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经济学视野中的农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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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国外一些学者用数据表明公平和快乐、失业与快乐之间存在密切的正向关系，而这两大问题恰是“三农”的核心问题。
　　鉴于近年来我国城乡差距仍在扩大，“三农”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农民的“快乐指数”没有得到相应提升的现实。这里，我们试着用快乐经济学的一些原理来研究其中的“农民”问题。
　　传统经济学基于精确的计算或衡量的方便，往往以货币数量来衡量效用和福利的多少，但金钱的多少往往无法判定人们是否幸福和快乐。而快乐经济学是以整体价值观、实证方法论、直面社会生活为基点，融合了经济学、行为学、社会学、心理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发展，其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鉴于近年来我国城乡差距仍在扩大，“三农”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农民的“快乐指数”没有得到相应提升的现实。这里，我们试着用快乐经济学的一些原理来研究其中的“农民”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时农民扬眉吐气，可以说，其快乐程度达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峰，但以后快乐指数便逐渐下降。关于快乐的研究表明，快乐形成是有参照的。社会学家默顿的群体参照理论指出，人们对自己幸福快乐及生活好坏的评价，并不总是依据客观条件，而是更多地与周围环境进行比较，满足的获得不是通过自我反思而产生的，当被比较的参照系发生变化时，人们的感觉也会随之变化。由于快乐来自于满足，满足来自于比较，农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劳动成果与个人的劳动付出密切联系，生产经营的决策、管理都是农民自己决定，自主权大大增强。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收入增加，自由度增加，而当时的所谓城市居民在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物质供给匮乏，收入差别严格限制，工作岗位不得轻易变动，更谈不上行业间的流动，信息极度封闭，人们活动空间狭窄。所以，与当时的城市居民比，农民快乐感就很高。
　　然而，1985年以后城市体制开始改革，对国有企业放权让利，拥有自主权的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决定生产和价格，农业生产资料大幅度上涨，分散的家庭联产承包力量就显得单薄，农民快乐感逐渐下降。20世纪90年代后，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城市发展迅速，农业长期徘徊，农村经济无法与城市经济竞争，农民失去了改革初所获得的优势。同时，科技和信息在城市得到空前的发展，城乡差别日益加剧。应该说中央政府近几年的政策措施确实使农民得到了实惠。但要使农民增加快乐感，使物质条件的改善所带来的效果密切与精神生活相结合，就需要研究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因为快乐程度并非随着经济实惠的增加而正比例地上升。
　　国外一些学者，如阿莱西那和克拉克等人用数据表明公平和快乐、失业与快乐之间存在密切的正向关系，而这两大问题恰是“三农”的核心问题。以公平为例，在我国城市，劳动社会保障部门对城市社会保障进行统筹管理，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范围已基本覆盖养老、医疗、生育、失业、工伤、贫困、病残各个方面，此外，还有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和优抚安置等。城市的人均社会保障支出近些年占人均GDP的15%。与之相比较，农村社会保障就欠缺得多，社保体制相对滞后，多头管理、无人管理依然存在。保障覆盖面狭窄，失业、工伤基本没有，养老、医疗保险只有少数条件较好的地方才有。而且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也没有统一标准，农民的生、老、病、孤、就业、医疗、上学成本不断攀高，社会保障难度不断加大。农村社会保障主要依靠家庭自保和亲友资助。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相对城市偏少，人均支出只有人均GDP的0.18%。这使得许多农民暂时还是不快乐。
　　我国城市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工业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大量的城市就业机会，为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创造了条件。但我国农业人口数量实在太多，虽然每年数以亿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到发达地区打工。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绝大多数又苦又累又脏，而且待遇低，还面临随时被“炒”的风险。这种状况使农民很不快乐。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身份是有区别的，这种歧视性政策使农村劳动力不能与城市劳动力在市场中进行公平竞争。城乡没有同样的就业机会，即使就业了也不能同工同酬，许多农村劳动力付出多，收入却低于城市劳动力。此外，有不少根本不签订劳动合同，业主随意延长工作时间，不缴纳社会保险，忽视劳动者安全保护。这也大大影响了农民的快乐感。
　　近年来，中央政府为农民做了大量工作，农民也得到不少实惠，但要使农民整体都能在获得物质利益的同时，在精神层面上得到更多快乐，就必须继续改革，运用制度创新工具来提高农民的快乐感：
　　首先，制度安排上要有体现公平的政策。扩大公共财政可以增进公平，改善宏观制度安排会增进人们的幸福感。制定城乡公共管理政策的出发点应从过去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转变到追求建立并维系一个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环境上，使得全体社会成员能最大限度地拥有平等、自由的感觉，在此基础上，人们快乐和幸福的感觉也就会增加。此外，还需要制定关心农民在农村生活相关的一系列政策。如农民（工）的失业、养老、病残救济、教育医疗文化等，各级政府要进一步重视农村中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并关注公共投资的效率。此外，坚持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运用市场的力量，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
　　其次，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实行“国民待遇”。农民进城身在现代化城市，周边的“城里人”是他们的比较对象，耳濡目染的是城里的现代气息，城里人的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补贴、公共设施、文化娱乐等无不对其快乐感受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应尽量保障他们的“国民待遇”，至少让他们感觉到党和政府在尽最大努力达到这一目标，并给予阶段性的期望。
　　第三，各级政府要加强文化事业建设、。快乐经济学认为，世界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快乐，即高尚的快乐和低级的享乐。在发展市场经济、尊重个人选择和弘扬个性的过程中，教育人们追求高尚快乐、摒弃低级享乐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和谐共进、互乐互惠、宽容包含、勤俭节约、诚信知礼的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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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快乐经济学 经济学 社会保障支出 基础设施建设 农业生产资料 经济学 快乐 农民 视野

对"快乐经济学"有所耳闻,能否提供一些参考数目

　［参考数目知道了一定尽快贴出！］　下面的内容可能会对大家有所帮助：

　　趋乐避苦是人类行为的终极原则，追求快乐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人类所有行为与结果如衣食住行、GDP增长、环境保护等，归根结底都是相对于快乐而言才具有价值的。或者说，人类所有的行为与结果均是手段，快乐才是终极目的。由于经济学是分析人类行为的科学，而快乐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因此快乐应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近百年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对此有所偏离，由此导致经济理论连同其解释和引导的发展实践也有所偏离。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国际上快乐经济学（EconomicsofHappiness）的研究方兴未艾，发展迅速。快乐经济学在整体主义价值观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支持下融合了行为学、社会学、实验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知识，逐渐成为“直面生活现象”的经济学典范。笔者认为，快乐经济学研究也将成为中国经济学本土化最值得关注的发展方向。

　　快乐经济学研究的理论难点

　　快乐与功利原本是古典经济学“心照不宣”的前提。然而，由于古典经济学同时因受到文艺复兴个人本位主义价值观的强大影响，以致使得英国的两位经济伦理学巨匠——边沁与斯密的学说得到了不同的待遇：斯密因把快乐收敛于个体经济效用的狭隘利己主义经济人维度而获得光大；边沁则因把快乐、幸福扩展于整个社会的利他主义原则，而受到个人主义价值观大行其道的欧洲经济学的冷落。这两种根基于价值观差异的经济思想，不仅引起了价值内涵（物质利益与快乐）的变异，同样也引起了后来经济学在逻辑理性主义与经验实证主义两种方法论路径演化上的差异。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国民快乐、幸福指数核算方法的推行，以及以国民生活快乐（GrossNationalCool）为核心的日本新兴产业的崛起，一定意义上表明了快乐经济学“春天”的到来，但这并不是说快乐经济学的理论难题已经解决。实际上，快乐经济学的“春天”之所以姗姗来迟，除受前述个人本位主义价值观与物质效用主义、利己主义的阻碍外，快乐经济学本身面临的理论难题也是重要原因:

　　其一，快乐的主观性是否具有客观实在性的基础？快乐（happiness）、幸福（wellbeing）、效用(utility)、偏好(preference)，这些概念均具有主观性特征，难以形成一致性的标准，并容易陷入快乐的不可知论。因此，对于快乐的主观性是否具有确凿的客观实在性基础的理论证明，便成为快乐概念能否有效确立的首要理论难点。此问题首先在哲学家内部进行争论，后由边沁首开快乐与幸福的数量概念之先河，基数效用论与序数效用论是此问题在经济学领域论争的继续。1980年，塞勒艰难地把效用区分为决策效用（即引起快乐和痛苦的效用）与体验效用（快乐与痛苦本身）的差异，并指出，基于稀缺的决策效用归根结底是以基于快乐的体验效用为目的的。卡尼曼（1994）引入了这对概念，并证明了当期快乐与痛苦的体验效用的客观性与可测度性。这种客观性、目的性快乐测度的理论机理，是通过在一个二维空间中对精确瞬间的情感状态的及时测度而成为可用指标。这个二维空间由效价（好、中、坏）和觉醒程度（从昏睡到发狂，由最小可感知快乐到极乐）这两个维度来界定。卡尼曼断言他对体验效用测度的质量最终好得足以能够满足制订政策的需要。

　　实际上，快乐这种体验效用的主观性存在着明确的客观实在性基础。这种客观实在性可通过“主体客观性”与“对象客观性”来证明。首先，人类快乐欲望的产生不是主观随意的，甚至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是以人的相应生理官能存在和这些官能的需要为客观物质基础的。快乐属于在心身一体性基础上的脑物质的机能，人类的苦乐感知最终可通过脑神经元的电、磁、场、波等脑生理反应解读出来。这是快乐产生与感知的“主体客观性”。也因此，汪丁丁（2002）曾预言，大约到2050年左右，经济学将转向脑科学研究。其次，人类追求快乐的主体欲望所指向的对象同样具有自在与客观性质。由于满足快乐需要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对象本身的客观属性和功能（如大米可以充饥、衣服可以御寒）相对于人类的快乐需要而言是客观存在的。这两项大致证明了快乐这种主观体验具有的客观实在性基础。

　　其二，快乐人际可比性的理论机理证明。由于存在着人们对同一对象感受或同一人对同样事物在不同状态下快乐体验效度的差异，一些学者因此否认快乐与效用的人际可比性。关于快乐或效用的人际可比性的论争也一直存在。实际上，运用经济现象中的“批发”销售或“优质”品种认定等“群体行为”现象，可以比较容易地反证人际存在着相当一致性的偏好基础与对对象效用可比性的认定。而跳出单纯经济学视角，运用基因学证明的人的“类近似性”原理则可证明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快乐人际可比性的基因与“类”近似基础，这为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快乐可比性问题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而运用选择行为的最大化原理（边际效用等于边际成本）则可证明人们对同一事物在不同时段的效用递减或演化仍是指向最大化目标的，从而能够形成快乐人际可比性与测度的有效性原理的证明。

　　其三，快乐测量的理论机理与测量方法研究。从理论机理上讲，快乐实际是基于心身一体性的人脑中枢神经系统电、磁、场等的物理、化学反应现象，最终可通过如血压计一样的“快乐计”来测度。人的主体客观性、类近似性及满足快乐的对象客观性三者大致可完成对快乐测量的理论机理与测量有效性的证明。但在发明出快乐计之前，快乐测量仍是一个难题。目前，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分别有各自不同的方法：心理学关注对快乐本身测度与追忆的稳定性；社会学主要侧重于主观幸福感测度方法，主要运用一系列关于主体感受的满意度指标来进行主观幸福感测度；经济学中的快乐测度比较注重主客观影响因子的系统性结合，注意一些客观实在性指标的选取，并对心理学、社会学方法有糅合性，但其弱点是对主观快乐测度的稳定性把握不够。如何把几种学科的方法结合起来，形成跨学科研究仍是国内外迄今未解决好的课题。

　　其四，经济增长与快乐增长悖论的解释与解决。这一悖论是指经济增长与快乐增长的相关性不一致问题，简称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Paradox）。西方国家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即开展快乐指数调查，发现经济增长与国民快乐指数（happinessindex）或主观幸福感（SWB，SubjectiveWell-Bing）在一定限度（如人均GDP5000美元）内与快乐增长具有正相关，超过一定限度以后，相关性便显著减弱乃至快乐无增长、负增长。对于这一伊斯特林悖论现象，实际上可运用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所包含的“基于金钱的不同质需要的弱通约、不通约性”原理来解释。即当人们的收入上升到基本需要满足以上层次时，金钱很难通约其他层次的满足，收入就不再是强相关性的快乐影响因子，而公平与尊重、交往与友谊乃至是自我实现就变得更加重要。这些需要的实现并不要用同等比例的钱来获得，这就是金钱与快乐在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后发生弱相关性的基础原因。当然，环境损害、公平缺失等是其他的非金钱原因。然而，尽管需要层次论能够对伊斯特林悖论给以一定的理论解释，但经济增长与快乐增长的相关性演化仍给经济增长提出来一系列的重大课题。如：基于快乐核心价值的经济增长是否存在理性限度？经济增长如何持续促进快乐增长？经济社会发展究竟是以快乐、幸福为核心还是以GDP为核心？如果经济有发展而快乐无提高，则经济增长定然无意义。那么，经济增长又如何能够无限化地正相关于人们的快乐？

　　快乐经济学的发展向度

　　着眼于系统性的研究视域，快乐经济学要完成其作为经济学分支体系的理论建构，需要着重在以下两方面获得突破与发展：

　　一是在快乐经济学研究的深度与系统性方面拓展，借助于哲学、经济学、脑神经科学、行为学的理论与知识，在快乐生成原理、需要原理、广义效用理论、消费原理、生产原理以及公共政策选择等方面形成微宏观相结合的一体化研究，以构建快乐经济学的系统化理论机理，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由于快乐是人类行为之核与终极价值，这个内核的结构与价值体系是丰富的，需要借助于脑科学、行为学、伦理学（如动物快乐）等多学科知识。目前国内外经济学均已有这方面的跨学科研究，以解释人们偏好行为的形成机理与苦乐体验生成的系统原理，但这些研究仍是尝试性的，离快乐经济学的系统性距离尚远。

　　二是与计量经济学、统计学、心理学、经济社会学等学科结合，吸收其他学科对于主观幸福感、幸福指数、快乐指数研究的成果，形成对快乐计量的理论机理与方法的系统研究。这一发展的经济学介入角度主要是通过研究与设计基于主客观因子结合、自诉客观因子与统计客观因子结合的快乐（幸福）指数量表，以便在具有良好信度、效度量表的基础上，通过大样板、规范化、系统化的国民快乐、幸福状况调查，来实现国民快乐（幸福）指数核算方法的稳定性与有效性，为显示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效果提供重要的评价依据，同时也为快乐经济学的发展提供实证支持。

　　快乐经济学的现实价值

　　首先，快乐经济学揭示了快乐幸福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的终极价值理念。相对于以GDP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而言，这一价值理念的转变非同小可，它是对人类行为最高价值与行为的终极准则的偏好明示，并与体验经济学（ExperienceE-conomics）的研究目标形成某种相互支持。包括最近国家统计局提出的核算国民幸福指数在内，快乐经济学研究的重大意义实际上不在于它的测度，而在于其价值观与方法论上向真理的极限逼近。国民幸福指数统计的开展与快乐经济学研究可促进和引发一场思想运动，从而在国民心中逐渐形成一种思想共识。

　　其次，快乐经济学提出了一系列与快乐相关的重要经济学概念与理论，如广义消费与广义财富论等。因为基于快乐的消费原理是指人类运用对象来满足自身需要的所有行为与过程，这便形成了快乐经济学的广义消费概念并用以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狭义消费概念。基于这一概念，如果用50个单位效用的环境福祉牺牲来增加30个单位效用的GDP，就是得不偿失的，因此，必须实行和谐生产与和谐发展的原则，幸福指数、绿色GDP核算等概念实际上均基于快乐与痛苦的核心原理。而人类追求快乐的自由实现与自由发展终将导致对制度自由的追求，共产主义成为必然的制度选择，对此著名学者黄有光教授与笔者均坚信共产主义理论，这也说明了快乐经济理论学者之间的某些一致性的观点。

　　第三，快乐经济学包含的快乐计量理论与实证方法研究，为我们发现人类快乐影响因子的权重序列，进而无论是为个人完善人生、还是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决策，提供最具价值的分析基础。这些影响因子包括从自我到宇宙的健康、亲情、经济状况、职业状况、社会状况、生态状况等。通过快乐调查，发现快乐影响因子的权重序列、结构及其演化，对于测度与追踪人民快乐、幸福程度变化，帮助开发促进提高人民幸福程度的政策，弥补GDP核算的不足，均意义重大。现成的例子是，极力倡导快乐原则、实行国民快乐总值（GNH，GrossNationalHappiness）核算的不丹，虽然其人均GDP仅800美元，但国民生活非常幸福。基于快乐经济学视野，一条通往快乐而又能够大大节约资源的和谐社会发展道路在我们面前瞬间便柳暗花明了，这是惟一科学的全球现代化发展之路，并使得以高能耗引起人口、资源、环境矛盾高度紧张的美国式异化的现代化模式黯然失色。（　趋乐避苦是人类行为的终极原则，追求快乐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人类所有行为与结果如衣食住行、GDP增长、环境保护等，归根结底都是相对于快乐而言才具有价值的。或者说，人类所有的行为与结果均是手段，快乐才是终极目的。由于经济学是分析人类行为的科学，而快乐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因此快乐应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近百年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对此有所偏离，由此导致经济理论连同其解释和引导的发展实践也有所偏离。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国际上快乐经济学（EconomicsofHappiness）的研究方兴未艾，发展迅速。快乐经济学在整体主义价值观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支持下融合了行为学、社会学、实验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知识，逐渐成为“直面生活现象”的经济学典范。笔者认为，快乐经济学研究也将成为中国经济学本土化最值得关注的发展方向。

　　快乐经济学研究的理论难点

　　快乐与功利原本是古典经济学“心照不宣”的前提。然而，由于古典经济学同时因受到文艺复兴个人本位主义价值观的强大影响，以致使得英国的两位经济伦理学巨匠——边沁与斯密的学说得到了不同的待遇：斯密因把快乐收敛于个体经济效用的狭隘利己主义经济人维度而获得光大；边沁则因把快乐、幸福扩展于整个社会的利他主义原则，而受到个人主义价值观大行其道的欧洲经济学的冷落。这两种根基于价值观差异的经济思想，不仅引起了价值内涵（物质利益与快乐）的变异，同样也引起了后来经济学在逻辑理性主义与经验实证主义两种方法论路径演化上的差异。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国民快乐、幸福指数核算方法的推行，以及以国民生活快乐（GrossNationalCool）为核心的日本新兴产业的崛起，一定意义上表明了快乐经济学“春天”的到来，但这并不是说快乐经济学的理论难题已经解决。实际上，快乐经济学的“春天”之所以姗姗来迟，除受前述个人本位主义价值观与物质效用主义、利己主义的阻碍外，快乐经济学本身面临的理论难题也是重要原因:

　　其一，快乐的主观性是否具有客观实在性的基础？快乐（happiness）、幸福（wellbeing）、效用(utility)、偏好(preference)，这些概念均具有主观性特征，难以形成一致性的标准，并容易陷入快乐的不可知论。因此，对于快乐的主观性是否具有确凿的客观实在性基础的理论证明，便成为快乐概念能否有效确立的首要理论难点。此问题首先在哲学家内部进行争论，后由边沁首开快乐与幸福的数量概念之先河，基数效用论与序数效用论是此问题在经济学领域论争的继续。1980年，塞勒艰难地把效用区分为决策效用（即引起快乐和痛苦的效用）与体验效用（快乐与痛苦本身）的差异，并指出，基于稀缺的决策效用归根结底是以基于快乐的体验效用为目的的。卡尼曼（1994）引入了这对概念，并证明了当期快乐与痛苦的体验效用的客观性与可测度性。这种客观性、目的性快乐测度的理论机理，是通过在一个二维空间中对精确瞬间的情感状态的及时测度而成为可用指标。这个二维空间由效价（好、中、坏）和觉醒程度（从昏睡到发狂，由最小可感知快乐到极乐）这两个维度来界定。卡尼曼断言他对体验效用测度的质量最终好得足以能够满足制订政策的需要。

　　实际上，快乐这种体验效用的主观性存在着明确的客观实在性基础。这种客观实在性可通过“主体客观性”与“对象客观性”来证明。首先，人类快乐欲望的产生不是主观随意的，甚至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是以人的相应生理官能存在和这些官能的需要为客观物质基础的。快乐属于在心身一体性基础上的脑物质的机能，人类的苦乐感知最终可通过脑神经元的电、磁、场、波等脑生理反应解读出来。这是快乐产生与感知的“主体客观性”。也因此，汪丁丁（2002）曾预言，大约到2050年左右，经济学将转向脑科学研究。其次，人类追求快乐的主体欲望所指向的对象同样具有自在与客观性质。由于满足快乐需要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对象本身的客观属性和功能（如大米可以充饥、衣服可以御寒）相对于人类的快乐需要而言是客观存在的。这两项大致证明了快乐这种主观体验具有的客观实在性基础。

　　其二，快乐人际可比性的理论机理证明。由于存在着人们对同一对象感受或同一人对同样事物在不同状态下快乐体验效度的差异，一些学者因此否认快乐与效用的人际可比性。关于快乐或效用的人际可比性的论争也一直存在。实际上，运用经济现象中的“批发”销售或“优质”品种认定等“群体行为”现象，可以比较容易地反证人际存在着相当一致性的偏好基础与对对象效用可比性的认定。而跳出单纯经济学视角，运用基因学证明的人的“类近似性”原理则可证明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快乐人际可比性的基因与“类”近似基础，这为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快乐可比性问题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而运用选择行为的最大化原理（边际效用等于边际成本）则可证明人们对同一事物在不同时段的效用递减或演化仍是指向最大化目标的，从而能够形成快乐人际可比性与测度的有效性原理的证明。

　　其三，快乐测量的理论机理与测量方法研究。从理论机理上讲，快乐实际是基于心身一体性的人脑中枢神经系统电、磁、场等的物理、化学反应现象，最终可通过如血压计一样的“快乐计”来测度。人的主体客观性、类近似性及满足快乐的对象客观性三者大致可完成对快乐测量的理论机理与测量有效性的证明。但在发明出快乐计之前，快乐测量仍是一个难题。目前，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分别有各自不同的方法：心理学关注对快乐本身测度与追忆的稳定性；社会学主要侧重于主观幸福感测度方法，主要运用一系列关于主体感受的满意度指标来进行主观幸福感测度；经济学中的快乐测度比较注重主客观影响因子的系统性结合，注意一些客观实在性指标的选取，并对心理学、社会学方法有糅合性，但其弱点是对主观快乐测度的稳定性把握不够。如何把几种学科的方法结合起来，形成跨学科研究仍是国内外迄今未解决好的课题。

　　其四，经济增长与快乐增长悖论的解释与解决。这一悖论是指经济增长与快乐增长的相关性不一致问题，简称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Paradox）。西方国家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即开展快乐指数调查，发现经济增长与国民快乐指数（happinessindex）或主观幸福感（SWB，SubjectiveWell-Bing）在一定限度（如人均GDP5000美元）内与快乐增长具有正相关，超过一定限度以后，相关性便显著减弱乃至快乐无增长、负增长。对于这一伊斯特林悖论现象，实际上可运用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所包含的“基于金钱的不同质需要的弱通约、不通约性”原理来解释。即当人们的收入上升到基本需要满足以上层次时，金钱很难通约其他层次的满足，收入就不再是强相关性的快乐影响因子，而公平与尊重、交往与友谊乃至是自我实现就变得更加重要。这些需要的实现并不要用同等比例的钱来获得，这就是金钱与快乐在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后发生弱相关性的基础原因。当然，环境损害、公平缺失等是其他的非金钱原因。然而，尽管需要层次论能够对伊斯特林悖论给以一定的理论解释，但经济增长与快乐增长的相关性演化仍给经济增长提出来一系列的重大课题。如：基于快乐核心价值的经济增长是否存在理性限度？经济增长如何持续促进快乐增长？经济社会发展究竟是以快乐、幸福为核心还是以GDP为核心？如果经济有发展而快乐无提高，则经济增长定然无意义。那么，经济增长又如何能够无限化地正相关于人们的快乐？

　　快乐经济学的发展向度

　　着眼于系统性的研究视域，快乐经济学要完成其作为经济学分支体系的理论建构，需要着重在以下两方面获得突破与发展：

　　一是在快乐经济学研究的深度与系统性方面拓展，借助于哲学、经济学、脑神经科学、行为学的理论与知识，在快乐生成原理、需要原理、广义效用理论、消费原理、生产原理以及公共政策选择等方面形成微宏观相结合的一体化研究，以构建快乐经济学的系统化理论机理，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由于快乐是人类行为之核与终极价值，这个内核的结构与价值体系是丰富的，需要借助于脑科学、行为学、伦理学（如动物快乐）等多学科知识。目前国内外经济学均已有这方面的跨学科研究，以解释人们偏好行为的形成机理与苦乐体验生成的系统原理，但这些研究仍是尝试性的，离快乐经济学的系统性距离尚远。

　　二是与计量经济学、统计学、心理学、经济社会学等学科结合，吸收其他学科对于主观幸福感、幸福指数、快乐指数研究的成果，形成对快乐计量的理论机理与方法的系统研究。这一发展的经济学介入角度主要是通过研究与设计基于主客观因子结合、自诉客观因子与统计客观因子结合的快乐（幸福）指数量表，以便在具有良好信度、效度量表的基础上，通过大样板、规范化、系统化的国民快乐、幸福状况调查，来实现国民快乐（幸福）指数核算方法的稳定性与有效性，为显示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效果提供重要的评价依据，同时也为快乐经济学的发展提供实证支持。

　　快乐经济学的现实价值

　　首先，快乐经济学揭示了快乐幸福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的终极价值理念。相对于以GDP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而言，这一价值理念的转变非同小可，它是对人类行为最高价值与行为的终极准则的偏好明示，并与体验经济学（ExperienceE-conomics）的研究目标形成某种相互支持。包括最近国家统计局提出的核算国民幸福指数在内，快乐经济学研究的重大意义实际上不在于它的测度，而在于其价值观与方法论上向真理的极限逼近。国民幸福指数统计的开展与快乐经济学研究可促进和引发一场思想运动，从而在国民心中逐渐形成一种思想共识。

　　其次，快乐经济学提出了一系列与快乐相关的重要经济学概念与理论，如广义消费与广义财富论等。因为基于快乐的消费原理是指人类运用对象来满足自身需要的所有行为与过程，这便形成了快乐经济学的广义消费概念并用以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狭义消费概念。基于这一概念，如果用50个单位效用的环境福祉牺牲来增加30个单位效用的GDP，就是得不偿失的，因此，必须实行和谐生产与和谐发展的原则，幸福指数、绿色GDP核算等概念实际上均基于快乐与痛苦的核心原理。而人类追求快乐的自由实现与自由发展终将导致对制度自由的追求，共产主义成为必然的制度选择，对此著名学者黄有光教授与笔者均坚信共产主义理论，这也说明了快乐经济理论学者之间的某些一致性的观点。

　　第三，快乐经济学包含的快乐计量理论与实证方法研究，为我们发现人类快乐影响因子的权重序列，进而无论是为个人完善人生、还是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决策，提供最具价值的分析基础。这些影响因子包括从自我到宇宙的健康、亲情、经济状况、职业状况、社会状况、生态状况等。通过快乐调查，发现快乐影响因子的权重序列、结构及其演化，对于测度与追踪人民快乐、幸福程度变化，帮助开发促进提高人民幸福程度的政策，弥补GDP核算的不足，均意义重大。现成的例子是，极力倡导快乐原则、实行国民快乐总值（GNH，GrossNationalHappiness）核算的不丹，虽然其人均GDP仅800美元，但国民生活非常幸福。基于快乐经济学视野，一条通往快乐而又能够大大节约资源的和谐社会发展道路在我们面前瞬间便柳暗花明了，这是惟一科学的全球现代化发展之路，并使得以高能耗引起人口、资源、环境矛盾高度紧张的美国式异化的现代化模式黯然失色。（　趋乐避苦是人类行为的终极原则，追求快乐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人类所有行为与结果如衣食住行、GDP增长、环境保护等，归根结底都是相对于快乐而言才具有价值的。或者说，人类所有的行为与结果均是手段，快乐才是终极目的。由于经济学是分析人类行为的科学，而快乐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因此快乐应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近百年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对此有所偏离，由此导致经济理论连同其解释和引导的发展实践也有所偏离。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国际上快乐经济学（EconomicsofHappiness）的研究方兴未艾，发展迅速。快乐经济学在整体主义价值观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支持下融合了行为学、社会学、实验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知识，逐渐成为“直面生活现象”的经济学典范。笔者认为，快乐经济学研究也将成为中国经济学本土化最值得关注的发展方向。

　　快乐经济学研究的理论难点

　　快乐与功利原本是古典经济学“心照不宣”的前提。然而，由于古典经济学同时因受到文艺复兴个人本位主义价值观的强大影响，以致使得英国的两位经济伦理学巨匠——边沁与斯密的学说得到了不同的待遇：斯密因把快乐收敛于个体经济效用的狭隘利己主义经济人维度而获得光大；边沁则因把快乐、幸福扩展于整个社会的利他主义原则，而受到个人主义价值观大行其道的欧洲经济学的冷落。这两种根基于价值观差异的经济思想，不仅引起了价值内涵（物质利益与快乐）的变异，同样也引起了后来经济学在逻辑理性主义与经验实证主义两种方法论路径演化上的差异。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国民快乐、幸福指数核算方法的推行，以及以国民生活快乐（GrossNationalCool）为核心的日本新兴产业的崛起，一定意义上表明了快乐经济学“春天”的到来，但这并不是说快乐经济学的理论难题已经解决。实际上，快乐经济学的“春天”之所以姗姗来迟，除受前述个人本位主义价值观与物质效用主义、利己主义的阻碍外，快乐经济学本身面临的理论难题也是重要原因:

　　其一，快乐的主观性是否具有客观实在性的基础？快乐（happiness）、幸福（wellbeing）、效用(utility)、偏好(preference)，这些概念均具有主观性特征，难以形成一致性的标准，并容易陷入快乐的不可知论。因此，对于快乐的主观性是否具有确凿的客观实在性基础的理论证明，便成为快乐概念能否有效确立的首要理论难点。此问题首先在哲学家内部进行争论，后由边沁首开快乐与幸福的数量概念之先河，基数效用论与序数效用论是此问题在经济学领域论争的继续。1980年，塞勒艰难地把效用区分为决策效用（即引起快乐和痛苦的效用）与体验效用（快乐与痛苦本身）的差异，并指出，基于稀缺的决策效用归根结底是以基于快乐的体验效用为目的的。卡尼曼（1994）引入了这对概念，并证明了当期快乐与痛苦的体验效用的客观性与可测度性。这种客观性、目的性快乐测度的理论机理，是通过在一个二维空间中对精确瞬间的情感状态的及时测度而成为可用指标。这个二维空间由效价（好、中、坏）和觉醒程度（从昏睡到发狂，由最小可感知快乐到极乐）这两个维度来界定。卡尼曼断言他对体验效用测度的质量最终好得足以能够满足制订政策的需要。

　　实际上，快乐这种体验效用的主观性存在着明确的客观实在性基础。这种客观实在性可通过“主体客观性”与“对象客观性”来证明。首先，人类快乐欲望的产生不是主观随意的，甚至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是以人的相应生理官能存在和这些官能的需要为客观物质基础的。快乐属于在心身一体性基础上的脑物质的机能，人类的苦乐感知最终可通过脑神经元的电、磁、场、波等脑生理反应解读出来。这是快乐产生与感知的“主体客观性”。也因此，汪丁丁（2002）曾预言，大约到2050年左右，经济学将转向脑科学研究。其次，人类追求快乐的主体欲望所指向的对象同样具有自在与客观性质。由于满足快乐需要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对象本身的客观属性和功能（如大米可以充饥、衣服可以御寒）相对于人类的快乐需要而言是客观存在的。这两项大致证明了快乐这种主观体验具有的客观实在性基础。

　　其二，快乐人际可比性的理论机理证明。由于存在着人们对同一对象感受或同一人对同样事物在不同状态下快乐体验效度的差异，一些学者因此否认快乐与效用的人际可比性。关于快乐或效用的人际可比性的论争也一直存在。实际上，运用经济现象中的“批发”销售或“优质”品种认定等“群体行为”现象，可以比较容易地反证人际存在着相当一致性的偏好基础与对对象效用可比性的认定。而跳出单纯经济学视角，运用基因学证明的人的“类近似性”原理则可证明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快乐人际可比性的基因与“类”近似基础，这为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快乐可比性问题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而运用选择行为的最大化原理（边际效用等于边际成本）则可证明人们对同一事物在不同时段的效用递减或演化仍是指向最大化目标的，从而能够形成快乐人际可比性与测度的有效性原理的证明。

　　其三，快乐测量的理论机理与测量方法研究。从理论机理上讲，快乐实际是基于心身一体性的人脑中枢神经系统电、磁、场等的物理、化学反应现象，最终可通过如血压计一样的“快乐计”来测度。人的主体客观性、类近似性及满足快乐的对象客观性三者大致可完成对快乐测量的理论机理与测量有效性的证明。但在发明出快乐计之前，快乐测量仍是一个难题。目前，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分别有各自不同的方法：心理学关注对快乐本身测度与追忆的稳定性；社会学主要侧重于主观幸福感测度方法，主要运用一系列关于主体感受的满意度指标来进行主观幸福感测度；经济学中的快乐测度比较注重主客观影响因子的系统性结合，注意一些客观实在性指标的选取，并对心理学、社会学方法有糅合性，但其弱点是对主观快乐测度的稳定性把握不够。如何把几种学科的方法结合起来，形成跨学科研究仍是国内外迄今未解决好的课题。

　　其四，经济增长与快乐增长悖论的解释与解决。这一悖论是指经济增长与快乐增长的相关性不一致问题，简称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Paradox）。西方国家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即开展快乐指数调查，发现经济增长与国民快乐指数（happinessindex）或主观幸福感（SWB，SubjectiveWell-Bing）在一定限度（如人均GDP5000美元）内与快乐增长具有正相关，超过一定限度以后，相关性便显著减弱乃至快乐无增长、负增长。对于这一伊斯特林悖论现象，实际上可运用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所包含的“基于金钱的不同质需要的弱通约、不通约性”原理来解释。即当人们的收入上升到基本需要满足以上层次时，金钱很难通约其他层次的满足，收入就不再是强相关性的快乐影响因子，而公平与尊重、交往与友谊乃至是自我实现就变得更加重要。这些需要的实现并不要用同等比例的钱来获得，这就是金钱与快乐在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后发生弱相关性的基础原因。当然，环境损害、公平缺失等是其他的非金钱原因。然而，尽管需要层次论能够对伊斯特林悖论给以一定的理论解释，但经济增长与快乐增长的相关性演化仍给经济增长提出来一系列的重大课题。如：基于快乐核心价值的经济增长是否存在理性限度？经济增长如何持续促进快乐增长？经济社会发展究竟是以快乐、幸福为核心还是以GDP为核心？如果经济有发展而快乐无提高，则经济增长定然无意义。那么，经济增长又如何能够无限化地正相关于人们的快乐？

　　快乐经济学的发展向度

　　着眼于系统性的研究视域，快乐经济学要完成其作为经济学分支体系的理论建构，需要着重在以下两方面获得突破与发展：

　　一是在快乐经济学研究的深度与系统性方面拓展，借助于哲学、经济学、脑神经科学、行为学的理论与知识，在快乐生成原理、需要原理、广义效用理论、消费原理、生产原理以及公共政策选择等方面形成微宏观相结合的一体化研究，以构建快乐经济学的系统化理论机理，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由于快乐是人类行为之核与终极价值，这个内核的结构与价值体系是丰富的，需要借助于脑科学、行为学、伦理学（如动物快乐）等多学科知识。目前国内外经济学均已有这方面的跨学科研究，以解释人们偏好行为的形成机理与苦乐体验生成的系统原理，但这些研究仍是尝试性的，离快乐经济学的系统性距离尚远。

　　二是与计量经济学、统计学、心理学、经济社会学等学科结合，吸收其他学科对于主观幸福感、幸福指数、快乐指数研究的成果，形成对快乐计量的理论机理与方法的系统研究。这一发展的经济学介入角度主要是通过研究与设计基于主客观因子结合、自诉客观因子与统计客观因子结合的快乐（幸福）指数量表，以便在具有良好信度、效度量表的基础上，通过大样板、规范化、系统化的国民快乐、幸福状况调查，来实现国民快乐（幸福）指数核算方法的稳定性与有效性，为显示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效果提供重要的评价依据，同时也为快乐经济学的发展提供实证支持。

　　快乐经济学的现实价值

　　首先，快乐经济学揭示了快乐幸福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的终极价值理念。相对于以GDP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而言，这一价值理念的转变非同小可，它是对人类行为最高价值与行为的终极准则的偏好明示，并与体验经济学（ExperienceE-conomics）的研究目标形成某种相互支持。包括最近国家统计局提出的核算国民幸福指数在内，快乐经济学研究的重大意义实际上不在于它的测度，而在于其价值观与方法论上向真理的极限逼近。国民幸福指数统计的开展与快乐经济学研究可促进和引发一场思想运动，从而在国民心中逐渐形成一种思想共识。

　　其次，快乐经济学提出了一系列与快乐相关的重要经济学概念与理论，如广义消费与广义财富论等。因为基于快乐的消费原理是指人类运用对象来满足自身需要的所有行为与过程，这便形成了快乐经济学的广义消费概念并用以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狭义消费概念。基于这一概念，如果用50个单位效用的环境福祉牺牲来增加30个单位效用的GDP，就是得不偿失的，因此，必须实行和谐生产与和谐发展的原则，幸福指数、绿色GDP核算等概念实际上均基于快乐与痛苦的核心原理。而人类追求快乐的自由实现与自由发展终将导致对制度自由的追求，共产主义成为必然的制度选择，对此著名学者黄有光教授与笔者均坚信共产主义理论，这也说明了快乐经济理论学者之间的某些一致性的观点。

　　第三，快乐经济学包含的快乐计量理论与实证方法研究，为我们发现人类快乐影响因子的权重序列，进而无论是为个人完善人生、还是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决策，提供最具价值的分析基础。这些影响因子包括从自我到宇宙的健康、亲情、经济状况、职业状况、社会状况、生态状况等。通过快乐调查，发现快乐影响因子的权重序列、结构及其演化，对于测度与追踪人民快乐、幸福程度变化，帮助开发促进提高人民幸福程度的政策，弥补GDP核算的不足，均意义重大。现成的例子是，极力倡导快乐原则、实行国民快乐总值（GNH，GrossNationalHappiness）核算的不丹，虽然其人均GDP仅800美元，但国民生活非常幸福。基于快乐经济学视野，一条通往快乐而又能够大大节约资源的和谐社会发展道路在我们面前瞬间便柳暗花明了，这是惟一科学的全球现代化发展之路，并使得以高能耗引起人口、资源、环境矛盾高度紧张的美国式异化的现代化模式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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