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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意义与局限
刘永佶
我不是为了“捍卫”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才写下前面那些文字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作为他所概括的劳动者的经济观，充分地发挥了它唤起、凝合劳动者争取自己利益斗争的作用，并在政治经济学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和体系。我们所要捍卫的，是发展了的、生存着的劳动者的利益。也正是由此出发，我们要继承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所体现的劳动者经济观，并根据现代劳动者的利益，概括他们的经济意识，发展劳动价值论。为此，在准确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同时，必须对其历史的局限进行分析。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意义，首先它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以劳动者立场对其经济意识的系统概括。这一点几乎是不必再论证的。劳动作为人本质的核心要素，是人成为人的根据，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然而，几千年的阶级统治，却使劳动者从社会主体降至社会底层，甚至不被当人看。劳动也以人本质的核心要素，变成低贱的行为，是“负效用”，是令人讨厌而避之不及的行为，只有下等人才因自己的低能而从事，至于上等人，则只应享受劳动成果，不该也不必去做这些卑贱的事。
不劳动但又占有和享受劳动成果的人，在人群中只占少数，为了统治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他们不仅要建立国家机器，以军队、官僚、警察、法律来控制劳动者的行为，还要以文化和教育，即意识形态的宣传与欺骗来支配劳动者的思想。几千年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制造出了那么多的圣人圣经圣典，宣称了不容怀疑的“天命”、“天道”、“佛法”、“客观规律”，但就是没有劳动者的意识。
近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创始时，因为当时的资本所有者大都还从事劳动，并要反对封建专制，因而也曾以劳动创造价值，生产财富作为一个主论点，即第一阶段的劳动价值论。但他们的劳动价值论一开始就与他们对利润的辩护相冲突，当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时候，也就理所当然地要求作为其意识形态工具的政治经济学丢弃劳动价值论，转而批判它。资产阶级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任由劳动价值论在思想界传播，那么，被统治的劳动者就会不服从控制，甚至会起来要求自己的利益。更不能容忍的是，劳动价值论就像一面镜子，将资产阶级的不劳而获及其高贵无耻的本来面目暴露无遗。
马克思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作为产业工人阶级的代表出现于思想界，并以系统深刻的思维将劳动价值论作为劳动者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进行规定和论证的。也正是从马克思开始，劳动者才有了足以与不劳而获的统治者相对抗的经济学说，并在此基础上构筑了劳动者的意识形态。劳动价值论及建立其上的经济学说，以及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归结到一点，只是强调劳动者的社会主体地位，为此，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反抗不劳而获的统治者，并要求以法律确定这种主体地位。
第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仅为劳动者争取社会主体地位的解放斗争提供了理论根据，也为人类摆脱神圣与自然的束缚，为人性升华提供了理论根据。
因为不劳而获并控制他人，阶级统治者不能不求助于各种外在于人本质和人性的力量来规定人的本质和人性。当他们宣称诸神、上帝、天命，自然规律对人类的主宰时，并不仅是要欺骗和控制劳动者，而且同时也控制他们自己。正是不劳动，才使他们在不能认知人本质和人性的同时，将各种外在的强力神圣化。这些神圣首先控制了统治者，然后才成为他们控制劳动群众的工具。马克思创建他的劳动价值论，是以劳动为人存在和本质的核心要素为前提的，正是这一点，使他将劳动者的解放与人类的解放统一起来，并宣称无产阶级在消灭加在他们身上的阶级统治的过程，同时就是消灭自己的阶级存在，并由此而结束人类的“史前时期”，进入以劳动为核心和基础，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形态。
劳动价值论绝非只是论证商品交换中价格的价值基础，而是要论证人类结束其“史前时期”的理论依据。人类的解放是由人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做起的，它当然要有浩大的政治运动，甚至有血雨腥风的武装斗争，但它所要达到的目的，却是依据劳动价值论所得出的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劳动创造的价值，归劳动者所有。由于阶级统治的扭曲，劳动创造的价值，劳动生产的产品，不仅不能全部归劳动者所有，而且成为不劳动的统治者控制劳动者的手段。由此而生的阶级统治的政治经济学，当然要反对劳动价值论，从而也反对人类社会依人的本质和人性建立其制度。论证了劳动价值论，也就为人类摆脱异化，自觉地升华人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三，马克思确立和论证劳动价值论的系统抽象法，不仅使劳动者的经济观得以系统表述，更使政治经济学，乃至全部哲学和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上提升了一个层次。我在《辩证历史》[1]一书中曾提出这样的观点：正是马克思以辩证法对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系统研究和论证，才使社会科学真正成了科学。这个说法可能有人不同意，但从近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史上，却足可以证明了只有在马克思那里，才将社会的主体归结于人，才有了以人为主体和出发点的社会科学研究。而他的辩证法，又使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纳入概念运动的体系，由此开始了以系统的辩证思维揭示，并论证人生和社会矛盾的理论。
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系统论证，是他辩证方法的典范。虽然在论述价值概念时，他因要“卖弄”辩证的思辨[2]而显得有些繁琐，但相关的论证却充分显示出他在方法上的系统和细致。而他通过概念运动将对价值的抽象规定转化到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工资、积累、资本循环和周转、生产价格等概念上时，辩证法的伟大生命力得到充分展示。也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证，使人类知道了自己思维的强力和优美。虽然后人不见得达到马克思的思维能力水平，但他的楷模作用，却是经济学和全部社会科学研究的必要前提。
第四，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一百多年来人类的阶级分析和社会运动，以及思想界确立了一个标准。
尽管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反复否认阶级的存在，他们以人的感性不能认识阶级为由，只承认人的个体性，但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由此而形成的剩余价值理论，不仅证明了资本制度下阶级——即对他人劳动无偿占有和支配的社会关系——的存在，也证明了它以前社会阶级的存在，甚至可以说明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少数“公仆变主人”的阶级性。
自马克思主义形成以来，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资本统治与劳动解放的矛盾，劳动解放的社会主义运动成了人类进步的大潮。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遍布全球，但往往泥沙俱下，欲辩那些号称社会主义的政党及人物之真伪，一个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看其对劳动者，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认可程度。凡是自觉地站在劳动者立场，并代表劳动者利益的人，势必认可认知劳动价值论，并由此来为劳动者（也包括他自己）争利益，来与侵害劳动者利益的人进行斗争；而那些蔑视劳动，不代表劳动者的人，不论如何标榜自己，也不会认可劳动价值论，甚至会反对劳动价值论，他们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
现代思想界从业人员之多，思潮、学科、学派、人物之繁杂，是以往任何时代都比不上的。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的人，都在说自己是以“科学”的态度在探索“客观规律”，他们本人并无私心私利，也无阶级偏见，似乎忠实地遵循“客观规律”，向人间宣示真理。然而，其动因何在？目的何为？不必做过多的评判，特别是不能和他们较真是否“客观”，只要看一看他们是否认可与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可以判定其阶级立场和学术目的。而这同时也就能明确其思想的先进与否。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形成一百多年来，其在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想上的作用，也正是它的历史意义之所在。
我们肯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意义，并不是将它说成绝对真理，而是以历史阶段性上确定其历史价值和地位。我们需要从中承继的，是其所体现的精神，而这又要求我们从历史的发展认识其局限。
概括起来说，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局限，也就是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产业工人阶级的局限。其表现主要有：
首先，就是他所确立的产业工人阶级的立场。马克思的时代，是产业革命后机器大工业迅速发展的时期，产业工人在经济中的作用，及其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都是相当突出的。明确自己的立场站在产业工人阶级一方，是他对现实和历史矛盾辩证认识的结果，又是进一步认识的基本点。也正因此，他才能站在产业工人阶级的立场，处于社会主要矛盾斗争的焦点，由此来思考经济矛盾，抓住时代的主题，得出深刻系统的对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规定。马克思的这一立场，在他的几乎全部著作都得到体现。
然而，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又导致生产方式和社会矛盾的演化，大约在马克思逝世半个世纪，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陷入空前危机，这场危机近乎可以证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矛盾及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然而，代表产业工人阶级的政党却没能利用这场危机夺取政权。居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则相当实用主义地背离了其自由竞争原则，充分地利用国家机器调控、干预经济，虽然有向前（市场经济）和向后（统制经济）的矛盾与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资本主义国家范围内就是这种矛盾斗争的尖锐表现，但市场经济路线与苏联的联盟战胜了统制经济的路线（法西斯主义）。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有：一、股份公司成了经济主宰；二、科学技术普遍应用于产业；三、服务业，即所谓“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日益加大。这就导致从事管理和技术的劳动者增加，而产业工人的比例下降，“白领工人”与“蓝领工人”的差别明显，而服务业中的劳动者比例也不断增长。
这是马克思始料不及的，他虽说已注意到科学技术在产业中的作用会加大，但没有预测到在资本制度下，雇佣劳动者自身会分化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两大阶层，更没有想到服务业会成为“第三产业”。
这样，他立足于产业工人阶级，并以主要为体力劳动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就显出局限，这种局限延伸到他的全部经济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也许由武装革命夺取政权并在新政权主导下进行迟到的产业革命的中国人不会注意这种局限，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却因这种变化而陷于困境。当我们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社会民主党对马克思主义态度的变化时，不仅有其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方法的原因，也与马克思本人立场上的局限有直接关系：为了在议会斗争中争取选票，只靠人数日益缩小的产业工人是远远不够的。
第二，从商品出发，将创造价值的劳动局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这是由马克思的立场和立意直接相关的，也与他所处的时代特点有关。
但是，既使在马克思时代，不体现于商品的劳动交换，即以货币交换服务性劳动，或出卖服务性的不体现于商品的劳动力，也已经普遍存在，虽然它不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也毕竟应是劳动价值论包括的内容。而《资本论》开宗明义，第一个范畴，就是商品，第一句话，就是从商品出发，这样，也就等于给自己的劳动价值论圈定了外延，即由商品这些原素所构成的资本统治下的财富。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站在产业工人阶级的立场，集中探讨产业工人与产业资本家的矛盾的立意，对于《资本论》的写作来说，他的这个立意是得到充分体现的。而且，《资本论》的立意中还包括这样的意思：以产业工人阶级的经济意识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由此确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这样，马克思也就不能不迁就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而“财富”则是自斯密以来其体系形式上的核心（实则为利润）。《资本论》的第一句话，也就以此为批判的对象，而商品又是财富的原素，以商品开始，探讨其中的价值形成的根据，并由此论说其矛盾，是《资本论》的逻辑主线。
然而，正是财富和商品的外延界定，将那些非商品的劳动交换关系，特别是服务业中的交换关系和雇佣关系，排斥于劳动价值论之外，或者更准确地说，针对商品的劳动价值论不能包括那些不体现于商品的劳动交换关系。这一点，在马克思的时候尚不突出，而到20世纪中期以后，服务业成了“第三产业”，如何说明其中的价值及雇佣关系，成了一个重要问题，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又不包含这部分，其局限也就明显了。
第三，马克思对科学技术在生产中应用度的认识，有其时代的局限。自政治经济学形成以来，马克思是最为关注这个问题的，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他专门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但作为一个思想家，他不可能对科学技术一个世纪以后的发展和应用做出准确的预测，只能根据已有的科学技术水平对近期的发展做出判断。这表现于劳动价值论中，一是将劳动视为脑力和体力的“生理学意义的支出”，二是对劳动力的规定包括培养一个产业工人的教育费用，三是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探讨。
这些，都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归结起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所说的劳动，主要是产业工人的体力劳动。这在19世纪中后期，无疑是合理的，但对于20世纪中期以后因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而引发的劳动方式的变化，即脑力劳动逐步占主导地位，却显出难以应对。也正是因此，才有人以计算机、机器人、“无人工厂”等来攻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进一步说，运用高新技术的劳动者，其劳动力的价值如何计算，他们与资本家的关系如何规定等等，也不可能直接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找到答案。
第四，历史的局限导致逻辑的局限。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逻辑体系，无疑是他那个时代最为严密的，即今天，也几乎没人能达到他那样的思维层次和方法。然而，思维方法的高超并不等于没有缺陷，特别是在时代发展的条件下，马克思思维方法和论述体系上的局限性也就显示出来。
这在劳动价值论上的主要表现，就是马克思方法中所遗传的黑格尔思辨方法的特征。他的学术，来源于黑格尔的思辨方法，而他毕生的努力，都在批判和克服这种方法，到《资本论》论述劳动价值论时，马克思无疑已经克服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所体现的客观唯心主义，但他注重“客观规律”的观念并未消除，而是力图以唯物主义“客观”地揭示经济规律。这样，黑格尔有关“客观逻辑”的思想，依然在马克思的方法中有潜在的影响。其突出表现，就是论商品和价值实体、价值量、价值形式、货币等一系列概念运动时，他力求按黑格尔《逻辑学》中“客观逻辑”的“有论”体系原则进行论述，其优点是相当的系统和严谨、细致，但缺点在于繁琐和重复。在这似乎从有到无，有无成变的论述中，马克思力求“客观”地再现资本如何以其原素形式生长起来，并不带阶级的主观性，为此，他费了相当大的心思，可是，也给读者留下了诸多麻烦，而其中一些麻烦，实则是不必要的。
类似的情况，在《资本论》其他篇章也有出现。这些，也都是历史所加给马克思逻辑上的局限。
当然，若以今人视野论，马克思的历史局限太多了，包括他对苏联、中国初级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不能预见，都可以说成是他的局限。
但马克思并不是上帝，他只能在有限的生命中认知有限的事物。以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可以说是人类中最伟大的思想家，他所突破历史局限的范围也最大，但他依然是被历史局限了的。我们之所以指出这种局限，既不是为他进行辩护，也不是借此否认他学说的历史意义。我们所要强调并努力去做的，是从受历史局限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发现并继承其基本精神，在新的同样有局限的历史条件下，研究现实的经济矛盾，将作为劳动者经济观的劳动价值论提升到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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