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均富不等于公平(参见第六段)。
你说对了,但由它从你手上滑过去了: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农业创造的产值一定不如工业乃至服务业,所以农民贫穷的根源不在于谁去“剥削”它。事实上农村的生活水平也在同比提高,但绝对值越差越大,而且必要开支也越来越大。这才是当前三农问题的根源。
谈到必要开支,以往没有的病现在有了,以往不看的病现在不能不看了(在中国据说包括城里人在内90%的医疗费用于生命结束前的10%的时间);以往靠养儿防老,现在国家限制生育,而且有出息的孩子也跑到城市去了;再有的就是教育;当然,观念的改变也提高了必要的开支(有的是生产性的,譬如化肥;有的则是消费性的)。
这些情况在城市中也是如此,在改革开放中最惨的其实是被边缘化的城市贫民,他们没有技能(从而无法与你我相争),甚至没有体能(从而无法与农民工相争,提醒一下,能到城市打工的往往是农村中的相对“精英”),他们完全依靠政府的救济或保护(许多人不学无术才会破口大骂那位政协委员)。
谈到吃肉,就在我的这个收入层面,大家一般很少吃肉了,主要是人到中年,身体不好(血脂高等),我们通常会在饭店点经过加工的野菜、菌类、粗粮,我们到外地时会出高一倍的价钱向农民购买散养的鸡和鸡蛋。在雁荡山或许不要钱可以得到的野菜在上海中档饭店里比肉还贵。二日我们三人在浦东金桥吃饭,六个菜四百多元,只有鱼算是荤菜。三日我的一家三口加一个英国朋友吃巴西烧烤,68元一个大人,肉是顺便吃多少的;由于小孩半价,全部费用才238元。我说这些的目的当然不是炫耀。
第一个结论是贫穷不完全是经济问题,以饮食为例,吃不起肉的人采摘的蘑菇在城市可能价值几斤肉;农民还有地可以依靠,城市贫民不靠保护和救济根本无法活下去。第二个结论是要让吃不起肉的人能靠采摘蘑菇换肉吃得有一定的条件,比如交通状况的改善,更重要的是要靠把农民组织起来并且用制度和文化制约农民。比如说,我所在的系统以前常有去苏北出差的机会,因此经常有人到那里去收购甲鱼等,但野生的很快就罕见了,倒是当地的甲鱼价格被哄抬起来了。另一种例子更能说明制度和文化的作用:我喜欢吃山东的龙口粉丝,但我现在不买粉丝了;我也不在出差时买甲鱼和鸡了,因为我看不出野生和家养的区别(或是不是草鸡)。当然,农村自身的问题还有很多,例如越穷越生,基层干部素质极差等,但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结论之三就是靠传统农业无法解决现在的问题。
国家是不是对农民弃之不顾?也不是。巨额财政转移支付确实流向了农村,但中国农民实在太多了,而且由于种种原因这些钱的利用效率极低(有的地方农民根本拿不到钱或见到好处)。腐败当然在“种种原因”之中,不过,更主要问题出在思路上。譬如有人提出最大的不公平就是教育上的不公平,听上去好听,其实根本不对。连生存权都成问题,靠教育有什么用,大学生人为多起来的后果必然是素质下降和出路减少,其实恰恰导致了对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剥削加剧(正如你指出的大学收费可不管学生的父母是否有钱,大学生还能贷款或拿到奖学金/助学金,高中阶段闷杀的学子可就更惨了),而农村地区精英外流又导致农村地区前景越发灰暗。说的不好听一些,没文化还没那么多苦恼,没见过市面还不至于有那么多的期盼呢!你看我总结的是否有一定的道理。纸上谈兵式地关心农民的人与那些瞎指挥的村干部没有本质的区别。
三农问题的出路在哪里?恐怕我们得承认有相当长的一个阶段这个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因此,反哺农村不能搞一刀切,更不能凭感觉。譬如废除农业税,农民的负担在“费”而非“税”,国家600亿的收入摊到每个农民头上却是减少支出100元左右。那有什么意义?不如拿这笔钱集中起来做点事,充分发挥共产党领导的优势,比如减免农村妇女的生育费用(那可减少多少没有意义的死亡、犯罪,多少可以在农村地区带来一些就业)。而且农村又不是铁板一块。对上海农民和宁夏农民来说100元的含义完全不同。
对基本生活都成问题的地区来说,政府要做的就是养人,保证不饿死、冻死人,每年就发放一定的物质。有条件的可以组织移民。对有条件发展起来的地区要加大投入,无论是苏南和温州还是大邱庄在发展阶段几乎没有得到国家的支持,这才是大问题。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要“消灭”农民。把农民捆绑在土地上才是最根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