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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究竟谁该为大学教授的学术研究买单？
2013年03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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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无意间为学术研究所支付的费用是否真的物有所值？前路博迈公司（Neuberger Berman）董事长、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并且时常在沃顿商学院进行演讲的拉里·齐克林（Larry Zicklin）对此持否定观点。在本篇个人专栏评论中，他指出如果教师承担更多的教学任务，同时减少研究工作，那么大学在提供高等教育时就可以降低成本。唯一受到影响的就是一连串的研究论文，而在他看来，那些论文并无太大意义。齐克林预测在线教育和其他自由市场力量将很可能扭转这种让人忧心的情况。他同时也提出学生们在学费的开支上应该有发言权。
以下为专栏评论：
在阅读学术文献时，常常到第三段时我就迷失在定量分析的泥潭之中。那些分析不仅仅超出了我个人的理想能力，几乎我遇到的每位商业人士也都无法读懂。在我看来，作者们花费太多时间来进行研究，并在论文中加以阐述，而那些文章只有他们的同事们可以读得懂，可惜他们又没有时间来进行真正的教学工作。因此他们的学生在付出学费后得到的回报越来越少，这对于高等教育来说必将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正如有人说身处北极时每个方向都是向下。而我凑巧认为美国的大学体系现在也正处于北极之端，四周地势陡峭。有没有解决方法？也许是时候给我们的顾客，也就是我们的学生一个机会，让他们去选择自己的钱究竟要花在什么地方，或许学术研究并非他们的选择。不管怎样，自由市场的价值正是我们所传授的内容之一。
让我来举例说明出错的程度究竟有多么严重。多年前，一位受人敬重的教师从一家著名的商学院辞职了。他当时在该校负责进行了大量的金融研究。他的辞职让学校深感忧心，原因在于他的学术成果与学校不再有关联，学校的管理层担心学校的排名因而会受到影响。不过尽管他是该校最为成功的学者，但他的授课内容与他的研究毫无关联。那么他的研究实用性究竟有多大？我在金融领域浸淫50年，但他最近的文章让我是一头雾水。我将他的文章给众多商界同事看，他们也是摸不着头脑。如果我们都无法理解他的文章，那这些文章究竟是针对哪些人呢？我的回答就是：学者界是写给彼此看的，不是写给他们的学生，也肯定不是写给商界高管们的，后者感兴趣的是可能派得上用场的实用性思想。
再举一个例子。另一所大学的一位教师告诉我，和她合作著书的人责怪她写书拖延。她试图解释称自己之所以会有点晚，原因在于教学任务比较繁重。“你在开玩笑吧？”合著者说，“你怎么可能在承担那么多教学任务的同时还完成你的工作？”换而言之，教学并不是她的工作，研究和写作才是。
成本增加，债务加重
我们常常被提醒说大学教育的成本在增加，学生们为获得学位所承受的债务也在加重。据《高等教育纪事》（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的数据，每年大约有2000万人进入大学就学，其中1200万人会通过贷款来帮助自己支付学费。现在，有3700万人尚未偿还自己的学生贷款，其总额达到了近1万亿美元。据美联储的资料显示，在这些尚未偿还学生贷款的人中，880万人已经年过50，还有220万人已经是花甲之年。你能想象在自己50或60多岁时仍然欠着学生贷款的滋味吗？
关于学生需要多少贷款来支付学费的问题，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理查德·维德（Richard Vedder）表示，在2010至2011和2011至2012这两个学年期间，进入四年制公立大学的学生所支付的学费相比前12个月分别增长了7.9%和8.3%，其增幅至少是同期通货膨胀率的2倍。
这种情况不会持续。目前，来自政府资助、个人捐款、基金会拨款和富有的家长们的资金不及最近一段时间那么充足。最终（我相信很快）将会出现拐点，大学将会出现管理费用过高、学生数量过少和庞大的预算赤字等问题。排名前50左右的学校可能暂时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但当紧缩压力加大时，即使他们也难以逃脱。切记在2007年时，没有人预见到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花旗集团（Citigroup）和美国国际集团（AIG）会遭遇金融海啸，并且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要求政府的援助。列车失事的经过就好像是电影中的一组慢镜头，而我相信我们也正在走向这种问题累积效应。
教师投入到学术研究中的时间有怎样的一笔经济账呢？大学学费及效率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llege Affordability and Productivity）对奥斯汀市德州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的成本进行了初步分析，分析显示教学任务最重的20%的教师承担了57%的学分教学任务，他们占到了教师成本的28%，也就是每位所教学生每年为此支付了662美元。剩下的4/5的教师中，有80%承担了学校43%的教学任务，所占成本为72%，平均到每位学生也就是2142美元。效率最低的20%的教师仅仅只承担了2%的学分教学，但占到了总教师成本的9%，或者说平均到每位学生是3794美元。一般来说，效率最高的20%的教师每年要教318名学生，而效率最低的80%的老师每年只教大约63人。
这个研究得出一项结论，即如果教学任务最轻的80%的老师所教的学生数达到教学任务最重的20%的老师的学生数量的一半，所节约的成本就可以让学费减半。如果这些数据被证实是正确的，将不会被立法机构、捐赠者和家长们所忽视。
除了卫生保健行业之外，学术界是少有几个能够在经济气候低迷期间依然保持较高定价力的行业之一，而且它也充分发挥了这种力量。高等教育也是少有几个在经济环境动荡期间生产力都未能得到改善的行业之一。但那种情况将发生改变。正如我们对学生所说的，自由市场有时发挥影响力的速度比较缓慢，但终将发挥作用，即使在学术界也是如此。
毫无疑问科技改变已经开始，远程教学和在线学习的市场份额正在急速上涨。据史隆联盟（Sloan Consortium）2012年的一份报告称，2011年秋季的学期里，有超过670万名学生至少参加了一项在线课程，相比前一年度增长了57万人。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的学生中32%的人现在至少参加了一项在线课程。而事实上目前仅仅只有2.6%的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网上公开课（MOOC），另有9.4%的高等教育机构正在网上公开课的筹备阶段。有关在线教育的质量存在众多的争议，但同时也有证据显示，学生们对在线教育感到满意，而且通过在线教育所学到的东西同通过教授当面授课一样的多。
在线学习
我仍然喜欢教授站在课堂上对20至30位学生授课的方式，但那种情况正在逐日发生改变。目前，助教和研究生都在讲授以前是由全职教授们主讲的课程。在线学习可以让才华最为出众的教授们充分发挥作用，同时成本大幅降低。这显然是个庞大的新市场，包括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在内的顶级大学都开始在这个市场中进行角逐。长远来看，传统的学校将不得不削减成本，以满足竞争的需要，并且适应新的金融情况。谁知道，也许得克萨斯州佩里（Rick Perry）州长——他并不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谈到得克萨斯州的大学教育需要1万美元时是正确的。
各个大学在努力应对竞争，学术研究的成本肯定也因此会得到密切的关注。不管学生们愿意与否，学术研究的成本被包括在学费中，但这些成本并没有被分列出来。不过《福布斯》2009年的一篇文章解释了究竟有多少学费被用于研究。该杂志引用沃顿商学院劳德学院（Lauder Institute）院长的话，称“如果将教学时间的成本、研究助理和行政管理人员的成本、制作和购买数据的成本、调查的成本和发表文章的相关费用等加起来，你会发现我们总预算的1/3到1/2被直接投入到了研究活动上。”
1/3到1/2！谁在负责所有这些开支？谁做出了那个决定？这是这些资金最佳的使用方式吗？学生们在这么一大块学费的支出对象上是否有发言权？
也许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是否每所大学都要被迫进行研究？不管怎样，只有部分医院是研究型的医院。那为什么每个全职教师或终身教师都不得不进行研究，以获得晋升或终身职位呢？如果有些相当杰出的教师不善于进行研究，那又会怎样？我们是否探讨过教学人才和研究人才给教育系统的发展所创造的价值有几许？我有一个朋友是一所常青藤联盟学校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负责决定教师的晋升和终身职位。他有次告诉我说，晋升和终身职位都取决于三项内容：学术成果、工作质量和教学能力。他表示打分时学术成果占到了约99%，剩余的1%则在其余两项中划分。
在我们当前所处的阶段，各所学校都想在排名中位列第一梯队，好像人人都真正地懂得每所学校之间的差异所在。但《美国新闻》（U.S. News）和《商业周刊》（Businessweek）对学校的排名日渐成为了对校长们的衡量标准。学生们想毕业于这些“精英的”著名院校，而教授们也喜欢在那里进行教学的光环。评估教师工作质量的主要标准之一就是各位教师所发表的研究数量，而且所遵循的原则就是越多越好。对研究价值的更好的一种评估方法就是看该研究是否中肯、是否具有深刻的见解，以及那些需要该研究的人是否能够加以理解使用。研究是用于课堂，从而对学生们有益吗？最多产的研究人员是否教学质量也更高？鉴于最多产的研究人员并没有将教学放在首位，去承担大量的教学工作，因而那个问题从未得到过证实，也并不重要。
如果对商业主题的学术研究如此重要，那人们就必须思考为什么商界并不愿意去花钱进行学术研究。为什么相对于大量产出的研究成果而言，企业拨款金额那么少？如果学者们能够帮助企业在经济上创造优势，那么依照这个逻辑，企业不也会愿意为这些学者们提供资金吗？当有同事就这个问题提出质疑时，我不得不承认布莱克——斯克尔斯期权定价模式的确是学术研究的成功。但那已经差不多是40年以前的事情了。自那之后又已经出现了成千上万的论文，而其中多数的商业应用价值很少，或者是为零。
我不是说学术研究就应该中断。相反，套用经济学家亚瑟·奥肯（Arthur Okun）的话，我建议研究应该有一席之地，但也必须固守在这个范围之内。现在正是对该主题进行全面探讨的时候，包括要思考一个提议，即部分学校同部分医院一样应该被归类于研究型机构，而其他学校不属于该类。那些不应该被归于研究型的学校也不能就被视作无法为学生提供一流的教育。我不认为每家公立学校都一定要去仿效那些拥有数亿美元捐赠的私立学校。
1975年，华尔街的公司终止了固定佣金率，将他们的产品和服务打包，让他们的顾客选择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并且就他们愿意支付的价格进行商谈。同样，学校也可以将他们所提供的服务打包，让学生来选择他们想要购买哪些服务，是选择课堂授课还是在线课程，但不会是那些他们永远都无法受益的研究论文。众多事情超出了一些学校的能力范围，而且即使他们将自己有限的资源放在教学上，也不应该就此被评级机构看低。让我们不要忘记教育是大学存在的理由，而并非研究。
压力日增，科技在发展，我们应该在海啸到来之前就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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