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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模式终将考验中国？
作者：丁刚 文章来源：人民网 点击数：262 更新时间：2007-3-23
瑞典模式终将考验中国？
丁刚
当我们满载廉价商品出现在欧洲人面前，瑞典等欧洲福利国家也开始用类似于集体谈判的模式来影响我们。相对说来，我们的冲击力在短期内可能更有力，但瑞典等欧洲国家的影响将是深远的、长久的。因为像瑞典这样的工资谈判制度实际上体现了全世界所有劳工的共同愿望：更稳定的工作与更体面的生活。
两年前，当30多位拉脱维亚的建筑工人来到斯德哥尔摩市郊，开始为当地一所小学修建教学楼时，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小小的项目竟会成为引发一场欧盟大讨论的“导火索”。
承包这个项目的是拉脱维亚一家建筑公司。2004年，拉脱维亚加入欧盟，希望借助于欧盟老大哥们的帮助来实现经济起飞的梦想。数万拉脱维亚人背井离乡，赶赴欧洲各地工作，而瑞典则成了他们的首选目标。一是因为地理上比较接近；二是因为在欧盟国家中，瑞典是率先全面实行就业市场开放的国家之一。
建筑工的“出口”是拉脱维亚换取外汇的强项。拉脱维亚的最低月工资是120欧元，建筑工人的平均月工资为230欧元，大体上是瑞典建筑工的1/10。也就是说，相对于瑞典的建筑公司来说，拉脱维亚建筑公司的竞争力要更强。
在斯德哥尔摩承包这一建筑项目的公司付给30多位工人的工资是每小时9欧元，同时提供一日三餐和住宿。如果这些工人一天工作8小时，按20天算的话，每月就可以赚到1400多欧元，远远高于拉脱维亚的平均月工资。
但是，按照瑞典建筑工会通过集体谈判确定的工资水平，拉脱维亚工人拿到的钱还是太少，瑞典的标准是每小时16欧元。问题就由此而生。瑞典建筑工会提出，拉脱维亚的公司在瑞典承包这个项目，就必须按照瑞典工会确定的工资标准来执行。而拉脱维亚的公司则称，他们的工资标准也是通过集体谈判得到的，而且与拉脱维亚的工会签订了协议。双方相持不下。
起初，迫于瑞典工会的压力，拉脱维亚的公司答应做出让步，但回去一算，觉得还是不能执行瑞典的工资标准，因为那样一来，利润就要少很多。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瑞典建筑工会的力量就显示出来了。他们派出50多名工人，像纠察队一样将建筑工地团团围住，截住了所有送货、送料的汽车。同时，电工工会也配合行动，对工地实施断电。制裁持续了7周，使工程无法进行。最后，学校不得不请瑞典的公司来完成这一工程，并向拉脱维亚公司提出索赔。而拉脱维亚的公司则将瑞典建筑工会告到了瑞典劳工法庭。
两年多来，这个官司不仅引发了瑞典与拉脱维亚之间的一场政治纠纷，还一直打到了欧盟，甚至成了欧盟委员会讨论的重大议题。拉脱维亚强调的是欧盟有关劳动力市场开放的规定，而瑞典则坚持瑞典的工资谈判标准。
有欧洲媒体将此称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是坚持以“瑞典模式”为代表的福利国家的道路，还是走美国式的自由经济之路。一场工资标准之争最终就演变成了“瑞典模式”的生死之争。它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欧洲一体化所带来的冲击正在触及“瑞典模式”的根基。
一位瑞典朋友告诉我，在瑞典工会看来，现有的工资体制是几代人通过极其坚忍不拔的谈判而获得的，如同他们的生命一样宝贵，怎么能随意被破坏或改变呢？
朋友的话很自然地使我联想到了近年来中欧经贸交流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把拉脱维亚的那个公司换成某个中国公司，结果会是怎样呢？恐怕连承包工程的资格都没有。因为，中国还没有集体谈判的工资制度。
去年，欧盟代表费利帕凯利在中国参加一个讨论会时，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国几乎打破了所有新的工业化国家发展速度的纪录，实现了全球有史以来所有地区最快的发展速度。中国的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需要以超过以往任何发展中国家的速度学习其他经济体制的运行方式，从而迅速、全面地在法律、文化以及教育等各个层面融入全球社会。在良好的社会、环保和道德环境下生产产品，是保证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途经。随着双方不断发展、相互依赖的贸易往来，欧洲消费者将会日益要求中国企业承担与欧洲厂商相同的生产责任。”
这番话的意思很清楚，欧盟将越来越不能容忍竞争对手以低水平的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来进行竞争。无论是从瑞典工会对拉脱维亚公司的制裁来看，还是从欧盟对中国商品采取的那些措施来看，他们想要保住的当然不只是工资制度，更是生存理念和维系社会稳定的体制。
以往，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像瑞典那样的福利国家所面临的来自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挑战，而忽视了瑞典工会坚守自己工资水平所产生的影响力，这种影响不仅会对像拉脱维亚等欧盟新成员国形成冲击，或迟或早也会波及到中国。
当我们满载廉价商品出现在欧洲人面前，瑞典等欧洲福利国家也开始用类似于集体谈判的模式来影响我们。相对说来，我们的冲击力在短期内可能更有力，但瑞典等欧洲国家的影响将是深远的、长久的。因为像瑞典这样的工资谈判制度实际上体现了全世界所有劳工的共同愿望：更稳定的工作与更体面的生活。
来源：人民网 来源日期：2007-3-22 本站发布时间：2007-3-22
瑞典百姓缘何如此重视平等
丁刚
特权与平等成反比。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说特权越少平等就会越多；二是一个越是平等的社会就越是会对特权形成抑制。对瑞典人来说，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最近的一则新闻颇能说明这个问题。
今年9月瑞典大选结束后，社会民主党失利，当了十年首相的佩尔松搬出首相府。但他还是社民党的领袖之一，主要工作仍然在斯德哥尔摩，加上他的夫人阿妮塔·斯汀是国家酒类专卖局的总裁，也在斯德哥尔摩工作，所以不便每天都回外地的家，只好在斯德哥尔摩租套房子。
瑞典许多高官都和佩尔松一样，为了工作，只能在斯德哥尔摩租个住处。瑞典人将这类住宅称为“过夜公寓”，有点儿像我们说的“临时住房”。
顺便说一句，瑞典首相搬进国家提供的首相府不过十年，那以前，如果是外地人当了首相，要么在斯德哥尔摩买房子，要么就只能租“过夜公寓”了。
佩尔松下台后，夫人斯汀给一位在房产公司工作的朋友打了个电话，请他帮忙找一套房子。恰好这家公司刚刚把两间办公室改建成了两套公寓，就在市中心一个不错的社区。听说是前首相要租用，房产公司很快就表示了同意。
按理说，这不算是一件大事，可媒体偏偏不肯放过。他们派记者去那个小区调查，发现很多人都想在那里租房，已经排了长队。瑞典《晚报》的报道称，有些人为了能租到像佩尔松夫妇一个电话就能租到的房子，可能要等差不多20年！
报道发表后，房产公司不得不出面澄清，把房子租给佩尔松夫妇没有违反任何规定。按照法规，房产公司应把名下房屋的一半交给住房协会来出租，另一半则可以由自己出租。房产公司认为，佩尔松夫妇无论从身份看，还是从收入看，都属于能够确保按时交纳房租住户，完全符合优先考虑的条件。
但是，媒体并未因此善罢甘休。讨论在《晚报》BBS上展开，有人赞同把房子租给佩尔松夫妇，毕竟他们为国家做过不少工作。但也有不少人认为，这样做不对。佩尔松显然藉政治地位获取了某种特权，这就好像大家都在排队，忽然有人加塞一样。
我不知道中国读者读到这则新闻，会作何感想，会不会觉得瑞典人小题大做，对平等过于苛求了。不过，如果我们能够感受一下平等在瑞典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应该不难理解瑞典人看待特权的心态。
在瑞典，平等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不仅仅依靠法规建立起来。我们常说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固然重要，但在瑞典人看来，那只是一种最基本的平等。瑞典的平等，深深地渗透在这个国家的体制和整个社会生活之中。
早在1930年代，当时的首相、社民党领导人皮尔·阿宾·汉森就提出了建设“人民之家”的理想，目标是“使所有人民永远摆脱贫困，把瑞典建设成为一个所有公民———不分性别、阶级、出身以及其他一切社会差异———都享有国家提供的基本经济保障的社会”。
所谓“基本的经济保障”，实际上就是通过公平分配来达到的平等。瑞典的住房、医疗、教育等许多方面的体制均以平等为基本原则，而这些行之有效的政策反过来又促进了平等。
就拿住房政策来说，基本原则是“一切个人，不分年龄和是否有能力，都享有住房权；所有住房必须价格合理、设备现代、设计良好、卫生和宽敞”，简单说，就是“人人有好房可居”。在这个目标的指引下，1960年代中，瑞典政府实施了“建造百万套住宅”的计划，从而使瑞典成为妥善解决居民住房问题的佼佼者。
平等的理念在瑞典社会中能如此根深蒂固，也是和瑞典社民党人多年来的坚持分不开的。他们把追求平等视为党的基本原则，时时不忘提醒自己注意这方面的教训。苏联解体后，社民党高层写过一个总结报告。报告认为，特权阶层的形成使苏联越来越背离平等的理念，这是最终导致社会分裂进而引发解体的重要原因。
通常，一个社会能够如此重视分配的公平，贫富差距肯定就会小一些，而贫富差距越小，社会也就越平等。根据本文开始时所讲的道理，在这样的社会里，特权也就会越少。瑞典人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平分配，享受到了平等的好处，自然也就更看重平等、更珍惜平等，容不得一丁点儿的特权。
写到这里，细心的读者可能会问，你说了半天，还没有告诉我们，佩尔松夫妇究竟租了一套怎样的房子呢？从《晚报》网站上的平面图看，那是一室一厅。
瑞典民众为何要求官员必须一尘不染
丁刚
今年9月，瑞典举行了四年一度的大选，社民党失利，由四个政党组成的中右联盟获胜并组成新政府。可没想到，新内阁组建刚刚十几天，就有两位大臣引咎辞职。原因之一是两人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即多年前漏缴电视费的问题被媒体曝光。
电视费是个什么东西？根据瑞典法律规定，拥有电视机的家庭须缴纳一年约合200美元的公共电视收视费。这笔钱主要用于发展瑞典的文化事业。
瑞典人缴纳电视费基本上是靠自觉，因为这不像有线电视，交了费才能开通。在瑞典看电视，只要接上线就能收看，即便是你没缴电视费，也没有人会断了你的线路。笔者在瑞典学习时，有不少中国留学生都有电视机，大多是捡来的，但个个都能看，当然，他们大多也不缴电视费。
不过，瑞典的普通家庭一般都会主动缴纳这笔钱的，因为电视机已经成为最基本的家庭用品，如果不缴这笔钱，就会有偷税、漏税之嫌。记得我当时的房东诺迪鲁斯就有一台旧彩电，可他眼睛不好，常常是以收音机取代电视机。有一天，他告诉我，不看电视还要缴费，不合算，他打算把电视机捐给慈善机构。第二天，他停缴了电视费。可谁料到，停缴没几天，突然就有了重要节目，记得是东德与西德合并仪式的实况转播。
诺迪鲁斯是从匈牙利来的移民，这件事对他来说自然十分重要。那天下午，他后悔地直说：“这个季度的电视费真不该停缴。”我觉得他傻得有点儿可笑，便对他说，事情很简单，只要接上线，就可以收看。今晚看了，明天不看不就完了。根本不可能那么巧，刚好就有人来检查。他听了这话，睁大了眼睛瞪着我，半天没说话，那样子就好像是我让他去干什么天大的坏事。那一晚，他硬是听了几个小时的收音机。
时间一长，我对诺迪鲁斯对法律充满敬畏感的处事方式也就不觉得奇怪了。有一次，我和他坐小火车去斯德哥尔摩附近的小城。小火车一般有两三节车厢，有一节为持月票者专用。门口挂着个红牌子“本节车厢没有检票员，为持月票乘客专用”。
通常，瑞典人都会自觉遵守规定。但那天因为时间紧，我和他没买票就先上了车，准备在车上补票。可没想到，一着急上了月票乘客专用车厢。诺迪鲁斯看到“月票专用”牌子，立即在我耳旁小声地说：“糟糕，糟糕，我们上错了车。”看他说话的神气，跟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到了下一站，他拉着我下车，飞快换到另外一节车厢，主动补了票。
诺迪鲁斯的不同还在于，他不仅仅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还是一个能够主动维护法纪的公民。有一次，他和我去图书馆还书，忽然看到有辆汽车停在残疾人专用的停车位上，可车上却下来一个小伙子，跑进了图书馆。诺迪鲁斯很生气，嘟囔着就走了过去。当他看到那辆车上并没有带“残疾人证明”，干脆就笔直地站在那儿不走了，那模样儿就像是在执勤的警察。
不大一会儿，小伙子跑了出来，诺迪鲁斯立即上前和他理论。他教育那小伙子说：“这是残疾人的停车位，你不应停在这里。”小伙子似乎是见惯了这号爱管闲事的人物，一边点着头，一边就赶紧钻进汽车，一溜烟地跑了。可诺迪鲁斯还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样子，指着远去的汽车喊道：“这是要罚款的！”
也许，听我讲了诺迪鲁斯的几个段子，大家就会或多或少地理解，瑞典人为什么会死死揪住缴电视费这样的小问题大做文章。在一个视法纪为生命，而又少有特权的社会，遵纪守法的公民是无法容忍任何人任何无视法规的举止的，当然，也无法信任有过这样“前科”的人来当他们的领导人。
瑞典新政府成员的丑闻被曝光后，也有一些人感到惋惜。他们认为，这两位大臣为了十几年前的错误而辞职，特别是其中一位还“才貌双全”，对瑞典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损失。但是，斯德哥尔摩大学政治学教授尼尔森却说了这样一段话，颇能代表主流民意：“作为政府公务人员，其操守必须成为楷模。甚至民众要求他们‘一尘不染’，也不为过。”
用更通俗一点的话来说，正是像诺迪鲁斯这样自己严格守法且又爱多管闲事的公民“造就”了一尘不染的“清官”，使他们必须120%地检点。因为，即便是微不足道的瑕疵，即便是陈年的老账，他们也不会放过，也要翻出来折腾一番。
瑞典人向往农民生活
丁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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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典，农业意味着自然，意味着平凡，也意味着简单，它使瑞典人少了一些‘文明和传统的包袱’。而一个与自然亲近的民族，必定是一个追求生活、社会和谐的民族。”
在瑞典工作期间，我常常会听到这样的感叹:“一百年前，我们还是农民呢！”瑞典人说这话的时候，没有丝毫的自我调侃之意，却往往带有一种洋洋自得的“光荣感”，以此来表明他们与农村、土地和大自然的那种难以割舍的联系。
在许多中国人看来，瑞典是一个早就脱离了农业社会的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在谷歌上查一下，你就会知道，无论是在全球科技创新领域，还是在最佳信息化社会的排名中，瑞典都名列第一。对于那些有机会去瑞典游览的人来说，瑞典人给他们留下的印象也大多是文明、优雅，甚至有一点儿清高与孤傲。
不过，假若你有更多的机会与普通瑞典人接触，就会多多少少地感受到，在那些金发碧眼、面颊红润的维京人后代的内心深处，有着对乡村深深的眷恋和对大自然的敬畏。
谈起欧洲大陆国家，瑞典人会一本正经地告诉你，“我们和他们不同，他们在城市里生活了几个世纪，而我们从山上的农居小屋迁移下来不过才短短的一两代人时间。”
简朴的乡村传统像烙印一般刻在了瑞典人的心中，他们好像还不大习惯做现代都市人。每到节假日，他们总是那样急急忙忙地逃出都市，去往密林深处或是荒凉小岛上的“别墅”。在应邀去过几位瑞典人的“别墅”之后，我才知道，所谓的“别墅”，大多不过是一幢涂抹成红色的小木屋而已。
在斯德哥尔摩等许多都市的郊区，你还会看到一种奇特的景象:大片平整的土地被分成了许多整整齐齐的小块，里面种有各种各样的植物。每到节假日，就能看到有很多人在那里忙碌。原来，这些小块的田地是专为居住在公寓楼房里的人准备的，他们可以租下一小片土地，种上些自己喜欢的花木，闲暇时过一把“农民瘾”。
在瑞典，还有一条古老的法规——“自由通行权”，即在大自然中，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通行，即便是属于私人的草地或森林，也不例外。你可以在那里搭帐篷、采浆果、采蘑菇。当然，你必须遵守两项“纪律”:一不破坏草木；二是不打扰主人。据说，这项被瑞典人引以为傲的法规在全球也是独一无二的。
一面是显著的、甚至是极度的现代化，一面却是对乡村与大自然的钟爱和痴迷，在瑞典旅行，人们常常会为这样的组合而感到惊奇。就像法国《费加罗报》评论的那样，“暂离文明社会，真让人奇怪，你竟然可以在北欧做到这些！”
正是这一奇特的矛盾，构成了瑞典人性格中与众不同的东西，使他们在创造现代化的同时，对生活、对未来又有着一种安适与平和的期盼。
和许多瑞典人一样，我的朋友柏伟能教授每过一段时间，也会回到乡村老家，像农民一样在自己的田园里耕作。他把这样的生活形容为“一次心灵的疗养”，它可以使常年生活在现代化都市的人们多一点儿平和，少一些浮躁。
一个与自然亲近的民族必定是一个追求生活、社会和谐的民族。从柏伟能先生对乡村生活的痴迷中，我看到了环境对于瑞典这个北欧民族的意味，也理解了为什么世界上最早的绿党会在瑞典出现，而瑞典人为什么会最早提出现代环境保护的理念，并最早在全球倡导“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
从历史上看，19世纪中叶，瑞典还是一个比较贫穷的农业国，全国90％的人口是农村人口。农业歉收加上高生育率，使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口都生活在非常贫困的状况下。柏伟能教授曾对我讲述他对这段历史的看法。在他看来，正是这种与农业的紧密联系，使瑞典文明与欧洲大陆的其他古老文明有了根本的区别。
在瑞典，农业意味着自然，意味着平凡，也意味着简单，它使瑞典人少了一些“文明和传统的包袱”。用瑞典官方的语言来表述，那就是:“我们没有时间去建立一套在所有世界文明古国中都能发现的复杂难解的文化代码系统”。当然，这样的简单与自然也促使瑞典人最终选择了“中间道路”。
记得两年前，瑞典有位名叫苏珊娜·维格－梅萨克的生物学家发明了一种生物安葬法，将尸体先做冻干处理，而后再做成有机肥料，埋在自己选择的树下。据说，这样一来，人身体中的一些分子就可以转化成为植物的一部分，从而达到生命有机物的循环。
后来，瑞典延雪平市的一家公墓按照这一理念，设计并修建了世界上第一座生化公墓。那座公墓被媒体称为“一座新公园”，因为那里将会枝叶繁茂、花木飘香。每个愿意被安葬在那里的瑞典人都可以在遗嘱中写明，他想在来世变成哪种植物，就像梅萨克所说的那样，人是大地的一部分，最终还要重归大地。
来源：人民网 来源日期：2007-3-22 本站发布时间：2007-3-22
瑞典人向往农民生活
丁刚
“在瑞典，农业意味着自然，意味着平凡，也意味着简单，它使瑞典人少了一些‘文明和传统的包袱’。而一个与自然亲近的民族，必定是一个追求生活、社会和谐的民族。”
在瑞典工作期间，我常常会听到这样的感叹:“一百年前，我们还是农民呢！”瑞典人说这话的时候，没有丝毫的自我调侃之意，却往往带有一种洋洋自得的“光荣感”，以此来表明他们与农村、土地和大自然的那种难以割舍的联系。
在许多中国人看来，瑞典是一个早就脱离了农业社会的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在谷歌上查一下，你就会知道，无论是在全球科技创新领域，还是在最佳信息化社会的排名中，瑞典都名列第一。对于那些有机会去瑞典游览的人来说，瑞典人给他们留下的印象也大多是文明、优雅，甚至有一点儿清高与孤傲。
不过，假若你有更多的机会与普通瑞典人接触，就会多多少少地感受到，在那些金发碧眼、面颊红润的维京人后代的内心深处，有着对乡村深深的眷恋和对大自然的敬畏。
谈起欧洲大陆国家，瑞典人会一本正经地告诉你，“我们和他们不同，他们在城市里生活了几个世纪，而我们从山上的农居小屋迁移下来不过才短短的一两代人时间。”
简朴的乡村传统像烙印一般刻在了瑞典人的心中，他们好像还不大习惯做现代都市人。每到节假日，他们总是那样急急忙忙地逃出都市，去往密林深处或是荒凉小岛上的“别墅”。在应邀去过几位瑞典人的“别墅”之后，我才知道，所谓的“别墅”，大多不过是一幢涂抹成红色的小木屋而已。
在斯德哥尔摩等许多都市的郊区，你还会看到一种奇特的景象:大片平整的土地被分成了许多整整齐齐的小块，里面种有各种各样的植物。每到节假日，就能看到有很多人在那里忙碌。原来，这些小块的田地是专为居住在公寓楼房里的人准备的，他们可以租下一小片土地，种上些自己喜欢的花木，闲暇时过一把“农民瘾”。
在瑞典，还有一条古老的法规——“自由通行权”，即在大自然中，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通行，即便是属于私人的草地或森林，也不例外。你可以在那里搭帐篷、采浆果、采蘑菇。当然，你必须遵守两项“纪律”:一不破坏草木；二是不打扰主人。据说，这项被瑞典人引以为傲的法规在全球也是独一无二的。
一面是显著的、甚至是极度的现代化，一面却是对乡村与大自然的钟爱和痴迷，在瑞典旅行，人们常常会为这样的组合而感到惊奇。就像法国《费加罗报》评论的那样，“暂离文明社会，真让人奇怪，你竟然可以在北欧做到这些！”
正是这一奇特的矛盾，构成了瑞典人性格中与众不同的东西，使他们在创造现代化的同时，对生活、对未来又有着一种安适与平和的期盼。
和许多瑞典人一样，我的朋友柏伟能教授每过一段时间，也会回到乡村老家，像农民一样在自己的田园里耕作。他把这样的生活形容为“一次心灵的疗养”，它可以使常年生活在现代化都市的人们多一点儿平和，少一些浮躁。
一个与自然亲近的民族必定是一个追求生活、社会和谐的民族。从柏伟能先生对乡村生活的痴迷中，我看到了环境对于瑞典这个北欧民族的意味，也理解了为什么世界上最早的绿党会在瑞典出现，而瑞典人为什么会最早提出现代环境保护的理念，并最早在全球倡导“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
从历史上看，19世纪中叶，瑞典还是一个比较贫穷的农业国，全国90％的人口是农村人口。农业歉收加上高生育率，使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口都生活在非常贫困的状况下。柏伟能教授曾对我讲述他对这段历史的看法。在他看来，正是这种与农业的紧密联系，使瑞典文明与欧洲大陆的其他古老文明有了根本的区别。
在瑞典，农业意味着自然，意味着平凡，也意味着简单，它使瑞典人少了一些“文明和传统的包袱”。用瑞典官方的语言来表述，那就是:“我们没有时间去建立一套在所有世界文明古国中都能发现的复杂难解的文化代码系统”。当然，这样的简单与自然也促使瑞典人最终选择了“中间道路”。
记得两年前，瑞典有位名叫苏珊娜·维格－梅萨克的生物学家发明了一种生物安葬法，将尸体先做冻干处理，而后再做成有机肥料，埋在自己选择的树下。据说，这样一来，人身体中的一些分子就可以转化成为植物的一部分，从而达到生命有机物的循环。
后来，瑞典延雪平市的一家公墓按照这一理念，设计并修建了世界上第一座生化公墓。那座公墓被媒体称为“一座新公园”，因为那里将会枝叶繁茂、花木飘香。每个愿意被安葬在那里的瑞典人都可以在遗嘱中写明，他想在来世变成哪种植物，就像梅萨克所说的那样，人是大地的一部分，最终还要重归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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