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势力与官僚资本势力的斗争 | |||
作者:刘永佶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 | |||
中国无非一套权力,只要掌握了这些权力,起码是要害权力,就控制了中国,就可以任意从中攫取利益。这主义,那主义,无非都是说给人看的。我不谈什么主义,但我知道怎样控制权力。权力就是主义。权力就是金钱,权力就是暴力。谁不喜欢金钱,谁不害怕暴力?有了权力,不仅可以收买你,也可以镇压你。“改革”,就是巩固我的权力;“开放”,就是由我拉紧与外国资本财团的关系。 这就是现代官僚资本的“主义”,也是它自立于“资本全球化”的雄姿。 对于“左”派和“右”派的论争,它不想介入,但却要掌握其动态,利用其矛盾。一般而言,只要不涉及官僚资本和腐败,它会听任争议,而且会很实用地将“左”派维护公有制的观点演变成巩固其专制集权的论据;把“右”派关于“私有化”的言论做为自己将权力转变为资本的“理论根据”。 有人曾对公开报道的腐败案件做过统计,其结果是惊人的;也有人对未曝光的权力变资本行为做过估算,其结论是骇人的。这里,我并不想对此估算,仅就已知公开材料,做出理论分析。 从中央文件到百姓舆论,无不在“反腐败”,但却很少论及官僚资本,似乎那些腐败官员仅仅是为了穷奢极欲的享受。这不能说不是其目的之一,但他们绝非如此“低级下流”,他们是中国的“上流开明”人士,他们有着更为久远的打算。原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成克杰收受的巨款,就是要做为资本来用,这已成为一个范式,其他人或者已用各种名义在境外投资,或先攒足货币,待时机成熟,外逃、内投,总要让钱再生钱。 对于这股强大的社会势力,不仅要看到它侵吞公有资财的数量,更要看它危害的质量。它不仅可以将公有资产变成个人资本,还可以利用权力,在保留公有名义的情况下,将之作为维护自己权力的工具。 我之所以说官僚资本有可能在短期内成为中国经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首先,集权的行政官僚体制依然保留,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完善严重滞缓。 中国初级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就在于旧的集权官僚制虽然被推翻,但由于人的素质技能、生产力、生产方式及各种历史和国际条件的综合作用,不能不采取集权的行政体制,这比旧社会是个进步,但相对于社会主义原则而言,又有诸多缺陷。因此,官文化的传统才得以存留,而小农意识又会滋生新的官文化并作用于这有局限的体制中,从而使旧的官僚资本势力得以在一部分新制度中的官员们身上体现出来。 中国的改革,已到了关键时期:能否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强化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成了决定中国命运的核心课题。官僚资本势力充分认识到这一层,它会拼尽全力反对以社会主义为原则的政治体制改革。 第二,社会主义势力呈弱化态势,不能对官僚资本的增长予以强有力的抑制。正如一些人所担心的,近年来构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主体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减小,这种量的变化反映了一些质的问题,即公有制自身的缺陷未能得到纠正,其主要表现就是劳动者对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不明确,而近年所搞的“产权改革”,又集中于占有权与经营权的关系。治标未治本。 公有制经济不仅是社会主义势力的经济基础,也是社会主义凝聚力的体现,公有制经济的弱化,必然影响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淡化社会主义的凝聚力。这种状况如果不及时扭转,势必造成社会主义势力的进一步弱化,从而减轻官僚资本扩展的压力。 社会主义势力的弱化,不仅表现在经济上,也表现在政治和文化上。政治上,主要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不健全,对此,前边已论及。文化上,则是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原则等认识中的观念陈旧,相当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停留在五六十年代的水平,这不仅不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发展,也不利对官僚资本的批判和限制。 第三,官僚资本具有极强的扩张力,其代表人物讲究实用、“现实主义”,而且善于把握时机,胆大手狠,抓权捞钱,两手都硬。 第四,国际垄断资本财团对中国官僚资本的支持逐步强化,它们迫切需要一个合适的“买办”来代理中国的市场。当前风头正猛的“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全球化,这并非仅是某些经济学家所看重的资金裹着技术在全世界的投放,更重要的是资本关系的全球化,资本制度的全球化。 第五,普遍存在的小农经济和小农意识依然是官僚资本生长的条件。历史上的集权官僚制与小农经济是统一的,官僚地主阶级之所以能转变为官僚资产阶级,也与普遍存在的小农经济和小农意识直接相关。虽然官僚资本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农民,但小农经济中的农民又不能形成一股社会势力与之对抗。他们的个体生产和生活方式,“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小农意识,使之在“一滩散沙”状态各谋生路,而这正是官僚资本的专制和垄断性“买办”所需要的。 第六,自由资本主义者的“私有化”思潮,为官僚资本扩展制造了舆论环境。 比起哲学、政治学领域来,经济学中的资本主义者有两大优势,一是闭口不谈政治改革,并不时地为腐败现象做辩护。二是实际而具体地为搞“市场经济”支招,不论阶级,不谈主义,表现出一付为国分忧的模样。在哲学、政治学领域的学者则没有这种便利,他们所主张的“自由、民主、人权”等,往往被斥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而被封杀。 这样,在中国的思想界,竟出现如此奇异的状况: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思想被切割成两块,“自由、民主、人权”被明确定性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严格禁止;而不谈“自由、民主、人权”的经济学家,在宣传赤裸裸的“私有化”、“利益最大化”等资本主义核心观念时,却不仅不被禁止,反而大受推崇,甚至其观点(经加工、装饰)还被写进指导性文件中去。自由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这种被切割,恰好为官僚资本所用:它所需要的,是资本,而非自由。至于那些“西方经济学家”,或许是真诚地信崇自由资本主义,但他们这种不谈自由,不论民主、人权的作法,实则已抽去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灵魂。由此而造成的“私有化”的舆论,不仅不能实行其自由资本主义的理想,反而为官僚资本提供了舆论氛围。 综上所述,官僚资本在短期的大扩展,乃至上升为中国经济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的危险性是存在的,它也是中国经济矛盾四种势力斗争组合的一种前途。 官僚资本势力在中国经济主要矛盾中由次要方面上升为主要方面的危险是可以避免的。 这不取决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是取决于矛盾双方势力的较量,取决于由社会主义势力主导的改革发展。 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势力由于内部与外部的原因,目前处于减弱的态势,但这股势力毕竟形成了80年,而且执掌政权半个多世纪。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已普及,并在相当一部分人那里与自己的利益统一起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初级的、有局限的,但广大劳动群众已经明确社会主义制度是维护他们利益的,更重要的是,他们逐步意识到这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这些个别的意识经过理论的概括,正是社会主义制度改革的方向与内容。 社会主义势力只有在改革中才能发展。 而改革的首要环节,就是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的进一步认识,并以此为前提,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批判和反思,探寻克服缺陷、完善制度的途径。只有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才能保证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不论主义的改革,很有可能偏离社会主义方向。 以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为指导的改革,也就是以劳动群众为主体,明确和强化劳动群众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个人所有权和民主权,维护并增加劳动群众利益,提高其社会经济地位和素质技能的社会运动。 这种改革的对象绝对不是劳动群众,而是侵占劳动群众权利,侵吞劳动群众利益所聚合的公有资产的那部分人,这些人构成新的官僚资本势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改革,也就是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的指导下,发动、组织各阶层的劳动群众,为了其权利和利益,而与官僚资本势力的斗争。 由社会主义势力主导的改革发展,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内容和环节: 第一,坚决地改革初级公有制,克服其缺陷,保卫公有资产,坚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仅体现于量上,更体现于质上,即是否真正的公有--以劳动者个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为基础的共同占有,以及是否有劳动者的民主权利及其法制保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削弱,根本原因在于其中劳动者的所有权不能明确和保证,由此造成经营管理中的严重缺陷,进而是少数行使占有权机构的负责人和经营者对公有资产的侵吞。正是这部分被侵吞的资产构成了官僚资本。 为了保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并不是简单地限制与之形成竞争关系的自由私有经济,而是在尊重市场竞争原则的条件下与之共同发展。关键在于公有制的改革,其核心和首要环节,就是明确和保证劳动者对其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由此而建立公有制经济的权利体系,在促进经营管理的同时,坚决地制止侵吞公有资产的行为,追缴已被侵吞的公有资产。这才是保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根本。 第二,完善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公有制经济中劳动者的所有权及由其派生的占有权、经营权、收益权、监督权、管理权等一系列权利,都需要由法律明确规定,而社会主义法律的根据及其基本权利,又是劳动者的所有权。由劳动者对其劳动力和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派生的,不仅有一系列经济权利,还有民主权和一系列政治权利。民主权和一系列的政治权利构成民主制,它由法律的规定和实施,就是法制。 中国公有制经济的不健全,体现于民主法制的不健全。经济生活中的各种问题,都与政治上的缺陷有直接关系。改革公有制,保卫和追缴被侵吞的公有资产,都要求相应的民主法制的完善和加强。 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凝聚社会主义势力,使之在保持强大的公有制经济基础的条件下,逐步增强,并有效地抑制和打击官僚资本势力对公有制经济的干扰破坏。这是社会主义势力主导的改革中至为关键的环节,也可以说成败在此一举。 第三,加强与国际社会主义势力的联合。衡量一个团体、政党的性质,不在于它是否符合另一个团体、政党的标准,而是看其纲领和策略、政策是否代表了劳动群众利益,是否能够带领劳动群众争取解放和自由发展。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国情,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团体和政党在策略和政策上的差异不仅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应按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原则来寻找遍及世界各国的同志,要有气度认可其与自己的差异。“求大同,存小异”,主动地与世界各国社会主义势力相联合,由此来抗衡并制约国际资本财团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而这同时就是对国际资本财团支持的官僚资本势力的打击。与世界各国社会主义势力建立广泛的统一阵线,这不仅是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国际主义的体现,也是向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团体、政党学习、借鉴的条件,由此而壮大自己的势力。 第四,与国内自由资本势力的联盟。自由资本势力在当前的中国,依然有其进步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从本质上与官僚资本的差异,为了自身的发展,自由资本也反对官僚资本的专制和腐败;二是在改造小农经济,发展生产力方面的积极作用。 根据这种判断,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切莫再将自由资本势力作为敌人,而是加强与它的联合,并导引其健康发展。社会主义势力与自由资本势力的联合,首先是政治上的,即将自由资本所要求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纳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范畴,以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再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为自由资本在改造小农经济方面的作用提供条件,并在导引其合法经营的同时,允许它与公有制经济在一些领域的竞争,以竞争促发展。 第五,加强社会主义势力内部的团结,创造生机扩大发展。在这方面,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根据时代的演进,明确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势力和运动中的先导地位,并加强知识分子与体力劳动者的团结。 第六,注重对小农经济的改造。从阶级构成来说,中国现在的农民应当归于社会主义势力范畴,但从经济构成来说,农民现在又处于小农经济范畴,是被改造的对象。改造小农经济后的农民,除一小部分变成私有资本经济外,大部分都要随生产方式的转变,而成为集体经济中的参加者,或国有、私有经济中的劳动者。这种转变,使之在经济和阶级构成上都成为社会主义势力的一部分。中国社会主义势力的发展,很重要的一环取决于此。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集合了劳动群众利益和力量的社会主义势力,只要创新理论,采取切实可行的策略和政策,在改革中发展,那么,不仅能保持其现有的在中国经济主要矛盾中主要方面的地位,而且能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越来越突出的主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