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的动态性与中国入世的政策导向－－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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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加入WTO的诸多对策，皆主张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以此为基础实现产业升级，最积极的思想不过“为国际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配件，或者从事其中手工装配那一部分”，至于发展独立的知识产权和战略产业，很少有人提倡。除去那些有意配合国际资本，误导中国战略发展的利益驱动和立场问题不谈，仅就认识偏差而言，有迷信“自由贸易”，厌恶国家保护，怀疑中国人的创新能力，脱离大国特征等一系列误区，而忽视“比较优势”的动态性，可能是理论误区之所在。本文从解释比较优势的动态性开始，论证中国产业的升级，不应仅仅利用现实比较优势，同时应该是国家有意识地支持企业，创造新的比较优势的过程。利用现实比较优势和创造新的比较优势的关系，不是前后顺序发展的关系，而是并行不悖，互相促进的关系。
    一． 比较优势的动态性

    国际贸易理论基础是“比较优势论”。
    人们普遍认为，居于经济学主流地位的“自由贸易”思想，是以静态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而主张国家保护的德国历史学派才主张“培养动态比较利益”。实际恰恰相反：比较优势或者比较利益，从来就是动态的，发展变化的，不存在什么“静态比较利益”。只不过在具体问题上，人们一般要从现实存在的比较优势出发，并且有意无意地，主动被动地，把它长期化，固定化而已。
    在亚当。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论”中，就承认比较利益的动态性。他把绝对优势分为两大类，第一是自然优势，第二是“获得性优势”，指工业发展所取得的经济条件，二者结合构成一个国家在生产和出口某种产品上具有的劳动生产力的绝对优势。获得性优势包括资本和技术因素的作用，因此绝对优势应该是动态的。（杨圣明等，1999）李加图的“相对比较优势论”证明了，生产力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可以根据相对优势进行交换，双方获利。
    H―O―S模型以资源禀赋理论为基础指出，一个国家应出口那些密集使用其丰富要素的产品，进口那些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通过国际自由贸易可以使生产要素得到有效配置，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可以促使“要素价格均等化”，并影响产业布局，这当然是动态变化的过程。
    里昂惕夫发现美国进口资本密集产品而出口劳动密集产品，与美国资本充裕而劳动稀缺的现实不符。对里昂惕夫悖论的解释是：美国熟练劳动比较充裕，所以出口大量熟练劳动型的产品，这可能是最初的“人力资本”概念，这就使比较优势更加显示其动态性----熟练劳动和人力资本，都是后天培养并可较快形成的。
    在微观理论方面体现比较优势动态性的，是产品寿命周期理论。处于创新期的新产品，实际上是知识技术密集型的；进入发展期即变成技术资本密集型；
    进入成熟期变成资本与熟练劳动密集型；进入衰退期基本成为成为一般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地也随着寿命周期变化而从技术创新的国家向其他国家转移，决定了国际贸易的走向。
    巴拉萨在1979年提出外贸优势转移假说，假设各国外贸结构和比较优势会随生产要素积累状况而迅速改变。他把世界分为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国家，中国印度东盟，等各个阶梯，比较优势可以逐级替代。他的动态产业升级国际分工模式与东亚地区的“雁形发展模式”相似，强调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化和某种生产要素快速积累之间的动态联系。
    但实证分析证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而难以升级。于是，争论就转到了：如果市场经济不能够自动促进比较优势升级，那么国家保护是否能够促进？或许，效果更坏？----这才是“经济自由主义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争论的焦点。
    比较利益理论的应用，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自由贸易论者主张以现存比较利益进行国际分工，代表的是发达国家，特别是处于世界经济领导地位的“霸主”的利益，他们有意识地淡化比较优势的动态性；保护主义者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特别是那些具有发展潜力和欲望的，处于赶超发达国家时期的，发展中大国的利益，所以强调比较优势的动态性，并且进一步主张国家保护幼稚工业，因为所谓“国际市场经济”，已经被发达国家控制而不利于新的参与者。发展中国家需要依靠国家力量，以关税或进口配额作为工业化起步的暂时措施；而依靠市场力量，则根本无法实现比较优势的升级。
    历史的进程和逻辑基本一致。
    历史上4个最大的市场经济国家，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开始工业化进程的，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以死刑禁止丝绸和纺织品的进口，美国在20 世纪20---40 年代，关税平均为40%，在1932----1933年甚至高达60%。日本战后的迅速复兴，是由于美国的优惠关税政策，美国允许日本的关税率在15%以上，而美国对日本的关税只有5%。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运用动态比较利益理论，提出“产业结构论”，主张国家扶植需求弹性高，能够促进社会生产率提高的产业，即重化工业，获得成功。旧中国工业发展不起来，除去日本侵略因素，主要就是帝国主义强迫中国把关税降低到5%，从而无法保护民族产业。
    战后初期，发展中国家盛行保护主义，70年代以后因为效果不佳，自由贸易理论占了绝对的优势。
    自由贸易理论的基本理论模型证明，自由贸易可以避免保护政策所带来的效率损失，消除生产和消费扭曲，并产生额外的收益。作为一个无法影响国外出口价格的小国，关税会扭曲生产者和消费者行为的经济动因，自由贸易可以消除扭曲并增加整个社会福利。据估计，贸易保护的成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如下：巴西9。5%（1966）， 菲律宾5。。2%（1978），美国0．26%（1983）。
    小国和发展中国家从自由贸易中获得额外的收益，第一是规模经济，阿根廷由于限制汽车进口，在1964年有13家汽车厂，生产16。6万辆汽车，而一个有效率的汽车厂年产量应该在8-----20万辆之间。第二是为企业家提供了更多的学习革新机会，发现出口机会。第三，非自由贸易的任何政策，最终都会被政治决策过程所扭曲，利益集团会控制政策，在有政治影响的部门中进行收入再分配。
    主张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根据是国内市场失灵论：生产者剩余不能正确衡量成本与收益，原因是国内市场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如结构性失业，资本不能向高回报部门迅速转移，新兴行业的技术外溢。次优理论认为，如果某一市场不能正常运转，那么ZF对其它市场的不干预政策不再是最优选择；如果某种产品的生产能产生除生产者剩余以外的边际社会收益，那么征收关税就能够使社会福利得到改善。真正需要保护的幼稚工业应该与一种具体的市场失灵相联系，这种市场失灵使得私有市场不能以应有的速度发展这一产业。有两种情况：
    1．不完全资本市场：发展中国家没有一整套金融机构，如有效率的银行和股票市场，使传统部门如农业的储蓄用于新成长部门，如制造业的投资，那么新工业部门的增长将会受到这些工业当前赢利能力的限制，最优政策是建立完善的资本市场，次优政策是以保护提高其利润，使这些工业更快成长。
    2．无偿占用：新产业的先驱者必须支付起步成本，并且创造出有形产品以外的无形利益，如知识和新市场，ZF应该补偿这部分无形贡献。
    自由贸易论者对于保护主义的批评是：
    第一，国内市场的失灵应该以国内政策来纠正问题产生的根源，对生产者的补贴比征收关税效果更好，间接的政策会导致社会其他部分行为的扭曲，使用贸易政策处理国内市场失灵只是次优，不是最优。
    第二，进口替代会恶化二元结构。在欠发达国家，资本密集，高工资的现代化部门，与非常贫穷的传统农业部门并存，称为“经济二元化”，这是市场失灵的表现。制造业每个工人的产值比其它部门高得多，商品价格比农产品高几倍，工资比农民多10倍，资本密集度比农业高得多，但是工业部门的资本回报率很低。如果经济能够把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可以增加产值，对制造业的关税保护可以从上述“工资差别论”中得到支持。1970年哈里斯和托达罗指出，制造业吸收一个农民，可能导致更多的农民离开农业，增加城市失业。自由贸易论进一步指出，制造业的高工资是进口替代下，免受外国竞争的工业中工会垄断造成的，自由贸易会降低工业工资，提高农业工资。
    第三，进口替代促使制造业资本密集度过高。汇率高估和进口设备低关税，鼓励国内企业使用进口投入品，浪费了外汇，提高了资本-产出比例。加上低利率，资本的成本大大低于其相对稀缺程度。在过量使用进口商品和资本时，就业的增加很少，劳动成本高昂，恶化了收入分配。
    第四，进口替代的宏观效果不好。国内生产增加不快，进口占GDP的比重没有下降，进口没有被“替代”，只是由消费品转移到中间产品，进口结构有了提高，经济对于世界市场的依赖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加强了。在出口和外汇储备下降时削减进口，过去是削减消费品，现在是削减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物，造成经济波动。高关税在减少进口的同时减少出口，通过保护进口替代工业，ZF把资源从现有或潜在的出口部门转移出来。高成本迫使ZF给予高额财政补贴，才能够出口。出口多样化与进口替代是不相容的。 出口收益的变动直接影响产出，就业与增长。进口替代还有限制后向联系的倾向，消费品工业建立后，就要谋求对自己使用的进口中间产品减少关税，抑制对后向工业的投资。进口商品越来越多，国内经济增长经常受到外汇缺口和进口的障碍而放慢。
    第五， 自由贸易论者进一步从政治决策过程批评保护主义，认为贸易政策政策常偏向于较小的，较集中的利益集团。奥尔森指出：代表团体利益的政治行为将有利于团体中所有成员，而不仅仅有利于实施这一行为的个人。政治中公共产品的特点，意外着在总体上损失巨大，但是任何个人损失都很小的政策不会受到有效的反对。集体行动的难题，只有在规模比较小的群体中（每个人能够从有利的政策中获取较大利益），和组织良好的集团中（组织的成员能够被动员去维护组织的利益），才能解决。用政治学的概念，就是某些团体的“利益密度”比较高。这些集团人数少，组织成本低，争取到利益后，每个人分到的份额大。在美国盛行公开的利益集团政治，大部分保护集中在农业和服装业，美国贸易限制每年给美国社会带来150亿美圆的成本，其中纺织和服装占100亿美圆。日本和欧洲对农业的高度保护，是因为农民人数少，组织良好。为了消除政治上的障碍，通过一系列ZF间国际谈判，把减少进口限制与促进出口联系起来，使不同的利益集团互相制约，促进了贸易自由化。如果一国ZF把别国的政策视为既定，它就一定会选择保护。这就是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各国ZF为了使自己的决策最优都会选择保护，但是如果不选择保护，它们的福利都会得到改善。贸易保护，武装冲突和军备竞赛都是相似的。应该保护的只能是新产业而不是任何产业，但是保护一旦实施就往往过多。在一些国家的实际保护程度，比关税要高得多，拉丁美洲国家的行政保护，相当于200% 的关税率，生产成本高于所替代产品3--4倍的企业，也能够生存。新产业的保护效果也不一定就好，因为既得利益集团会获得大部分利益，使幼稚工业难以成长，长期地依赖保护。
    第六，发展中国家在二战以后纷纷采取保护主义的进口替代战略。办法是：确认有巨大国内市场的进口产品，确保本国的技术条件或外国投资者可以生产它们，然后设立贸易壁垒，提高国内价格使投资者有利可图。消费品工业将首先成为投资目标。进口替代战略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确培养了一批产业，但是幼稚工业并没有成熟和发展起来，仍然缺乏国际竞争能力，甚至需要新的一轮引进和保护。说明保护主义理论的对于幼稚工业发展的期望过高了。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很小，达不到规模效益，也缺乏熟练劳动力和必要的社会条件。当出口导向型的“亚洲奇迹”出现以后，进口替代受到冷落，并演变成一种以较温和的，市场导向的结构政策推动，较少教条主义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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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比较优势 经济学 动态性 国际贸易理论 发展中国家 经济学 动态性

    自由贸易作为“主流经济学”的主导原则，在实践中依靠世界经济的“领导者”将其变成国际规则，依靠霸主地位推行，以GATT为框架，开展多轮多边贸易谈判。乌拉圭回合将自由贸易原则扩大到投资领域。发展到WTO，主要原则是：

    ------非歧视的，即一国不应在其贸易伙伴之间造成歧视，他们都被平等地给以“最惠国待遇”，一国也不应该在本国和外国的产品，服务或人员之间造成歧视，要给以他们“国民待遇”；
    ------更自由的，通过谈判使贸易壁垒不断减少；
    ------可预见的，外国公司，投资者和ZF应相信贸易壁垒（包括关税，非关税壁垒及其他措施）不会随意增加；在WTO中，越来越多的关税税率和市场开放承诺得到“约束”；
    ------更具竞争性，不鼓励“不公平的”做法，如出口补贴和为获得市场份额而以抵于成本的价格倾销产品；
    -----更有利于欠发达国家，给以他们更多的时间进行调整，更多的灵活性和特殊权利。
    WTO与GATT的主要区别是：
    ------GATT是临时性的，没有得到成员国立法机构的批准，没有建立组织的条款；
    -----WTO及其协议是永久性的，拥有“成员”，而WTO只有“缔约国”；
    -----GATT处理货物贸易，WTO还涉及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比WTO速度更快，更自动，作出的裁决不会受到阻挠。


    二．中国比较优势的变化


    分析加入WTO对中国产业的影响，实际是分析中国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我按照资源密集，劳动密集，劳动---资本密集，资本密集，资本---技术密集，技术密集，独立知识产权的顺序，一一解剖。

    1949---1978年中国的计划经济和高度保护主义，虽有布局错误，但完成了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历史任务。1949年中国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是1：9，到1978年达到7：3。中国拥有了原子弹，卫星和强大的机械加工工业，在1980年独立设计制造了150座的大型民航客机。这是以国家力量创造动态比较利益的结果，成功大于失误。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保护主义首先在理论上被自由贸易理论所代替，中国立足于市场经济，发挥现有比较优势并且有所升级，出口从1978年的95亿美圆增加到2000年的2500亿美圆，外贸占GNP 的比重，（外贸依存度）从10%提高到47%。两个时期都有自己特定的国内外环境，都有成功和失败，不能以一个否定另一个。但是不同时期的不同政策和战略，表现为互相对立的理论斗争，则是非常明显的。

    出口第一阶段是80 年代中期以前，资源密集型初级产品占出口50%，其中石油占25%。1992年出口1亿美圆以上的产品中，纯资源类农矿产品 28 种，资源密集型（行业物质消耗率70% ）产品20 种，共48种，占出口46%。劳动密集型特征（行业产值中活劳动消耗 8 % 以上）36种。中国出口资源本无比较利益，17大类出口产品中，只有石油，煤炭和建筑材料赢利。以后经济迅速发展，农矿产品和资源优势丧失殆尽，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资源进口国。

    第二阶段， 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出口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为主。机械和运输设备在出口中的比重，从1987年的4。4%，上升到1994年的18%。1989年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85。6%。外商直接投资带动加工贸易，是劳动密集产品，工业制成品出口，取代资源密集产品的决定性因素。

    第三阶段，1994年以后，工业制成品出口向深加工发展。技术和资本含量较高的机电产品成为第一大类，1995年出口435 亿美圆，1年增加37%，占出口的29。5%，超过了纺织品的25。5%。2000 年中国造船业总产值 300 亿元，成为出口支柱产业；机电产品计划出口可能1000 亿美圆，占出口40%。这说明，中国的比较优势，正在从劳动密集型向劳动―资本密集型发展。


    表 中国出口的比较优势转移情况

    农产品 矿产品 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制造业
    １９７８年
    商品比重（％） ３６? １７? ３１? １５? ４６?
    世界市场份额（％）０．５ ０．５ ２．２ ０．２ ０．６
    比较优势指数? ２  ０．７ ２．９４  ０．３２  ０．８
    １９８５
    商品比重 ２１．７ ２８．８ ３５．５ １２．９ ５０．４
    市场份额 ２。３ １ ５．２ ０．４ １．２
    比较优势指数 １．５ １．３ ３．３ ０．２６ ０．７８
    １９９０年
    商品比重 １２．４ ９．４  ５０．８ ２６．８ ８０．１
    市场份额 ２．４ １．６ １０．３ １．２ ２．８
    比较优势指数 ０．９３ ０．６  ４ ０．４７ １．０８
    １９９３年
    商品比重 ９．２ ４．７  ５６．８ ２８．８ ８７．９
    市场份额 ３ １．６ １７．４ ２．１ ４．８
    比较优势指数 ０．７１ ０．３８ ４．１３ ０．４９ １．１４

    注：比较优势指数，指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为中国出口商品比重与世界出口商品平均比重的比。
    资料来源：宋立刚《贸易自由化与商品结构变化》，中国人民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贸易体制改革与贸易自由化”第一次学术研讨会.


    以劳动换取资源和技术，为中国现实比较优势所决定，长期亦难以改变。中国粮食总产为10000亿斤，商品率35%，与美国双边协议进口的粮食，占中国商品粮的20%。中国小麦价格已高出国际市场价格16.57%,玉米高出38%,大米高出63.5%。进口粮食在所难免，这等于进口外国的土地，石油和水。每生产1吨粮食，要耗费1000吨水，节约资源对于中国是非常重要的。至于增加农民收入，不能依靠生产粮食，而应该通过农村城镇化等多种途径解决。当然中国有自己基本的粮食安全线，不能过多依赖进口。中国人是自己整治国土，还是依赖进口，这是长期的生存与竞争战略问题，是对ZF能力的根本考验。

三．劳动密集产业的升级与发展

    1．劳动密集型向劳动---资本密集型发展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是粗放型的，出口增长主要依赖低价格和数量推动，产品加工程度低，附加价值小，质量低，缺少名牌。人们担心工资成本提高，已不复存在。上千万城市工人下岗，上亿农村过剩人口的流动，经济不可避免的萧条，有力地降低了工资成本，1996年以后实际利率的逐年提高，正是反映了中国资本短缺，劳动力密集的现实。但是单位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即提高每个工人的产出---收入比，则需要强有力的设备投资和教育培训。如果中国的ZF和社会组织能够加强对众多过剩人口的教育培训，帮助提供就业机会，劳动密集优势还可以持续数十年。
    中国廉价劳动力与国内外资本结合，与国际资源和技术进行交换，将成为中国外贸的基本格局，跨国公司一大部分制造活动迁到中国来，将变成国际制造业最大基地。这种趋势如此之明显，以至于日本人写书声称：中国正在制造下一次亚洲金融危机，因为它将把邻国的制造业全部吸收。
    中国现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化背景下，面临严重挑战。劳动力竞争优势不仅是低工资，而且是与资本，技术和知识产权结合的程度。熟练劳动与资本配合，就成为劳动―资本密集型，这类产业应该成为中国比较优势升级的基础。
    中国的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关键生产环节技术落后，装备水平低。钢铁、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力、煤炭、建材、建筑业、公路水运、交通、铁道、船舶、机械、电子信息、轻工、纺织、医药等15个行业，普遍技术水平比国际落后5-10年，有的落后20-30年。
    在产业组织方面，企业小，形不成规模效益；自主研究开发能力差，技术水平低。在48种主要工业品中，低于国际价格的13种，高于国际价格的35种。有一半产品面临激烈冲击。
    如造纸业：中国年产5000吨以下小厂占83%，而发达国家造纸厂年产14万吨，世界平均6。8万吨。国内造纸企业每吨纸和纸板的综合能耗，1994年为1。94吨标准煤，水耗400立方米，比国际水平高出1倍。低档产品占70%，积压严重。高档铜板纸只占1%，1996年进口63万吨，高强瓦楞纸进口68万吨。
    纺织业是传统支柱产业，1995年76000个纺织企业，7400亿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13。6%，1/4出口；就业1470万，占全国工业从业人员14。5%。纺织业在原材料开发，产品生产和后整理，生产工艺和款式，处于国际中等水平。初加工能力过剩，企业间过度竞争，深加工，精加工能力不足；粗加工，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多，高附加值的最终产品少；出口产品以量取胜，出口数量世界第一，出口金额世界第四，年出口服装50亿件，价格只有法国的1/4。化纤品种比国际水平差10---15年，纺织机械更为落后，无梭织机占5。4%，1994年世界平均水平为27%，发达国家在90%以上。
    中国服装行业出口世界第一，利润不到2%，单件赢利不到4美圆，附加值为法国意大利的1/4，德国的1/2。70%出口服装没有自己品牌，缺乏知名度。优势是丝绸服装，出口2/3集中在美日欧，韩国香港。中国纺织服装业依靠进口棉花，棉布。高档面料和辅料60%进口。
    化工行业过去使用的原材料（原油，天然气，煤，盐等），价格很低，成品价格很高，形成高额垄断利润，掩盖了技术水平低和管理落后的问题。实际上化工产品价格已经远远高于国际价格。在与柯达，富士等跨国公司的激烈竞争中，中国民用感光材料企业非停即并，只有乐凯作为民族企业发展起来。在技术方面中外差距不大，主要是国民偏爱进口货的心理作怪。
    中国钢铁产量世界第一，只有15--20%设备属国际先进水平。板管带之比，发达国家为60%，我国为38%。中国合金钢比重只有6%，高附加值钢材为13%，发达国家为40%。关键高档品种有1/3---2/3需要进口。钢铁生产企业1996年787个，年产量在50万吨以上的只有42个，100万吨以上的24个，500万吨以上的4个。宝钢、鞍钢、首钢和武钢4大集团，销售额的总和只有新日铁的63%。加入WTO进口关税下降，我国建筑用钢材受冲击不大；高附加值产品及特殊钢材生产企业，如宝钢，武钢，太钢及特钢等，将受到冲击。
    可看出中国产业组织存在严重问题，企业规模太小需要兼并集中。相当部分现有产业将被跨国公司通过各种形式所整合，纳入其全球化生产体系。国有企业丧失了国家保护，比民营企业受冲击更大。企业破产兼并数量将大幅度增加，加剧国内通货紧缩。一部分青年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会找到高薪岗位，城市工人失业更加严重。ZF应通过规范市场，打击走私，减低税收，发展资本市场等措施，积极促进绝大部分企业加入市场化，国际化的竞争。对于传统产业的破产和老工人下岗，应加速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2．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发展
    有先进技术创新，有独立知识产权，主导行业技术标准，是企业核心竞争力所在。中国企业势所必争，绝不能够满足于为外国公司加工装配。
    如中国的医药行业，有企业5396家，4家特大企业是华北制药，东北制药，山东新华制药，哈尔滨医药。76%为中小企业，重复生产严重，有300家企业生产安乃进。产品有24大类，1300种化学原料，3500种制剂，多属普通医药，附加值低，科技管理水平低，科研人员只占卫生系统500万职工的0。5%。国际大型医药企业将年销售额的15%以上投入新药创新，在中国只占7%，在3000种医药产品中，90%仿制外国，每年30-40种。按照知识产权保护，仿制一种药品每年要支付4--10亿美圆。
    家用电器企业有2500个，生产能力严重过剩，1995年实际利用率58%，彩电，冰箱，洗衣机的城镇普及率为82%，农村普及率13%。1996年出口27。5亿美圆，已具备国际竞争能力。生产企业的技术主要是引进的，自主开发能力弱，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配套能力差，在国际化竞争中，要向精益生产转变。先进技术的挑战仍旧性命攸关：1997年4月，美国率先采用数字电视，中国已经建成的世界最大彩电生产能力，以及摄象，录象和录音设备的生产能力，能否顺利在零关税条件下转到数字轨道？就成为生死存亡的问题。
    烟草行业也面临品牌竞争。美国有烟草企业7家，其中3家占美国烟草的94%，生产集中度和集约化程度非常高。1996年菲利普卷烟年销售1782万箱，收入545亿美圆，名牌是“万宝路”，品牌价值446亿美圆。占有美国44%的市场。4大烟草公司已经把世界市场瓜分完毕。第五位是云南红塔集团年产量386万箱，237亿人民币。为加入国际竞争，必须扶植企业集团与国内名牌。但国内有180个烟厂，2000个牌子。专卖制度严格进行计划生产，为了平衡各省利益，完成各省税收基数，平均分配生产额度，对优秀大企业限制产量。
    中国汽车全行业生产能力240万辆，其中轿车80万辆。汽车产量为163万辆，其中轿车占30%，53万辆。1998年底中国汽车行业（含摩托车）目录有2426家企业，其中集体、私人、股份合作制企业占24.5%。汽车整车制造厂115家，车用发动机厂56家，汽车摩托车配件厂1628家。115家整车厂中，产销量大于10万辆企业只有7家。中国汽车企业开发费用不足销售额的2%，国际水平是10%。汽车每7--8年换一次车型，开发一个车型要10--20亿美圆，300---400万辆产品分摊投资，最小规模是年产整车40--60万辆，零部件100---200万辆。中国汽车工业和国际水平的差距还在加大，知识产权不在自己手里，相关工业也不行，钢材和相当设备需要进口，汽车工业一直没有具备自主开发能力，没有自己品牌。
    中国从一般劳动密集型升级，到熟练劳动，资本密集，到技术密集，继续发展比较优势，遇到国际资本的技术品牌垄断。中国对7个产业（程控交换机、数控机床、芯片、软件、钢铁工业、轿车）的技术创新战略研究，发现合资外方给我们的技术，是成熟期、开始衰退的技术。以市场换技术，根本不可能培养自主开发能力。
    技术优势是跨国公司扩张的基础，他们控制世界70%技术转让和80%新工艺技术，不断开发出具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创新性产品,成为提高竞争能力、争夺全球市场份额，最终获取高额垄断利润。
    中国扩大企业规模，发展独立知识产权，创造企业品牌，这些比较优势都不是企业自身力量能够形成的。必须破除对外资的依赖，以国家扶植民族产业的独立品牌。
    有人反对自主开发，理由是投资太大，不如合资。实际上中国在开发方面很有优势。蜂窝式移动电话，国外开发用8亿美元，中国7000万人民币。国外开发程控交换机用1亿美元，中国1000万人民币。长3 甲火箭开发费用为国外几十分之一。做雪莲牌羊绒衫需要的羊绒分梳机，中国开发费用是意大利的1/10。
    在高科技领域研制新产品的费用没有外国公司说得那么大。西方的研发费是多少美元，中国用多少人民币，是西方的1/8。 原因何在？人力资本费用低和后发优势。
    关键问题在于地方保护主义割裂全国市场和民族产业，中央ZF如果不能以中央权威打破地方政权的阻碍，允许先进企业跨地区兼并落后企业，那么，“全球化，市场化”的兼并就会发生：外国公司和国内一些企业联合起来，打垮国内的著名品牌。中国不应该反对国家保护，而应该反对地方保护；不应该反对民族产业，而应促进国家和民族有规模效益企业的形成，在每个骨干产业里都应该有一两个。

    四．以国家力量扶植战略产业。
    目前的“全球化理论”，把新经济和全球化的主体，片面归结到企业，特别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逻辑上消解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实际上，新经济和全球化的参与主体，不仅是企业与个人，更重要的是国家和民族，甚至是国家集团如欧洲联盟，国家联盟如各种自由贸易区。
    21世纪国际竞争的主体，是大国超级大产业竞争。大国在经济方面的竞争，主要是通过保护，支持和直接建立“超级产业”而进行的（赵英，2000）。
    超级产业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以其巨大规模，巨大投入，产生效果所需要的巨大空间（经济意义上的市场空间，自然地理意义上的空间）,带来的巨大利益，成为主要国家综合国力和战略能力主要来源与体现，成为进入大国俱乐部的门栏。超级产业是以国防产业为核心的：包括核，航空，航天，船舶，电子，常规武器等，不仅集中了最大量的高精尖技术，而且具有全球化的规模。
    只有大国才有条件发展超级产业。超级产业建立在科学技术突破性进展的基础上，研究费用极高，风险和收益都高。发展超级产业可以推动国家技术创新能力，这是国家的核心利益，需要巨额的社会先行资本。超级产业主要提供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政府是主要买主；美国政府支出占GNP的比重，已经达到三分之一。超级产业的进入门栏极高，能否发展取决于大国规模和其政府的能力；成长初期需要政府保护。21世纪,全世界只有10个左右的国家有能力发展超级产业。美国位居第一，还包括日本,俄罗斯,中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巴西和印度。
    中国航空工业的挫折，集中反映了在全球化竞争中遇到的关键问题。
    航空工业是高科技，战略性核心产业，涉及机械，仪表，电子，材料，冶金，化工和交通运输，在制造业中附加价值最高，按产品单位重量创造的价值计算，如果船舶为1，小汽车为9，彩电为50，电子计算机为300，喷气客机为800，航空发动机为1400。新战机的导航设备和软件已经占成本的50%。开发研究费用50亿美圆，用8---10年。现代航空制造业集材料、机械、发动机、空气动力、电子、武器各前沿技术之大成，包括超精密加工及特种工艺。下决心发展航空工业，等于动员全国工业技术精英，强制性提升本国工业制造水平。
    1997年底全世界有民用客机16553架，其中70%是喷气客机；到2017年喷气客机将增加到26198架，增加16000架，生产由波音和空中客车垄断。中国到2017年要购买民用客机1591架，总价值750亿美圆。中国早在1980年就试制成功了150座的Y―10，只比欧洲晚3年。但是Y―10在80年代初期由于政治原因，被迫下马。以后20年，面对美国的战略压力和策略，我国航空制造业遭受严重挫折。自己的问题是：决策层次太高，随政治多变，过分强调赚钱和对外合作，内部矛盾严重，丧失进取精神，不考虑长期利益，都不利于航空制造业的发展。
    买飞机还是造飞机？有人以为通过国际转包、合作，引进先进制造技术，这是幻想。为外国转包生产和自行设计独立知识产权，然后转包给外国生产，是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而不是同一种发展模式的前后两个阶段，前者不但不能自动发展到后者，而且可能长期被外国“锁定”在加工配件档次上许多年。中国可以参加国际飞机的转包生产，但主要力量一定要放在研制独立知识产权的大型飞机方面。标准和机型是自己的，某些造不出来的零件可以进口和转包。
    发展大型民航客机有重大国防意义。美国1958年试制成功波音707，是从军用飞机B―52发展而来，成为军用特种飞机的技术平台，如军事运输机、加油机、预警机、指挥机，电子侦察机，空中指挥机等。欧洲摆脱了自己的“三叉戟”体系，仿制波音，以4国联盟的力量，不惜25年巨额亏损，研制“空中客车”，终于与波音并驾齐驱，成为垄断国际航空工业的两大寡头。目前300座的空客已经上天，6年以后600座上天。
    中国应独立发展大型民航客机，是国防安全需要，提升工业科技整体技术水平需要。乡镇企业已能独立设计制造摩托车，需要提升技术档次，向制造汽车发展。技术和工业全面升级，依靠的就是国防和战略产业向国际最高水平努力。一方面给一般企业腾出空间，去生产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一方面通过公开招标，带动一般企业为战略产业加工配件。
    发展战略产业特别是航空工业，可以创造长期动态比较利益，真正带动国内需求。这类产业处于幼稚期，国家应以坚决意志和法律，长期坚持发展。这绝不是什么闭关锁国。学习考察，翻译资料，全球加工定货，都是对外开放。弱者要想战胜强者，就要敢于和善于打破强者的规矩。中国人不是没有与发达国家讨价还价的资本，未来的国内市场，加强国防和技术实力，都是我们的优势。
    以国家力量支持战略产业，培养动态比较利益，还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球接近饱和，中国有40%的储蓄率，每年40000亿人民币的巨大固定资产投资，如果继续向劳动密集型产业投入，全球马上过剩。中国2000年GNP为10000亿美圆，出口为2500亿美圆，出口依存度25%，今后假设GNP每年增加7%，出口依存度即使不再提高，每年也要增加200亿美圆的出口。这200亿美圆增量如果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将抢走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同时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上跌价。
    否定比较利益的动态性，片面主张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交换，在实践上危害极大，在理论上也是错误的。如果中国集中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如服装，出口美国，换取飞机和芯片，一旦中美断绝贸易关系，美国人将没有衣服穿，但是他们可以从墨西哥卖衣服。中国人没有飞机配件和芯片，又是什么结果？把过分竞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度垄断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放在一起讲“比较利益”，在理论上叫做“虚假前提”，非常荒谬。两种产业的动态价格曲线，类似于国内“工农业产品价格差”，农业的垄断程度没有工业高，所以总是跌价趋势，工业品是涨价趋势，或者降价的速度没有农产品快，因此，垄断程度低的产业总是处于相对不利地位。
    中国目前的产品国际交换格局，对培植动态比较优势不利。2000年出口退税达到800亿人民币，出口总额2500亿美圆，平均出口1美圆，补贴0。32元人民币。实际出口汇率应该是8。3+0。32==8．62元人民币。这种补贴虽然重点扶植加工产品出口，有促进出口升级的意义，但是基本思路是以劳动密集型为基础逐步升级的思路，不是直接扶植动态比较利益的思路。以如此大的代价支持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以出口所得外汇，购买波音和空中客车----这符合现实比较优势，但是不能创造未来的比较优势。
    即使从赚钱的角度考察，发展卫星和飞机，也未必就不如服装和玩具飞机。卫星已经使用于地质勘探，气象预报，地图测绘，军事情报，网络电讯各个方面，利润可观。从外贸对于国民经济拉动的综合经济效益来看，服装只能拉动一般劳动就业，拉动的纺织机械和面料，特别是原料，大部分都是进口的。而飞机所拉动一系列工业和科技部门：包括高精度铝合金，数控机床，电子遥控，计算机，高级空调等安全设备，武器装备，仪器仪表，发动机，液压系统，燃油系统等等。即使飞机最终难以完全成功，在试制过程中会全面拉动工业和科技的发展。与简单的来料加工装配，不可同日而语。
    总之，中国相对劣势的产业是：高技术，部分资本密集产品，如化工，航空航天产品，先进技术装备，特别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战略产业，必须作为长期动态比较利益培养，盲目迷信市场自由竞争，将永远是劣势。中国作为政治独立的世界大国，必须同时走两条道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将目前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利用国家力量支持大企业，长期扶植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战略产业，这是发展和创造动态比较优势的，两条并行不悖的道路。

    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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