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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之手下的高效 在中国，有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向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有的人认为，中国模式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政府管市场，比完全自由市场更有效率；相反的观点则认为，中国的成功恰恰是从僵化的计划体制向更具活力、创新、灵活的市场机制转换的结果。这种争论在本次博鳌亚洲论坛上再次成为焦点。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在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中国政府的迅速反应和果断介入成为中国经济率先触底回升的关键因素。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时的高效率调控只是中国政府调控经济的案例之一，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与会的不少专家和政府官员认为，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政府“有形之手”有助于纠正的市场的自发性、滞后性和盲目性，为经济前行把握方向。同样，“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府效率在基础设施建设、重大民生项目投资等拉动经济增长、制定制度规则上无疑具有天然的优势。
“政府完全不管经济显然是不行的，”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朱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每一次金融危机或是经济泡沫破灭之后，都会引发人们的思考，市场是有很多局限与边界的，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政府显然应该扮演相应的角色。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时间定格在2012年5月27日，国家发改委正式核准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动工建设，湛江市长王中丙在国家发改委门前湛江市长亲吻发改委钢铁项目的批件以示庆祝。地方政府要项目、中央政府批项目，如此精确、微观的经济干预形式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虽然市场不是万能的，但政府对经济的调控显然也有其无法回避的局限性。“政府面临的很大挑战就是信息的不对称”，朱宁表示，政府很难了解每一个企业或者个人具体的追求和要求是什么，正是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崩溃。
回顾亚洲各国经济发展路径不难发现，东亚率先崛起的经济体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大多都有政府强力干预和导向的特色。而这种“东亚模式”在今天则又大多显露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发展逻辑。
战后日本通过社会整合和家长式管理，高效分配国家资源，让日本经济迅速腾飞，一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韩国政府强力推动下的“出口主导型”经济战略，让韩国在短时间内一跃成为中等发达国家。而如今，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全都陷入了徘徊不前、持续动力不足的尴尬。
春华资本董事长、著名经济学家胡祖六认为，实践证明，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客观上只会加大经济周期上下波动的幅度。尽管宏观调控是政府很重要的功能，但其实现仍应该通过间接的市场化方式来进行。
在中国，政府主导下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产能过剩、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问题越来越严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症结。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和干预方式到了该反思和调整的时候。
“政府不应该随意的去干预市场。”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坐在办公室里的政府官员，怎么可能比企业家更加知道哪个产业该发展，哪个产业不该发展？未来的产业本来就具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该如何选择、如何发展，需要哪些真正的由企业家素质的人来判断。”
“把政府错装的手还给市场 “政府调控市场的边界究竟在哪，这一直是江湖与庙堂进行博弈的焦点。”海航集团董事长陈峰认为，对于这个问题，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就是看具体情况下的运用。
刚刚在全国两会上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明确透露出新一届政府在简政放权上的指向。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用“把政府错装的手还给市场”这样形象的比喻表达了简政放权的决心。
在本次博鳌论坛的民营企业家圆桌会议上，更多的民营企业代表希望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主张政府只起辅助性作用。认为政府应偏重于宏观管理、市场规则的制定、市场秩序的规范、社会诚信的建立，而市场则在制度下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
“我要为中央简政放权的政策鼓与呼。”胡祖六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政府对市场控制力全球罕见，其集中表现就是各部门审批环节复杂，程序漫长，不确定性高，“跑各种批文，是导致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胡祖六认为，中央提出简政放权，与改革开放是相辅相成的，少一些行政审批，把自主权放给企业，才能激发出中国巨大的创新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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