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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恐惧心理在监控社会中形成
知道分子之赵勇专栏
7月3日，北京的多家报纸均报道了如下一条新闻：从即日起，警方开始清查全市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除个人擅自在公共场所设置摄像头将被处罚外，内部单位探头擅自“外窥”的，也将被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都将被罚款。而公共场所情侣亲昵、女性的不慎走光等，电子眼将不能故意摄录，更不能以营利为目的向网站等发布，否则电子眼所在单位或者个人将面临重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此条新闻读罢，又浏览了近半年关于电子眼的相关报道，就觉得电子眼正呈如火如荼之势发展，不久的将来即可星罗棋布。比如，广东今年将添30万摄像头，完善治安视频监控体系；广东东莞市5年内计划密布10万电子眼，覆盖社区出租屋；辽宁省今年将投资3亿元用于视频监控系统建设，沈阳市到今年年底，将在全市街头安装40万个电子眼，电子眼几乎覆盖市区所有公共场所；重庆800辆公交车将装摄像头，意在监控偷窃行为；北京市去年的高考考场全程实时监控的电子眼只装了四成，今年则全部安装……西方学者在1994年曾出版过《电子眼：监视社会的兴起》(The Electronic Eye：The Rise of Surveillance Society)一书，10多年之后，我们显然也进入了这样的社会。
回到前面的报道。对于北京警方的这次行动，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有不同意见，但其中所隐含的一些疑问，很可能普通老百姓都弄不清楚。比如，什么是擅自“外窥”？怎样区分故意摄录和无意摄录？公共空间究竟如何界定？公共场所的私人区域应该如何保护？警方清查一些单位的违规操作，但警方设置电子眼的权力究竟又有多大？凡此种种，不知道别人作何理解，反正我是想不清楚的——大概它已超出了我的想象范围。
但由此生发出来的话题却应该讨论。比如，公共安全和个人隐私之间的矛盾，就是人们热衷于讨论的话题之一。关于这个话题，我的看法很简单：每一种新型技术产品的出现，都会使原来不成问题的问题成为问题。波兹曼说：电视的出现导致了童年的消逝，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可以说，电子眼的出现一方面使隐私权的问题凸显出来，一方面也让个人隐私趋于终结？让我们来听听老百姓的说法。当沈阳市有近一万辆出租车安装了摄像头后，一位姓李的男士说：“出租车装摄像头，让人感到不舒服，虽然咱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也不怕被偷拍，可坐在车上总觉得不自在，总像有人可以随时瞧到我似的。”而一位姓张的居民则担心：“电子眼能看到276米外的报纸上的标题，那我家岂不是被一览无余了？”
以上说法可总结成如下思考：电子眼给人们制造了一种恐惧心理。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一个人除了在家里饮食起居，他还得在市面上混。在市面上混的时候，一想到他随时随地都在电子眼的监控之下，他就只得假模假式假正经。他自然不能作奸犯科，却也因此变得缩手缩脚，谨小慎微。说句大白话，安装电子眼的本来意思大概是想对“坏人”起到一种威慑作用，却也把“好人”吓得心惊胆战肝肠乱颤。之所以如此，大概是电子眼之“理念”作祟的缘故。电子眼不是还有个“电子警察”的俗名吗？在“电子警察”的眼中，很可能每个人都是一个潜在的罪犯。一个人在家里呆着本来觉得清白无辜，一出门却仿佛变成了坏人小人罪人，原因就在于它被电子法眼照得通体透亮。在这里，正常的因果关联依然失效，现代管理体制造就了新的形式逻辑。
当然，说出如上感受其实已没什么新鲜，因为法国的哲学家福柯早已发明了“全景监狱”(panopticon)的概念，并论证了监视手段和权力运作如何在一个社会中无孔不入，从而导致了“规训社会”的形成。福柯说的是西方的情况，想一想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许多年前，我在某省一单位里做事，单位里有一中年教师，每天只是在家里呆着，偶尔出门，遇见人迎面走来，他就退到一边，低眉顺眼，声不敢出。问其故，原来此人“文革”期间是被监管的对象，“文革”结束，他的精神也出了问题——很怕见人。据说，那时的“地富反坏右”是处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监视之下的，而群众又大都长着一双雪亮的眼睛，所以怕见人就变得可以理解了。如今，“地富反坏右”早已作古，广大人民群众却又处在了电子眼的监视之下。这样的变化显得异常诡秘，却也不难理解。我猜想，当新的规训手段生效许多人因此有了很怕上街的后遗症后，交通、治安、乃至游行示威等问题估计就可以一揽子解决了。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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