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任职已超十年的周小川再次续任央行行长，这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意味深长。 周小川2002年以来的十年任期中，在包括分管金融的副总理在内的多位中央领导直接支持下，中国金融体制和机构改革有诸多历史性突破和结构性变化，比如国有商业银行股改上市、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启动等。与此同时，国内经济在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物价水平相对稳定。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周小川的观察和应对，更为其在海内外赢得了广泛声誉，中国央行的国际影响力随之上升。
一位与周小川共事多年的金融决策部门官员表示，周小川在思考经济金融问题时颇具宏观系统性视野，而他本人又是市场经济坚定的奉行者。
在此次“两会”之前，海内外对于周小川留任央行行长一职亦多有预期。一个重要的例证是，在美国、欧洲等许多发达经济体，央行行长的任职并不必然随政府换届而变动，比如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从1987年任职至2005年，历经四位美国总统，任职长达18年。
另外的分析则涉及上届政府中几位副总理的分工。原来分管金融的副总理王岐山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出任中纪委书记，不再分管金融工作。若在具体货币政策执行上处于关键位置的央行行长一职同时换人，将不利于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金融体制改革规划。
“两率”改革挑战
随着新一届政府完成换届，中国经济改革将迎来新的挑战。许多人相信，在经历了逾30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金融改革将与整体经济体制改革一起，在未来几年迎来攻坚战。
在一系列金融改革清单中，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最为关键。“两率”改革既是金融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体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目前，相关改革仍在进行中。
利率、汇率是资金的价格，而资金又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长期以来，由于资金价格信号功能的减损，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滞后、内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进展缓慢。与此同时，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则受到了长期真实负利率的“盘剥”。
因此许多人预计，推进包括“两率”改革在内的一系列要素价格改革，将是新政府一整套改革措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央行有望承担更直接的责任和更重要职责。
周小川任职央行十年中，在国务院的领导下，于2005年推动了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经过此后几年的平稳推进，目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水平已经基本接近均衡。2012年，央行又通过扩大存贷款基本利率的浮动区间，“踢出”了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第一脚”。
事实上，改革的阻力始终存在。利率市场化触及了银行系固有利益，汇率改革在出口部门反弹重重。另外，对未知风险的担心，也是改革的羁绊。这些问题，不仅靠央行就可以解决。
但经济发展和增长挑战已对相关的体制机制改革形成了倒逼机制。以利率市场化为例，尽管央行尚未最终放开存款利率上限，但市场上以理财产品为代表的高收益的存款代替物已经十分普及。
这就要求央行行长妥善应对，在与既得利益者沟通时审慎而具有协调智慧，在回应改革需求时又能积极而迅速跟进。
在协助国务院分管领导进行具体金融体制改革设计和重要货币政策决策执行方面，周小川无疑是极合适的人选。一位资深金融专家认为，周小川的特质在于其考虑问题时不局限于眼前利益和部门利益，而是从经济长远发展角度来审视当前决策。
在新一届政府上台伊始，作为要素价格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续深化“两率”改革的时间窗口已经具备。《财经》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在周小川新一届央行行长任内，在国务院新的领导支持下，其已推出的改革会沿原有路径继续推进，同时呈现提速之势。
2013年3月18日，央行副行长刘士余在北京表示，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将在未来十年完成。“如果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不发生类似本轮金融危机的逆转，未来十年肯定在自觉和不自觉的发展当中，完成这两项改革。”
货币“堰塞湖”威胁
如果说“两率”市场化改革是增量问题，可以为未来中国带来改革红利的话，那么维持币值稳定、应对通货膨胀，则是为了解决“四万亿”留下的存量问题。
尽管周小川任上已经在完善流动性对冲机制上创新良多，但市场依然担心，接近100万亿元的M2余额会给中国金融带来潜在的风险。
对此，周小川在“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从GDP增速角度衡量，中国广义货币的供给和实体经济对货币的需求基本上是保持平衡的。他说，“2012年，我国名义GDP是2002年的4.5倍，M2余额是2002年的5倍，M2增长速度也大体符合上述规律。”
周小川曾表示，中国渐进式改革推进的内在基本逻辑是从微观经营机制改革入手，通过逐步增强微观主体自主决策和配置资源的能力，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微观经营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也必然要求宏观调控机制进行调整。这种逻辑反映在货币政策方面，就是对间接调控机制和价格型调控手段的运用逐步加强。
争取中国话语权
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上升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其他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影响。这种矛盾在近期西方主要经济体推行竞争性量化宽松政策，发展中国家面临资本流入的风险时更加凸显。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需要有一位能够在世界舞台上发出声音的央行行长。
最近十年来，周小川始终是国际金融监管领域一位积极的参与者。他多基于中国央行立场，从维护国家利益的角度来阐释观点，他在国际上提到的看法有很多来自中国金融改革的实践，不少已经被国际同行证明是稳妥可行，这亦令他颇受国际同行的尊敬。
一位央行内部人士曾表示，在最近G20（“二十国集团”）和FSB（“金融稳定理事会”）相关会议上，国际金融界认为，中国在宏观审慎监管方面走在世界前列，而G20应对危机的很多方案也来自于中国央行的智慧。
在2009年4月G20伦敦峰会之前，国际上曾有一种将金融危机归罪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高储蓄率的舆论。这种观点认为，中国长期的经常和资本账户盈余使得大量外汇储备回流美国金融市场，压低了美国的长期利率，并导致美联储货币政策失灵和资产泡沫加剧。
为准备伦敦峰会，周小川曾在2009年3月下旬通过央行网站就国际货币体系、储蓄率、宏观和微观顺周期性以及国际金融监管体系问题发表了四篇文章，引起了海内外强烈反响。
周小川认为，亚洲等国家高储蓄率与IMF对亚洲金融风波救助安排有关，缺乏有效救助机制的事实，导致了亚洲国家对外汇储备的积累，与此同时，亚洲储蓄率的上升和美国储蓄率的下降并不是同步发生的。
更进一步，周小川指出，这种资本流动与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有关，并由此提出了应该考虑发挥特别提款权（SDR）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的观点。
这种观点的提出，既缓解了中国在外交上的压力，也引发了金融界对于国际货币体系问题的深入思考。对于正在全球崛起的中国经济和人民币而言，争取话语主动权并释疑解惑，无疑是一个关乎国家利益的重要策略和关键行动。
在国际金融和财经媒体眼里，周小川亦享有盛誉。2012年，《欧洲货币》将周小川评为2011年度全球最佳央行行长，称其为中国应对金融危机做出了重要贡献。
资料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