、太极、书画等从生命的内部协调中获得身心的宁静与健康，可能有很高的境界。但高超的技艺是不可多得的，要有相当的悟性和艰苦磨炼，而且只能个别传递，很难稳定地传承和发展。多数人功力难以达到却又急功近利，便有吹牛和造假。认真追究什么“千里神功”、“刀枪不入”、“百步穿杨”、“飞墙走壁”，结果不是诗人的浪漫与夸张的想象，就是干脆骗人的。西方实证科学却难以造假，更不能玩魔术，它建立在哲学家对世界本原的执着探索上，有严格的逻辑和实证原则保障。
　　　　
　　3.“李约瑟问题”，是假问题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曾问到：为什么牛顿式的科学革命却没有诞生在中国呢？然而，从基因进化的角度看，这本身就是个假问题。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的众多领域都流行过讨论所谓“李约瑟问题”。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发现中国曾有非常先进的技术发明，他反问，为什么牛顿式的科学革命却没有诞生在中国呢？人们又进一步提问，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
　　问题看似在质疑西方中心主义：科学这么好的东西，不应西方独有，其他文明也有。其实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西方中心主义：西方的好东西是人类的普遍价值，别人也非有不可。好比说，鸟能飞翔很了不起，既然哺乳动物更为高级，那它也一定能飞。其实，飞翔是鸟的特殊能力，别的动物能耐再大也不一定能飞。从基因进化的角度看，这是个假问题。
　　牛顿式的自然科学以及由它导致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市场，是西方文化的特殊产物，基于古代以来工商业文明及相应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其它文明几乎都没有这种文化，中国传统的宇宙观与之迥然不同。
　　在现代科技普及全世界的今天，中国仍缺乏科学文化基因。大多数人理解的科学，只是一种能带来神奇效应的方法、手段、妙术，如粮棉高产，猪羊肥硕，财富增长，人身健康。这其实是传统方术、法术、巫术的沿袭，不讲严格的观察研究、探索发现，没有纯粹求知的冲动和氛围，没有普遍的理论思维，只求眼下的实用效果。所以，尽管“科学”一词在现代汉语里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现代中国人仍缺乏健全的科学精神，中国科学没有生机与活力，没有独立的发现和创造。人们只是简单接受西方既定的科学结论，在科学旗帜下抄袭、作假成风，伪科学很有市场。
　　中国文化里没有科学，岂不是贬低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吗？科学只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既不代表文化的全部，更不代表文化的最高价值与真理。古代中国没有科学，但有与农耕文明生活相适应的其它文化形式。
　　不久前，怀疑中医的人又大出风头。而他们所借助的现代科学医学理论和证据，大多是无可辩驳的，加上当下的中医已被各种力量撕裂成碎片，已经难以生存，被抓住的把柄越来越多。中国传统文化难以获得西方工商业文明标准的认同，难以在全球市场取得有利地位。
　　但是，中国人生活于熟悉、亲切、有生命的生态里，形成以感性直观为特征的自然主义思维，这种具体的、思辨的、主观的智慧，虽然没有统一的、实证的、客观化的标准，却更切合人的生命及与自然生态的脉动，对于医治西方现代文明的疾病，克服工业文明对人生命的异化有意义。
　　现代科学再是神通广大，却也无法穷尽自然的规律，尤其对生命的奥妙，西方科学的哲学基础就与之对立，因此更是无能为力。现代基因科学虽然甚嚣尘上，康德所谓“牛顿力学可以解释星球运转的规律，却不能解释阿米巴虫蠕动的奥秘”的结论，套在它上面仍然是有效的。
　　西方理性主义的巅峰上发展出的科学哲学，也有一个叫费依阿本德的“怪杰”，反对科学沙文主义，提倡科学无政府主义，认为宗教、巫术、方术是科学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在文化的平台上存在对立思维不是坏事，反而是一种张力，促成多元文化互补发展，这正是古老辩证法的逻辑。
　　　　
　　4.社会信任只在关系网里运行，市场经济便难以健康成长
　　诚信是社会最大的无形资产，一个缺乏文化信任的社会里，人们习惯于阴谋诡计，稍有不慎，就是人财两空，泪眼汪汪。
　　农耕社会的分工简单，男耕女织，生活经验在上下代之间直接传递；人际交往主要在家庭内部，然后扩大到亲戚邻里；以血缘、亲缘为纽带的家庭及家族是社会的基本单位，社会结构是家庭结构的放大；儒家伦理以直接情感为基础，推广到社会的人际交往，无需理性的规则和契约。
　　儒家伦理坚持“爱有差等”，由近而远、由亲而疏地建立人际关系和秩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是核心仍然是家庭，家丑不可外扬，子为父隐，父为子隐。老子小国寡民的理想更是不要想着给人做好事，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只有土地与人口矛盾尖锐，自然灾害，外敌入侵威胁社会，才需要中央权力。平时社会的组织化程度低，民间很少自发组织。一方面普通民众无需组织，也不想支付组织成本；另一方面，一有组织就有利益膨胀，形成组织间的冲突，角逐的结果是形成唯一权力，不再允许其它组织存在，这就是自上而下的专制。它高高在上，掌控全社会的宏观秩序。
　　自然主义的社会关系，难以建立普遍的信任。所以，人们走出家庭和村庄时，会有一种不确定和不稳定感。这种一盘散沙的社会也需要统一和秩序，于是有一个从天而降的权力，自上而下地把个体统一起来。
　　中国有宏大而森严的皇家建筑，也有华丽的权贵宅院，却很少希腊罗马那种公共广场、议事厅、神庙、剧场、图书馆、浴室。人们赶庙会、上戏院、拜神灵虽然也是聚集，但大家各顾各，相互间并无协同关系。节日基本上是自己的事，回家团圆，至多串串亲友邻里家门，不像西方有很多公共节日。中国很少相互交流的沙龙、集会、俱乐部，个人融于社会的游行、狂欢、舞会。现代中国人喜欢开会，一定是以政党与权力为背景。民间要开个会难上加难，等半天人也到不齐。大家有事都是私下解决。
　　关系网是中国人社会性的特殊形式，“关系”就是个人之间的利益联系。在西方语言里没有对应的概念，因此洋人对此琢磨不透。人际间并不通过公共组织，也不依据普遍的法律原则，只是以具体的利益为考量，直接与当事人建立关系，单个的交易成本比较小，尤其从第三者(譬如公共资源)那里谋求利益时很合算。但要展开现代社会化的分工合作，繁琐的关系网消耗的成本反而更大，而且造成社会公共原则与秩序的败坏。
　　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全社会普遍的规则之上的，诚信是社会最大的无形资产。一个缺乏文化信任的社会里，人们习惯于阴谋诡计，稍有不慎，就是人财两空，泪眼汪汪。在今天中国的很多领域，人们对此都感同身受，明明是对大家都有利可图的事，就因为有人要玩小动作，贪占小便宜，结果互不信任，为了防范与回避，导致成本剧增，质量与效率大减。
　　据说，晋商、徽商、浙商内部具有类似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那种信任原则，但这仍然只在某个圈子里，并不等于普遍的无条件的社会信任。
　　十多年前，中国旧有的诚信尚未完全崩溃时，有著名经济学家信心满满地说，诚信是骗出来的。现在，再没人相信了。人们也曾把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希望寄托于政府监管、法院裁决，可结果常常是官员凌驾于市场之上肆意寻租，警察混迹于黑白两道之间，法院则吃了原告吃被告。
　　日裔美国人福山认为，市场经济最核心的资本是信任。中国人有小圈子里熟人间的信任，一度也曾有国家的权威，却没有迷漫在公民社会间无形的文化认同，没有普遍的社会共识。这里的市场天生是畸形的。
　　
　　5.当传统成为包袱
　　人类文明的演进是不可逆的，回头去反思可以，吸取营养可以，而且十分必要，但要退回去逃避现实，却是万万不可以的。
　　农耕社会的人们期盼风调雨顺，一家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收获，过着安稳、宁静、富足、和睦的生活，直接享受生命，无拘无束。人们崇尚现实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精神世界寓于现实的情感体验与伦理道德中，生活是第一位的，道德是第二位的，宗教和哲学则是末位的。文人们要么寄附于权力本位的官场，要么寄情山水寺庙，推敲清词丽句，鼓捣琴棋书画，要么揣摩四书五经，想象用“半部《论语》治天下”。
　　中国农业文化和其它文明古国一样，有限的土地及产量，规定了人的追求和社会繁荣的极限，历史就在这极限内周期性振荡。中国秦汉时代富有生机，唐宋时代最兴盛，以后就日益衰退，明清时代虽然市井生活繁荣依旧，但创新能力几乎衰竭，无法抑制社会的病变、腐败、颓废。
　　韦伯说清教理性主义寻求对世界的控制，而儒家理性主义则谋求对世界的适应。因此后者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工商业文明需要加工制造、人工设计、发明创造，最大程度地改变自然；农业文明依赖作物和牲畜的自然生长，成熟后便是停滞的，没有进步、缺乏理性、缺乏创造力。
　　近代以来，由于中国有巨大的传统优越感，以至成为包袱，无法像日本那样在变革的初期就展开一个脱胎换骨的文化基因改造，后来所有的现实变革都只是依托外来强势力量的潮流，文化上只是捡拾外部的抽象概念，政治上照搬别人的既定框架，经济上更只能简单与外部接轨。
　　因此，一百多年来，中国的事情虽然总是那样热热闹闹，轰轰烈烈，看得见的成就斐然于世，但在现实的背后，社会生活越来越缺少色彩，人的精神越来越缺乏创造力，人们自由挥洒的空间越来越狭窄，对外部的依赖越来越严重。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变革不是由自己的文化觉悟发动和引领的，只是在外部压力下，受生存利益的驱使，而做的应变措施。
　　今天中国经济生活可谓繁荣昌盛，但文化自信却已经面临瓦解，不断被当作人类普遍真理捡拾的那些抽象概念已经褪色，西方文化的真面目始终还是雾里看花，自己的传统也已非常陌生。许多人深感精神空虚的痛苦与文化依附的焦虑，纷纷回过头去寻找传统的文化家园。
　　当下，国学热、读经热、讲学热一浪高过一浪。中央电视台以“百家”命名的讲坛节目全国热播，可几乎是清一色中国传统内容，而且少有批判立场，这份小气，这份狭隘，足见人们内心的自卑、敏感与脆弱。
　　可是，人类文明的演进本身是不可逆的。回头去反思可以，吸取营养可以，而且十分必要，但要退回去逃避现实，却是万万不可以的。
　　
　　6.现代文明的制度基础
　　法律与制度并不是政治与经济力量的体现和延伸，而是全社会的文化认同，是所有人的哲学与信仰，是超越所有政治与经济利益的。
　　没有文化基因进化的社会发展是不健全的。制度与权力秩序没有社会的文化认同，再是坚固，也会很脆弱；没有掌握核心生产力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依赖外部环境，没有根基，相当于躯体的臃肿和虚胖。
　　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话语里，越来越强调制度的作用，这相对于经济决定一切的思维而言，是很大的进步。制度是个什么东西？制度是全社会必须普遍遵循的硬性约束。在中国，制度是个政治问题，有没有制度，有什么样的制度，都取决于政治权力。
　　可是，在西方文明的进程中，制度和法律与文化的联系，远远胜过与政治和经济的联系。法律与制度并不是政治与经济力量的体现和延伸，而是全社会的文化认同，是所有人的哲学与信仰，是超越所有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它的根本使命，恰恰是制约政治权力和经济强势的泛滥。
　　在西方语言里，规律是客观的存在，规则是对人的约束，但也是基于普遍的客观原则。两者在汉语里区别却很明显，因为中国人的规则虽然也受道德约束，但以儒家为代表的道德主要是在亲情和友情圈子里起作用，并且靠个人的良心和熟人之间的情面来维系，难以推广到复杂的社会关系里。大规模的社会组织主要以权势为中心，胜者王侯败者寇，王者制定规则，无须普遍的合理性，只需要大体上将各方的利益摆平就行了。
　　在社会信任彻底瓦解时，只剩下亚当·斯密之看不见的利益之手，在利益的博弈中形成所谓“潜规则”。潜规则就是天下无道、道德良知沦丧时，人的本能生存之道。它与霍布斯所谓“丛林法则”的区别在于，在有两千多年儒家礼教传统的中国，不能浮上台面，只在台面下运作。
　　西方现代社会的规则是以个体独立与权利为基础，以协作与互利为目标而制定，明文规定，公开透明，超越个人的任意性，这与客观规律就很一致了。有了这样的规则，“看不见的手”才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提出民主和科学两个口号，民主的前提就是个体的人是平等的，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像德谟克利特的原子那样，互不隶属，却遵循共同的法则和普遍的必然性；因此，民主的前提还是法律。因此，民主和科学说到底其实也是一个东西，就是超越性、普遍性、确定性的理性原则。
　　这种理性思维根植于西方文化的土壤里，从孩子懂事的第一时间就开始确立了，连过圣诞节也包含一种认真的训练。万物之上有个看不见的上帝制定的先验法则，法则具有普遍的逻辑，可以由人的理性来把握，可以讲清楚，争明白，可以拿事实证明，可以逻辑推导和运算。如果你要只顾自己在生之年威风得意，不管死后洪水滔滔的话，那边的地狱之门就会为你而开。
　　中国的乖孩子从小就要听话，当然首先是听父母的话。可是，母亲说一个话，父亲说一个话；大人今天高兴时说这样的话，明天不高兴了说那样的话；等长大了发现，自家父母和人家父母说的话又不一样；老师们说的话各不相同，不同领导、老板各说一套；即便是圣人之言，也呈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之态……如此一来，所有标准最终都是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具体关系而异，并无客观定则。这样，我们就得察言观色，随机应变，因人而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所有的理终于要以情、意来衡量，得意忘言，得意忘象，得意忘形，一旦入此境界，便发号施令起来。
　　一个民族能否崛起，不仅仅是取决于一时的经济指标，最终取决于社会的合理秩序与公平规则。制度的昌明，建立在所有人自主的内在文化认同之上，文化立国，教育立国，才是正途。
　　(作者任职于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只看了第一篇。

“西方现代文明的文化基因，主要是希腊人的理性主义哲学与巴勒斯坦犹太人的超越性信仰结合而成的。”

“现代文明的演变不是单纯的文化过程，也不是单纯的经济过程，更不是政治家的文治武功，而是文化、制度、经济三者的协同演进。”

揭示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是要强调人类文明进步的最终依据，基于生命的内在智慧及创造力，而不是有形的经济产品和政治制度的照搬与沿袭。

有启示。值得一读。

你贴重了，哈哈，我早就贴了。《江湖中国》一书的最好延读，结合大国崛起的文化辩论：https://bbs.pinggu.org/thread-155886-1-1.html&page=2

看来英雄所见。。。，听说还有系列三。

文章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