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我们不可能自发进入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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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跟非经济学专业的同学QQ聊天的时候说的,非常之简单和不严密,请大家稍加眷顾,略做停留,若有意见,不胜感激.

以前都是见你周末的时候留言 不知道这次怎么不在了 我前一段时间准备一篇论文 还曾和新建商量了好些问题 最后因为另一篇论文的写作无疾而终 当然更因为这些论点基本上没什么材料支持 而且很另类 对不对是没办法说的 因为历史不允许我们用实践检验我的论点 只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无论什么样的

是这样的 我偶然重读了<史记> 这次是带了经济学的有色眼镜 所以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我自己看来) 我们民族历史上国家的建立 是因为战争和治理洪水使得部落联盟内部等级和程序制度加强 由此自然形成的 并没有走完恩格斯<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中的逻辑历程 这使得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组织模式大异于西方 所以中国没有经历什么封建社会 有的只是马克思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 这是对马克思的极大挑战 但是满足了魁奈的好奇心 他一直对24个世纪始终由一致的格言统治的中国报有极大的兴趣 甚至他追求在西方建立这样的社会

长期以来中国与西方的差别在 1:在社会组织结构上 我们是以家族为中心 这使得我们到现在都无法完全接受西方的个人主义 2:在生产模式上 (这也跟两地的地理环境不同有关) 我们是以家庭经营为中心的土地综合式经营 不可能实现专业化生产 3:商业发展 一个突出的就是城市 我们的城市是植根于农村经济中的 但是西方的城市直根于商业 <罗马兴衰史>里对此有经典的区分 原因也可以从地理环境中找到

我所要论证的就是 我们可能没有过资本主义的萌芽 (我实在是没时间看明清历史) 有的话也不可能自动走向资本主义 原因很简单 西方以"毛"纺织业做资本主义的领头羊 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对布匹的需求是无限大的 有可能有尽可能多的生产要求 纺织业的技术进步就有了动力 最终我们知道 西方完成了向机器生产机器的时代的转变 (这里专利权等制度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是我们的棉\麻\桑织业是不会有这个需求的 而且我们的农业无法提供足够的剩余劳动力 最重要的是 我们形成了自己的长期均衡

我的结论是 (没有什么理论和材料支持的结论) 没有西方列强的入侵 即假设我们始终是封闭的 那么我们现在将落后的多

只是简单的复制,不想编辑的更严密些了,对此有兴趣的同志请原谅,有时间咱再讨论.

我常说,要打照头来,不是有暴力倾向,是因为有问题就是它出的.这次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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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本主义 剩余劳动力 经济学专业 地理环境 一篇论文 资本主义 原创

以下是引用rich在2005-4-16 22:54:31的发言：

长期以来中国与西方的差别在 1:在社会组织结构上 我们是以家族为中心 这使得我们到现在都无法完全接受西方的个人主义 2:在生产模式上 (这也跟两地的地理环境不同有关) 我们是以家庭经营为中心的土地综合式经营 不可能实现专业化生产 3:商业发展 一个突出的就是城市 我们的城市是植根于农村经济中的 但是西方的城市直根于商业 <罗马兴衰史>里对此有经典的区分 原因也可以从地理环境中找到

对西方历史我不是很熟，但是对中国历史我非常熟，个人感觉楼主一个家族中心，一个家庭单位，一个城市根植于农村经济比较经典，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封建中国是歧视商业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以下是引用rich在2005-4-16 22:54:31的发言：

我所要论证的就是 我们可能没有过资本主义的萌芽 (我实在是没时间看明清历史) 有的话也不可能自动走向资本主义 原因很简单 西方以"毛"纺织业做资本主义的领头羊 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对布匹的需求是无限大的 有可能有尽可能多的生产要求 纺织业的技术进步就有了动力 最终我们知道 西方完成了向机器生产机器的时代的转变 (这里专利权等制度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是我们的棉\麻\桑织业是不会有这个需求的 而且我们的农业无法提供足够的剩余劳动力 最重要的是 我们形成了自己的长期均衡

[em07]

单是看史记，不看资治通鉴，明清史得出的结论确实就有些不敢恭维了

从新古典的供求分析是否会有技术进步是相当不足的

这里最好采用新制度经济学，从私人产权的保护（中国古代没有根本意义上的私人产权保护，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抄家灭门等为证）、意识形态（例如士农工商的等级和儒家礼教压抑竞争等等）和国家理论（如从五代十国、辽、金长期占据北方领土，元、清一统中国等外族入侵）来分析比较好

以下是引用rich在2005-4-16 22:54:31的发言：

是这样的 我偶然重读了<史记> 这次是带了经济学的有色眼镜 所以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我自己看来) 我们民族历史上国家的建立 是因为战争和治理洪水使得部落联盟内部等级和程序制度加强 由此自然形成的 并没有走完恩格斯<私有制\阶级和国家>中的逻辑历程 这使得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组织模式大异于西方 所以中国没有经历什么封建社会 有的只是马克思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 这是对马克思的极大挑战 但是满足了魁奈的好奇心 他一直对24个世纪始终由一致的格言统治的中国报有极大的兴趣 甚至他追求在西方建立这样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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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些不评价，呵呵，因为这部分挑战我的忍受极限。以后在说出这种话之前先去咨询一下学哲学的，不管怎么说，对于独立思考是要支持的。奖励金钱50，

奖励楼主现金50，经验10，欢迎讨论！

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BoardID=2178&replyID=155509&id=38413&star=1&skin=0

转贴张三李四在CENET的发言：

“我个人认为在短期恐怕不会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体制.

中国古代商业不发达有其重要的地理原因:中国大陆平原地区只占不到10%,绝大部分是山区和丘陵,南北间的交通极为不便.东西间虽可依赖长江黄河的内陆水运,但由于中国大江大河流向与等温线,等降水线几乎完全平行.也就是说,整个长江流域和整个黄河流域的物产几乎完全相同.除了沿海和内地之间的食盐交易,产矿区与非产矿区之间的金属交易,没有什么大宗的物品足以逾越巨大的运输成本供人们交换.

而在汉武帝时期,因为对匈奴作战的需要,将盐铁收作国家专营,以后又被历代皇朝沿作惯例,作为国家主要收入来源.

明朝出现的商品经济萌芽,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惠于元代的两项措施------广修驿道驿站和全程贯通京杭大运河.使得南北间的贸易成为可能.

但运输成本的下降又是有限的,陆路运输时间长,道路不安全,时有"盗贼"起伏.运河航运政府为了保证"漕运"的畅通无阻采取了严格的许可证制度.一般只有那些重量轻,运输成本低,价值高,不容易变质的物品才有可能被商人所青睐,例如丝绸,瓷器,茶叶和干果等

事实上,中国封建皇朝除了在舆论上贬低商人和科举取士对商人有些限制外,在税收上商人的负担并不重.除了店铺有少量的定额税,贸易行有一定的职业许可制度(牙贴式),跨区域的大宗贩运几乎没有什么税负.如果你是地方上公认的富户,也许会面临许多额外的摊派,但这是一种"总额税",对边际的效率影响并不大.

中国在明代还不可能进入资本主义,关键在于商业还不够发达,从而使得中国不可能出现类似西方的财政,税收,金融,及产权司法制度的完善.而商业不够繁荣的主要原因在于-----还没有找到一种南北间更便利更快捷更便宜的运输方式.

”

转贴扶风豪士的跟贴

“张兄回答甚为全面。 钱穆说，汉朝开始的盐铁政府专营，已经注定了中国不会萌发资本主义。 但我认为，定论下到汉朝还为时过早，因为历史虽然有其路径依赖之面，毕竟也有偶然的180度惊人转折的因素，否则命定论岂不太乏味？例如同时期日本，各种国策都是模仿中国，及至近代，又转换模仿西方，也有今日资本主义二号强国之境界。就算中世纪黑漫漫之西欧，谁又能料到日后如此之强盛？ 黄仁宇则基本持钱穆观点，云中国之所以不会萌发资本主义，“因为她志不在此”，“一为飞禽，一为走兽，”要飞禽立马成为走兽，当然需要假以时日了，因此中国的资本主义至今仍未立足。 我想张兄提到的交通障碍和地方富足是很重要的技术原因。古代中国全是内陆，海边基本上是荒芜之地，繁华的大都市都在内地。而且地方富足，不需要大宗的跨地区商业。而且中央集权，政府配给部分的代替了民间商业。这和地中海为中心的海上贸易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黄仁宇用三言中小说对明朝中后期中国商人精神文化的研究，说明了到此时为止，中国的西方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还没有出现。”

“这一段张兄有根据吗？那为什么商人负担不重还不能走向资本主义呢？ 有人研究中国商业的交易成本极低，因此商业较同时期欧洲诸国为发达，因此反而限制了中国的技术创新。这一观点是否对你有用。详见盛洪《现代新制度经济学》上册题为《晚期中华帝国……》”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4-17 12:20:50编辑过]

张三李四跟贴：

“谢谢扶风兄的评论.解释一个国家的制度演变可以引进很多变量:民族,文化,宗教,历史,技术水平,周边国家,甚至包括扶风兄在另一个贴子中指出的人的素质.但也正如扶风兄指出的,这些因素本质上都是内生变量.真正的外生变量只有一个,那就是地理环境(及由地理环境决定的气候变化).所以我倾向于用地理环境解释制度.

我也不喜欢类似于"路径依赖"这种外延过于含混不清的概念.由于制度的更换成本很大,她会(在存在制度演变潜在收益的前提下)保持相当时间的稳定,但我不相信上一期的制度会是当期制度的决定性因素.任何制度总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人们根据特定的地理环境(以及由地理环境决定的其他诸多的变量)所作的最优选择.

举例来说:蒙古,女真入主中原被很快汉化,放弃了原有的游牧条件下的制度安排;契丹统治中国华北地区,实行南北分制."南面官员"也迅速汉化.就是制度安排受制于地理环境的典型案例,这些民族的制度演化不再依赖原先的"路径".

当然也可以有另外的解释,比如说很多人都认为,这些民族不过是些"化外蛮夷",见了泱泱中华的上国文化,岂有不"慕而化之"之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个相反的例子.金灭辽之后,契丹皇室耶律大石率领大批追随者越过大漠,万里转进至现在新疆之西的托克木河流域,重建辽皇朝,中国历史称"西辽",西方人称"喀喇契丹",这是一个在中亚历史上有相当影响的政权,存在了近两百年.官修史书的评价是:向西传播了中国文化,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

但中国文化的影响在数十年之后就了无痕迹了.统治迅速部落化,部落首领的权力甚至超过了君主.统治者被称为"素丹",城市不复存在.是被当地人同化了吗?西迁的契丹人和汉人均超过百万,而他们治下的当地游牧民族不过数十万,移民在人数和文明程度上都不占劣势.最高统治者耶律大石甚至是天佑朝的探花,天禧朝的翰林苑大学士,文章诗赋都堪上乘,是一个被彻底汉化了的契丹贵族.同是这些人,同是这种文化,为什么制度不再"路径依赖"了呢?

答案只可能有一个:中国的制度安排不适用于游牧地区.”

“回到贴子主题,我不认为地方的富裕和城市的分布会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主要原因:即使地方再富裕,只要地区间交易潜在的收益大于潜在的成本,交易还是会照常进行.城市的分布更是交易的结果而非原因.

中国城市的崛起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一阶段是依长江黄河及其主要支流而建,汉代十三州刺史部治所及首都洛阳基本都符合这种情况,第二阶段是在大运河两岸,如杭州,扬州,清江浦(今淮阴),德州,通州等都极一时之盛,但往往也随着运河的衰落而衰落,第三阶段是沿海和沿铁路.这一历史过程从侧面说明了城市分布是交易的结果,取决于交易所依赖的主要运输方式.

在明清两代,北方政治中心的物资供应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南方,首先是江浙财赋之区,其次是荆楚地区.由于运河水运更为便捷,大宗物资主要从两江调运.

这里便有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政府主要采用"漕运"的方式收取实物税,而现金支付反而很少呢?如此大规模的物流如果由民间来承担,那么金融业,保险业,股份公司便会应运而生,只要假以时日,我们所期盼的近代意义的资本主义也会产生.

答案可以从明代笔记小说上找到:我们经常可以在一些宣扬"时运"的小说中看到商人们血本无归的例子.那时候南北间运输的最大宗物资是粮食.而粮食的运输成本和路途损耗占总价值比例很大.市场价格也极不稳定,信息又不畅通,从北京到杭州来回最起码也得两个月以上.如此巨大的风险是一般商人不愿意也无力承担的.政府也不愿意看到京师的粮食价格会经常的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最优的选择便是把粮食运输作为一种"公共物品"来提供.

这种大规模的政府组织的物流又在客观上要求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事实上,清代需要对漕运负责的官员光一二品大员就有户部尚书,转运司,仓场侍郎,漕运总督,河道总督,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江浙鲁直四省巡抚,达十余名之多.相关机构更是数不胜数.

在信息传播主要依靠人员往返和书信传递的时期,运输成本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信息成本.所以我认为于欧洲相比,尽管中国的商税很低(低到对政府根本无足轻重,甚至没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来管理这一事务,收取关税和厘税要到鸦片战争之后.)但中国的交易成本是很高的.

综上,在驿道运输和运河运输时期,中国还不可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政府的管理应当说与当时的特定条件还是适应的.

到太平天国前后,由于铁路和海运的兴起,漕运渐废,而民族工商业也随之出现某些现代意义的变化”

"我在<<明史.食货志>>找到一些资料:明代商税每年大致在十几万两到几十万两之间,者一数字相对于通常的总的财政收入(大约1400万两左右)是很小的.当然,没有包括盐榷,茶榷,酒榷等国家专营物资的税收.这些专营品的税负大约在"每十税一"至"三十税一"之间,好像也不是很重.而且,偷税的私盐私茶私酒很普遍. "

扶风豪士跟贴

“中国自唐以后的政治体制特征在于，权力决定财富，以权力谋取财富，权力与财富的紧密结合堪称世界之最。一旦一个集团掌握了国家权力，它必然要限制其他竞争性团体的权力，其结果是造成中国社会如钱穆所说“平铺散漫、无组织、无力量”，更激进的如外国汉学家所说“中国有国家而无社会”。在这个地方无力量的社会中，现代意义上信用支持的商业必定要由政府出面亲自组织或者派出代理人参与。商业天生就与政府脱离不了瓜葛，所以说中国历史上的商业名家无不是与政府委蛇的能手。这与资本主义诞生之地威尼斯判若霄壤，如西人所述，当时的威尼斯与其说是一个国家或者城市，还不如说是一个超级股份公司，其政府的力量来自于各路商人的向上辐辏而成，因此这个政府必定是经济意义上的最小政府，而且是卢梭意义上的社会契约型政府。 张三兄所言中国商人赋税极轻，证据确凿，我想从这里恰好可以解释。中国的大宗商业一般总是与政府合作才能施展开来，因此有学者称：中国历代统治者名义上贱商，其实却重商，所谓官商合作，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商业——盐业在大多时间是由官府主办而民间经营，几近于现代的国家垄断，而政府对于自己的企业，当然名义上赋税不会太高，但是这对民间商人来说，因为自身的上述的先天脆弱，不但要与政治权力同流合污才能支撑起来，还要受各级政府的百般勒索和干预，这实际上的赋税及其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不知几何了。 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商人充其量只是政府权力的代理人，丝毫无力量与威尼斯同行（counterpart）一样向上推进组织一个有利自身的政府，西方的资本主义要在中国萌芽，的确如黄仁宇所说，飞禽与走兽不可同日而语。”

“资本主义如何定义也是一个问题，我的想法是资本主义更趋向于指此前500年的欧洲原始资本主义，而不是现在所谓的与社会主义对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这个资本主义，不仅包括自由世界的轴心欧美各国，还包括资本主义的新贵日本和东亚诸国，甚至包括非洲拉美绝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这个资本主义是鱼龙混杂的，其共同特征很难概括。而我先指出的欧洲原始资本主义，自有其独特的开拓与创新的精神与状态，非当时世界其他国家可以比拟，例如当时沉睡的中国。”

“张三兄对中国历史尤其是经济史之了解的确让人佩服，许多观点与史实都非常的有意思和意义，值得我仔细学习和揣摩，在这里不敢妄发评论.上面仅就几点粗浅想法和张兄交流。用地理环境解释制度形成的确是目前比较终极的说法，我也经常倾向于用地理环境解释现实，但我想仅仅只是地理环境还不足以解释现实中制度如此繁复多样。而且英国之地理环境与美国相差万里，而英国制度竟然可以移植到美国，由此可见人文的因素也起了较大作用。中国先民区分华夷主要不是从人种，而是从制度也即他们说的“礼”，所谓“夷狄而中国者中国之”，即如果该国之礼符合华夏之礼，就是同我族类。当时的秦楚两国开始都不属于真正的华夏，结果因为仰慕中国之礼而被“中国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